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

远方

作者：樊美康

古人讲究慎终追远，我也讲究慎终追远。

然而，很多时候我却深感踌躇，陷入迷雾，看不清自己的来龙去脉，不知道如何去慎终追远。朝夕间，踌躇中，我向远方眺望，希望自己的目光具有超凡的穿透力，让我看到我可以而且希望看到的一切。

然而，我的希望常常落空，常常处于悬空的状态。

在QQ空间的说说里，我以一种不无惆怅、不无欣喜的心情娓娓诉说道：我的祖籍在遥远的湖北保康，几代人最大最深沉的愿望就是回到祖籍看看，接续自己的根脉。然而，线索日微，多方求索，几无所获。惜乎！昨晚偶然间终于通过网络认识祖籍的杨奇珍女士。祖籍的同道睿智祥和，古道热肠，相见恨晚，相谈甚欢。遂决定明年暑假携父亲祖籍一行，以偿夙愿，上天垂爱，其乐谁知！

在华山之下 在渭河之畔，我对着远方，默默地祷告：我的列祖列宗啊，你们的子孙在想念你们了！什么时候，我可以近距离地接续上这份沉甸甸的血肉联系呢？

在回归祖籍之前，我决定好好写篇文章，记述自己在岁月长河中与祖籍潜流间或明或暗的关联，藉此表达对祖先与祖籍绵长深厚的情感，并将这份情感作为一位远方不肖子孙回归祖籍时的礼物，静静地呈献给荆山下不知道远方子孙的祖先。

一

1997年之前，我在陕西省白河县城待了三年。这三年的时光并非毫无意义全然虚度：一者我谋求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技能，通过三年努力走进了大学；二者我寻觅到祖先落脚白河县城的第一个脚印——在炎炎盛夏的傍晚 ，我与同窗好友走在汉江边高低不平的石板街上，神色专注地看着汉江里的木船吃力地爬滩，船夫挣死挣活地把着舵划着桨，木船却进一步退三步，引人伤感，那一刻真真正正显示出人在自然力量面前的强大和弱小。我告诉同窗好友，当年我的祖先就是坐着这样的木船如此艰难地来到陌生的白河县城，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努力站住脚跟，艰难地活下来，最终成就了一番在当时周围的人看起来了不起的奇迹！不过我的祖先来到这里是在一个即将落雪的冬日，到达的当天晚上就落下厚厚的雪，那个面貌俊秀而形容猥琐的少年在飘雪的冬天露宿在白河县城一家人的门口。同窗问：那是哪一年的事情？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准确地说，我不知道这个少年，我的祖先究竟在哪一年来到陕西省白河县城的，我们的家谱早已遗失，我又没有在这方面做具体深入的考证工作。同窗悠然轻松而略带怀疑地笑了。看他的神色，似乎告诉我他对此半信半疑，一个家族来到某个地方连具体的年份都无法说清，的确可疑。其实，我后来想，即便有具体真实的年代，他也未必真的对我家族的迁徙历史充满兴趣，因为这件事情与他毫无关系，既不能保证他一定会考上大学，也不会给他带来1000元的收入。过了很久，我不能释怀，这件事情与他毫无关系，与我却关系紧密，我想，如果当时只要在某一个细小的环节发生改变，今天的我或许就真的全然不同,我可能从类人猿更好地进化成人，也可能重新返回到类人猿的阶段，重新去树林采摘树叶和野果充饥吧。

通过推测，我断定我的祖先大约是清朝同治或者光绪年间来到了白河。为什么从湖北保康来到陕西白河呢？我的家族没有《史记》、《汉书》这样的信史，关于家族的渊源只能在几代人之间口耳相传，答案当然不会十分准确，甚至混入想当然的成份儿，与真像相去甚远。我的父亲对我不止一次说起过，我的五世祖十二岁时与他的兄弟们发生矛盾，赌气中离开了家乡湖北保康，贸然走上一只木船，跟随着一个贩卖灯草的“灯草客”沿着汉江不断上溯，来到了白河。临近傍晚，“灯草客”和其他的人皆上岸投宿，而这个孤独的少年只能流浪在白河县城的街头，走在高低不平的石板街上，映入他眼帘的是两行青黑色的房屋和两行房屋间一绺黑沉沉的天幕，或许还有一两声尖锐的狗叫，一两束疑惑不解的目光。人们来来去去，急忙回家，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来询问这个行色匆匆的陌生少年来自何处去往何方。陌生的少年一直沿着汉江边的河街走下去，一直走到短暂的白天溜过去，无边的暗夜袭过来。少年走累了，在一家店铺门前的地面靠着墙角坐下来，把头深深地埋进胸前，无力地紧闭着双眼，让黑暗将他完全吞没。

到了后半夜，降下了大雪。刺骨的寒冷，虚无缥缈的恐惧，让这个初来乍到的陌生少年从恍惚的梦中一次次惊醒。少年抬起眼睑，看到零星的灯光和两行苍黑的屋瓦。他想起了远在湖北保康的父母，想起了此刻不知投宿于哪家客栈的灯草客。地上的雪越积越厚。陌生的少年在难耐的寒冷和恐惧中瑟瑟发抖，眼睛慢慢变得潮湿了。在这样严寒的时节，睡觉已经成为非常奢侈的梦想，他就大睁着眼睛，任凭水珠垂挂在眼前，静静地等待黎明的到来。或许他也不曾意识到这个崭新的黎明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只是在静静地等待，等待着好运或者灾难。

黎明终于如期而至了。陌生的少年，我的五世祖打量着眼前这个陌生潮湿寒冷的黎明，暗自庆幸终于挺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庆幸之余，心头也涌上了几分感激——他感激着在这样一个遥远陌生的所在，有人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以遮蔽风雪的屋檐与墙角，让他得以不是十分痛苦地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目光所及，他看到墙角放了一把扫帚，他下意识地走过去，步履蹒跚，拿起了冰冷的扫帚，一下下打扫着墙角和院子的积雪。在“瑟瑟”“沙沙”的声响中，他仿佛又重新站立在自己家的庭院里，帮助自己慈祥的父母完成一项看起来颇有快感的工作。过了一阵，陌生少年停下来，费力地向红肿蜷缩的双手哈着热气，打量一番扫过的地面，腼腆而得意地笑起来，似乎寒意瞬间消退了不少。

