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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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根有着非常深的眷念。《胡子知言·好恶》中说，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穷。文化有魂，民族有根。树高千尺，落叶归根。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向哪里去？面对这个高深莫测的哲学命题，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仁人志士，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
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自己将要往哪里去，但我知道，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从红土地上来，从横断山脉的高山大川中来，从攀西高原的绿水青山中来，从金沙江水的热烈奔放中来。我的根，在农村。
横断山脉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通常为四川、云南两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南北走向山脉的总称，是中国最长、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向山系群体，由七座南北走向的高大山脉组成，从东至西分别是岷山、邛崃山、大雪山、沙鲁里山、芒康山、他念他翁山、伯舒拉岭-高黎贡山，山脉横断东西。其间又夹有六条江河，自东向西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横断山区群峰林立，湖泊星罗棋布，一众名山扎堆于此，也成为整个中国景观密度最高的区域。
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我的家乡会理，就在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中。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要走出横断山，突破横断山的束缚，非常的不容易。
一直以来，人们通常认为，黄河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在160多万年前的山西芮城西候度人类活动遗址中，人们找到了被火烧过的动物化石和鹿角化石，在10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类遗址中，人们找到了多处碳末堆积。从那以后，蓝田人、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都在黄河的臂湾里繁衍生息。直到6000年前，黄土地上出现了以半坡文明为代表的母系氏族文化。
之后，华夏文明经历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轩辕氏），以及后来的尧、舜、禹等时代。
2017年秋，我到了山西、陕西，游览了平遥古城、榆次古城、王家大院、乔家大院。站在华山之巅，我南眺秦岭，秦岭缥缈；北瞰黄河,黄河依稀。兵马俑游客如织，秦始皇却孤独的躺在骊山脚下。缓歌谩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唐明皇的盛世繁华还在华清池的水里流淌。江南的才子山东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导游告诉我，陕西有十大怪：面条像裤带、锅盔像锅盖、油泼辣子一道菜、碗盆难分开、手帕头上戴、房子半边盖、姑娘不对外、不坐椅蹲起来、睡觉枕石块、秦腔不唱吼起来。
但这些，似乎离我都很远。对于在长江流域长大的孩子，我们对黄河流域的民族风情，好奇而又陌生。
而长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170万年前，能够造工具和使用火的元谋原人，在金沙江畔的云南元谋一带，捕猎野猪、山羊、鹿等野兽。1959年初春嘉兴南湖乡发现的马家浜遗址，距今约7000年。1973年到1978年间浙江余姚市挖掘发现的河姆渡遗址，距今约3000-5000年，当时，河姆渡人已经开始大量种植水稻。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等中国各大古代文明长期相互影响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文明。
水，是生命之源。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从水系上讲，我们属于金沙江水系。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东段，因江中沙土呈黄色得名。金沙江穿行于川、藏、滇三省区之间，其间有最大支流雅砻江汇入，至四川宜宾纳岷江始名长江，全长3481千米。
但是，很少有人说，金沙江是我们的母亲河。因为金沙江奔流在金沙江大峡谷之中。金沙江大峡谷是横断山区最长最深的大峡谷之一，它横穿攀西高原，把攀西大地宽厚的胸膛硬生生撕开一道巨大的裂痕。这道裂痕虽然不宽，却异常的深。有的地方，峡谷高差达1500-2000米。攀西地区地形地貌是高原山地，平均海拔1750-1850米。而金沙江江面平均海拔只有950-1050米。金沙江，在我们赖以生存的红土地下800米的地方流淌。川流不息的金沙江水，无法浇灌攀西高原上深情的红土地。
金沙江大峡谷立体气候特征明显，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金沙江两岸因为气候炎热，蒸发量大，只能生长稀疏耐干旱的小桐子等低矮灌木，以及黄茅草、白茅草等植物。
奔腾不息的金沙江形成了独特的金沙江干热河谷气候。金沙江河谷地区气候炎热，光照充足，长年无霜，农作物一年三熟，是攀西高原物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但我家，既没有在金沙江河谷之中，也没有在金沙江大峡谷两岸的高山上。我们喝不到金沙江的水，吹不到金沙江河谷的风，感受不到金沙江河谷的热浪。
会理位于攀西高原腹心地带，而攀西高原，又是云贵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家离金沙江只有几十里的路程，却是高原气候。
云贵高原位于中国西南部，为中国四大高原之一，包括云南省东部，贵州全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和四川、湖北、湖南等省边境，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属亚热带湿润区，为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差别显著。云贵高原是中国森林植被类型最为丰富的区域，动植物资源丰富，是古人类起源与扩散的重要地区，历史上存在着夜郎、南诏、大理国等地方民族政权，创造了灿烂的西南民族文化。会理，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古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统称为夷族。《说文》里说，“夷，平也。到了清代，“夷”字被延伸为“野蛮不化”的意识，称外国人为“夷人”，我们也被汉族称为“倮倮”或者“蛮子”，解放后，毛主席为我们改名为“彝族”，寓意有吃有穿。
但似乎我的祖先，又不是本地人。在我的老家，堂屋的神龛上面，要用红纸写“家神”，以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家神”中间从上而上写的是“天地君亲师位”六个大字，后来觉得皇帝都退位几十年了，世间再没有“君主”了，于是就把“君”字改为“国”字，变成“天地国亲师位”，表达敬天法祖、孝亲顺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的价值观念取向。“家神”横眉多会写“慎终追远”和“祖德流芳”等字，右首写上“文昌天子”或“九天东厨司命”等字，而在左首写“某氏祖先”。我家神族谱上，写明的祖籍是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据说是湖广填四川时，从遥远的江苏迁移至此。此说历史久远，无从考证。但南京应天府离我和我的父辈们毕竟太遥远、太陌生。站在中山陵的石阶上，满眼是苍黄的梧桐树，秦淮河浆声不再，夫子庙流光溢彩，此情此景，无论如何都无法与纵横蜿蜒、红土黄砂的攀西高原联系起来。
因此，我坚定地认为，我是本地人，是横断山的雄浑壮丽养育了我，是攀西高原的红土黄砂壤养育了我，是金沙江的热烈奔放养育了我，是苍翠的云南松、沉重的磁铁矿、金黄的苞谷饭、甜脆的白苕养育了我，是父亲固执、母亲的坚强、父老乡亲的宽厚仁慈养育了我。
倚着上海外滩的栏杆，远眺繁华兴盛的陆家嘴，黄浦江上渡轮来来往往。天府广场、总府路、春熙路上，高楼大厦交相辉映。西湖断桥，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苏东坡的诗情画意、苏小小的万种风情、白素贞坚贞不屈，只能用寂寞宁静的内心，从历史长河中努力找寻。
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外公外婆，一直到死，都没有离开过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离开过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家乡。他们不知道，金沙江出了鱼鲊渡后，最终流向了哪里。他们认为，龙肘山、小凉山和大凉山，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他们不知道，小凉山和大凉山之外，是怎样艰难的世界。他们的固步自封，是历史的选择，是时代的必然，也是生活的无奈。因为出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站在白家坟湾湾我父亲的坟前，我低头沉思，在记忆碎成无数的小片，象深冬的麻栎树的落叶，不由自主的飘荡。爷爷奶奶的音容笑貌，父亲的关爱叮嘱，家乡的乡土乡情，正一点一滴地，慢慢离我而去，我却不甘心，竭尽全力要把他们统统留住。
二、好个竹子箐，水冷石头硬
我的家乡在四川省西南部的凉山州会理县黎溪区关河乡红花村三组，小地名叫竹子箐。文革后期，我在这里出生。
会理县位于凉山州南部，是一座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古代为邛都国地，秦灭蜀后，会理置县，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相如开灵关道，通西南夷，建会无县，属越嶲郡，是会理有文字记载的建制之始。
会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曾先后为郡、府、路、卫、州的领地，蜀月滇风的文化交融，积淀了多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会理古城始建于元末明初，清雍正十二年，在城中心十字大街修建钟鼓楼，至乾隆时续修完，成为会理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形成穿城三里三，围城九里九，以南北中轴线为主的四街三关二十三巷的棋盘式格局。大量的明清建筑、寺庙、会馆、民居古宅四合院，老城的北城门、钟鼓楼、城南白塔山文塔，成为会理悠久历史文化的标志。
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会理、凤山营、小关河、黎溪洲、松平关、姜驿，然后过金沙江到云南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
小关河，跟接壤的凤山营、黎溪洲一道，同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会理是石榴大县，截止2020年，全县已建成石榴产业基地40万亩，石榴果品产量70万吨，14亿斤，能为全国同胞每人提供1斤石榴。实现综合产值50亿元。会理最好的石榴，就产在小关河的菜籽园村。
