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

“春天的花开了，老师我想你，你的恩泽如绵绵细雨滋润我心底……冬天的雪飘了，老师，我想你，你那青松般的身影耸立在大地……老师，我想你！想你！你是我最美好的记忆”。这是歌曲《老师，我想你》的歌词。这首歌对我而言，有一种别样的吸引力，每次唱起它，我都会饱含深情去演绎作品，有时会热泪盈眶。因为歌声鲜活了我记忆，一种思念老师的情素油然而生。

我出生在都庞岭深处的古宅村。七十年代初，村里认得几个字的人屈指可数。也许是为了让大山里的孩子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当时有先见之明的公社领导，把原本下放到农场种地的长沙女知青王志伟老师，调到我们村教书。

要翻越古宅岭，其山路的蜿蜒陡峭程度可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媲美。村民需走上几十里山路才能到达赶集的镇上，购物不便，生活物资很是匮乏。对于从小生活在大城市，没有走过山路，又刚做妈妈几个月的王老师而言，拖儿带女、挑挑担担、翻山越岭，其艰辛程度更是难以想象的。

王老师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斯斯文文，在小姑娘的眼里，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当时的村里大部分人只会讲土话，不懂官话，碰巧我家是从广西灌阳搬迁过来的，奶奶和爸爸能用官话与王老师交流。那年我刚满5岁周，奶奶便把我送到了王老师的身边启蒙。

当时，村里还没有建校舍，我们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祠堂屋里上课的。原本就营养不良的我，个子又瘦又小，坐在第一位，别看我个子小，爬墙上树比同龄的男孩手脚都要麻利。记得课室旁边院子里有座五层楼的炮楼，是村子里最高的建筑，由于年代久远，木制的楼梯有些破损，存在着安全隐患。调皮的我一下课就往炮楼里钻，不顾危险，一心就想着爬上楼顶看个究竟。王老师发现了后，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罚我站了一个课间十分钟。从那以后我安全意识有所加强。

也许因为年龄太小，懵懵懂懂，课堂上趴在桌上睡觉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一次我睡着了，王老师用手指轻轻掐了一下我的脸，幽默地说：“小卿卿，快起来，放学了”,我吓得连忙站起来，满脸通红，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就这样，在边玩边读中度过大半个学期，期中测试，语数成绩相加没有二十分。为了帮打好学习基础，王老师多次带我到她家吃午饭，利用午休时间手把手教我握笔写拼音、读课文、算算术。记得那时候没有专门用于写拼音的田字格，只有写汉字的格子本，开始学写拼音字母时，我老是把笔画写到格子外面去了。发现我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王老师会让我重写。在她的耐心辅导下，我慢慢认识了一些字，会算十以内的加减法，学会了写拼音字母。期末考试，我的语数成绩仍然没有及格，王老师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跟奶奶说我的学习有进步，还特地奖励了我一支铅笔。正是王老师的认可与鼓励，给了我极大的动力与信心。从第二册开始，我的学习成绩开始有了起色。

王老师的歌是动听的，舞姿也是优美的，我今生学会的第一首歌就是王老师教的《我爱北京天安门》，跳的第一支舞是《井冈山下种南瓜》。熟活说“亲其师，信其道″，王老师的才艺潜移默化感染了我，让我从小就喜欢上了唱歌跳舞。如今我兴趣爱好广泛，声乐、舞蹈、书法、竹笛、葫芦丝都是我的特长，许多人羡慕我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与其说我有艺术天赋，不如说是王老师在我身上播下的艺术种子让我终身受益。

记得读第三册时，村里又来了两位长沙知青老师，一位是身材微胖，笑容可掬的王德嫦老师，另一位就是个子瘦高，长相英俊的徐经善老师。徐老师教二三年级复式班，他能说会道，讲课生动有趣；他善于寓教于乐，给同学们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同学们最感兴趣的是听徐老师讲八路军打鬼子，讲《西游记》里的故事。课间，徐老师教我们用鸡毛加铜钱制作毽子；带我们做"老鹰捉小鸡″“丢手绢″之类的游戏。不知多少次放学后，我和表姐弟跑到徐老师家中去看“小人书"，记得有一次因为没有及时回家带弟弟妹妹，被我爸狠狠教训了一顿。徐老师知道我喜欢看书，在我七岁过生日时，特地送了我一本《童话故事》，那是我今生收到的最为贵重的生日礼物。

那时，小小的我认为老师就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可亲可敬的人。正是老师的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镌刻下了“师者伟大"的烙印，打那时候起我就有了长大要当教师的愿望。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长辈们敬重有文化的知青老师。大爷大婶、叔叔阿姨们，虽然自己生活并不宽裕，但还是不忘把一些红薯，玉米，鸡蛋，蔬菜之类的食物送给老师。假期里，几位老师也都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挣工分。干农活虽然不是他们的强项，但是他们凭借着顽强的精神与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在短短的假期里就把许多农活，如插秧、割稻子、除草、种豆、砍山、挑粪，施肥等等，干得有模有样。

那时候我父亲是大队干部，他多次在社员大会上表扬我的老师能吃苦耐劳，有高尚情操。父亲也时常教育我要尊重老师，永远不要忘记老师的大恩大德。

后来我到山外读中学寄宿了，几位老师也先后离开了村庄，听说他们都回到了长沙生活。不知几位老师如今的生活状况如何？真想到长沙去看望一下老师，再叫一声"老师好″！

前不久，我特地回到古宅移民新村(旧古宅村已修水库)，去打听几位老师在长沙的住址，结果一无所获。在与长辈们聊起当年的长沙知识青年时，大伙言语中满是称赞，是感激，也是想念。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有的说自己参加了老师组建的文艺宣传队，到隔壁村去演出过；有的说自己跟两位女老师学会了织毛衣；有的说老师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还要到大队扫盲班教社员认字，很是幸苦；有的说自己做买卖时能用乘法口诀算数，全受益于几位知青老师的耐心辅导。

其实，像我的老师这样于上世纪60年代末，下放到我县的长沙知识青年有6000多名。就是这样的一群知识青年，把自己最美好的青葱岁月献给了落后的乡村，把先进的文化知识带进了山沟，改变的山村风貌。正是这种叫“知青精神"的强大正能量，在都庞岭上，在潇水河边生根发芽，在希望的校园里熠熠生辉。那璀璨的光茫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定格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