落雪消停，太阳将出，石板街道上的店铺一家家打开了木门板，人们睁着惺忪睡眼走出来，惊奇一晚上地上怎么就积了这么厚的雪！这家店铺的木门板也在少年身后打开了，少年抬头微笑着看走出来穿着长袍老板模样的中年人。中年人身后一位伙计模样的人叫他“廖掌柜”，少年明白了，眼前这位和善的中年人是廖掌柜，自己昨晚在他家的屋檐下度过，赶上前向中年人施礼拜谢。中年人朝他笑笑，没有言语，就准备取了扫帚清扫积雪，却发现院中和檐下积雪早已扫过。问眼前的少年,少年回答正是自己清扫的，自己从远方来到白河，昨晚有幸在廖掌柜家屋檐下待了一晚上，没有其他可以感谢的，自己便为掌柜把门前的雪扫了。廖掌柜惊奇地扫视了这个少年一眼，发现少年眉清目秀，喜上心头，便盘问少年来自何处，去向何方。少年便告诉了廖掌柜自己和弟兄们吵架，只身跟随灯草客来到了白河,在此地无依无靠，幸亏掌柜昨晚为自己提供了这样一个遮蔽风雪的屋檐，否则只怕早被冻死。廖掌柜对少年的好感立刻增加了几分，急忙招呼少年进屋，让他坐下，换上干净暖和的衣服，让少年取暖进餐。少年看到自己潮湿的鞋袜在炭火盆边沿散发着一阵阵热气，眼睛变得潮湿了。廖掌柜在旁边笑呵呵地看着这个少年，似有所思。

二

我的五世祖在廖家奇迹般站住了脚。

廖掌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这位陌生少年异乎寻常的好感。这位少年当然也会在第一时间里表达自己的感激 ，热烈呼应对方的好感和恩泽——或许他还会感慨一切皆有定数——自己远在湖北保康的时节，自己的命中贵人就在西北方向的陕西白河等待着他，命中注定要跟随一个陌生的灯草客来到陌生的所在，命中注定要借宿在这家的檐下，命中注定要和这家人发生深刻深远的关系。

陌生少年，我的五世祖，激情澎湃地开始了自己崭新的人生。

进入店铺的第二天，廖掌柜得知这位陌生的少年叫樊宝山。在征询了樊宝山的意见后，廖掌柜便把他安排在店里做伙计。能够干上伙计的差使，樊宝山当然喜出望外，这样最起码可以确保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衣食无忧。做伙计就安心做伙计，樊宝山便全身心做起伙计来。人生得俊秀，又颇有眼色 ，进货销货，支应客人，记帐盘点，甚至代替掌柜伺候老人，做事行云流水，自然天成，不久更得到掌柜的欢心。廖掌柜放心地把一些原本不属于伙计的事务交给他来完成，我的五世祖都完成得很好，有时甚至出奇地好，在完成的过程中有学习模仿，更有创新提升。

廖掌柜看出来了，眼前这个少年绝非一个庸常的角色，起码可以确认他是一个生意场上的天才——他既然是生意场上的天才，会不会也是其他领域的天才呢？经过几个昼夜的考虑，廖掌柜心中的想法愈益明晰，认为这样的人做伙计太屈才，遂果断决定从即日起不再让樊宝山在柜台上做伙计，当即要求他去白河天池书院学习上进，以便日后博得功名，光宗耀祖。

一切的确出乎樊宝山的意料之外。

要去博取功名当自然需要花费很多的金钱和功夫，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毫无关联的人肯定不值得廖掌柜耗费资财为他的人生奠基去苦苦打拼。廖掌柜平心静气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经过一番思考权衡，樊宝山郑重答应了廖掌柜的要求：一、今后做廖家的上门女婿；二、好好学习，博取功名。樊宝山从当天开始，和廖掌柜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入赘做了廖家的女婿，成为廖家的家人 ，他再度穿上长衫做起了纯粹的读书人，向梦想中的功名迈进了。这是他的选择，是否主动乐意，是否内心的声音，我们不得而知。

这个少年从熙熙攘攘的街市进入肃穆沉静的书院，再次捧起了圣贤之书，再次重温圣贤的教导。经历了几番苦涩的失败后，在封建社会的尾巴上，我的五世祖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有幸得中，被授予关中道的长安县令。 此前，突兀间做了廖家的女婿，曾经被很多的人羡慕嫉妒恨，他表现得很淡定；高中之后，廖家的姑爷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廖家在第一时间里也被众多的人羡慕嫉妒恨，廖老掌柜也表现得很淡定——在老掌柜看来，这个叫樊宝山的远方人命中注定就是自己的儿子或姑爷：其实如果当初没有自己出手相助，这个少年也会得到其他好心人的帮助，他一样可以在陌生的所在扬名立万打拼出自己的天地，自己不过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偶然地帮助了一个远方的亲人。

如此而已。

热闹很快过去了，樊宝山启程去长安赴任。廖掌柜继续做自己的生意。汉江继续在河堤下翻滚着向远方流去。人生继续绵延岁月继续更替。

生逢乱世，在步入老年之际来到一个陌生的所在做县令，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其无限风光，更可以想象得出无限风光之下的无限艰难。乱世是仁人志士的舞台，我的五世祖不过是一个生于乱世的官僚，绝非挺立潮头风云卷舒的仁人志士，他在长安县令的任上充其量就是一个“维持会长”，时间也短，为政也难，好像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善政德政。此间，从家乡传来了好消息，樊家的长重孙出世了，希望爷爷为长重孙取个祥瑞的名字。樊宝山想起当初自己赌气来到陕西白河时，事出偶然，自己的辈分是“宝”，儿子的辈分是“瑞”，孙子辈是“起”，而重孙辈已经没有可供使用的派行。此前一直没有和祖籍取得联系，当然无从知道祖籍家谱中的辈分派行，匆忙间因为自己做了长安县令的缘故，为重孙之后的后裔取了“长安美吉”四字作为派行。派行已定，樊宝山便为长重孙取名樊长庚。两年后，为自己第二个重孙取名樊长田。