民国时期，关河乡开明乡绅周路九，就带领人民办学校，修公路，种石榴，开煤矿，炼铜炼铁。关河的经济社会，得以快速发展。小关河解放之前，周路九跑路到了台湾。
民国时期，西南地区土匪活动频繁。刚刚解放之初，小关河还发生了土匪暴乱。据老人们说，暴乱的一小股土匪攻占了乡公所，打死打伤了几个解放军。政府从县城调来了部队，好不容易才消灭了土匪，平息了叛乱，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
也就在那个时候，菜籽园村的石榴，因果大味甜，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1966年，关河公社将上品单果，重达1公斤以上的菜籽园石榴寄送给毛泽东主席，中央办公厅收到石榴后，给关河乡寄来了收据和折算的石榴价款。
小关河在文革时期，改名叫和平公社，很显然，是要体现最彻底的革命意志。文革结束后，和平公社又更名为关河乡，是当时会理县所属50个乡镇之一。那时会理的县和乡之间还有一个行政层级“区”，会理辖六区一镇，关河乡就属于“六区”之一的黎溪区所辖的12个乡镇之一。2016年，全县“六区”撤了，所以黎溪区就没了。2017年，乡镇也进行了撤并，关河乡升级为关河镇，原辖9个村，现又从中厂乡划过来3个村。我老家所在的那个村，文革结束后由“二大队”更名为红花村，就是争先进、受表彰、戴大红花的意思。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在云贵高原的绿水青山中，小地名称之为箐的地方很多。箐，字意指山间的大竹林，泛指树木丛生的山谷。竹子箐就是的我出生地，属于红花村三组。“好个竹子箐，水冷石头硬，去时骑白马，回来拄拐棍。”这是当地很早以前流传的四句关于竹子箐的调侃谚语。
竹子箐虽然山青水秀，并没有太多的竹子，准确地说，是没有几丛像样的竹林。比起蜀南如诗如画的竹海，比起雅安漫山遍野的竹林，比起云甸乡那些用来造草纸的竹丛，竹子箐说起来确实有些名不符实。我家有一丛竹子，平时砍来编篮子和撮箕。我外公家也有一丛竹子，平时也砍来编篮子和撮箕。古代的文人雅仕，无不喜爱竹子坚韧不拔、奋发向上、虚心谦逊、高风亮节的品质。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我是不大喜欢竹子这种植物的，新抽的竹笋上有一种笋毛，一不小心就会扎在手上。笋壳脱落时，笋毛又会在空中飘飞。村民通常把竹子种在自家房前屋后，或者是种在沟箐边土壤较为潮湿的地方。竹子对于农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植物，因为许多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如簸箕、筲箕、撮箕、大箩、背篮、提篮、提箩、竹筐、篾帽等，都是由竹子编制而成。村民的生活，离不开竹子。
而对跟我差不多一样大的小双元、小长宝、小毛党等小孩子来说，不喜欢薄皮的茨竹，只喜欢语录墙那里的那一沟青翠的牢竹。因为牢竹皮厚、结实，竹尖可以用来做纸炮枪，在枪管尖上装上纸或者是棠梨刺果，再在枪管后面装上纸或者是棠梨刺果，然后用后塞棍用力向前推，利用压缩空气，把纸或者是棠梨刺果推送出去打人。
竹子箐三面环山，山高坡陡，植被茂盛，裸露的岩石不多，也不是特别坚硬。境内只有长山沟、木家沟、小箐沟、滑石板沟、马桑沟、绿房沟等几条溪流，下大雨时溪水才会涨起来，水流归红石井河，最后流入城河，在新安乡注入金沙江。在上世纪60年代，村民构筑了三个小水库：长山沟水库、木家沟水库、马定岩子水库，村民称之为水库，其实是小坝溏，加之泥沙淤积严重，现在每个小水库只有几百立方的容量，根本无法满足生产生活需要。
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父亲是农民，我母亲是农民，我曾经也是农民，我从小跟随我的父母，种地、找柴、割草、放牛、养猪、喂鸡。我象那个年代的许多孩子一样，通过学习改变了命运，从此跳出农门，端上了所谓的“铁饭碗”。
从竹子箐走出来已经30多年了，这个小村落目前还有四十多户居民，依然种地为生，他们虽然早早脱离了贫困，但生活依然还不富足，他们春种秋收，还在土地上耕耘。
三、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土地，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是农耕文化的载体，是农业和农村的根基，唯有土地与明天是永恒的！土地是保障，土地是希望。五千年来，勤劳勇敢、淳朴善良的中国农民的命运，紧紧唯系在这广袤的黄土黑砂之中，生于斯、长于斯，活于斯、葬于斯。农民的喜怒哀乐都融在土地里，农民的汗水、泪水，都流在土地里。农民的一生，是与土地抗争的一生。
说起土地，我们总是想起松嫩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的一望无垠、无边无际的黑土地，这些地方土肥泥厚，耕作层深，有水源保障，可以大规模、机械化耕作。
攀西高原分布着广袤的红壤土，艳阳之下，赤色大地与郁郁葱葱山林植被相映成趣。红壤土是我国水热条件好而又面积大的重要的土壤资源，其主要特征是缺乏碱金属和碱土金属而富含铁﹑铝氧化物，呈酸性红色，不仅能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而且是亚热带经济林木、油料、茶叶、果树的重要产地。
我们常常被元阳梯田的美丽陶醉，被东川的红土地的景致震憾。因为我们不是农民，我们看到的只是风景，是表象。而在川西高原的农民的眼里，这种风景没有现实意义，城里人眼中如诗如画的壮美梯田，其实耕作、管理、收割非常不方便，地窄埂长，用牛耕作农具通过不了；收获时，打谷机也无法通过。而耀眼的红土地，地力非常贫瘠，严重缺水，不论种玉米，还是小麦，产量都不高。
会理地处四川西南面，连接云贵高原。县境内金沙江流长约113公里，大多在深山峡谷之中，两岸山高壁峭，水深流急，暗礁险藏。金沙江是会理同云南省的分界河道，由于地势低下，目前尚难利用于农业灌溉，但蕴藏着极丰富的水能资源。会理的土壤特点为土薄坡度大、低产土壤多，土壤化学性质和养分状况变幅大，差异显著。红壤主要分布在红旗、鹿厂、黎溪、通安、益门等区的盆地、浅山、中山及坝地边沿缓坡地带。小关河的土地大部分是红壤土。
竹子箐的水田不多，包产到户时人平0.5亩左右，是小块的梯田，分布在山沟里，东西均被高山遮挡，光照不足。旱地以红壤土为主，人平0.8亩左右，东一块、西一块，连不成片，土里混有许多小的石块，土壤板结，呈酸性，透气性差，地势不平，肥瘦不均。
我会记事的时候，农村已经在邓小平的号召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集体土地分给每家每户自己耕种。我家4个人，有2亩田、4亩地，我没有赶上忍饥挨饿的时代，但外公外婆、父亲母亲的讲诉，让我对贫穷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三年自然灾害、人民公社食堂化的时候，是农村大地生活非常悲惨的时候。母亲告诉我，食堂化的时候，她八九岁，每天分配二两粮，根本吃不饱，对童年最深的印象就是饥饿，她到田里拾麦穗，到晒坝里捡躲在秸杆里的四季豆，到地埂上捡蓖麻，一粒一粒地捡回家来，外婆蒸了给她吃，蓖麻吃了能抵挡暂时的饥饿，但会让使人头昏脑胀，跑肚拉稀。饿得不行了，母亲还吃过观音土，就是一种白色的粘土。母亲说观音土虽然没有营养，但吃起来有点香甜，但吃多了肚子胀，不敢多吃，吃多了怕撑死。
蓖麻我是知道的，蓖麻籽比蚕豆小一点，花纹很特别，含油量很高，我们通常剥去蓖麻籽的硬皮，把里面相对柔软的果肉用竹签串起来，晚上点灯照明。观音土我却没有见过，但白色的粘土，农村人经常用来糊墙，后来也用来烧瓷砖。
父亲则反复给我讲他的父亲，也就是我老爹的故事。食堂化的时候，父亲家坐在红石井大石板，兄弟四人，吃不饱饭，饿得头昏眼花，那年夏天，我老爹在山上锄地，发现一只手掌大小的癞蛤蟆，肉都都的。癞蛤蟆我们这里叫癞疙宝，体表有许多疙瘩，内有毒腺，是一种非常让人害怕和讨厌的两栖动物，几乎所有的农村人，都不喜欢癞蛤蟆。但饥饿战胜了恐惧，我老爹把大癞蛤蟆捉回家，收拾干净，用稀泥土包裹好，放在火塘里烤熟，就象现在“叫花鸡”的那种做法，然后把四条腿分给四个孩子吃，自己吃大癞蛤蟆的头。两个时辰后，我父亲他们四兄弟平安无事，我老爹却中毒死了，死时才40多岁。父亲在我奶奶的抚养下长大成人，后来到竹子箐我母亲家，做了上门女婿。
食堂化过后，竹子箐人的生活慢慢地有所改善，但每家每户每年的粮食还是不够吃的。邻近我们的普隆乡、新安乡地处城河流域下段，我们习惯称之为老河边，老河边海拔低，光热资源富贵，可以一年三熟，有富余的粮食，我们也有亲戚在老河边，因此队里就组织村民到老河边借粮。老河边的人非常慷慨、仗义，毫不吝啬地借粮给我们。但我们要背粮食回家，要走40里山路。来年打了新谷，有了新米，又要背40里地，把粮食送到老河边去归还人家。
1981年包产到户时，我外公是队长，他是忠诚的毛泽东思想拥护者。外公的母亲早年生活在大黑依，后远嫁云南，生了外公俩兄弟，在外公俩兄弟很小的时候就不幸病故了，是外公的舅舅用箩筐把外公俩兄弟从云南挑回来，抚养长大。
外公说把国家的土地分给私人，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他认为包产到户就是一阵风，用不了一年，土地又得收归集体。那时的田分为有水源保障的清水田，和没水源保障的雷响田；地按肥力分为一级二级三级。我家已经从外公家分家出来，单独盖房子居住。我父亲知道这次分田分地的重要性，一步不离的跟着分田小组的人，争吵了一天，终于分到了有水源保障的清水田，地也分在我家房子周围，耕种方便。而我外公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别人认完了他才去认，结果分到的田基本上是雷响田，要下大雨拦山洪水才能插秧，地也是二级三级的瘦地，田地都“不出实”，产量低、收益少。
最近这几年经济比较萧条，加上电子商务的突飞猛进，很多实体店经营举步维艰，但似乎，餐饮业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成都的小龙坎异常火爆，我们排了两小时的队才吃上。西昌的烤鱼和醉虾吸引着八方来客，邛海湿地公园开始收门票了。会理的原生态黑山羊肉，越来越受欢迎了，经营羊肉的餐馆越来越多，生意非常火爆。亲戚、朋友、同事婚丧嫁娶、生日乔迁的酒宴，一桌通常要上13至15个菜。我自己请客人吃饭，菜上少了也会觉得没面子。其实吃下去的少，浪费了的多。我有段时间血脂太高，控制不住时，我都准备吃素了。但在八十年代初，吃饭是全国农村面临的首要问题。要生存，要活命，首先得解决吃饭问题，不然会被饿死。
我对土地最早、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最初是关于老干饭(红苕)的,竹子箐人为什么把红苕叫做老干饭，不得而知，当时村里种的苕有红苕和白苕，主要用苕藤来喂猪。清明过后，山上的松树、杉树、麻栎树抽出了新叶，我和小长宝、小双元等小伙伴们从6里外的学校放学回来，肚子早已经饿的咕咕乱叫，而母亲还在山上挖地，家里冷锅冷灶。我们一回到村子里，就跑到尚未翻耕的红土地里，找寻发芽的红苕。上一年的苕地秋收后，难免有极少数未挖尽的苕留在地里，来年春天，就会发芽。好不容易找到一丛红嫩的芽，我就用手去刨，手刨不出来的，就找一截树枝来撬。撬出来的苕略略擦去泥巴，放在嘴里，一口咬下去，清爽脆甜。
对于包产到户后的农村和农民来说，首先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要解决吃饭的问题，就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栖。就得脸朝黄土背朝天，用勤劳的双手，向红土、黄土、黑土讨生活。竹子箐人的一生，同样是与土地抗争的一生。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外公外婆、我父亲和母亲，对粮食的尊重是一致的：绝不允许糟蹋粮食！十滴汗一粒粮，这是农民的根本道德底线。我和我弟弟吃饭时，碗里不会剩一粒米。掉在桌子上的米粒，我们也要捡起来吃。
包产到户后，再没人管出工、收工、记工分了，勤劳人家先致富，向阳花木早逢春。我们一大家子分为了四家，大舅、二舅、二嬢和我家。一切都得靠自己，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生活不养懒汉。
忙种节到了，我二舅老爹主持村民在社房里开了会，马定岩子的水库开始放水，清水哗哗哗地流到还看得到白花花麦茬的田里，这时男人们肩上扛着犁，手里牵着牛，从家里出来，赶到田里，立即驾上耕牛犁田，若不及时翻犁，将干硬的田土搅拌出泥浆，形成保护，水就会顺着裂缝四处浸灌，会把四五米高的田硬浸垮掉。
