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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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柳木先生
原 莽
柳木先生离开我们了。
其实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已经感觉他老人家可能熬不过这个冬天了，但当看到我堂哥发来的信息那刻，泪水还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久久不能自已。我给文艺圈子一些平时很敬重他的朋友发信息：柳木先生走了。再无多词，那刻，也无以言表。朋友们立即回信息让我节哀，有的在电话里哭了起来。
柳木先生于我，亦父，亦师，亦友，是我文学路上的引路人，以致后来我弃文从商，他大为惋惜，当然，这是后话。
这几天，忙于先生的悼念活动，悲痛之余去翻阅他赠给我的著作《野火烧包谷》《两个啊嗬》《风动尘埃》《珍惜是缘》《乡风生处》《家茶原在野山中》等，每本的扉页都写着“侄儿覃乾惠存正之/叔父：覃义平”，看着熟悉的字迹，音容笑貌又回眼前，往事便纷沓至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镇上读初中，初二便在《作文》《中学生作文》等一些学生作文类刊物以及我县的县报《务川报》上开始发表文章，后陆续在国家级、省市级发表各类文艺作品，而这当源于柳木先生对我的影响。我家与柳木先生家仅距十余米，他家的房子非常简陋，唯有书房让这个栋陋室显得高贵：一张木床，一张书桌，简易的书架上挤满了各种文学书籍，连床的围栏上都支木板堆放着书籍，其中一个架子上堆着他发表小说、散文等一些样刊。那时，把自己的名字和文字变成铅字我觉得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但柳木先生给了我信心，这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山旮旮里不是也出了柳木先生这个作家吗？他那时在遵义已经很有名望，与文志强、司马赤、李发模、黄先荣、戴绍康等等众多知名的作家、诗人相交甚笃，我常常窝在他的书房，汲取营养。柳木先生一直把我这个侄子视如己出，因我写正楷字不错，他写的小说、散文基本都是我誊写后再投往杂志社，我便成了柳木先生作品的第一读者，恰是这点培养与提高了我的文学素养与写作能力，增强了我的写作兴趣。
我去西安杂志社工作后，柳木先生刚好也在县刊《洪渡河》做责编，我们叔侄俩书信来往甚多，他经常向我约稿。其实从那会起我已基本不投稿了，我任主编的期刊本身就是哲思类的刊物，常有同行投诗歌、散文随笔，为避嫌所谓交易，我干脆不再投稿。他却时常鼓励我：你有写作天赋，一定不要丢了，要笔耕不辍。我想，他约稿，就是为了时刻提醒我这点吧。
二零零九年，我辞掉杂志社的工作，转行去企业做管理，先后在老干妈、溜溜果园集团任职，我的成长与生活轨迹，始终是柳木先生所关心的。在企业做管理常常很忙，对他疏于问候，反倒是他经常电话过问，我都是匆匆寥寥几句就挂了。因工作原因，我很难回老家一次，总是匆忙而来，急急而去，但每次柳木先生都会要求去他家中吃一顿饭，叔侄俩合个影成了必要的仪式。有时我儿子跟随回来，他总会给个红包，用生硬的普通话找话题与我儿子交流，祖孙二人其乐融融。后来有了微信后，他每天清晨六点多准时发来问候语，这个习惯坚持到现在，直至他老人家病重无法使用手机。
近几年我创业，全国东奔西跑，投资上出了点问题。柳木先生甚为担心，见我经常凌晨四五点还在发朋友圈，便知道我又是通宵未眠，我每发一个朋友圈他都会关注点赞的，他便会电话或微信安慰：要宽心，少熬夜，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很多坎，跨过去就好了，野心不要太大，你一定会东山再起，我相信你的能力。每每这时，我反倒要去安慰他老人家，一辈子都在为我操心，我又怎敢说自己内心的千斤重？！在他的面前，我总是表现得轻轻松松，甚至还依旧不改年轻时放荡不羁的性格，让他放下心来。