从这两个名字里，我们可以解读出他的心境：希望孩子健康长寿，希望后裔福祚绵延。当然他的子孙也未必就真的顺遂了他的心愿——很多时候心愿不过是心愿而已，事与愿违者多。

樊宝山在长安县令任上前后不过三四年的光景，社会形势已经急剧恶化，土匪蜂起，变乱纷呈。在进攻并击溃秦岭一支悍匪数天后，一天早晨升堂时他发现案上放着一个精致的盒子。打开盒子，里边装着一个把总的人头，人头大睁着惊恐的双眼，鲜血淋漓。樊宝山一则以惊，一则以惧，遂明白在这样的乱世要做一个和平官断无可能。如果贪恋权利，在县令的位置上浑浑噩噩地呆下去，等待他的不过是杀人和被杀两种结果——其实两种选择只是形式上的选择，杀人的终极结果就是被杀，而想苟全乱世，很难，最终很有可能像眼前的把总一样身首异处，惨死他乡。经过不长时间的考虑，樊宝山做出了选择：挂印而去。

樊宝山挂印而去了，登上巍巍的秦岭，他全然没有韩愈老同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惘然，相反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解脱，感觉到灵魂又再度注入了自己的肉体。

回到白河县城，从一个官僚变成当地的绅士，有人理解，有人不理解。樊宝山不管这些，他重操旧业，再度站在了柜台前，收山货，售洋货，品评山货特产的等级，热情而恰到好处地接待着当地的官员、读书人，准确无误地指出茶叶产于当地何处乡镇采摘于哪个季节，撮一片放在嘴中咀嚼一阵毅然指出这种茶叶是产于阳坡还是产于阴坡，使售卖茶叶的茶农叹为观止。当得知樊掌柜以前做过长安县令，现在回到商铺做起生意，竟然对山货了解得如此鞭辟入里更是叹为观止。家中独女的廖家已经完全退出了生意场，商铺有了樊宝山的运筹帷幄真正步入风生水起之境，便形成了“恒兴昌”的品牌，先后在县城里设立了几处分店，后来生意逐渐向乡下扩张，令人艳羡和嫉妒。樊姓原本是当地的小姓，加上来自遥远的湖北保康，更显得孤独异常。而一旦真的在当地站住脚扬名立万，立马本县的其他樊姓家族皆来攀龙附凤，春节元宵挑着酒肉带着礼品登门结交，热络滋润，好像真的八百年前是一家了。

我生也晚，素来不肖，此前经历了十多年异常艰难的时期 ，几番沉浮，令人伤感销魂。我于2001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来到西安城南的长安韦曲镇，贸然登上神禾原。凉爽的夏风吹拂着我，吹拂着我内心飘忽不定的尘埃。我静静地俯视着秦川，我静静地鸟瞰着樊川。

两千年前，跟随着高祖皇帝打下关中的樊哙因功受封此地，这个地方便有了这样一个名字：樊川。樊川，真是一个好名字——樊川，我老樊家的川泽啊！此前虽没有钤上我的印章，但我可以全身心拥抱着一泓依依流淌的溪流，可以尽情嗅闻清香馥郁的花草。冥冥中我觉得我就是这里的一棵树，我和这里的草木风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愿自己此生在这里静静地生，静静地死，最终悄然腐烂在一棵古槐或者银杏的脚下。

我的思绪从树梢飞向了天空，飞向了巍然耸立的秦岭。这里的草木间是否也留下了我的五世祖的印迹呢？我的五世祖樊宝山是否也在这样一个夏天的傍晚登临神禾原并深深爱上了这里的草木风云呢？我想，肯定如此吧。他从遥远的湖北保康来到陕西白河或许是天意，他从陕西白河来到遥远的长安更或许是天意。我在狼狈艰难中登临老祖宗做官为宰的故地山陵，是否也是一种天意呢？贾平凹先生在他的散文中说“天气即天意”。说得真好。我看着渐渐沉没的夕阳，看着悠悠流淌的樊川，此刻樊川被夕阳映红，如绸似绢，让人心醉，我更加爱恋这个可以鼓舞我灵魂的所在，我感觉到自己距离自己的祖宗这样近，距离自己的灵魂这样亲，我愿意化身为一棵树，在留下老祖宗足迹的土地上随风招摇，诗意无限地轻轻招摇。

三

这段时间有空了读读雷十一所著的《仓央嘉措诗说：一只为情飞翔的白鹤》，感觉极好：温婉细腻，充满灵性，我仿佛真的看到一只白鹤翩翩飞去，飞向情爱的天空；我更仿佛看到六世达赖活佛端坐在海拔3500多米的布达拉宫，日夜做着缠绵羞涩的迷梦，为爱而生，为爱而亡，为爱而乐，为爱而伤。

用情专一，执着不迁，率真任性，我行我素，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显然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只好唯心而偷懒地说，这也许是他的宿命。春天草长莺飞，冬天凋零黯然是自然规律。而活佛因为耽于爱情，触犯了佛门戒律，最终被西藏的权势者杀于青海湖畔，或者被清世宗康熙在北京处死 ， 当然也是一种不可抗逆的自然规律和宿命 。

我的五世祖显然算幸运至极的人，一生里肯定有不少的厄运，但整体而言顺风顺水，求仁得仁。他或许也会有抱怨，有遗憾，但这种抱怨和遗憾不过是轻轻的抱怨和遗憾而已，决不会是无路可走后的苍凉与悲哀。

五世祖樊宝山从长安回到了白河，继续经商，短时间成为当地商界的领袖，甚至可以说是个呼风唤雨的角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樊姓家族或外来移民的荣耀。