于是，从大膀子、小膀子，到蛮子沟、顺河田，到黄家田，田野间忽然热闹起来，男人们使牛的吆喝声此起彼伏。通过牛绳，牛绳的一端拴在牛最怕疼的鼻子上，另一端绾在使牛人的手中。使牛离不开鞭。牛鞭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鞭把，一部分是鞭绳。鞭把尺长，鞭绳丈余。鞭绳前粗后细，根部粗若一握，鞭梢却细似纳鞋的麻绳，长鞭于头上空一绕，然后逆向猛地回旋，鞭啪地炸响，号子也随之响起：踩沟踩沟，哇站，转、转……人打牛，牛打田坎，庄稼老汉吆喝牛的声音响起来：得瘟病呢、滚岩子呢……有曲有调，高亢，激越，调域宽广，音色宏亮，尾音悠扬。男人大声骂牛，牛儿们便在命令、激励和督促的声乐里，转过身来，拉紧牛绳，挺腰向前。也有倔强任性的牛着了皮鞭，拉着犁狂奔几步，在田里溅起一片水花。
犁完了田，还得糊田埂，梯田窄小狭长，糊田埂很花时间，不糊，装不了水，珍贵的水就浸走了，重要的是，糊田埂也是技术活，大舅二舅糊得又快又平，九岁的我却糊不好。糊好了田埂，男人们又从家里抬来耙，驾上牛，把已经装满水的田土耙平，把浸水的田土进一步耙细。对于牛来说，耙田比犁田轻松，所以拉耙的牛走得很快，有的甚至可以跑起来，站耙的人要有很好的平衡，还要用钩子钩住耙索，不然就会滑倒装耙，耙前耙后装有许多尖锐的铁耙齿，人倒在里面，非常危险。
所以犁牛打耙，都是男人活。对农耕文明来说，牛很重要。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没有牛，你犁不了田耙不了田，犁田和耙田都是重活，人力无法代替畜力。人也很重要，没有男人，女人干不了犁牛打耙的粗重活。即便出于种种原因，干了做了，老一辈也会说：女人犁牛打耙，伤风败俗，来年会大旱的。正因为如此，农村想生男孩的愿望非常强烈，不单单是为了传宗接代，种庄稼少了男人真的是不行。
夏至到忙种前后，竹子箐，小关河，会理县，乃至整个川西高原的水田里，一派繁忙的春耕景象，生机勃勃，一条一条的牛，拉着沉重的犁和耙，在田里奔走，皮鞭在温暖湿润的空气中挥舞着，水哗啦哗啦流淌着。一个一个的男人，驾驭着牛，叫着喊着骂着走着，泥水浸湿了他的衣服和裤子。一块块耙平的水田象一面大镜子，反衬着明亮的光芒。女人们从早晨开始，已经在秧田里拨秧了，她们通常是一群人，有老有少，有说有笑，拨好的秧捆成一个一个的，挑到耙平的水田埂上，一个一个地甩到田里，然后女人们挽起裤脚，下到田里，排成一排，开始栽秧，她们的右手飞快地从左手里分秧，飞快地插到田里，嘴里摆着家长里短，笑声一直传到很远很远。三五天的忙碌之后，原来荒芜干燥的田里一片青绿，水波荡漾，蛙声四起。再过几天，秧苗抽芽转绿，露珠凝结在绿油油的苗尖上，成林成片，封住水面，举目四望，如茵如毡，如诗如画，沁人心脾。
对于我家来说，农耕的两大难题，我家都遇上了。起初我家刚从老宅子里分家出来，没有耕牛。马定岩子的水库开始放水，我家却不能全身心投入到自家的春耕生产里去，因为没有耕牛。父亲此时扛起锄头，帮亲戚家糊田埂，母亲则是早早起床，帮兄弟姐妹家拨秧、栽秧。同样的做着农活，心里却异常沉重。水哗哗流着，流着流着就没了，看看别人家的田都栽完了，自家的田还是干干的，孤孤单单在哪里。一直要到别人家的田犁完耙完，父亲才能开口跟亲戚家借耕牛来犁耙自己家的田。求人是很难的事，此时牛也累了，主人心疼，想让它歇一歇，有的因平时邻里关系，不愿意借，有的担心牛借给你被你打伤。面对各种冷眼，但必须得开口，因为一家人得吃饭。终于借来了牛，犁完耙完，栽了完了秧，父母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来。对于雷响田，放不到马定岩子水库的水，只能等天下暴雨。暴雨往往都是在夜晚才来，电闪雷鸣，父亲母亲赶紧披上蓑衣或油布，戴上斗笠，打着电筒或是提着马灯，扛上锄头，冒着倾盆大雨，把山洪引到田里去。
父母深刻感受到了没有耕牛的艰辛，她们节衣缩食，争气赌气地买了耕牛。没过两年，父亲又因严重的风湿病病倒了。有了耕牛，没有男人，艰难依然困扰着这个不幸的家庭。母亲异常的坚强起来。她亲自糊田埂，她糊得比许多男人还好。她不辞辛苦地跟别家人换工，她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独自披上蓑衣，戴上斗笠，提着马灯，扛上锄头，冒着倾盆大雨，把山洪引到田里去。
父亲四个兄弟，母亲四个弟妹，他们都没把我们当外人，竭尽所能帮我们渡过难关。看到母亲把水拦进田了，大舅默默地过来，扛起犁，架起牛，给我家做田。我小叔也时常从红石井过来，帮我家犁地。
田里种水稻，台北八号、小白谷之类品种。地里种苞谷，秋收后田地里都种小麦。在没有化肥的年代，田地里的产量都不高。村民每家每户的院坝心里，必定用来沤农家肥，包谷、小麦桔杆抱到院坝心里喂牛，牛吃剩下的，和着牛粪、猪粪、污水，最后堆沤成一大池子黑色的农家肥，春耕时再把这些农家肥担运到田地里，作为庄稼生长的肥料。在化肥大量使用之前，不论是水田还是旱地，产量都非常低。到化肥大量使用时候，总产量才有是稳步提升。所以，家村还要积肥，稻杆、苞谷杆、麦杆不论多远都要背回家来，一是喂牛，牛吃剩下的就作为肥料。还要专门的割草，冬天山上的茅草干了，割了用背架子背回来，沤成肥料。我上小学和中学时，经常割草，夏天割地埂上的青草来喂牛，同时又要割田埂上的草。田埂上的草如果不及时割除，老鼠就会在草丛的掩护下在田埂上打洞筑巢，生养后代，对稻谷的危害非常大。冬天则去三泵站、豹子林等山上割茅草。割好茅草要捆在背架子上，背回家来。因为太小，没经验，总是不能很好地把茅草捆在背架子上，因为风大，背到半路就散了，又得重新捆扎，反复几次，才把茅草背得回家。
田里的水稻长绿了，水下的野草也就长起来了，必须要薅秧，要把水田里的杂草用手拨出去。水草太多，又低又矮，不好抓拿，必须要慢慢薅，要么坐在小凳上薅，要么跪在水田里薅，母亲说，她不习惯坐，就跪在水田里薅，我家2.5亩的水田，母亲就是这样跪着薅草的。
比起水田来，旱地的种植就要简单一些。在芒种节前，父亲把地用牛翻耕过来，估摸时令差不多了，就开始点苞谷，大舅二舅二嬢家都来帮忙，人多力量大，大人们挖窝，下种，我们小孩负责盖粪，我们称之为干寄种，天不下雨，种子也不会烂，天下大雨，种子就萌芽了。也有一种方式是先把窝挖好，等到下了透雨，再把种子点播下去。
苞谷种下去后，伴随着雨水的来临，各种草会疯狂的生长，这又得施肥、薅地除草，一般要施肥、薅地两次。在苞谷苗长到一尺左右时，施一次尿素，除一次草。等到即将孕蕙时，再施一次尿素，除一次草。这个活我非常熟悉，因为到我参加工作之后，每年我都要回老家，帮助家里薅地除草。施肥时要尽量把尿素放到苞谷苗脚，多了会把苗烧死，少了苞谷苗缺肥长不起来。锄地时，要把苞谷苗脚周围的泥土都挖锄一遍，把野草锄死。纯泥的红土地挖锄省力。但有杂石的地挖锄起来就不方便了，手震动得很疼，进度也慢。我家有一块面积比较大的地在长山沟，离家有四五公里，山高坡陡，耕种非常不方便，但父母亲舍不得丢下，一年一年的耕种着，我上中学的时候，也跟着父母，不辞辛劳，一趟一趟背粪到这块地里，把成熟的苞谷背回家里来。
父亲常常对着我叹息：农老二的命，脸朝黄土背朝天。城里人好，端的铁饭碗。我那时无法理解这种差别。
稻谷收浆转黄了，田里就要控水，要挖出控水沟来，将多余的水排除田外，一方面有利于水稻成熟和收割，别一方面才有利于冬小麦的种植。这种活路叫挖谷沟，通常也是男人做的活路，因为挖起来的稻谷需要带足够的土，不然不会成熟。父亲带着我做过这活，但我力气小，很难把稻谷连同大块的田土挖起来。父亲病了后，母亲就承担了这个工作，她矮小的身躯在稻田里劳作，一点一点挖掘，一点一点挪移，几天下来，我家稻田的谷沟也就挖好了，但其中的艰辛，只有母亲自己才知道，但她从不跟我们两兄弟讲。
水稻成熟时，弯腰低头，一片金黄。要把水稻脱粒弄回家，又是一个烦重的体力活。稻谷用打谷机打了，扬尽，晒干，才能挑到楼上储存。首先要割谷，割谷时间紧，得有人手。把谷粒从稻杆上脱下来得用脱粒机械，这种机械很重，要俩男人才抬得动。打谷也需要群体协作，至少要十多二十来个人吧，一些人负责脱粒，一些人负责装袋，一些人负责扬尘，一些人负责运送回家，一些人负责扎草。在父亲生病的那些年里，母亲最担心的就是那些重农活，轻巧的活路不担心，可以起早贪黑地做。但重体力活自己做不了，得求兄弟姐妹们帮忙。母亲常常对我说，现在再艰苦，我都要咬紧牙巴熬过来，等你们俩兄弟长大了，我就省心了。
苞谷成熟了，掰回家。人多人少都可以，从植株上掰下来，装在篮子里，背回家里。掰回家里的苞谷一大堆，堆在堂屋里，得连夜剥去苞谷壳壳，将苞谷棒子晾晒起来。剥苞谷虽然劳动强度不大，但非常费时，有时为赶时间，得通宵达旦地剥，不能睡觉休息。我从上小学起，就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参加劳动，及至参加工作了，我也时常回家，帮助父母在土地上耕作。我结婚成家后，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农民，在工作不太繁忙的国庆节，我和媳妇都要回老家，协助收苞谷。我和媳妇背着篮子，跟大婶二婶她们来到苞谷地里，把苞谷掰下来，丢到背上的篮子里，边走边掰，装满一篮后，倒在地边，再接着掰，直到把一块地掰完。掰完后又要装篮子，一篮子一篮子把苞谷背回家去。我那时力气还行，背一百来斤没啥问题，翻几道沟，过几道坎，流几通汗，我和媳妇也就把一篮子一篮子的苞谷背回家了。苞谷背回家后，我们晚上同样跟着父亲母亲连夜剥苞谷，因为不及时把湿苞谷剥出来，苞谷会发霉。
我家的田三尖角田，老长田，小长田，秧田，蛮子沟，窝窝田，顺河田，还房背后的泥塘田我到现在都还能清楚的叫出名儿来。我家的地氨水池、窝托地、辗房梁子、厂坝梁子、小烂包、白家坟湾湾、长山沟，我都在地里辛苦地劳动过，背过粪，点过苞谷，锄过草。我知道每一块田地的性状。对于父母亲来说，就更熟悉不过了，要是哪块地被别人多挖了一锄，多提了一条埂，或是别家的南瓜爬过我家的地界上来，也或是放牛放羊人一时粗心大意，牛羊偷吃了田地里的庄稼，父亲都会非常生气，一定要据理力争。就象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寸土不让，寸土必争。因为，我们要靠土地吃饭，我们要以土地为生。
庄稼和野草一样，一岁一枯一荣，春种秋收，周而复始。一年过去，一年又来。农民的劳动也循环往复，不断地重复着过去、不断地展望着未来。农业靠天吃饭，遇到风调雨顺，收入理想一点。遇到大旱，田里干开三寸宽的裂缝，地里的苞谷苗全部被太阳晒死，当年收入大幅减产。或是遇到大暴雨，洪水夹裹着泥沙，顺流而下，我家河边的田里被洪水漫灌，抽蕙的水稻被埋在泥沙里，田被砂淤积。父母亲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把淤沙从田里清运出去。
包产到户的第一年，我家就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尽管吃的是苞谷饭和麦子饭。现在街道上依然还有人卖苞谷饭和麦子饭，我母亲偶尔也要买回来吃，非常香。但在当时，苞谷饭和麦子饭吃出来的是别样的味道。蒸苞谷饭和麦子饭是个技术活，不是人人都能做。要撤水，拌面，上蒸，蒸上大气后，又要“回堂”，把饭倒在簸箕里，撤水拌均，再上蒸。麦子饭软，有粘性，很好下咽。而苞谷饭却截然不同，散散的，象沙粒，没有粘性，吃到嘴里，满嘴都是，很难用舌头搅转，除非用青菜果一下，否则很难吞咽到肚子里。
因为父亲母亲的勤劳，很快，我们兄弟俩有几个月可以吃上米饭了。两年后，我家的米可以掺和在苞谷饭里，吃所谓的“两掺饭”了。又过了几年，也就全家全年都吃上了米饭，苞谷就用来喂猪了。只是吃肉吃油还成问题。而我小叔、二舅他们那些分到的田地不怎么好的村民，有一部分人许多年后，还在顿顿吃苞饭。
那时没有零食这个概念，但对于家长来说，孩子总要有点“哄嘴”的东西。在雨季还没有来临只前，有小孩子的人家都要在水源方便的菜园子地里，种上几十株早苞谷，浇菜时，也浇些水，长到农历六月初，这些玉米就收浆成熟，于是就掰了来，剥去皮，放在碳火里烤黄，用一根筷子串起来，拿在手里，一粒粒扣下来吃，香得不得了。
包产到户以前，村民是不能私自杀猪吃肉的，猪必须要喂到130斤以上，因为130斤才“够称”，“够称”了的猪拉到公社上的采购站，由采购站宰杀，实行“对半开”政策，一半猪肉无偿上交给政府，另一半猪肉村民才能拉回家来，自己食用。
在当时，吃肉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村民称之为打“牙祭”。吃油，也是难事，山茶树开过花后，会结果，果实成熟后，村民们摘下来，去皮脱壳，用石磨子等土办法压榨，榨出茶油来吃，这种油很香，在现在看来，也是绿色环保纯天然，是很好的食用油。但茶子果很少，有村民熬不住了，摘小桐子果来榨油来吃，这种油并不适合人食用，吃了头疼，拉肚子，但在当时的困难时期，却实有村民吃过这种油。
