我小时候家里穷,姊妹多,瘦的皮包骨头,往那一躺前胸贴着后背,琵琶一般的肋骨清晰可见、根根可数,高考体检体重不够,负责体检的老师好心“送”了我4斤,体重才勉强凑足一百斤。以致于二十年后的郑闯一想起体检的那天心头还酸酸的,感慨于体检老师的好心,感慨于日子的艰难。
我老家当别人家生了孩子,添了人口,亲友以及同村人都要去庆贺一番,俗称“吃喜面”。临别时三五个红鸡蛋是少不了的,似乎也只有红鸡蛋。一次,妈妈吃喜面回来,我们兄弟三人每个人的手上都多了个香喷喷的红鸡蛋,小弟拿着鸡蛋往泥墙上一磕,一把将蛋壳掀去,往嘴里一塞,整个往肚子里吞,可怜的鸡蛋卡在小弟贪婪的喉咙上下不得,直卡的弟弟白眼珠直翻,身体渐渐软了下去,爸爸从后背用力一拍,弟弟才“哇”的咳了几咳,将鸡蛋咳了出来。小弟小时候真的什么都吃,吃过一分硬币,也吃过牙膏头。关于吃,我也好不到哪里去。
那一年,我八岁,小弟六岁,正是长身体,需要营养的年龄。
我小时候钓过泥鳅,抓过黄鳝,逮过老鳖,下河摸过鱼,还抓过蛇;高中、大学时,骑着大“永久”,托着小木箱卖过棒冰,干过瓦匠活。最难忘的是一个雨天,放学回家的路上。其时,油菜已砍,春水正旺,田边小水沟里两条硕大的鲶鱼正兴致勃勃地游来游去,初上小学的我费了好一番力气才将它们抓住。那天,一身泥巴、浑身湿透的我一手提着一条鲶鱼,一路拖到家,第一次走出六亲不认的步伐。那鱼,没舍得吃,妈妈拿到街上卖了两块钱。至今,我还记得那鱼雪白的肚皮,漂亮的胡须,阔大的嘴巴。
我家地多,十几亩地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东一块西一块地散在乡村的各个角落;南瓜、山芋、绿豆、花生、黄瓜、棉花、稻麦等都有各自的安身之所。这么多地,似乎不缺吃的,似乎又极缺吃的,我的肚子从早到晚总是咕咕叫,怎么也填不饱。开春了,沟渠边、塘埂上拔毛线(茅针),折野蔷薇的嫩枝,剥开皮,满口甘脆;盛夏,骄阳烘烤大地,孩子们踩着滚烫的土地,踮着脚尖一路跑着,跳着,穿梭于棉花地、南瓜田里,搜寻着马泡、香果(灯笼果)、黑老鸹(龙葵)的身影;待到鸡头(芡实)叶铺满池塘,红花害羞的躲起来以后,饱满的芡实披着尖刺,挺着长矛如哨兵一般立在水中,孩子们可不怕,只要有吃的,被扎几下,出点血并没什么,父母们也从不心疼;秋来,甘蔗一样的甜大稍,始终萦绕在孩子的心头,有事没事总要往地头跑,今天看看长高了没有,明天看看长粗了没有。我的左手背上至今还留有一条两三厘米的刀疤,那是哥哥用镰刀砍的。兄弟俩都看中了那棵最高、最粗的甜大稍,都想第一个砍倒它。每次看见这疤痕,我仿佛就像看到了我的童年,看见了姊妹四人在烈日下行走,在暴雨下抓鱼,顶着风,踩着雪的情景;就放佛看见饭锅上的烟雾缭绕,看见小妹踩着板凳擀面条的模样,看见小弟油灯下作业的样子,看见大哥提着鞋,赤着脚,踩着霜上学的样子;还有干瘪瘦弱的自己在桥上,在河边玩泥巴的模样。
冬天,实在没什么好吃的,我们就吃冰凌,吃雪花,冰冰凉凉的,像棒冰,又一点也不像棒冰。整整一个冬天,毛线、香果这些美味都扑进大地母亲的怀抱,能吃的只有山芋。爸爸在院子北面靠墙根的一棵春树旁挖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地窖用来储藏山芋。妈妈则将大门口南面厨房平日堆草的地方清理干净,垫上厚厚的一层稻壳,一个个圆滚滚的山芋就你挤着我,我挨着你,挤油一般簇拥在一方小小地天地里,一层稻草便是山芋一冬的棉被。