白河是汉江边天然形成的水旱码头。白河位于陕西的东南角，的确就是陕西的边城，距离湖北边缘县域最近的距离不足一公里：北边隔着汉江与湖北郧西相连，东边与湖北郧县接壤，南边与湖北竹山县山水相依，西南边与湖北竹溪县隔山对峙。在交通运输单纯依赖汉江水运的时节，这里成为一个繁忙而重要的码头渡口，日渐显出繁荣壮阔的景象，远远近近的人不无夸张地把它叫做“小汉口”。白河县位于秦头楚尾，在行政区划上经常变易，有时属于湖北，有时属于陕西。那个充满贬义色彩的成语“朝秦暮楚”就是源于这里春秋战国时期的小诸侯国“庸国”在两个大国秦国和楚国之间不断转移投靠的史实，在激荡风云的时代里尽力地活下去，并且不断得到繁衍生息的机会，既说明这里的人们充满生存的智慧，又自然潜存着难以言说的无奈。从这里溯江而上，三五天内可以直达安康和汉中；顺江而下，便可以直挂云帆去襄阳和汉口。白河和楚地一脉相承，背倚滔滔的汉江，临江的人每天枕着涛声入眠，每晚的梦或许都是潮湿空灵的吧。白河距离湖北腹地不下千里，但汉江做了天然的脐带。和楚地相比，两地的生活相近，语言相近，文化相近，经济上的联系自然更为紧密，经常表现得可以说是契合无间了。白河的山货特产，无论茶叶、桐油、龙须草，还是二花、柴胡、五味子，皆从这里上船运到汉口、武昌交易，再把汉江下游的诸如布匹、火柴、绸缎等洋货运到白河销售，有了汉江的关联，白河和湖北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既然每天与湖北保持着如此深刻的血肉联系，在白河人的心目中理所当然地觉得湖北很近，甚至经常觉得自己就是湖北的一部分，自己就是湖北的子民。

樊宝山经营的“恒兴昌” 商行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杂货铺，几乎什么山货特产都收购，几乎什么洋货都出售。有利润经营，没有利润为了培养人气也一如既往地经营，久而久之也会从没利润变得有利润，有利润则变得拥有可观的利润。白河县城的人都说，樊宝山的“恒兴昌”之所以可以做大做强，是因为他本身是儒商，用一种通权达变的儒家学说来指导自己的商业活动，自然比其他的商人层次要高出很多。商业方面获得极大的成功后，樊宝山便把赚来的钱投资到房屋和土地方面，如同当时众多的财主一样。樊宝山耗费巨资从白河县衙门紧邻的地方购置了一大块土地，请来汉口、南昌、合肥的工匠，开工营造豪奢的宅院。宅院的地理位置很好，那是绝对的CBD（中心商务区）,雕梁画栋，规模又极大，建成之后据说后院吵架前院的人无从知晓，其影响应该说是十分显赫，尤其在土地面积狭小的白河县城，成为不可思议不可复制的奇迹。

不过，樊宝山的理想显然不是单纯让自己的子孙从事商业活动——当时许许多多的人对商业存在严重的鄙视，其实我估计樊宝山也一定如此吧！在他们看来，商业上再大的成功也比不上科举上 一点微小的收获——商业上的成功不足称道，宛如士大夫看待词曲的创作，即便词曲多么动人都不登大雅之堂——他们的眼中将功名放置到一个骇人的位置，商业上获得极大成功并不能安妥他们躁动的灵魂，他们需要用科举的成功来涂绘人生的底色。樊宝山自己虽然从长安退回到白河，但他只是觉得这无非一种偶然，是一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小概率事件，自己的儿孙一定可以避免。因此，他告诫自己的子孙一定要努力上进，一定要在科举功名方面出人头地。儿子樊瑞文果然深孚众望，没有忘记自己父亲的谆谆教诲，又重新踏上父亲走过的老路，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最终被授予汉中留坝县县令。樊宝山很激动，觉得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自己的子孙真真正正是自己的子孙，面容是自己的子孙，血液和灵魂中更是自己的子孙，不论经历怎样的艰难都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目标。

汉中留坝县的条件当然比不上长安县优渥。我在1998年坐火车路过汉中，刚刚读过贾平凹先生写张良庙的一篇文章，当时几乎决定下火车直接去张良庙看看，去留坝县城看看，近距离感受一下汉初三杰的张子房的文韬武略，也近距离去触摸一下自己祖先生活的土地。但由于时间关系，我终于没有离开火车，看着火车慢慢驶离汉中，我的遗憾久久地留在了那里。在贾平凹先生的那篇散文里，触及张良的文字不多，但他特别写到了张良庙附近山坡上的植物，似乎那里的植物生长得很艰难，很寂寞。张良是个智者，那里的植物千百年来受到张良智慧的熏陶，我想那一定也是智慧的树木吧，即便艰难寂寞，但内心始终流淌着清明的智慧轻盈的激情。后来在2000年，又有另外一位同乡好友约我去张良庙，由于杂务缠身，仍然不得成行，我就始终没有机缘一睹祖先生活的土地,我经常忍不住暗暗想象：留坝县是一副怎样的生活情形呢？路过汉中的西乡、洋县、城固、宁强等县，多多少少给我留下了一定的印象，而留坝县距离阳安铁路很远，这种想象就显得既具体，又渺远，而且显然掺入了这些其他县域的印象，这种想象就像一张受潮的图画，脆弱绵软。一直到今天，汉中留给我的印象很深，汉中留给我的印象很美，到处宛如润泽祥和的江南，潮湿的天气，一片片稻田，诗意翱翔的白鹭和朱鹮掠过苍蓝的天空，悠悠跋涉的水牛拧着胖乎乎的脖子,低矮的草屋，红衣少女们手牵手从清浅的汉江里缓缓地走向对岸。我在火车上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心中很温暖，我总是神经质般地认定这一幕也是一百年前我的祖先坐着轿子骑着白马所看到的一切——相同的景色，相同的情景，他在轿中，我在车上。