柳木先生这一生，坎坎坷坷，受尽磨难，但始终秉持不屈意志，乐观豁达地去积极生活，有东坡之豪迈，梦得之怡情，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成为一代人的励志传奇。柳木先生幼年丧父，由于成分特殊，不被当时的时代所接纳，少年独自到几十里山外求学，成年正值灾荒年月，又一人潜入深山老箐，支一窝棚为家，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他做过石匠、木匠、篾匠，熬过柏香油，经历过靠挖苦蕨为生的“野人”生活，他却把日子过成了诗，《窝棚情歌》见证了那段岁月往事，《山深好读书》铭刻着他一生的志趣，《一叶诗情》更是他的精神写真，深山里飘出了阵阵墨香，他成为当地的“笔杆子”，远近闻名的作家。当中国再一次迎来春天的时候，他终于靠自己的勤奋努力站上了三尺讲台，走出了深山，历经二十多年的凄风苦雨，终于迎来生命的曙光。并将自己的五个子女抚育成人，飞出小山村，在各个领域有所建树，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退休后的柳木先生，堂哥们给在城里买了房子，可他不愿住在城里，依然习惯住在乡下他自己亲自建造的那间老木屋。晨起而歌，享受着乡野的大自然，走窜乡邻，总是乐呵呵的平易见人，和年轻人打成一片，大家都喜欢叫他“老顽童”。也常有外地文友到访，简陋的木屋便会飘出阵阵欢声笑语。似梦得之陋室，成为人人往之的精神家园。在务川，可以说很大一批写作者，应该都受过他的庇荫，今天这片文学的土壤上能有如此茂密的林荫，应该有柳木先生的一份努力。
二零二零年的一天，堂哥在电话里沉重地告诉我，老人家已癌症晚期。我半天未缓过神来，整天乐呵呵、看上去精神矍铄的一个老小孩，怎么说病就病了呢？！我忽然揪心起来，这些年一直是老人家在关心爱护我，我却忘了他已近耋耄之年，这刻才发现他已满头霜发。
二零二二年正月十九，柳木先生八十大寿。在柳木先生生日前，我本想写一篇关于柳木先生的文章，但这些年疏于为文，怕写不好，写了几百字后就搁置了，不料成为遗憾。我这个他这生引以为傲的侄子，他给我写过评论，向他的朋友极力推荐过我，我却未给他写过只言片语，甚至早已剥离文艺圈子不再舞文弄墨，想来惭愧不已。
柳木先生与癌病抗争三年了，近些时日发声都困难，有几次我去看他，他已仅剩下皮包骨，入食只能是些稀软之物，他完全靠毅力在续自己的生命。他从来不在晚辈面前表现出病魔带来的煎熬与痛苦，我内心十分难受，但得表现出轻松的样子，与几个堂哥说说笑笑，尽量让氛围不沉闷，而出门后，从电梯到地下车库，我竟发现自己的眼里已噙着泪水。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日那天，我特意又和文友李燕冰去家里看望他，不料他已经病危住进医院，因疫情原因无法去医院探视，而十三日凌晨噩耗就传来。凌晨一点，我正在看书，恰好家族里一个孙辈的小伙子打电话死磨着叫我去宵夜，我们喝了点酒，他们年轻人去唱歌，我推辞不去，就一个人莫名地在冷冷的大街上走了很久，内心有些莫名的不安，回来时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洗漱完靠在床头看纪伯伦的《与灵魂私语》，五点左右就收到堂哥的微信信息。
诗人博尔赫斯说，永生是无足轻重的，除了人类之外，一切生物都能永生，因为它们不知道死亡是什么。去殡仪馆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人类因为有了生死，我们才如此地渴望生命的永生，但似乎又更显得生命之轻，或许死，让生命才有了意义。人是向死而生的，我明白了柳木先生为什么走时那么从容，他践行了他生命的履诺……
柳木先生安息于老家的茶园公墓。垒完墓，我一点一点撕掉墓碑上的的拓纸，这么多年来，一直受他庇荫，却不曾为他做点什么，我想这是我给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无边寂寞付黄昏，丹心如故寄明月，心又悲戚。
这里山林葱茏，虎踞龙盘，福临祥瑞，愿“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瓦雷里《海滨墓园》）。我知道我们今生不会再见了，但仿佛又还会再见，我向远山看去时，天色苍茫，仿佛他也在山巅看着我。那样慈祥，那样充满时间的禅意，仿佛时间的礼物。
2022年1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