当冰凌在阳光下发出白光,大地皱成一团,冰厚到可以奔跑的时候,我就会拿出几个山芋扔进灶膛里,将山芋埋进火红的岩浆一样的柴火里。饭后,从柴火堆里刨出黑煤球一样的山芋,剥开黑乎乎的山芋皮,露出的是冒着热气的金黄的散发着诱人香气的山芋心,那一刻我的眼里就只有山芋,恨不得连皮一起吃下去。
漫长的冬天,山芋既是一家人的早饭,也是一家人的晚饭。一口大铁锅,放满水,放满山芋,山芋并不削皮,也不切块,一个个整个的放进锅里,有时放一点米,有时什么也不放,人吃不完的,就用来喂猪。
就这样吃过冬,吃过春,山芋的藤蔓爬满我的童年,我青春的气息里尽是山芋青涩的味道,以致于后来的三十几年,只要一看见山芋我就远远地躲开,我怕看见山芋的样子,怕闻见山芋的味道,山芋藤上有我饥肠辘辘的童年,也有我光着脚丫奔跑的痕迹。
早晚山芋,中午一碗米饭搭一碟咸菜,就是我的一日三餐。一小瓶盐水瓶装的菜籽油能吃上一个月,爸爸还老是说妈妈油放多了,一向疼爱孩子的妈妈却从未因此和爸爸争过,吵过。七零后们常提的喷香的酱油拌饭,我连一次也没吃过,我们家连一瓶酱油也没买过。
我九岁读一年级,“电灯、电视”像天上的月亮一样美好而遥不可及,嚼着“毛线”穿着破烂的我就是敲破脑袋也无法体会“茅针香软渐包茸”的诗情。
寒冬中,几个毛笔头一般大小的小人挂着书包,东倒西歪地在白茫茫地大地上一会直行,一会蜿蜒迂回,走在田埂上,走在水塘边,从别人家的屋檐下穿过,从那棵鹊声喳喳的老槐树下穿过,在乡村的原野上撒下一行行或深或浅、歪歪扭扭的脚印,画出一幅幅或浓或淡的小水墨画,画出各自苦涩的童年,既丈量出炊烟的温度,铃声的宽度,也丈量出脚下山水的厚度。
我老家过中秋节玩火把、吃柿子和月饼是必备的。玩火把是孩子们的最爱。这一天孩子们会早早地用笔直干透的大麻杆做火把,火把中间塞满稻草,火把外面则是铺排整齐的大麻杆。中秋是一年中最忙的时节,割稻子,摘棉花,收花生,挖山芋,种麦子,点油菜都在中秋前后。中秋虽是传统佳节,但那年月饥肠辘辘的大人和孩子还在为温饱而累死累活,我的父母常常是天还没亮就出门到地里去了,我和大哥放学后也有各自的活要干,将鹅赶到河边去放,将牛牵到河边去放,就连六岁的小弟也是有活要干的。大人们不管多忙,都会烧几个菜,再准备一瓶果子露,夜里一家人在豆黄的灯光下有说,有笑。
饭后,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拿出心心念念的火把,挥舞着火把,跑呀,喊呀,笑呀,原野里尽是一盏盏游动的明灯,有的远,有的近,有的明,有的暗,像繁星,分不清天上地下。玩累了,几个孩子便将未烧完的火把堆成一堆,从谁家地里扒几个山芋扔进火堆,再随手摘几个棉铃胡乱地在眼睛上揉一揉。我老家的习俗是这一天孩子用棉铃揉揉眼睛,便不会得红眼病。因为夜已深,加上火也不旺,山芋往往都是半生不熟的,但孩子们吃的依然很开心。有时,还会从谁家地里随手拔一颗花生,也不洗,连着花生秧,边走边剥着吃。回到家灯下一看,手是黑的,嘴是黑的,衣服上、头发上尽是棉花叶、稻草叶,尽管灰头土脸的,但大人并不骂。
这些过往的点点滴滴是春天的花朵,绽放在我心头;是深秋鹅黄的银杏,斑斓着我的记忆,让我眺望远方的同时,不忘回过头来看看来时的路,那里有我的童年,有我走过的足迹,有我亲吻过的土地。
前些日子,我驱车两百余公里只为见一位阔别二十余年的高中挚友,两个人三个菜一瓶酒,菜是好菜,酒是好酒,自带茶具,促膝畅谈。临别,同学送我一袋山芋。
山芋,红皮黄心,盛在碗里特别好看,我一口气吃了两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