我的高祖樊瑞文在汉中留坝县为官的时间也不长，只是短短的几年——具体是几年，我已经无法考证了。隆隆的雷声在天边翻滚，辛亥革命的闪电刺破了沉闷压抑的天空，人心思变，大清王朝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结局，各地饥民暴动，各种各样的民众组织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用暴力和喧嚣表达着自己的政治诉求。看到风云激荡的变局，樊瑞文感到惊心动魄，惴惴不安，便理所当然地延续着自己父亲过去的做法：辞官归隐，挂印而去。樊瑞文果真挂印而去了，仍然返回白河，做生意，继承父亲的衣钵和做派。父亲是一代儒商，樊瑞文也当仁不让做了一代儒商，不过这会儿的生意已经不如父亲当时了，社会的变乱不断加剧，每个人在洪大的历史潮流面前显得那样的无能为力，但即使如此，作为儿子作为庞大产业的继承人，樊瑞文也得苦苦支撑，企图这种乱局很快过去,社会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恢复正常的生活。其实，历史自有内在的规律，樊瑞文们的理想和期望在更加复杂的社会变局面前，变成了滔滔汉江上一只随波逐流的纸船。汉江水路动辄就被各种原因阻断，收购的货物不能运出，急需的货物不能购入，生意处于半停滞状态，樊瑞文清癯的脸庞明显着焦虑。后来有商铺前往西安府进货，樊瑞文也及时调整着进货的渠道，由往日的汉江下行去老河口、襄阳和汉口变为翻越秦岭去西北的西安。从白河去西安远比去襄阳和汉口困难：从白河去西安走山路虽说只有770华里，但完全依赖人们步行，而且要翻越海拔2000多米的秦岭，崎岖陡峭，加上土匪剪径，异常凶险，经常出现人亡货毁的惨状。770华里的路程按照正常的速度，一般需要7天，来回往返肯定在半个月以上，时间长，脚夫的费用高，一趟趟生意下来可以获得的利润其实已经非常微薄了。外在的排场仍然不可少，家中的支出仍然不可少，作为一家之主，樊瑞文只能苦苦支撑，只有他自己知道苦苦支撑是一件多么困难辛酸的事情。暗夜里他为自己泡一杯浓茶，慢慢啜饮着，慢慢品味着人生的滋味，看着东方慢慢变白，起身开始第二天的工作。

樊宝山樊瑞文父子俩生卒年不详，死亡后埋葬在了白河县城后的绣屏山上。1950年，白河县百废俱兴，大兴教育，将这里的樊姓祖坟平掉建立起规模较大的白河县第一中学。1996年，又再次将这里其他的一部分坟地平掉，不断扩大学校的规模，使得往日重重叠叠的坟地变成充满琅琅书声的学府。我的大姑在1996年赶在坟地被平掉之前，按照已经模糊的记忆找到祖坟位置，为自己的祖先烧了一些纸钱。告诉自己的祖先：国家建设是好事，孩子们学习很重要，坟地平掉就平掉吧，建成了学校也挺好。这样早晚之间就可以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你们在绣屏山下就不寂寞了——如果你们无家可归了，你们就回家来，我给你们做好吃的饭菜，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当初为樊姓家族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啊！听着大姑的絮叨，我仿佛感觉到我的祖先们此刻真的听到了这种絮叨，他们此刻血液和子孙流在了一起，想法融在了一起，盘旋而至，慈眉善目。大姑说1950年平整祖坟时她作为一个孩子来看热闹，看到人们从祖坟里挖出一些碗大的光溜溜莹洁的石头。我问大姑：这是不是恐龙蛋？大姑当然不知道。我深感遗憾。我现在还想问问大姑,我们家族祖坟里挖出的是恐龙蛋吗？大姑不会回答我，她在7年前与世长辞了，安眠在天池书院下的小柏林里，距离祖先安眠的地方大约500米，一箭地，她真的可以给自己的祖先做好吃的了，也可以陪祖先用方言聊聊天，说白河一中学生们如何在崭新的校舍里学习，如何迎接快乐祥和的每一天。

四

我的高祖樊瑞文有三个儿子，分别是樊起恒、樊起兴和樊起昌。樊保山和樊瑞文根据兄弟三人的名字给自己的商行取名“恒兴昌”。

“ 恒兴昌”的确兴旺昌达了一段时间。 数十年的时间里，在白河县城说起杂货铺说起商行，人们必然说及“恒兴昌”。说起“恒兴昌”必然说起恒兴昌兄弟三人以及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继而称颂樊姓一族来到白河虽有筚路蓝缕的经历，更有后来赫赫扬扬的成功，理应得到大家的效法。

其实，与祖辈和父辈相比，恒兴昌兄弟三人大约只能算守成之人。我从父亲樊安忠那里听到的关于他们的故事非常有限，感觉到明显少于他们的祖辈和父辈，尤其少了跌宕起伏摄人心魄的传奇色彩。文章和文学产生的过程中未必刻意去猎奇，但文章和文学决不排斥传奇，作家在很多时候还需要依赖传奇来吸引人心蛊惑灵魂。但缺少传奇色彩，这样的文章和生活就更多了一种烟火气息，贴近普通人，朴素庸常，在一种朴素和庸常中喷出日常生活的气息，表现着日常生活的乐趣。

毛主席曾告诫党内高级干部，“君子之泽，三世而斩 ”。意思是说，一个贵族之家的福泽一般很难超过三代。当爵位传承到第三代，子孙们常常会因为忘记了祖宗创业维艰而为所欲为，最终导致家毁爵夺的下场。这样的告诫对于有一定觉悟的人来说当然是及时的棒喝，而对于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说充耳不闻，死不改悔，便有了后几十年的是是非非。

我的祖宗们绝没有接受毛主席教导的机会，由此也注定我的家族不能走出“君子之泽，三世而斩”的怪圈 。凭着我的想象和理解，以及可以搜集的证据来看，恒兴昌兄弟三人应该都是那个时代的正派人，也算那个时代的强者，但他们依然走不出这样的怪圈或者说周期律。这是他们的悲哀，更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悲哀。他们是风筝，他们的理想是飞上更高远的天空。而风筝的连线当然不掌握在风筝的手中，甚至风筝很多时候不能意识到风筝连线的存在——无论意识与否，风筝的连线都是存在的，有风的时候在，无风的时候也依然在。风筝只能是不自由的风筝，注定他们可以飞上的高度取决于连线，甚至连线也不能左右。