农民种地全靠肩挑背摩，种地的粪肥要一肩一肩地挑到田地里去，收获的苞谷、稻谷、麦子要一背一背背回家里来。打田埂地埂的石头要一肩一肩地扛到田地里去，劳动力对农业来说非常重要，劳动力差的家庭，农业生产显得更加艰难。为了缓解辛劳的人力，个别村民喂养了毛驴，毛驴个头虽然小，力气却很大，能驮100多斤。相当于一个强壮的成年劳动力。后来我父亲也喂养了一头小毛驴，毛驴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它配上了鞍子，大约是他却实太累了，想这小毛驴早点分担一些劳苦。小毛驴也不容易，早早承担了驮的重任，慢慢驮着驮着就长大了。到后来几乎每家每户都喂养了毛驴了，人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哪家要驮农家肥了，亲戚朋友就将自家的毛驴牵过来，于是就有了十几头驴，大家将粪装袋，抱上驴鞍，形成一个驴队，只消两个成年人，空着手带领驱赶驴队。这家的驮运完了，又驮运另外的人家。黎洪、金雨、江竹等地则又不一样，山更高、坡更陡，路更远，地更多，那些人家喂养毛驴根本无法满足需要，他们喂养骡子。骡子高大威猛，能驮300多斤，运输能力是毛驴的3倍多。特别是每年三四月间，一队队驮粪的骡子走山路上，可以比肩沙漠里的骆驼队，非常的具有诗意。
八十年代，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农业现代化。千百年来，淳朴善良、勤劳勇敢的农民们，用双手与天地争斗，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发明了胶轮车、鸡公车等运输工具，用以减轻体力劳动，提高劳动效率，但有些事确实是人力无力完成远距离运输的，比如盖房子的瓦、砖、石头等。经济困难时，竹子箐红石井这一带家家盖的都是土掌房，但土掌房经常漏水。后来经济条件转好点后，盖房就要盖成瓦房了，但本村没有烧瓦的，需要到7－8公里外的莲塘村去购买，距离远了，不可能用胶轮车、鸡公车把那么多的瓦运回来，必须要用汽车。早先在关河乡跑的汽车是解放牌汽车，还有大脑壳的依发车，毛菇坝铁矿集体所有，有自己的运输车队，主要是运输矿石，但付运费很贵，村民们就会跟驾驶员搞好关系，悄悄地给驾驶员一只公鸡，或是一只火腿，驾驶员把一车矿石运到攀钢后，空车回来时，顺便就给村民把瓦、砖等捎回来。
到九十年代末时，小四轮拖拉机出现了，这种两段式、六个轮子的机械，爬坡能力强，可进可退，灵活机动，平路可载重2吨多，爬坡可拉1吨多，极大的提升了农村的运输能力。人力得到了进一步解放。以前我们十多个人背一天的老苞谷，现在小四轮拖拉机一车就拉回家了。但小四轮拖拉机要1万多元，很多村民买不起。再者，小四轮拖拉机结构简单，非常危险，在黎溪区全区来讲，每年因小四轮拖拉机事故丧生的平均在3－5人。
有个段子形象地总结农村生活：劳动基本靠手、交通基本靠走、安全基本靠狗、通信基本靠吼，非常形象。没有摩托车以前，村民出行都得靠两条腿，一步一步的走。赶集要走，那时村里赶集，一是赶小关河街，小关河街起初是2、5、8日赶场，后来改为逢双号赶场，要走近2个小时；二是赶黎溪街，黎溪街逢单号赶场，要翻山越岭，走3小时山路。当过革委会主任的老干部郑老爹告诉我，他们那时到西昌开会，包上背包，走一个星期，才能到西昌。我在黎溪中学读了三年初中，三年里，也都是用双脚在家和学校之间来来回回地走。到我参加工作了，也是从拉拉铜矿走3－4个小时的路，到黎洪乡去。那时打心眼里觉得，走路是理所当然的事！根本不会想到有一天，能骑上摩托车，或者是开上小轿车。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远远超出了人的想象力了。后来，摩托车迅速走进千家万户，到二十世纪初，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摩托车，有了摩托车后，出行就方便了。再就是，摩托车配上两个货架，能拉300多斤重的东西，算是很方便的运输工具。
包产到户快要四十年了，四十年来，农村日新月异，农民生产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家在种地上最辉煌的时候，能收近4000斤稻谷、10000斤苞谷。竹子箐的村民在土地上想了许多办法，做了许多文章。为了改变，村民们种了板栗。种了李、桃、花椒、杏、石榴，核桃。但是，都没有形成支柱产业，甚至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商品，没有卖到现钱。直到现在，竹子箐的四十多户人家依然在土地上营生，依然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依然在与土地抗争。包括我的大舅二舅，我的兄弟，我的堂弟表弟……
四、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竹子箐三面环山，山峦起伏，植被覆盖率在95%以上，漫山遍野都是青翠的云南松，山势低矮背阴的地方生长着厚皮云杉。潮湿的沟箐里长着水冬瓜树，林下有山茶花、杜鹃花、黑饭树，以及其他杂木树。
云南松分布在海拔1600～2800米之间的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之上，主要是松纯林和松阔混交林，树型挺拔，生长快，作为我国亚热带专区的主要林种，调节了气候，绿化了山川，涵养了水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居环境的重要意义无需要细说。对于贫苦村民来说，却另有重要的意义。在2000年以前，云南松是建房造屋的重要材料。
我六岁的时候，我家建了新房子，从老宅子里分家出来。正房是瓦房，厢房是土掌房。
起房盖屋，是农村人的大事。那时能建三间大瓦房，算是很有能耐的了。柱子需要大的、高的、直的松木，瓦房的梁需要用大小适中的松木，椽需要用小一些的松木。建我家房子的时候，母亲和父亲一起到山上砍伐梁木、椽木、楼扶。用斧头一斧一斧把树砍倒，断尖，去枝。用镰刀剥去树皮，在山上晒干过程中会被其他人偷走，必须得趁湿抬回家来。剥去树皮的松树浸出许多精亮粘稠的松油，粘在手上，或是衣服上，很难洗去。
我家建房的木头，就是父亲和母亲一根一根、一步一步抬回来的。父亲身体有病，母亲身材瘦小。湿松木很重，一根有200－400斤，需要俩人合力才抬得动。父亲抬树根大头一方，母亲抬树梢小头一方，一步一步挪回家来，半路累了，就用打杵支撑着，歇歇气。土掌房需要将松木劈成几块，密密地铺在楼扶上，上面再铺盖粘性很好的泥土，防止漏雨。我母亲对我说，一个女人，能有多大的力气呀，干木头还好，湿木头又重又沉，死死压在肩膀上，压得双脚都打闪闪了，也得咬紧牙齿死命坚持住，如果轻易滑下肩去，那边你爹还抬着呢，且不把他脖子打断！父亲有病，身体不好，跟别家人换不了工，只能自己靠自己。父亲是这样坚持过来的，母亲是这样坚持过来的。我岳父是个不服老的人，他告诉我，他当年帮亲戚家，去金沙江边抬顺江而下的漂木，用来作柱子，白天怕人看到，晚上偷偷去抬，俩人抬一大根，有500－600斤，一路小跑，30公里，天亮前抬到家。我岳父跟我讲这事的时候，显得非常自豪。我知道，川西高原上所有勤劳善良的父亲和母亲们也是这样坚持过来的。没有柱子、没有梁木、椽木、楼扶，就没有家，在他们眼里，云南松不是风景，而是家园。
我初中毕业，暑假跟长辈到城河边的亲戚家去玩，晚上气温太高，久不下雨，屋里闷热无比，于是就到土掌房顶上去睡。是夜月白星淡，一眼看去，房房相连，主人要拉开被卷，我往后退步留出空间，不料一脚踏空，就从屋顶上摔了下来，当时就晕了过去，很久才醒来。房顶离地面虽然有3－4米高，但我福大命大，加之小孩子身体软，只有轻微骨裂，把手腕碰起了一个大包，没多久就好了，也算是与死神擦肩而过了。
我偶尔也抬过松木，但于云南松，我儿时最大的记忆是砍松柴。每到冬季，农事少了，家家户户早晨都要去找柴，找回来的柴整整齐齐堆码在房前屋后，供来年春夏秋季做饭、煮猪食用。我很小的时候，就背了小背篮子，跟母亲上山找柴，母亲砍干松枝、灌木树，我捡拾干松果。当干柴基本上被村民们找完时，就只能找湿柴了。母亲砍来一根长长的竹杆，将镰刀装在竹杆尖上，做成钩镰，然后抬到山上的松树林里，树松不能过多乱砍滥伐，只能砍松枝。松枝离地面很高，就用这钩镰在松枝基部钩一个刀痕，然后再将钩镰移到松枝靠近枝尖处，用力往下拉，嚓的一声，脆硬的松枝就从树梢掉落下来了。然后再用砍刀剃去小枝，削去松毛，用背架子将松枝背回家里。
对于父辈们来说，青山提供了农耕文明的火种。柴火煮出了香喷喷的苞谷饭和米饭。柴火煮熟了猪食，喂大黑毛猪，有了肉和油解馋。柴火映红了冬天寒冷的堂屋，温暖了时光岁月。
十来岁时，我就不跟母亲一起找柴了，孩子大了，总要慢慢离开父母的庇护。我们几个顽童背着背架子上山，用一小根短树枝，插入砍刀把的圆孔里，将砍刀挂在裤腰上，从松树脚踩着老枝桩爬上树梢，没有老枝桩作支撑的松树，我们就脱了鞋子，光脚撑着，爬上树梢，然后用砍刀将松枝一根根砍下来，砍去带叶小树，捆在背架上，背回家去。
冬天，一些松树松针上会结一层白色的晶体，非常的甜，我们称之为松毛糖。那时水果糖要过年才买一两斤，平时家里有红糖吃，就很不错了，因此我们会很认真地将有松毛糖的松枝折下来，仔细地吮食。
山茶是大家喜爱的花卉，有很多品种和颜色，非常漂亮。在我的家乡，山茶是一种较小的灌木，生长在松林里的，冬季末开花，一团、一簇、一片，红的白的，非常绚丽，春节时，母亲会摘一些来，插在瓶里，放在堂屋，装饰生活。而对于我们，山茶还有别样的滋味。完全成熟的茶花花蕊底部有蜜糖，孩子们将花朵从萼上摘下，拿到嘴边，吸食其中的蜜汁。映山红花朵也有蜜汁，不能完整地摘下来，但可以从喇叭口处吸食。还有一种叫红栎树的灌木，是很好的柴火料，他的树叶子比手掌小些，上面也会产生一层蜜汁，得摘下叶子来，用舌头在叶面舔，回味甘甜，沁人心脾。
这都是30多年前的旧事了，现在的孩子们，根本就不会知道，在贫困年代，大山给予我们的这些甜蜜。
我到城里工作后，每年夏季，母亲总要给我带一些毛菇，让我们偿鲜。五月初五，鸡枞拱土！端阳节一过，川西高原的雨季真正来临了，山上的真菌陆续的破土而出。鸡枞就是这里最好吃的菌了。鸡枞菌为白蘑科植物鸡枞的子实体。是食用菌中的珍品之一，肉厚肥硕，质细丝白，味道鲜甜香脆。鸡枞菌常见于针阔叶林中地上、荒地上和乱坟堆、包谷地中，基柄与白蚁巢相连，散生至群生。夏季高温高湿，白蚁窝上先长出小白球菌，之后形成鸡枞菌子实体。
“憨头憨一朵，黄皮黄两朵，火把火三塘”。个头最大的叫憨头鸡枞，一般一个地方只生一朵；较小的黄皮鸡枞一般两朵长在一处；火把节前后出的较小的叫火把鸡枞，一般是三堆，每堆几个几十个不等。现在鲜鸡枞每斤卖60－80元。
我是不太喜欢吃鸡枞的，只喜欢吃见水青（见手青），这种菌只要手一碰到，皮就变为青蓝色。山上还有早谷黄、青脸菌、牛眼睛、一群羊、奶浆菌、刷把菌、沙老苞、酸木碗、牛肝菌等等，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代，菌类作为一道鲜美可口的菜肴，丰富了农村人的餐桌。生活条件好的，杀了年猪的，就用油炒菌；没有油的就用清水煮，或者用火烤，放点盐。突然有一年，大脚菇一下子就卖到几十元一斤了，说是能抗癌，出口日本，于是我爹和我妈就早早起床，淋着细雨，踏着泥泞，遍山去找寻，嫩的拿到集市上去卖钱，供我上学读书。品相差的、老的拿回家，削成片，用火烤干，再上集市去卖。就是从那时起，山上的菌初步形成了商品。到出菌的季节，人们起早贪黑，上山寻找菌子。因为你晚一步，就被别人寻走了！人与人之间是竞争的关系，比的是谁起得早，谁记住的长菌的地方多，谁的心细、谁的眼尖。母亲到城里来，跟我讲，说这些年捡菌子力不从心了，说谁家俩口子为了捡菌子，到黑皮树垭口山坡上，睡一觉，天才放亮；说谁家俩父子，不等天明，夜里打着手电在豹子林找菌子。一个季节下来，捡菌子多的能从山上找到1万多块钱。母亲非常羡慕。我却不以为然，我说还是要有稳定的产业才好，不能老是靠天吃饭。菌子跟果树一样，也有大小年，跟气候雨水关系密切，今年出得多，明年就少了。现在鲜鸡枞每斤60－80元，见水清等每斤也能卖到20－30元，虽然价格涨了，但每到时令季节，漫山遍野都是捡菌子的人，有捡来卖钱的农民，有休闲的城里人。菌少人多，再厉害的人，也就捡不了多少了。
对于菌来说，我有更深刻的记忆。1989年，也是在暑假里，我跟二叔上山打野鸡，捡拾得几朵红见水青，回来父母不在家，我就把这几朵红见水青炒了来吃，到了晚上，就产生了幻觉，放眼看去，墙上、窗上，地上、天花板上，全是会动的小人。母亲吓坏了，赶紧带我到合伍九队的郭医生处治疗，输了三天液体，才好了。对于我来讲，好象没事一样，对于父母来讲，却经历了一场劫难。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农村里隔几年就会发生一起食用野生菌中毒死亡的事件。于我来讲，又算是与死神擦肩而过了。
五、登高一长望，信美非吾乡
连绵起伏的大青山，青松苍翠，绿草如茵。哺育青山绿水的，是红土、黄土、砂土和黑胶泥土，而泥土之下，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离竹子箐50里的地方，有个901镍矿，因为镍在当时属于重要战略物资，所以这个矿由国家举办，为了保密需要，用数字作代号。901镍矿有个职工医院，在当时是当地最好的医院，乡亲们感冒发烧的小病请端公跳跳神，请司娘送送鬼，大病却不敢马虎，扎起滑杆，把病人抬到901镍矿职工医院来救治。矿山的工人吃皇粮，端铁饭碗，衣着干净整洁、光鲜漂亮。人们对工人和农民的差异第一次有了深刻的认识，对封建迷信活动、中草药和现代医疗的区别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也第一次融入到商品经济的潮流中去，因为，我的奶奶带着我的母亲，把白菜、莴苣背到30里外的901镍矿去卖，一个来回要走7个小时的路。我妈对我说，这算什么哦，修成昆铁路时，我还把菜背到金沙江对面，卖给铁道兵呢，两头黑，这边半夜三点起床，背50斤白菜过去，走差不多8个小时，12点过到铁道兵炊事班，八分钱一斤菜，卖得4元钱，舍不得买饭吃，饿着肚子又走回来，要爬30里江坡！走在鱼鲊半坡实在饿得很了，我就摘橄榄吃，渴了就爬在溪边喝山沟水，晚上9点才到得了家，饿得头昏眼花。
