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游 洞

三游洞位于湖北宜昌城区西北郊二十里的长江北岸的西陵山中，它背靠长江西陵峡口，面临清丽婉约的长江支流下牢溪，三面环水，一面连山，山水秀丽，恰似天然盆景置于群山峻岭之中。历史上的三游洞，并非三游洞，而叫西陵山。山虽小，地图上难以见到它的影子，但它却是宜昌的门户，上可控巴蜀，下可引荆襄，为入蜀进川的要冲，历代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宜昌的辖区内不仅有山有水，而且还有许多溶洞。如今不少溶洞已被开发出来供人们游玩。考古发现，有一些溶洞曾经就是我们祖先居住的地方，家乡人称之为岩屋。听长辈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当地人发现在大山里有一户人家还住在岩屋里，连土改都没有参加，后来在当地政府帮助下才搬了出来。我在读初中时曾经到那岩屋里玩过一次，洞中冬暖夏凉，还有一股泉水，稍加整理，可供一家十口人居住，现在看来那可是一块风水宝地。参加工作后我游览过一些溶洞，不少外观华丽，可少了人文的厚重。据文献记载，三游洞在唐宋以前也是一个无人知晓的溶洞，后来名气大增，全是因为唐、宋时代的几位大文学家来这里游过。相传唐代白居易和弟弟白行简一路游山玩水，寻幽探胜，不期与元稹相遇，三人同游此洞，玩到兴奋时每人赋诗并刻于石壁上。白居易看到满壁诗文，心中大喜，干脆又挥毫在前面题上《三游洞序》。序云：“以吾三人始游，故目为三游洞。” 这么一来，任千百春秋也不会磨灭掉。从此，人们只知“三游洞”，而没了西陵山。

二百多年后的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由眉州赴京城开封应试，途经夷陵，也慕名前来游览三游洞，且各题诗一首，刻于洞壁之上，以其自然、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浑然一体，也可能就是仗着这诗名，使这个极普通的溶洞名声日渐辉煌响亮。

但凡来到这里风雅一番的人们，目光一扫，就会看到岩壁上的题刻，仔细读之，发现不少有味道的诗句。三游洞内虽然光线挺暗，但洞的中央立着白居易、苏东坡等三座石像，使这洞的历史氛围一下子就浓重起来，显示不寻常的文化格调。桂林巡抚张联桂有一次来三游洞，还为它的名气超过桂林风景而抱怨。在洞口壁上题刻：“我昔分符驻桂林，七星叠彩俱登临。玲珑峭拔斗奇幻，较之此洞犹宏深。惜哉，名贤足未到，至今胜境鲜知音。”可让后人看了难免觉得他胸中太无丘壑。

在中国古代，官员们都有一套谈论经典、舞文弄墨的本事，像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等人文学者，他们走到哪里，都可以觅见他们的足迹，听见他们吹箫式的轻音。苏轼当年与苏洵、苏辙父子三人到三游洞一游，生花妙笔咏赞，就有了“后三游”，使三游洞变为抒发情怀载体。苏轼到海南去一次，在天涯海角里还可以见到他被放逐后依旧放达的身影；黄州去一次，赤壁的浪涛湿透了他的衣襟，至今未干；杭州去一次，连条堤岸都要与他同姓。

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好像对三游洞非常感兴趣，他几乎走遍了夷陵的山山水水，写出了116篇诗文，特别是他有关“夷陵山水甲天下”的诗吟，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状况，使夷陵文学积淀更加丰厚，是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南宋诗人陆游到三游洞见洞前有一小潭清冽的泉水，取水煎茶，气香味甘，赞赏之余留下诗词：“囊中日铸传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尝。”这也是三游洞文化历史长河中唯一幸存的一首煎茶诗。后人为纪念陆游，便把此泉称为陆游泉，并在泉口外围砌上雕花石栏杆，依山傍壁，仿照宋代风格，用青石雕凿半壁亭一座，悬崖壁刻陆游煎茶诗，使这里的泉、亭、诗、景融为一体。

一个小小山洞，居然又一次引来如此多的世人关注，就不再是简单的自然造物之奇观，它成了一个大地的生命故事，它如何诞生和发育，如何成长和变化，都通过各异的内外在形式昭示出来。