“恒兴昌”的生意依然艰难而艰难地进行着。外界看来似乎烈火烹油，而熟知情况的恒兴昌兄弟三人知道，这不过是蒸腾在本质上的一种假象，而真实情况倒是入不敷出，风烛残年 。

岌岌可危的外在形势把恒兴昌兄弟三人牢牢组织在一起，三人齐心协力极力拓展着湖北以及白河县城的市场，同时加大在白河乡下购置田产的进程，这样就可以做到生意场上赚一点，乡下田产赚一点，如果哪一方面遭遇亏损，至少可以在另一领域赚钱来降低整体的损失。

白河境内几乎无百亩平地，土地耕作条件差，又夹在秦岭和大巴山之间，夏季很容易大旱或者大涝，出现冰雹、狂风骤雨等极端天气的概率很大，导致农业生产动辄绝收。气候因素人们无法主宰，恒兴昌兄弟三人只好尽量从破产农民手中买来更多的土地，不断扩大着土地面积。只要能够抽出时间，兄弟三人轮流着去乡下看看，以期让佃户、长工们更积极主动地投入劳动，取得更好的收成。商业方面，除了继续坚持往日的经营业务，兄弟们还积极学习辨别瓷器的品质，分辨中草药的成色，尽量自己前去老河口、襄阳和汉口，讨价还价，费尽口舌，争取进价低一点，售价高一点，极力增加一点商业的利润。久而久之，老河口、襄阳和汉口的主顾们都了解了兄弟三人，面孔是熟面孔，交易是诚信而愉悦的交易，彼此满意。商业上的利润逐渐增加了。

有了三人的尽心尽力，加上社会形势略微有了一些好转，面临的短期危机总算顺利度过了。家中的境况多少有了一些起色，大家的心劲儿自然就松懈，愿意花更多的功夫去照顾自己的妻儿，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听听汉口上来的姐儿唱唱小曲儿，看看滔滔不尽的汉江水，感慨一番生意难做金钱好花啊。过了一段时间，大家觉得柜上共有的银两好像少了很多。清查伙计和经理，果然伙计和经理都有不少的经济问题，大家不约而同要求在第一时间辞退有问题的伙计和经理，骂天咒地地仇恨伙计和经理吃里扒外，猪狗不如。后来又换了一批伙计，重新雇佣了能干而厚道的经理，但柜上公有的银两还是无声无息地减少。

排除了其他人贪墨的嫌疑，兄弟三人便相互猜疑，相互指责。在猜疑和指责别人的时候，兄弟三人心中异常清楚，自己就曾经从柜上多次不合规则地支取过银两。为了显示自己的清白，这种猜疑和指责更甚，严重影响到家中正常的运转。后来长兄樊起恒意识到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只会损伤樊姓家族的元气，甚至让“恒兴昌”怆然倒地，遭遇万劫不复的惨剧，便请来德高望重的舅舅“喝茶”，合计撮合兄弟三人的关系。

兄弟三人当然都是聪明人明白人，谁都知道其中的利害，便借坡下驴，和好如初。和好倒是和好了，此后兄弟三人的默契再也无法回归当初了。生意继续做下去，乡下的地产继续张罗下去，“恒兴昌”在白河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逢年过节门口少不了结交迎合的面孔。后来兄弟三人与当地的政府走得很紧，每有官员到任，新到的官员总会在第一时间来家里攀附结交。

2002年夏天，我偶然回到老家。性格怪僻的伯父樊安全很神秘地取出一副年代久远的画让我观看。画图的题材是“麻姑搔痒”，而题款是李某某贺伯母严老夫人七十大寿。李某某是四川人，当年的身份是白河的县长。我明白了我面对的这幅画是当年我的曾祖母过七十大寿的时候，白河县长的贺赠之作。

我细看，这幅画画技精湛，绘画者无疑具有相当高深的绘画功底，随意自然，闲适恬淡，诙谐自得，浑然天成，颇得传统文人画精神真传。不过可惜的是，由于保存不善，使得这幅画作多处颜色泛黄，边缘也留下多处被虫蛀过的痕迹，严重影响到了画作的品相。伯父问我这幅画现在的市场价格。我对书画市场的情况所知甚少，伯父有些失望，急忙把画卷好收拾起来。我告诉了母亲，母亲很惊奇，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而且父亲也决然不会知道家中有这样的遗产，伯父能够信任我拿出来让我看看，他把我的面子看得比簸箩还大。

做着生意，经营着庞大的产业，那就自然需要一点“范儿”来烘托身份。而当时在那个圈子内吸一点烟土好像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是一种时尚，显得颇有风度，有“范儿”，high；否则就不入流，不入大家的法眼。恒兴昌兄弟三人当然不愿被边缘化，很自然加入吸食鸦片的行列，起初的确把量牢牢地控制着，后来想再控制很难，吸食鸦片的费用就成了家中一项很沉重的负担，急了大家竞相从柜上拿钱去逍遥快乐，心想大家都这样嘛！

生意渐渐好了，樊起恒觉得有自己去经营就足够了，便多方打点活动，为自己的两个兄弟另谋出路。经过一番努力，樊起兴谋到了白河县厘金局局长的位置，而樊起昌则谋到了白河县保安团团长的职务。厘金局和保安团一个掌控着白河县的工商税务，换言之掌控着白河县经济命脉，一个则左右着白河县的社会治安，兄弟俩立刻成了白河县炙手可热的人物。我没有做过具体的考证，我不知道当时的厘金局类似于当今的哪个部门。我向知情者询问。别人告诉我，它无法和当今具体某一部门类比，它的职能类似于当今某个县域的国税局、地税局、工商局等几个部门的合成。厘金局的管理权限真的不小，它的长官当然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我的祖先当年是怎样做官的呢？我希望谁能给我提供一幅照片。可惜今天已经绝无可能。而老三樊起昌，由于出天花落下了一脸深深浅浅的麻子，人们私下叫他“樊麻子”。身为保安团长，樊麻子做事颇有气势，到任何地方都有一个强大的气场，令人畏惧害怕。