后来，县政府在离老家7公里的地方办了个毛菇坝铁矿，主产磁铁矿。矿上修建了许多楼房，来了许多解放牌的汽车，来了许多工人。毛菇坝铁矿矿址虽然在毛菇村，但运输矿石的车子却要从我家房背后过。依稀记得有一年，我七八岁的样子吧，和几个小孩子正在路边玩泥巴，忽然看见许多小车开过来，我们管小车叫小包车，这些车往毛菇坝铁矿开去，一辆接着一辆，在路上扬起一片黄尘，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车，简直惊呆了，小双员一辆一辆的数，足足有80多辆。我一直清楚的记着这事，很多年以后，看资料我才知道，那是时任省委书记赵紫阳到毛菇坝铁矿视察。但对于竹子箐的人来说，最大的感受就农产品好卖了。鸡蛋、白菜、葵花籽、南瓜和南瓜籽、蜂蜜、桃子、梨，都可以拿到矿山上去卖。工人们有钱，总爱买这买哪的。
隔我家两公里的红石井，驻进来了一个叫403的地质队。403的地质队快速地在一个红土坡上搭起了许多牛毛毡房子，主要工作就是钻井找矿。地质队有队医，可以给村民看病，母亲那时身体不好，地质队的张医生给她看过几次，病就好了，很多年后，母亲都还给我说起这个张医生，说他医术如何高明。更让村民们欢喜的是，地质队隔三岔五的要放电影。对于文化生活极度单调匮乏的人们，电影在当时是个非常神奇的东西，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只要有消息说403地质队晚上要放电影了，村民们总是拖家带口地去看。少年儿童更是喜欢得不得了。那时文革刚刚结束，放正片前都要放新闻简报片，不外乎是敬爱的华主席视察什么地方，发表什么重要讲话之类的。没多久这类新闻简报片就不见了，直接放正片。有时也因消息不准，去到地质队，才知道电影放不了。因为是露天放影，要将宽大的白色银幕挂在立起的两根大松木上，十分显眼。后来队上的年轻人发现，村后有个小山包上隐约能看到露天放影场，于是每天晚饭后年轻人就上小山包去眺望，远远看到白花花的银幕挂起了，赶紧通知大家，一路小跑着去看电影。因为露天放影，免不了遇到下雨，村民们都有很多次被淋成落汤鸡的经历，但乐此不疲。毛菇坝铁矿也放电影。80年代初，一部神奇、神秘的电影《少林寺》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少林寺》在当时的影响力，是现代人根本无法想象和理解的，真真正正的万人空巷。得知毛菇坝铁矿要放映《少林寺》那晚下很大的雨，我们队的人几乎全村出动，涌到毛菇坝铁矿去看这部电影。去了才知道，电影考贝还没争到，我那时不到十岁，父母亲带着我一直等，到了晚上十点，还没消息，雨越下越大，终于等不得了，才回家。但年青人是不回家的，当晚毛菇坝铁矿千辛万苦终于拿到电影考贝，连夜放映，村民们终于见证少林武功的神奇。对于乡亲们来说，《少林寺》看一遍是远远不够的。看过《少林寺》后，关河乡12岁以上的小青年都开始练武了。后来母亲跟我讲，还有一部神奇的电影叫《三笑》，据说有一个人看《三笑》前前后后一共看了一百多遍。我那时太小，图的是热闹，看过的电影也没什么印象。
几年以后，电视机出现了。毛菇坝铁矿在毛菇坝垭口修建了炸药库，有两个工人专门看守炸药库，工人的宿舍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时《霍元甲》正在热播，我们几个小孩每天晚上都结伴，到炸药库的值班房去看《霍元甲》，一晚上两集，也不管主人喜欢不喜欢，天天晚上去，看完《霍元甲》看《陈真》，看完陈真看《霍东阁》，看得我们热血沸腾，一边哼唱着拗口饶舌的粤语歌曲，一边用迷踪拳跟小伙伴比划打斗。
过了一年，我二姨家买来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我们才没去炸药库去看电视了。《上海滩》播放时，我吃了晚饭就到二姨家守起，一集不落，一直到把《上海滩》看完。
901镍矿、403的地质队、毛菇坝铁矿都是国有企业，工人旱涝保收，年轻人可以顶父母的班，跟村民是不同的身份。后来，因为资源枯竭，毛菇坝铁矿解体了，工人们搬走后，留下许多厂房，我父亲和母亲还到厂房里取旧砖、旧钢筋来用。901镍矿也因为资源枯竭解体了，工人就近安置，成立了力马河管委会，老旧的房子一直保留到现在，901镍矿职工医院并入了黎溪区医院。不论是毛菇坝铁矿还是901镍矿，下岗工人目前的生活都比较艰难。403的地质队则搬到峨眉山去了，依然在开展地质勘察业务。
而后来，乡里举办了一个乡镇企业—长征沟铁矿，工人不是铁饭碗，按劳付酬，村里的村民有到这个矿山上做工的机会。母亲也到这个矿山上做过工，从矿井下往上挑矿石，一挑100斤，每天要挑80-100挑，才挣得到8块工钱。
那时全县的国营矿山有拉拉铜矿、益门煤矿、新发铁矿、会理锌矿，集体的矿山就比较多了，如天生坝铁矿、官地铁矿、长征沟铁矿等等。
其实，家乡的青山绿水之下，还有许多地方埋藏着铁矿。因为矿价渐渐地涨了起来，村民们开始慢慢地在山上找矿。一些旧社会开采过的矿洞又给人挖开了。没到集体矿山上干活的人都开始打散矿了，一家或几家开一个矿洞，比较好挖的是鸡窝矿，刨开黄泥土挖出来，用大铁锤打碎就行。但是没有连续性。成带状生的矿储量大，但往往与其他杂石伴生在一起，要用钢锹、洋挖、铁锤开采，效率不高，必须得用炸药来炸。炸药管控非常严格，私人很难弄到，所以挖矿全凭劳力，非常辛苦。为了供我上学读书，父亲母亲和自家兄弟姐妹一起，开了一个矿洞，采挖矿石。但这个矿洞储量低，没几个月就挖完了。父母亲又单独找了一个矿点，有一尺来宽的矿，往山里进去。父母亲在种完庄稼后，不管天晴下雨，都在这个矿洞子里挖，矿洞深了，有了塌方的危险，通风透气也成了大问题，但为了生计，他们克服了所有的困难。挖了很久，有十多吨了，就联系矿老板，矿车开来，父母亲又一撮箕一撮箕把沉重的铁矿石举过肩膀，倒到车厢里去，这样才拿得到手每吨30元的矿石钱。
私挖乱采矿石安全隐患非常大，全县发生了几起塌方压死人的事故，政府不允许，乡里来工作队关停了很多次，但乡亲们没有更好的经济来源，没办法，等工作队一走，又偷偷摸摸的采挖。那时全县、全区、全乡、全村、全队，一时冒出许多的矿点来，开启了全民挖矿的时代，有运气好的，找到了储量大的矿藏，发了财。有胆儿大的，投入先进的钻探设备，采挖人工无法采挖的矿石，发了财。有的当小老板，收购散矿，转卖给攀钢、昆钢，发了财。当时的富裕指标是—万元户，这些发财的人，就是在几万元这个水平。但绝大多数群众，只能凭劳力，挣下几文养家糊口的小钱。
再后来，能挖的散矿基本上挖完了，村民只好找关系到集体矿山打工。因为私挖乱采严重扰乱了矿业秩序，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四川出台了管控矿产资源的新政策，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的理念得到强化，全省矿权一律采用招拍挂出让。政府包装打造后，开始通过招拍挂出让矿权，甘洛县的几宗铅锌矿拍卖了几个亿，从此政府从矿产资源上获得的财政税收不断加强。通过招拍挂出让，许多大公司、大老板进来了。先进的采掘设备进来了。原来基本上是卖块矿，现在有了先进的洗选技术，开始洗选粉矿了。
从2000年起，矿价不断攀升，从最初的三十元一吨，最后涨到一千多元一吨。许多爆发户产生了，百万、千万、亿万富翁诞生了。矿资源给政府贡献的税费，每年7-8个亿。
我工作以后，因为辛苦，我的父母慢慢地就没再挖矿了，但的我大叔二叔，以及其他亲戚，却始终找不到更好的挣钱门道，他们一直在艰难地从矿石上找生活。以打工者的身份，凭劳力挣点钱。
为了供我上学读书，支付每年的学费、每月的生活费，父母不得不在土地上绞尽脑汁地钻营，这年他们种了山药，山药抢生，长势特别地好，挖出来的山药都很精神，特别是有一根有三尺多长，比人的小腿还粗，母亲非常喜欢。为了把山药变成钱，父母亲把山药装了两只篮子，每篮50多斤，背在背上，爬上大石包湾，爬过小箐沟，爬上老棚湾丫口，穿过老棚湾水库、青矿山、大水沟，再翻过大水沟梁子，到黎溪街上去卖，近二十五里地。快到集市时，有三五个男女看到父母背着的山药，就要来买。他们把父亲篮子里的山药捡进各自的口袋里，表示要过称购买，后来又以价格太贵为由，把山药从口袋里拿出来，表示不买了，善良的父亲也没太在意，这么一折腾下来，细心的母亲发现，最大的那只山药不见了，母亲怀疑这只大山药就在那几个人的口袋里，装进去之后没拿出来，但人生地不熟悉，不敢去看，只能忍气吞声，其实一只山药也值不了多少钱，但父亲和母亲跋山涉水，走了二十五里地，不知流了多少汗，才把它背到集市，就这样被骗走了。母亲偶尔会跟我，或者是亲戚朋友说这件事时，我听后一直耿耿于怀，替母亲难过，但母亲述说这事的时候表情轻松、面带微笑，她显然更豁达乐观，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我的大爹家住在红石井，离我家只有十几分钟的路，大爹大妈老实本分，好不容易喂大了两头肥猪，有猪贩子来购买，大爹挖矿不在家，谈好价格，过称，付钱，两头猪卖了1600多元。猪贩子把猪拉走后，我大妈再数钱，就只有800多点了，大妈非常着急，跟村邻诉苦，村民们说，你这是上当受骗了，猪贩子数钱时，是把钱对折了一张一张数给你看，你看到是数够了，其实还差一半呢。大妈赶紧上路，拦住一辆家用车，司机也是好心人，载着大妈，一路去追赶猪贩子的车，追到901镍矿大桥附近，终于给追上了，但也不敢说猪贩子骗人，只说计算错误了，几经交涉，猪贩子还是把少了的钱付给了大妈。
六、小哥在四川，小妹在云南
远古时候，婚姻遵循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会理是彝族和汉族杂居区，地处川滇结合地区，兼有川文化和滇文化的特点，语系也接近于云南语系。而境内的彝族，又分为两个群体。益门、太平的高山上的彝族，是跟大小凉山同宗同族的黑彝族。而黎溪通安一带的彝族，则又是跟云南楚雄等地根源相近的白彝族或红彝族。竹子箐、红石井、大小黑依的彝族，就属于白彝族或红彝族，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跟大小凉山的黑彝族差异非常大。白彝族或红彝族非常惧怕住在高山上的黑彝族，称之为“老蛮子”。小孩子哭闹时，只要说“老蛮子”来了！小孩会立即止住啼哭，紧张地钻进大人的怀里。很早以前，当地的彝族和汉族还是存在文明冲突的。白彝族或红彝族非常忌讳汉族说“倮倮”和“苗子”，认为这是极其侮辱人格的语言。要是有人故意说了这些话，彝族男人们会攥紧拳头，跳上前去打人。后来彝汉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总体上来说，我们这里的彝族被汉化了。因此，攀枝花市区有个地方叫倮果，有个著名的彝族舞蹈叫“倮且佐”，也就相安无事了。汉族也过彝族的火把节。彝族也过汉族的春节。我们这一代的彝族，连彝语都不会讲了。我们这里的彝族，没有订娃娃亲的风俗，但很早以前，普遍存在表姊妹开亲的状况。所以，彝族青年的梦中情人，就是“大姨妈家小表妹”。爱情是生活永恒不变的主题。
许多人都非常喜欢云南民歌，非常迷恋山歌的诗情画意和浪漫情怀。其中最最浪漫的，当数电影《五朵金花》的插曲，每当《蝴蝶泉边》的旋律响起，清脆柔的美女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哎………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人们便不由自主地陶醉了。而我们竹子箐、红石井、大小黑依的彝族民歌，跟云南民歌曲调、旋律非常接近。所谓山歌，最初的起源就是农民们在山上砍柴、割草、放牛放羊时，即兴歌的歌曲，讲究的是你唱我合，实现情感上的即时交流。所以这里的山歌开头一般就是：唱起来唉……合起来，唱个山歌丢过岩……男的唱，女的合，或是女的唱，男的合，唱讲究的是噪音清脆嘹亮，合讲究的是才思敏捷。就象电影《刘三姐》中一样，唱得你合不起来、搭不上来，就丢人现眼了。由山上唱起，继而发展到节日喜庆唱，载歌载舞，一个人吹笛子，一群人围在一起，跟着旋律和节奏，跳起蹢脚舞，边唱边跳，边跳边唱：小哥在四川，小妹在云南，在云南，在四川，大家来蹢脚……一衣带水，地缘上的相近，交往上的相知，情感上的相融，把川滇文化的水乳交融表现得淋漓尽致。
自古以来，云南与四川本来划金沙江而治。清朝晚期，黎溪当地的土司，嫁女儿到云南，为了避免女儿思念家乡，于是把其所属的姜驿乡的土地，作为嫁妆，俗称“胭脂地”，随女儿陪嫁到云南。因此，直到现在，云南有唯一的一个乡－－元谋县的姜驿乡，在金沙江的另一边，与会理的黎洪乡接壤。金沙江两岸的民众，贸易、通婚，交往非常频繁。
