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微的木头

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像一截古旧的木头，干瘪，苍老。沟壑纵横的额头是这截木头的年轮，刻画着他所经历的风雨；拱桥般隆起的后背，如同他一生的命运，尘埃般卑微。

父亲生于一九四五年春天，是个蒙生。也就是说，他还在祖母的肚子里，祖父就已过世。

母亲告诉我，听村里人讲，祖父是在逃难到村东时，被清乡队里骑洋马挎洋枪的洋鬼子追上刺死的，扔进了旁边的一眼枯井里。

兵荒马乱的年代，人还不如草芥，活着尚且不易，哪里还谈得上尊严。

父亲在不安宁的环境里长到十岁，祖母因病去世。父亲的一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已各自成家，他只好寄居在大伯家里。十一岁，父亲辍学回家，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挖沟、割草、种地……样样农活跟着干；回到家里，挑水、拾柴，扫院落……从不闲着。因父亲天生木讷，不善言辞，被大伯母送给了一个绰号——“木头”，这个称谓，伴随了父亲的大半生。

贫苦的日子里，亲情也会变得格外淡漠。

那时的大伯家，已有两个堂姐一个堂哥三个孩子，原本就很窘迫的家里，又多出了父亲这张嘴，他的处境可想而知。村里人不止一次看见，大伯提着一根棍子，追的父亲满村跑。

父亲说，到了十九岁时，大伯家再也容不下他，他只好报名参军去了部队，成了一名海军战士。只有初小文化的父亲，听不懂那些有关舰艇的知识，掌握不了舰艇相关技术，只好被安排在连队后勤喂猪。靠着农村人的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勤劳善良，他不仅在部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两次被授予“五好战士”荣誉称号。

身为知青的母亲能够嫁给父亲，一是听从了城里老街坊我的姑母介绍，心疼父亲身世可怜，敬佩父亲为人憨厚正直；二是相中了父亲的军人身份，期盼着有一天能够跟随父亲离开农村，重返城里。

　  四年的部队生活，让父亲开阔了眼界，打开了思路。“日子总会好起来”，是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复原回家后，父亲担任了村里的生产队长。他把全部心思用在了生产队的工作上，每天早出晚归，下定决心要带领全队社员过上好日子。父亲的努力和付出，并没有让生活发生太大变化，生产队里出工不出力的“大锅饭”现状，不是父亲凭一己之力所能改变的。我们几个儿女的陆续降生，让家里的生活越发捉襟见肘。缺衣少穿，成了生活里的常态。

改革开放之初，生活开始好转，吃穿终于不再发愁，缺钱的状况却没有多大改变。为了供养我们几个孩子上学，父亲收过鸡鸭，卖过水果，做过建筑队里的小工，下过小煤窑……

记得一个冰天雪地的寒冬午后，父亲走村串户收完鸡鸭回到家里，手脚和耳朵全部冻伤失去知觉。母亲舀上一盆冷水，让父亲泡手脚，治疗耳朵冻伤的药物却只有碘酒。母亲找出一片新棉花，撕下一小块，蘸上碘酒，小心翼翼地涂抹在父亲耳朵上。令人恐怖的两只深紫色耳朵，像两块烧红的烙铁，深深地烙在我心上。 “千万不要用手摸耳朵，它会掉下来”，母亲的话语惊雷一般震的我浑身战栗，尚不知事的幼小年纪，我便洞悉了生活的残酷。

只要能够赚钱养家，多苦多累，父亲都会去干。他一直坚信，“日子总会好起来”。

 　 在父亲的托举下，我们几个儿女陆续长大，像离巢的燕子，先后飞出农村，飞进城里。已经老去的父母，也追随我们搬进了楼房。日子如父亲坚信的那样，“好起来”了。

　  最近几年，母亲的身体大不如前。脑血栓、糖尿病、高血压、脑萎缩等七八种慢性病，严重侵害了她的健康。母亲已不认识自己的儿女，不知道天气冷暖，经常大小便失禁，早已过了古稀之年的父亲，为了让我们安心工作，主动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洗衣，买菜，做饭，喂药……照顾好母亲，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父亲一生，没有做出过什么“惊天伟业”。老去的父亲越发像一块“木头”，渺小，卑微，不引人注目。但是，我知道，他用他全部的光和热，照亮了儿女前行的道路，温暖了儿女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