宋代是三游洞人文荟萃、文化张扬的鼎盛时期。欧阳修、赵拤、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陆游等，群贤毕至、探访游览、赋诗作文、挥毫题壁，为三游洞凝集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了厚重的历史。

三游洞自从唐宋名声大震以后，似乎沉寂了一个朝代。不知何故，元代好像没有名人来寻访，或许是有人来了而没有留下痕迹，不能不说这是一大遗憾。到了明代又活跃起来，有文字记载的明代历史名人就有十九人。

三游洞不仅是历代文人墨客游玩的地方，而且还是摩崖壁刻的博物馆，历代名人的石刻多达100多件，现洞中尚存宋代以来壁刻、碑刻56件，其中宋代现存壁刻18件，极大丰富了三游洞的文化底蕴。

据考古发现，在西陵峡口的牵牛岭上遗存了大量旧石器时代文物，在三游洞周边还发现自战国以来近千座古墓，出土各类文物2000余件，表明先辈们早已在这里休养生息，而且把它建成了长江中上游的经济、文化和军事重镇。

除了到过三峡的文人墨客钟情于三游洞外，浓烈豪壮的英雄也时常光顾。本来探幽之地，一不留神就沾身强悍和血腥之气。早在1700多年前，东汉政权就在这里建有军事城堡，并沿用至南北朝。这座残缺的古代军事城堡，至今还保存在这座西陵山上。三国时期的张飞，是蜀国的一员虎将，早年追随刘备打天下，为防止曹军入川，张飞曾在三游洞的山腰间修筑擂鼓台，督阵练兵，擂鼓不息。

梁元帝在西陵峡口筑“七胜城”，南朝宣帝征江陵，在峡口筑“安陆城”，古军垒就是此时建立，出土的古代箭镞以及东汉纪年砖等证实，它是那个年代峡口唯一的古军事遗迹。

“一洞凌虚佛自在，万方多难我重来”是三游洞所存民国时期最早的一方石刻。所指的是1917年冬至1918年冬在宜昌境内打的一场护法战争，起因是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成果。1917年9月1日，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向全国通电讨伐。1917年12月1日，靖国军打响了宜昌护法战争的第一枪，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势力，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抗日战争时期，三游洞是大后方的前沿阵地，下牢溪系阻隔日军的天然屏障，扼守着三峡门户，没让日寇跨进半步。下牢溪南岸的南津关即为日军的占领区，而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作战指挥部曾一度设在三游洞内。1938年10月，湖北省政府要员移驻三游洞内办公，主持全省的抗日救亡工作。爱国志士先后在此留下了气壮山河、震撼人心的抗战题刻，见证了日寇侵犯宜昌的残暴行径和军民同仇敌忾保卫宜昌的壮举。1939年在洞内石壁上刻石志耻：“中华民国廿八年春，寇机屡袭宜昌，居民死伤数千，爰率本府同仁驻此办公,书以志痛”。冯玉祥将军从四川到宜昌督练抗日军队时，也在三游洞题写壁刻：“是谁杀了我们同胞的父母和兄弟”，抗日之情溢于言表。

再回到文学，美国汉学家宣立敦认为，“三游洞是文学圣地的一个典型，它因作家的宣传而名垂不朽，并且因此而被定位在文学地图上，这样一个地方于是就成了文化旅游指南的内容之一，也是后世作家们朝圣之旅要去的地方”。也许正是受到宣立敦的启发，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者张聪女士在《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一书中，辟出专门一节研究三游洞与文人、文化的相生关系。她重申了文化朝圣的意义，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唐代元白以来，每一个后来者造访三游洞都是对所有前行者的致敬，我们从欧阳修的诗里，读到了“久闻三游洞，疾走忘病婴”；从清文学家刘大櫆的《游三游洞记》里，读到了“地得因人以显”的浩叹；还有近代张大千“寻诗问苏黄，扪碑识元白”的诗句。可以说，正是历代文人的声息相通、惺惺相惜，让三游洞千年文脉不绝，同时也让宜昌平添了一张特殊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