历史上，会理长期受大理国管治，方言介于四川话和云南话之间，民风民俗与楚雄等地相近，相互有通婚传统，经济文化交流比较频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小哥在四川，小妹在云南，说不尽的郎情妾意，道不完的离别相思。
彝族很早的婚俗，讲的是亲上加亲，表妹嫁表哥，表哥娶表妹，侄女过来服侍姨妈，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另一个特点就是早婚。法定的婚姻政策是：汉族男22岁、女20岁可以结婚；少数民族男20岁、女18岁可以结婚。然而许多小轻年在更年轻的16-18岁，就步入婚姻的殿堂了。够不上法定结婚年龄，办不了结婚证，也没关系。很多地方的少数民族有订娃娃亲的传统，但我们竹子箐则没有这种风俗。婚姻是人生中的大事，礼数规矩很多，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些礼数规矩，构成了完整了当地彝族婚俗。
首先是提亲。男孩子相中了女孩子，就要托媒人上门来提亲。无酒不成礼，男青年背上两瓶酒，媒人需要夫妻同往，日子要选成阳历的双号。到了女方家，媒人将亲事郑重地向女方家父母提出来，女青年家若有意思，就收下礼品，将男方提来的酒倒出来喝。若女方父母倒的是自家的酒来喝，说明对此门亲事不中意了。男方带去的礼品就得自己带回来。
其次是相亲。男方提亲后，女方若有意，就要选择吉日，到男方家相家，通常是女孩子的母亲和姨妈陪同女孩子，就是看看男方家住何处，房舍如何，父母兄弟怎么样，坐基好不好，村落大不大，水源好不好，土地怎么样，亲戚是否好相处等等，做到心中有数，确保女孩子嫁过来能安居乐业。临走之时，男方父母总要打发女孩子一些钱，女孩接了钱，就表明基本相中了，若不接纳男方父母打发的钱，则表示女方不满意男方家庭情况。
相好了家，接下来就是吃喜欢酒，也称之为吃口酒。喜欢酒由女方家举办，邀请父母亲的兄弟姐妹等至亲参加。男青年和媒人带着一定的礼物到女方家来，一来是让女方的亲戚长辈看看男青年的人品长相，当好参谋，把一下人品关。另外则商量讨论接下来的订婚酒和大酒（正式结婚）怎么来筹办。特别是定婚酒，办几桌，邀请些什么人参加，男方需要来多少肉、米、烟、酒、糖、茶。
然后举行订婚仪式。定婚是婚俗中的大事情，意思就是向社会宣告，这门婚事确定了。这姑娘已经有主了，其他男青年不能再提亲打主义了。讲排场的家庭，订婚酒得办十来桌。男方家由男青年、媒人和帮忙的兄弟，将商定的礼品提前一天送到女方家，女方家则置办酒席，邀请近亲属来，喝酒吃菜。到了晚上，就围坐在堂屋里，商定操办大酒的事宜。这些事是要说得非常细致的。男方需要来多少礼银钱，来多少猪肉，来多少米，来多少烟、酒、糖、茶，给女方父母买几套衣服，给女孩子买几套衣服。这时女孩子的姨妈婶婶就要出来为女方家说话，尽可能地多挣一些彩礼。彩礼多，女方家既有面子，又得实惠。男方的长辈和媒人也会跟女方家在和平友好的前提下，认真的讨价还价，最后形成共识达成一致。
定婚这天晚上，彩礼商定后，女方的叔叔舅舅、姨妈婶婶们还要单独坐下来协商女方的嫁妆问题。当地的风俗习惯是，叔叔舅舅、姨妈婶婶们要负责各自给侄女做娘家的赔嫁嫁妆，如大叔打发（赠送）穿衣柜，二叔打发（赠送）梳妆台，大舅打发箱子，二舅打发柜子、三舅打发床。大姨妈打发被子，大婶子打发毯子，等等。大家相互商量，尽量做到应该有的日常生活用具都有，各位至亲承担一样，避免重复，这即是风俗传统，又体现对出阁侄女的一片爱心。特别是穿衣柜、梳妆台、床、箱子、柜子等，这些都是要自家备好木板，请木匠来做，漆上漆。被子、毯子等就需要出钱到集市上购买了。
紧接着选日子、请客，筹备办大酒结婚。就是请先生帮忙择大喜的日了，一般都选择在农闲的冬季，加之气温冷凉，食物不易变质。选好良辰吉日后，双方就要请客。那时不象现在发请帖，打电话、发微信，得亲自上门去邀请。邀请哪些亲戚，都非常有讲究，不然容易得罪人。
本来参加婚礼是吃喜酒看热闹，但婚礼涉及的事很多，需要很多劳动力，所以在请客的时候，要特别邀请“帮忙弟兄”，所谓“帮忙弟兄”就是负责操办婚礼的主要群体。帮忙帮自己！这次你帮忙别人，下次你有红白喜事，别人也才会帮你。“帮忙弟兄”分工很细，谁负责到女方家过礼，谁负责借桌椅板凳，请负责搭建亲棚，谁负责主厨炒菜，谁负责到女方家搬条箱抬柜，谁负责杀猪砍肉，谁负责传烟倒茶，谁负责烧水抱柴，各环节分工明确。要委托一个德高望重、有管理经验和组织协调能力的长辈来当总管，总揽整个婚礼事务，全体帮忙人员，都要听总管安排和调遣。然后要忙着采购置办酒宴的物资，猪自然是早早养在圈里，但烟酒糖茶、干菜等等东西都要到集市上采购，通常要采购很多次，才基本备齐。
办大酒是最重要的环节。不论男方女方，婚宴都要办三天，吃四顿饭，第一天叫相帮，第二天叫正酒，第三天早饭过后散客。女方家于男方家前一天举办，有机衔接。
我二叔娶媳妇，相帮的头一天，帮忙杀猪的男工们早早到来，支起大锅，烧滚开水，杀猪烫毛，开膛剖肚。将要送到女方家过礼的肉割下来，用红纸扎好，连同其他彩礼一道，在媒人的带领和见证下，由负责过礼的“帮忙弟兄”抬了或是挑了，送到女方家里去过礼。因为这天，女方家的酒宴已经正式开始了。
相帮这天的一大早，老总管二大爷坐镇指挥，搭亲棚的20多个男工们早早到山上砍棚叶，棚叶选择一些高矮适中的灌木、松枝，竹子等。亲棚通常都搭建在院坝里，有的也搭建在大门前宽阔的空地上，30－50平方米不等。四周用树木立成架子，顶上搭横梁，然后将树枝树叶铺盖在顶上，起到挡光遮阴的效果。亲棚里会客喝茶，聊天吃饭。
负责主厨炒菜的二婶带着一帮人忙活开了，负责烧水抱柴的老张在门外支起了灶，婚礼所需要的桌椅板凳陆续搬到亲棚里来了，大老爹、二老爹等上了年纪的老辈子们，也坐在堂屋里，摆龙门阵聊天了。中午时分，客人陆续到来，特别亲的亲戚，进门前要炸火炮。火炮一响，总管二大爷扯开噪子喊：客人来了，传烟倒茶，堂前请坐！于是李有财就将客人引导到堂屋里坐下来，我和大表哥马上过来给客人传索玛烟，小保强、小双元过来给客人上茶。
吃过早饭，负责接亲的队伍就出发了，接亲的都是二叔的至亲，一般情况是夫妇同往，寓意成双成对。当然也要安排两个年轻姑娘，负责陪伴新娘子。还要有一队抬箱柜的男人。看女方陪嫁的多少，和路程的远近。通常20－40人不等，因为那时的箱子和柜子由实木做成，里面还要装东西，非常沉重。
女儿出嫁的头天晚上，姨妈婶婶们要举行“装箱”礼仪，就是在陪嫁的箱子柜子里装一些东西。表达最后的心意。各地风俗习惯不同。“装箱”通常是装一些鞋子、袜子、鞋垫、手帕之类的东西，有的也装点零钱。也有往箱子柜子里装米、装红糖、装甘蔗的。抬箱柜的“帮忙弟兄”抬到装米、装红糖、装甘蔗的箱柜，是最辛苦的了，又沉又重，路又远，歇很多气、流很多汗、喝很多冷水，好不容易才抬到男方家。所以，男方家对抬箱柜的“帮忙弟兄，格外的敬重，吃饭时优先按排上坐，喝酒时主人要多敬几杯，以示感谢。
“装箱”之后，还要“哭嫁”，孩子是娘心头的肉，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要远离了，母亲心里百般不舍。于是就有母亲和姨妈、婶婶们哭嫁，拉着新姑娘的手，边哭边说，一来哭诉养育儿女的艰辛。我妈后来问二婶，二婶说她娘哭嫁时说了些什么她也记不清楚了，只依稀记得诸如养你难，生你苦，生下你才一尺五之类的话。还有就是叮嘱到了婆家要注意的事情，比如早睡早起，孝敬公婆，团结姑嫂等。
接亲还有一个苦差事是背新娘。按照风俗，送亲队伍在到达男方家前，新嫁娘胎的脚不能落地，只能由人背着一路过来。背新娘的男人要用油和锅烟，将脸摸花，再用一根铁丝，将鸡蛋壳串成一串，挂在脖子上，让其他人认不出来。二婶等大多数新嫁娘都善解人意，只是在过沟过河之时应下风俗，象征性地背一下，其他时间自己走着到夫家。也有像我三表嫂那样的极少数新娘严格按照风俗习惯办的，一步不走，必须背着，这就苦了“背哥”了。
后来经济发展了，有了车，箱柜就用车拉，再后来，迎新送亲也就用车接送了。
二叔家亲棚搭好后，负责挂礼的是有文化的王满堂，会写毛笔字，他搬张桌子，坐在亲棚里，礼簿在桌上铺开，只等客人来。那时经济条件差，送礼多数都送米，或是苞谷，再送一元或是两元钱。礼轻人意重。舅舅、姨妈们送了箱柜等嫁妆，就不再送礼金了。而金雨乡的风俗又不同。侄儿侄女结婚，舅舅、姨妈们必须要送晾干的猪老壳肉。后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送米的就少了。
相帮的晚上，大老爹、二老爹等至亲要给新郎挂红，以图大吉大利。大老爹用二丈多的红布，扎成红花，挂在二叔身上，边挂边说吉利（四言八句）：小小红布二丈长，今晚挂在儿肩膀，亲戚朋友齐相贺，金玉富贵满华堂。二老爹扎了两朵红花，挂在二叔身上，边挂边说吉利：金屋人间传二美，银河天上星成双，志同道合创大业，携手并肩奔小康。
酒席的菜必须是单数，称之为九大碗，后来增加到11个、13个菜。竹子箐的席是一轮一轮的摆，每轮10－15桌，吃完一轮，收拾碗筷，再摆二轮，一般三轮就结束了。
金雨乡的彝族婚礼也搭建亲棚，但吃饭不用桌子，将云南松松毛扯来，铺在地上，酒席就摆在松毛之上，大家席地而坐，称之为松毛宴。婚礼不光是亲戚到场，一个村子的人都要来参加，人很多，场地有限，一桌席上，吃饱一个，站起来一个，另外的人赶紧坐下去，接着吃，称之为流水席。
彝族喜欢热闹，婚礼有请唢呐子的习俗。吹唢呐子的唢呐匠由两人组成，装备一长一短。短的就是唢呐，长的则是大号。不知道是唢呐匠吹的功夫不得行，还是选择的唢呐曲调不悦耳，唢呐吹去吹来，听到的只是一个曲调：哩啦哩哩啦……比起陕北那些高亢激昂的唢呐曲调，简直差得太远了。所谓唢呐子朝天吹，说的就是不靠谱不着调。但婚礼图的是热闹喜庆，就象放鞭炮一样，要的是声音，目的是引起别人注意。长号则只是在进亲、发亲、开席时吹几声。现在经县文化馆的打造和编排，彝族长号成了会理最具民族特色的表演节目，经常参加县内州内各种大型文化活动
二叔结婚进亲是选择了吉时的，迎亲的队伍到达家门口时，时辰未到，要等，一大队人马坐着耐心等待，箱柜则提前抬进家门，送进新房，安置妥当。婚床布置好后，还要压床，找一对村子里公认的有福气的老木匠夫妇，还找了一对童子娃娃（小孩子）来婚床上坐一坐，将福气传递给这对新人。铺床的老木匠夫妇边铺床边讲吉利：铺床铺床，儿孙满堂；先生贵子，后生女郎；福贵双全，永远吉祥；男婚女嫁，花烛洞房! 铺床铺床，喜气洋洋；先铺四角，后铺中央；夫妻恩爱，共枕同床；早生贵子，播种成双；一儿一女，龙凤呈祥！
时辰一到，就鸣炮进亲。新娘穿着盛装，先要跨过一个火盆，再跨过一个筛盘，消灾除难，去鬼驱魔。然后才踏进家门。老总管我二大爷在门前说吉利：新娘跨火盆，大人养小人。福来都是五，喜到必成双。新娘跨进门，带来聚宝盆。合家保平安，贵子早早生。
进门之后，送亲的，接亲的到亲棚里落坐，传烟倒茶喝红糖水。新郎新娘则到堂屋里拜堂，堂屋里香烟缥缈，灯烛辉煌。新郎新娘，齐登华堂。老总管我二大爷主持婚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拜完天地，拜完父母，夫妻对拜，才送入洞房。新人入洞房时，二大爷高声说：手捧花烛亮堂堂，我送新人进洞房，今日洞房花烛夜，明年生下状元郎。至此，婚礼仪式完成。亲人正式结为夫妻。
结婚典礼过后，晚宴开席。还有一个重要的风俗，就是新郎新娘给来宾敬酒。由一个能说会道的长辈带领，为了避免宾客回敬新郎新娘的酒，把新人喝醉，通常要请2－4个年轻人做“酒保”，宾客回敬新郎新娘的酒，就由酒保代喝。
敬酒一桌一桌进行，新郎新娘端酒，带领的长辈就要说席，就是说四言八句的吉利话，称之为“说吉利”，“说吉利”非常有讲究，每桌都不一样，有多少桌，就要说多少个，既体现了说的人的诙谐幽默，也蕴含了对新人的美好祝福，这些“四言八句”，内容雅俗共赏、荤素掺差，为婚礼助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比如：一个盘子花又花，里面装的是葵花，大家都来抓一把，明年生个胖娃娃；小小筷子长又长，养个儿子状元郎；天上下雨地下流，夫妻恩爱到白头 ；新郎是天上一条龙，新娘是地下花一丛，哥不翻身不下雨，雨不浇花花不红。
新娘子迎进家门，大事算是完成了，宾客们就活跃进来，汉族讲究长幼有序，彝族则以高兴欢乐为主，所谓三天不分大小，七天不分老少。可以尽情的说笑打跳。晚饭过后，收拾停当，夜幕落下，亲棚中的桌椅板凳都收拾到角落里，亲棚已打扫干净，明亮的电灯照着，年轻人已经躁动不安了。这时，悠扬的笛声响起，斜戴着黄布帽子的李老三，吹着蹢脚调，慢慢走到亲棚中央。小伙子大姑娘、大爹大妈大婶子、三姑三婆二姨妈们，慢慢聚拢来，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大圆圈，和着蹢脚调，跳起了热闹欢快的蹢脚舞，边跳边走边转边唱：你爹不合心，你妈不合意，不合心、不合意，娃儿哪呢来……
蹢脚舞的样式很多，有三套拐、背榨把、跺脚等等，以跺脚、甩手为主，体现劳动人民的力量、热情、大方、活泼、团结、协作，年轻小伙热烈豪迈，踏着整齐的步调，把地板跺着闷响。姑娘小媳妇们热情大方，秀臂轻挥，衣摆飞舞。大爹大妈们抬脚送胯，喜笑颜开。小孩们嘻嘻哈哈，你追我逐，钻来窜去。