一年里，樊麻子樊团长总会去白河乡下的西营、茅坪等偏远片区走走，打探情况，勘察民情。每逢他来到这些地方，当地的土匪流寇总会远遁潜踪，当地的豪绅亦诚惶诚恐，惴惴不安。民国十八年，陕西全境发生严重的饥荒，各地政府迫不得已尽力赈灾，而基层政权官员亦借机大肆贪墨。樊麻子来到西营了解当地赈灾情况，途中被数十饥民团团围住，遂了解到当地的团丁、保长们克扣赈灾的粮食，在赈灾的大锅里掺入石灰，十分气愤。来到西营后无论怎样盘问，那些贪墨的保长们一口咬定自己如数救济了灾民。樊起昌一怒之下，下令让跟随的马弁们上前将这些保长们一个个五花大绑，告诉他们如果不缴出贪墨的粮食，他就要在今天把他们一个个淋上油点天灯。保长们吓得屁滚尿流，缴出贪墨的粮食，同时缴出自己的粮食来立功赎罪，使得白河的赈灾工作走在全省的前列，深受时人好评，樊起昌在白河广受赞誉。

兄弟三人只有一个妹妹 ，叫樊起春，起初被父亲樊瑞文视为掌上明珠，后来自然也成为兄弟三人最宠爱的对象。等到了婚嫁年龄，白河县冷水镇一家姓方的财主托人到樊家提亲，得到应允。我的姑太便离开县城坐船沿着汉江上行七十里到冷水。她的父亲对女儿的出嫁极其重视，提前两年从湖北老河口购置全套的宁波嫁妆，大大小小多达48件，据说宁式床上连砸核桃的小木槌和放置核桃的小凹槽都设计在内，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到了令人咂舌的程度。

出嫁的那天，街道上远远近近的亲戚友人皆来贺喜，更有众多的闲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一定要亲眼看看樊家姑娘的嫁妆是如何齐备，一定要亲眼看看樊家姑娘出落得如何娇媚动人。器乐在街道上一阵紧一阵地敲打着，方家的人一再催促，而新娘却迟迟不肯上轿，任凭谁也问不出缘由，惹人焦虑。最后年迈的樊瑞文亲自询问，我的姑太慢慢地说道：“伯，你当时答应在我出嫁的时候给我三百大洋，现在怎么说话不算话啦？”面对热泪泗流的女儿，面对窗外细吹细打的器乐，樊瑞文咬咬牙，叫来伙计，命令他赶快去湖北郧西县，把那里的几百亩土地以最低的价格卖掉，第一时间换回三百块大洋。过了好一阵，三百块大洋取来了，父亲郑重其事地交给女儿，双手抖抖索索地交给女儿。女儿接过去，擦掉眼泪，笑一笑，出门上轿，头也不回离开这个生养了自己的家庭，来到汉江边上船上溯冷水，去过自己的生活。

方家的情况并不像媒人说的那般殷实，我的姑太嫁过去之后多少有些失望。不过。她很快就发现，自己的丈夫为人忠厚老实，对自己百依百顺，我的姑太就凭借着自己相对高贵的出身和强悍取得家庭的主动权，对方家老老少少指手画脚，方家人也能做到令行禁止 ，恪守指派。不过一次偶然间，丈夫躺在床上吸烟，引燃了蚊帐，造成了一场比较严重的火灾，把嫁妆烧了大半。再后来，赶上“土改”，冷水镇的革命群众纷纷起来打老财，我姑太家中的嫁妆被分到了各家各户，自己所剩无几。我的姑太或许经历了太多的人世沧桑，对一切变故皆能淡然处之，别人分她家的浮财，她不仅不哭不闹，而且还很主动去帮人把嫁妆抬出卧室，迈着一双“解放脚”帮人抬上木船，虽然损失了浮财，但个人在一场场的政治运动中基本没有受到冲击，不能说不智慧。

我的太奶叫严迟珍，作为樊姓长子樊起恒的夫人，一辈子吃斋念佛，极其善良。嫁入樊家后，上有严厉的婆婆，下有喜好戏谑的小姑子，好几年里总是被自己的小姑子百般戏弄。我的太奶并不计较，依然对自己的小姑子友好如初。我的母亲告诉我，1976年我的姑太从兰州回家探亲，她愉快地而又愧疚地回忆起当时自己如何戏弄自己嫂子的事情：太奶性情平和嗜睡，趁着嫂子睡熟之际，我的姑太就恶作剧地给我的太奶涂上大花脸，画上眼镜，然后急忙叫醒嫂子，说婆婆要她干什么什么事情，让她在大庭广众下走来走去。每当这个时候，婆婆不去批评女儿恶作剧，反而恶声恶气地斥责我的太奶丢人现眼。我的太奶一辈子在这个家庭里都细声细气，蹑手蹑脚，用一种企求的语气给人说话，哪怕是对自己的两个儿子也如此。时间久了，大家都习惯了看到她这样，觉得这样做才是她的本色，她也利用这种低调和善良慢慢为自己积累了良好的人脉。她做事的能力我估计不是很强，据说她做饭经常做得太多，唯恐被家里人斥责，她就惊惶不安地来到街道上等待过往的熟人，一旦遇到，就拉住别人的衣服，哀求别人进到家里帮她吃掉多余的饭食。太奶的方言里把吃饭叫“七饭”，这个时候她总要求别人代劳“七饭”，而且得寸进尺，别人“七”一碗她要人“七”两碗“七”三碗，多出多少就帮她“七”掉多少。好在饥荒的年月，人们乐意帮这样的忙，樊老太太要人帮忙“七饭”，满大街的熟人都乐意，基本都能够保质保量完成这个“七饭”的任务，帮忙的人乐意，我的太奶亦乐意，别人埋头帮忙的时候，她用一种清澈祥和善良明媚的眼睛看着帮忙的人。恒兴昌三兄弟都夸奖她这段时间做饭知道多少了，不多不少，刚好，如果继续把这种习惯保持下去，樊家的光景就会过得相当好，恒兴昌就可以天长地久地开下去。