二叔家提前俩月就酝酿好几桶醪糟米酒，我们称之为甜白酒，味道清甜，酒精度低，老少兼宜。蹢脚舞跳几圈下来。
大家伙都热汗淅沥、气喘吁吁，于是就窊起桶里的甜白酒，大口大口的喝起来。李老三的笛子又吹响了，大伙又围成一圈跳了起来，有时人多地小，就围成两圏，大圏套小圈，手拉着手，肩靠肩，臀挨着臀，腿擦着腿，脚抵着脚，跳起来闹起来，打情骂俏中，许多姑娘小伙子就相成了一对。
老人们跳累了，就在板凳上坐下来，喝着洒，唱起来了山歌。二老爹唱：好久不到这边来，这方绿水起青苔。扒开青苔吃凉水，十里当做五里来。四叔公唱：一条河水绿茵茵，不知是浅还是深。竹篙点水试深浅，唱首山歌试妹心。三婶娘唱：墙里栽花墙外生，家花串着野花根。家花当成路边草，野花当成命根根！曲调优美动听，歌词诙谐幽默。唱起来、跳起来、合起来，一直热闹到天亮才收场。
各方一俗，竹子箐、红石井、大小黑依的彝族不闹新房，但黎洪乡崩底村、金雨乡红格拉村等地方的彝族是要闹房的。闹房很有讲究，在散客那天晚上闹，这时婚礼大事已完，娱乐为主，三天不分男女，七天不分老少，闹房很有讲究，由六个或八个小伙子组成一队，一人端一个茶盘，盘中放一副对联、一封火炮、几块钱，吹着笛子，蹢着脚，从大门、进堂屋门，再进新房门，用两张八仙桌，将新郎新娘夹在桌子中间。主人则要在桌子了摆上花生、瓜子、水果糖。爱折腾的年轻人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节目来，消遣折腾新郎新娘。比如吃花生、咬苹果、吃香蕉、摸糖之类，晕味十足，热辣火暴。
闹房结束，又继续狂欢，蹢脚舞又跳起来，男女青年们将锅烟、黄泥巴等东西和上猪油，相互抹到对方脸上，没有了长幼观念，没有了道德约束，有老的抹少的，有男的抹女的，有几个老爷们按倒一个大表嫂抹的，也有撩起衣服抹在胸口上肚子上的，胆小的姑娘嫂嫂们远远躲起来。抹和摸在这里混淆不清，胆大的跑得慢的，姑娘嫂嫂们，被小伙子们抹了一身黑油灰，据说用几桶水，洗几天都难洗干净。
第三天，早饭过后，女方家送亲的客人就走了。婚礼基本结束，也就是散客，客人们告辞走了。“帮忙弟兄”拆了亲棚，收拾桌椅，借别人家的锅碗瓢盆也物归原主。至此，整个婚姻才算真正的完成。习俗多，环节多，需要亲戚朋友们相互帮助、相互配合、大力支持，才能顺利地完成。农村人常说的一句话：帮忙帮自己。你帮了别人，论到你家有事了，别人就会来帮你，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现在婚宴的选择就多了，城里人最方便，在宾馆酒店订上几十桌。只管吃一顿饭。省了很多事。
“帮忙弟兄” 前前后后忙活了四五天，非常辛苦劳累，主人一定要留他们下来玩一天。“帮忙弟兄”前几日主要是干活，服务婚礼、侍候客人。现在任务完成，可以放松玩了。于是一帮年轻人又继续打牌、下棋、喝酒、唱歌、跳舞，通常是又玩通宵。
这时，新郞新娘要到女方家去回门。新人带上两个年轻的姑娘小伙，提点肉、酒、糖、茶等东西，到女方家拜望父母，感谢养育之恩，回门不在女方家过夜，吃了晚饭就回男方家了。婚礼结束，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在农村的婚姻大事中，媒人是很重要的角色，无可替代、不可或缺。接下来要谢媒，男方父母带上烟酒糖茶，到媒人家里去，感谢媒人促成了这桩美好姻缘，感谢媒人为婚礼的奔波劳累。
七、且食勿踟蹰，南风吹作竹
现在的人们衣食无忧，虽然说不上锦衣玉食，却也能想吃啥就吃啥，吃也有很多讲究，家人朋友聚会，总要弄许多菜，喝两杯酒。面对四周的绿水青山，看到蝴蝶在滨河公园里翩翩飞舞，听到小鸟在窗前的小叶榕树上婉转清脆地欢叫，池溏里游来游去的小鱼，蜻蜓贴着城河的水面飞舞。于是不由自主地又想起那个生活困难的时代。
竹子箐的水稻田不是很多，分布在河沟两岸。那时农药还没有被普遍使用，农业是真正的原生态农业。水稻种的是小百谷、台北八号等很老的品种，不施农药，稻谷抽蕙扬花的时候，田埂上和稻谷叶上，便有许多的蚂蚱，主要有两类。一类我们叫小谷雀，短小精干，飞得快，跳得高；一类我们叫骡子蚂蚱，翅膀短，反应慢，行动迟。还有极少数的我们叫油炸母蚂蚱，脚长肚子大。我放学回家后，就拿一个白布口袋，跑到田边去捉蚂蚱，不一会儿就能捉到两大捧。大人们也捉蚂蚱，母亲她们割谷子时，通常要带一个小巴箩，系在腰上，边割谷子，边捉谷叶上的蚂蚱，装进小巴箩里，巴箩口有倒须，蚂蚱进去后出不来。拿回家去，倒进热炕锅里，盖上锅盖，先将蚂蚱炕死，然后去掉翅膀、手足，然后用热油慢慢炸黄，和着饭吃，香得不得了。小谷雀、骡子蚂蚱只在夏天和秋天稻谷成熟时才有。冬天和春天，田埂和地埂上的枯草丛中，有一种个头比较大的蚂蚱，飞行能力强，我们叫老粗糠，几个孩子追逐着捕捉，捉到后用线系在老粗糠肚子上，带到院坝里玩耍。可以逗玩一两天，玩腻了，然后再把它丢进火塘里，烧熟了吃。现在个别的特餐馆里还能看到油炸蚂蚱这道特色菜，我却再也没敢吃了。
松树林里有马蜂，老马蜂有三种，一种是在大树枝上做窝的，蜂窝远看象一个大葫芦，我们称之为葫芦包。还有一种在灌木树脚做窝的，窝最大只有手掌那么大，蜂子也很少，因为成蜂脚是白色的，我们叫它白脚蜂。还有一种在地穴里做窝的，我们叫老土蜂或牛角蜂，成蜂个头有小指那么大，毒液多，毒性强，蛰到人非常危险，会要人命。老土蜂极少，白脚蜂小，葫芦包比较常见。谚语说：七月蜂、八月空，九月十月满东东，意思就是马蜂七月开始筑巢做窝，八月产卵，开始大量繁殖，及到九月十月间，幼蜂长大，布满蜂巢，但还是蛹状，未蜕变为成蜂。因此，十月是收获的最好季节。
男人们白天上山找柴、伐木，或者放羊放牛的时候，留心观察，发现了哪里有马蜂巢，就记牢。等到时机成熟，先准备两根很长的竹杆，一根顶端安装上镰刀，另一根顶端绑上破布条，浸上柴油或者汽油。再用竹子、茅草、松毛制成几个小火把。夜幕降临，大舅和二叔扛着竹杆火把，我和表弟提着口袋，踏着夜色来到大树下，大舅用火柴把浸了油的长竹杆点着火，举伸到松树顶上的马蜂巢处，在蜂巢外值守的马蜂纷纷趋光抢火，于是被烧掉翅膀，落到了地上。
把蜂巢外值守的马蜂解决掉之后，二叔用钩镰，将马蜂巢整体从树上钩割下来。马蜂巢掉到地上，砸烂裂开，成群的马蜂飞起来，我和表弟躲得远远的，大舅和二叔早已点燃小火把，凑到砸烂裂开的蜂巢处，来不及飞出来的老马蜂被烧死了。飞起的老马蜂冲着火光飞过来，也慢慢地被烧死了。因为夜里一片漆黑，老马蜂视力不佳，看不到人，只会迎着火飞，所谓飞蛾扑火，纷纷被烧死，因此人相对安全。
烧马蜂需要选择在下半月进行，如果有月光，马蜂借着蒙胧的月光，会攻击人，非常危险。
烧牛角蜂则要安全一些，但仍然要在夜晚进行，只要发现了牛角蜂，找到蜂巢的几个出口，把其余出口用泥土阻塞好，在大的出口处堆放松枝干草等，点火，然后将浓浓的火烟扇进蜂巢内，熏得差不多了，再慢慢挖开，蜂巢成蜂被熏晕了，飞不起来，再用明火烧下下，就把它们消灭了。
白脚蜂因蜂巢小，成蜂少，可以白天点个小火把来烧。
烧好的蜂巢装在口袋里带回家，把蜂巢分层取下来，大的葫芦包有七八层，每层的蜂房内都住满白胖胖的幼蜂，要用手把幼蜂从蜂房里拉出来，放在盆子里，一会儿就装满大半盆。我奶奶把铁锅烧热，把蜂蛹倒进铁锅里，小火翻炕，慢慢地，蜂蛹由软变硬，由白变黄，用锅铲翻动时发出沙沙地声音，放进半勺子猪油，小火慢慢煎炸，不一会儿，就炸好了，装在小盆子里，微微撤上点白盐，端上八仙桌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慢慢品尝。成蜂摘去翅膀，单独上锅煎炸，因为样子吓人，口感较硬，孩子们通常不敢吃，大人们却吃得很香。烧马蜂比较危险，但其乐无穷，还能得到香脆可口的食物。在那个很少能吃到肉食的年代，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活意义。
后来，有头脑灵活的人由此看到了商机，凤山营的个别农民经过探索和实践，将在山野中拳头大小的马蜂巢摘回家来，远远挂在瓦房的屋檐下，或是土撑房平墙上，让马蜂生长繁殖，经过一到三年的生长繁殖，蜂巢就长到水桶那么大，然后再采烧下来，摘出蜂蛹，或是连同蜂房一起，拿到集市上去卖，一时供不应求，一斤要卖100来块钱。一窝马蜂能卖一千多块钱，一家人养殖十到二十窝马蜂，一年就有了近万元的收入，相当于喂二、三条牛，五六头猪，十来只羊，或是种十多亩地，非常划算。当然，要在山上找到小蜂巢也非常不容易。后来人们比照蜜蜂养殖，又摸索出人工繁殖马蜂蜂王，人工控制分家筑巢的技术，初步实现小规模养殖，用肉、虫等做成饲料，人工饲料马蜂，然后取蜂蛹上市卖钱。
蜂蛹基本上是炸来吃，据说也有用水焯了凉拌来吃的，不过我并没吃过。蜂蛹是高蛋白食品，许多人吃了会过敏，浑身上下起风团，很吓人，我小时候喜欢吃，但现在不敢吃了，因为过敏。
池溏的水草丛里，有一种我们叫水母鸡的动物，披着厚厚的甲，如果水溏干涸了，爬上岸，太阳把翅膀晒干了，能飞起来。春夏之交，天气转热，大婶二婶们就用一根长木棍，把一个大撮箕绑在长木棍上，背上竹子芭箩，前往有水草的池溏，人站在岸上，把撮箕伸到水草丛里撮水母鸡，撮到水母鸡、卖布客、小鱼、虾、泥鳅、蝌蚪等，装进芭箩或口袋里。回家后将水母鸡用热水烫死，去掉甲，用油炸出来，非常香。
蝉在雨天翅膀沾了露水，不会飞，一棵松树上有两三只，我们边放牛边捉，去掉翅膀和手脚，装在衣服包包里，带回家来，多则油炸，少则火烤，也可以打一台牙祭。
房屋阴暗角落里，有一种虫叫做地鸽子，可以入药。这种虫会喷尿，闻到很臭，夜间打着手电筒去捉，用火烤熟了，吃起来很香，据说可以治小孩尿床。
最好吃的要数黄豆虫了，村子里有一个场坝，很大，用三合土硬化了，割来的黄豆、四季豆，蚂蚱豆、绿豆秸杆，就放在场坝里晒干，再用连盖子锤打，使豆子与豆杆分离，四季豆，蚂蚱豆、绿豆都不会长虫，黄豆特别爱长虫。黄豆杆晒了几天，翻开，小小的黄豆虫就在地上的糠里面蠕动，我端了小洋碗，小心地一个一个从地上捡黄豆虫，要翻很多黄豆杆，才能捡到小半碗黄豆虫，端回家去，母亲给我炕到锅里，黄豆虫脂肪含量很高，炕着炕着就出油了，根本不用再放油来炒。炕熟的黄豆虫吃到嘴里特别的香。
干柴里，会生柴虫，柴虫个头有蚕那么大，我和父亲上山去找柴，父亲把干松树用斧子劈开，柴虫就现原型了，或是掉在地上，或是头钻在柴里，尾巴在外面蠕动，我赶紧去抓住，装在口袋里，拿回家去，用火烤来吃，吃起来有一股柴的清香。
蝼蛄在田埂上打洞，我们叫它小土狗，让稻田渗水，对农业生产有害，捉了来烤起吃，也很香。
金龟子我们这个地方叫蝗虫，初夏的傍晚，成群的金龟子就从地下钻出来，飞到玉米苗、桃树、李子树、核桃树、柿子树上，啃吃树叶。金龟子个头大，数量多，奶奶带着我去捉，但捉来主要是喂鸡。奶奶对我说，这蝗虫用油炸出来香得很呢。在我们这一代，没人食蝗虫了，但在奶奶她们那一代，在艰苦岁月里，她们吃过蝗虫。
蟋蟀是一种躲在土块和石头块下面的昆虫，我们叫蛐蛐。我母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在食堂化的时候，集体劳动，中午休息，老文大爹就从土块里，抓住一只蛐蛐，掐去翅膀后，放到嘴里，嚼吃了。
长山沟、小箐沟的溪流中，翻开石头，就会看到螃蟹，这种螃蟹个头不大，八十年代初，还比较多，小半天能捉到两三斤，拿回家，洗尽，用油炸，虽然要用很多的猪油，但炸出来的螃蟹也很好吃。
记忆中，儿时家乡的溪水明亮清澈，小鱼在期间流动，有小虾在期间爬行，在青蛙在溪坎上鸣叫，有蝌蚪在水底小憩。长山沟、木家沟、小箐沟、大梁箐沟、出水处沟、滑石板沟，蛮子沟构成的竹子箐的溪流水系，养育着竹子箐的父老乡亲。水是生命之源源。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讲，记忆更深的是这些沟渠里的石蚌。石蚌生活在淡水中，平常躲在石洞中，夜晚出来捉虫子吃。我二叔带着我，顺沟捉石蚌，二叔把手伸进水里的石头缝里，竭尽全力，尽量向里掏，一会儿把石蚌掏出来了。
小时候，大叔带着我到比较远的大庆河沟去捉石蚌，有时能捉好几斤，用蛇皮口袋装着，提回家来，收拾干净，打了油锅，呛了辣椒节、花椒、生姜片，倒进清水，下石蚌、酸菜，等锅开了，再下香葱，芜荽、盐。然后起锅，吃起来鲜香爽嫩。一直到我上了中学，以及后来参加工作了，我偶尔都还和儿时的玩伴们一起，有空就去沟里捉石蚌，既是留恋它的鲜美，也是休闲娱乐。
中元节过后，稻田要挖谷沟，排干田里的水，大的田都要挖横沟和纵沟。如果田里养得有鱼，那时就是捉鱼的时候，先把沟挖好，等田里的水先流到沟里，过一天再放田水，这时鱼就从田里到了沟中，边放水边捉。我家的顺河田有一丘会出水，适合养鱼，记忆中养过一年鱼，挖谷沟时，我满怀期待，跟我爹一起，提了水桶，准备捉鱼，但结果很让我失望，田里没有几条鱼。我爹说，下大雨时，鱼都跳田埂逃跑了。后来我家就再也没养过鱼了。
排了水的谷田沟里，有黄鳝和泥鳅，小长员我们几个放了学就到田里去捉，有时我爹和我妈在干农活时，顺便也会捉到几条，带回来烤了给我吃。黄鳝有浓烈的土醒味，在当时我只喜欢烤了吃，泥鳅可以用油炸，炸脆了吃。
松林里，有野鸡、野兔，斑鸠，我时常跟随我大叔和二叔上山去打猎。包产到户后，农民的干劲被充分调动起来，没几年，温饱问题就解决了，再过几年，每年都能宰杀两头过年猪了，吃肉叫打牙祭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但竹子箐的人还是很爱打猎，经常三三两两地约起，上山打野鸡、野兔、斑鸠。对大叔二叔他们来讲，是辛苦劳累了，抽空休闲娱乐一下，对于我来讲，也是当作一项体育活动参与。大叔二叔都是打猎能手，经常能打到野鸡、野兔、斑鸠，拿回来，煮了汤，一大家子人都聚在一起吃，有说有笑，很是温馨。有一回我亲自打到一只野兔，很是高兴，走累了，还没下山，我们一群人将野兔收拾好，架起火，在野外将野兔烤了来吃。
长大一些后，玩性更大起来，我便经常和小长圆他们一起，白天打鸟，晚上也打鸟，打到的鸟拿到小长圆家，收拾了煮来吃。
后来打野兔用网了，网有60-100米长，找到可能有野兔的山坡或山沟，用撑杆支好网，留下一人守网，其他人则用树枝或石头驱赶树丛中的野兔，野兔受到惊吓，跳出来，往山上逃跑，撞了网，撑杆倒下，兔子就被网住了。野兔可炒可煮，肉味鲜美。
我参加工作之后 ，过年过节回老家，如果有空，我就会同大爹他们一道，去打兔子，去摸石蚌，去打鸟。及至我三十岁时，我突然发现，竹子箐周边的农村发展都比竹子箐快，那些村民们都在忙活自己的事，没有心思打鸟摸鱼。我才觉得打鸟摸鱼有些不务正业的意思，于是我就不再跟村民们打鸟摸鱼了，我因此也常常劝说大叔二叔，让他们也不要再打野兔摸鱼了，我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想吃肉，有腊肉火腿，想吃鸡，自家院里有，捉来杀起就行。想吃鱼，市场上多的是，价格比猪肉还便宜。但他们似乎听不进去。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情趣。
儿时的天真烂漫留在记忆的长河里，调皮捣蛋的我将这些好吃的美食记在心里。年复一年，当我长大成人，步入中年，生活好了，应酬多了，身体也发福了，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家乡那些虫子蚂蚱的鲜美味道。
八、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在竹子箐生活了十九年。我出生后，母亲因为一平二调，到高堰沟上挑土，我断奶后便跟我瞎子老祖一起玩耍。三四岁时，我光着屁股和小长元他们坐在我外公家背后的三合土保坎上玩泥巴，捏泥人、砸泥炮，过着“卵子拖灰”的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生活。到了一年级，我穿着开裆裤到红石井小学去读书，因为不爱上学、经常逃课，我被母亲用绳子绑了，吊在楼扶上打过。为了找我上学，彭老师带着一群学生，在辗房梁子把逃跑的我捉住，然后让学生用撮箕把我抬回学校上课。三年级到白桦树小学读书时，我和小秀在红石井大桥，爬在上坡的拉矿石的解放牌汽车屁股后面，直到白桦树小学下面才下来，为此被驾驶员用石头屁滚尿流地追赶过。小学毕业，我语文数学考了190分，却阴差阳错，没有一个中学录取我。我妈到关河中学去找校长，校长不敢收。我妈又到黎溪中学去找领导，李副校长说，赶紧领来我们这里读。
上初一时，我一个人翻过老棚湾垭口时，回望山脚公路下我的家，我总要流下不舍的、伤心的眼泪。半路要走过一处乱坟堆，我总是很害怕。初二时，有一次表彰优秀，深冬的阴天，冷风吹着，全校学生聚焦在操场上，校长在台上发奖，我穿着单衣单裤，没穿内裤，裤子屁股上有个小洞，冻得瑟瑟发抖，校长念了我的名字，是一等奖，我在寒风中跑上台去领奖。初中毕业考试，考场设在会理县城，在班主任的带领下，我第一次来到县城，当晚旅馆的电视正在放《射雕英雄传》，我守着看了两集。
中考我考了381分，本来是要读师范校，但在老师讲填报志愿时，我没听明白，把财贸校填成了第一志愿。考上了中专，就吃皇粮了，每个月发32斤粮票。户口也从农村户口转成了城镇户口。至此，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跳出了农门。而我们一个班的，有三个平时成绩比我好的没考上，也没补习。
虽然从竹子箐走了出去，但我的心依然在这里。我的父亲母亲用双手拚命种地、挖矿、捡菌挣钱，供我读书。钱最紧张的时候，父亲母亲把过年猪卖了，一年里没有肉吃。中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黎溪区的黎洪乡工作，又回到了熟悉的红壤土和云南松的怀抱。同样是家乡，同样是农村，但工作的性质不一样了。一九九二年，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大地再次掀起改革开放的高潮，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只要做生意的，基本上都赚了钱、发了财。
在竹子箐，在我之前，通过读书考上中专，走出竹子箐的有两人，一个是我二表叔，一个是我大表哥。我可以说是在父母的期盼下，沿他们的足迹走出去了。我之后，又有小表叔和小表妹通过读书考上中专，走出竹子箐。小表叔是二表叔的亲兄弟，小表妹是大表哥的亲妹子。后来大中专毕业生国家不再包分配，铁饭碗被打破了，及到目前，竹子箐再没有年轻人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了。
我很小的时候，村里住得有一个老人叫夏国太，他单独居住在一间小房子里，他自己不种地，靠别人施舍渡日，平时自言自语说话，别人也听不清楚。我们从他门前过，总爱上门去逗他玩，他走在路上，顽皮的孩子会用石子扔他。他的房门上、柜子上，墙上、灶台上，用粉笔写满了字，那些字一笔一画，非常工整，比包老师和彭老师写的要好很多倍。母亲总对我说；不许你去打夏国太！夏国太穷得新鲜，饿得志气！他没粮食了，会在村里一家一家上门去要，但只要不是别人主动给的，夏国太私下里黄菜叶都不会摘别人一根的。夏国太其实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知识分子，夏家解放前在当地是地主，所以文革中夏国太受到了冲击，导致精神失常。后来政府给夏国太平反，发放了生活补助，每月有了好几百元的生活费，不用再挨家挨户求施舍了。因为自己能养活自己，他在羊号伍的侄儿就接他去住，夏国太因此也离开了我们队。不过每隔两三个星期，夏国太又会回到村里来，用两个小塑料桶，打大麻栎树下面老水井里的水，装满后，歇会儿气，用木棍挑着回羊号伍去。因此队上的人们都说，夏国太虽然神经不正常，但他有情有义，饮水思源，不忘本。
文革中，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我们队里来了两个成都知青，一个姓李，一个姓杨。队里给他们建了房子，他们同队里的农民一起劳动，一起玩耍。杨知青在劳动生产中和一位起姓女子建立了感情，并结婚生子。后来知青返城时，政策规定在当地结了婚的不能返城，杨知青为了回成都，就得和媳妇离婚。杨知青离婚返回成都安顿好之后，并没有抛弃农村媳妇，又回来和媳妇复婚。复婚之后，起姓女子随之一起到了成都，再后来，起姓女子的长女、妹妹也到成都打工，并在外面安家立业，也算是走出了竹子箐。后来，杨知青和起姓女又离了婚，但把电子科大的房子留给了起姓女子。起姓女子非常实在，竹子箐老家亲戚的红白喜事她都回来，还把她的两个兄弟组织起成都打过一段时间的工。
及至2010年，竹子箐人的不安和燥动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村里的年轻人多了起来。他们并不安分在土地上的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们也要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就有了许多淳朴善良的农村青年走出去的故事。
我儿时的玩伴中，有一个叫小星的，他初中毕业后，到了姜驿乡去谋出路，后来在姜驿街上理发，理了几年，又回到黎溪街上来开理发店理发，精明踏实地干了好些年，增加了美容等一些时兴的业务，后来娶妻生子，店子也越开越大，后来黎溪镇规划建设新街，他买了地，修了新的房子，也算是成功走出竹子箐去的人。
在为生计奔忙中，我也时常回去。山川河流依旧。人却不同了，老辈人慢慢过世，年轻人慢慢成长，有外村嫁进来的媳妇、招进门的姑爷。熟悉的人走了，叫不上名的人多了。
我是真正的离开了这个地方，这里也不再属于我了。而我又真正的离不开这里，我的至亲还在这里生活，我的父亲、我的老爹、奶奶埋葬在这里。我的心思，也时常回到这里。每次回到这里，我都要努力找寻一些正在消失的记忆。北边的红石井，南面的毛菇坝，东面的老锅厂，西面的老棚湾，还有我曾以打过鸟、摸过鱼的磨刀石、席草地，小团山、二道沟、马槽地，沙家坟。这些无比亲切的地名正在我的记忆中悄悄地消退。
当我在黎洪乡政府工作的时候，对传销就有了很深刻的印象，那时龙滩村的一些青年们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走上了传销的路，听信别人的召唤了，兴高采烈地出去了，进入传销窝点了，听课洗脑了，发觉上当受骗了，不交钱走不脱了，最终交钱入伙了，然后伺机逃脱回家了。我问其中一个较熟悉的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拙劣的骗局都会上当。他摇摇头，说：都是套路呀，上当入了伙的人，想要发展下线，首先考虑亲戚朋友，容易博得信任；其次传销组织的人员会帮你分析，编造一个亲戚朋友最容易接受的理由，比如开餐馆、卖衣服、进工厂等等高薪职业，把亲戚朋友骗来，一般是哥哥召唤兄弟，儿子召唤老子，姐夫召唤舅子；进入传销窝子后，组织有序，管理严密，宣讲的是尊老爱幼、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等正能量的东西；通讯工具被收走，熟人被相对分散隔离，人身自由被管控，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无法交流；人生地不熟悉，只有交钱走人。
按理说，吃一堑长一智，有人上当受骗，大家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同样的事再发生，同样的悲剧再重演。但传销的神奇就在于此，上当受骗的人前仆后继、络绎不绝，你方上当我登场，拦都拦不住。十年后，竹子箐的人又走了一遍当年龙滩村人走过的老路，一个村民先进传销组织了，于是他就召唤了亲戚朋友们过去，到最后大家都交了钱才得脱身，十年前可能交3000块，现今交9000多块的样子。我回老家去，听到这样的故事，感觉非常的惊诧和惋惜。感慨纯朴善良的村民缺乏社会经验，老是吃亏上当，把自己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拱手送给别人。但我转念一想，这些老实的村民们被骗了钱，但他们毕竟从封闭落后的竹子箐走了出去，到了成都，到了山西，到了昆明，看到了外面精彩纷呈的不同的世界，增长了眼见，丰富了阅历。他们回来之后，又起早贪黒、无怨无悔地在土地上营生，春种秋收，年复一年，累了他们也喝点酒，抽几根烟，过年了，他们也三三五五凑在一起，压金花、斗地主。农闲的季节，也找门路到外面打工做活。劳动是天经地义的事，肩挑背磨是天经地义的事，种田种地、养猪养鸡是天经地义的事，流血流汗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从不叫苦、从不叫累，从不怨天尤人，人比人气死人，毛驴比马驮不成，他们豁达乐观，没有时间忧郁悲伤、自怜自艾。他们朴实勤劳，他们不怕失败和挫折。他们坚强忍耐，当玉米苗被太阳晒枯死了，当金黄的稻谷被冰雹打了，当辛辛苦苦养的猪得病死了，他们也只轻轻地叹口气，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苦难不曾击倒过他们。他的无需远大理想，只简单地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他们有他们的龙门阵，他们有他们交流勾通。他们不求穿得好，但求穿得暖，他们不求吃得多好，但求顿顿有点肉，他们不求发大财，但求猪牛羊鸡、玉米稻谷不掉价。他们斤斤计较，但心怀坦荡。他们自私自利，但感恩善良。他们诅咒贪官，但红心向党。他们无所谓成功失败，但简单平常。
我回老家去，总要给侄儿侄女们讲理发的小星的故事，讲红石井小起修车的故事，告诉他们，除了读书上大学外，只要踏实，勤奋，还有许多可以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路径。希望他们凭自身本事，跳出农门，谋到生路，他们听听，笑笑，不言不语，不置可否，并不放在心上，过了也就忘记了。我开始总是耿耿于怀，后来也就释然了，他们有他们的思想，他们有他们人生，不能生搬，不能硬套，不可强求。
竹子箐的密闭由来已久，这些年却慢慢地被打破了，许多人打工到了上海、福建、新疆，一些人出去了，又回来了，另一些人又出去了。小伙子们从外面领回来了媳妇。有人当起了小包工头，有人开车跑上了运输，有人在农闲时做点小生意。有人到工厂矿山当了长期合同制工人，有了“四险一金”，有人尝试小规模养猪养鸡。这些变化是积极的，有益的，在新时代的城乡统筹，乡村振兴，产业融合中，竹子箐 定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