五

我的曾祖樊起恒有两个儿子：长子樊长赓，次子樊长田。我的爷爷是樊长田，我爷爷的哥哥樊长赓。按照我们老家的习惯应该把爷爷的哥哥叫大爷。后来我听说东北也有大爷的称呼，不过那里特指伯父，和我老家所谓大爷的含义殊有不同。

我大爷和爷爷，一个属虎，一个属龙 。兄弟俩都是读书人出身，知书达理，善与人交。接触过兄弟俩的人，对他们都有很高的评价，说他们人品高尚，做事公道，脾气温和。但他俩天生不和，龙虎相斗，关系不睦，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耿耿于怀，轻而易举就翻脸争吵，在“恒兴昌”商行前的街道上恶声恶气地相互诅咒，老拳相向，甚至挥刀动斧，最后以头破血流的结局而收场。更耐人寻味的是，他俩都知道自己的性格缺陷，大打出手马上又相互道歉，握手畅饮，兄友弟恭。然而不久再度大打出手，不久又友好如初。父母和亲友很不理解这样斯斯文文帅气俊朗的读书人为什么如此难以共生共荣。后来人们释然了，说他们是龙虎斗的兄弟关系，一个属虎，一个属龙，是天生的敌人。

爷爷和大爷出生之际，似乎“恒兴昌”在运行环节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但家境还不算坏，兄弟俩都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的爷爷接受了怎样的教育，我不甚了了。据父亲推测，爷爷大约进过白河县的“天池书院”。我记得在童年时曾经见过一本发黄的账本，据说是爷爷过去用的账本。上边工工整整写着小楷。字很隽秀，颇显功力 ，令人赏心悦目。而我的大爷，文化程度更高，甚至一度进入陕师大的前身“ 陕西省立专科学校 ”学习。我想，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那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能够进入这样的高等学府深造 ，那他的确算是凤毛麟角了。

我的大爷大约在1944年进入陕西省立专科学校，1946年毕业后从西安回到家乡。家乡白河县正值第一次解放的前夕。政治形势很不明朗。作为一介书生，预判政治形势显然不是他的长项。而上进通达、光宗耀祖的念头在内心澎湃跳跃，催人难眠。我的大爷急欲干成一番事业来确立自己的价值，便匆匆来到安康和旬阳县交界的五条岭，做了“五条岭反共大队先遣队”团部参谋长，为团长出谋划策，写写算算。每有政治标语的写作任务，我的大爷总是习惯性擎起桂花稠酒，悠悠而下，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引来满堂赞誉，都说樊参谋长的字很滑，而饮下三五杯桂花稠酒之后毛笔字更滑，温润宽博，让人飘逸舒服。此时，樊参谋长特自得，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流的参谋长，是第一流的书法家，可以指点江山，可以激扬文字。到1948年，安康的政治形势已经日益清晰，在一场场逐鹿“游戏”中我党逐渐赢得了人心，反动政权不断落败 。我的大爷不顾 “五条岭反共大队先遣队”团长的挽留，毅然离开了这支溃败腐朽的队伍，回到了家乡白河，参与当地的革命工作，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

1950年，解放初的白河政治面貌焕然一新。但一切毫无根基，百废待兴，急需人才，急需经验，急需资源。如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成为摆在当地政府面前首要的任务。白河县党委和人民政府调动一切社会积极因素，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扩大生产，发展社会事业，强化人民对基层政权的信任。成立于1941年的白河县初级中学在1957年升级为白河一中，是当地唯一的中学。着力办好这所中学，超越历史水平，让它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首先需要解决好校长的聘任问题。由于具有学历高、人脉广、能力强等有利条件，樊长赓进入到县委、县政府决策者的视野。樊长赓便做了白河县初级中学第一任校长。

樊长赓来到校长任上，以一种赎罪意识来开展工作，倾尽全力做好工作。短短的三两年时间，学校的各项工作扶摇直上，为当地社会发展立下赫赫的功绩。为了培养尽可能多的人才，樊长赓提议教师晚上住校，利用休息时间举办夜校，让县内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来夜校接受文化教育。解放之初，白河县的干部们包括县长和县委书记皆出身工农，文化程度极低，很难胜任革命工作，纷纷在工作之余来拜师上进，跟随樊长赓校长学习文化知识。樊长赓竭尽全力做到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弟子遍布全县各部门，成为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在县内外产生深远影响。

三年后，白河县的文化事业渐趋佳境，群众文化活动亦逐步开展起来。白河县文化馆在各类群众文化活动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白河县委宋书记思谋再三，决定把樊长赓从白河县初级中学校长的位置上调到文化馆馆长位置。樊长赓来到新的工作岗位，很快进入状态，夜以继日，发动文化馆全体工作人员深入基层，了解当地的文化资源，发掘文化潜力，积极调动群众的创造性。有时听说县内某个地方发现了一块碑刻或者文化遗址，甚至在深夜里自己也会提着马灯去一探究竟。同心同德，殚精竭虑，使白河县文化事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各项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成为白河县的一大亮点， 走在了安康地区其他区县的前列。

风平浪静的海面掩盖不了海洋深处的万丈波澜。在大家都陶然享受和平快乐之际，一场“反右”运动不期而至。作为当地文化部门的一把手，樊长赓首当其冲受到了冲击，一次次反省，一次次交代历史问题。由于参加过反动组织，书写过反动标语，樊长赓以一种真诚的忏悔之心来认识自己，觉得自己是个罪人，认定自己今后只有以更加勤奋的工作、更骄人的业绩才能更好地回报党的恩德。

樊长赓先后多次被停职，接受批斗,从灰暗而恐惧的岁月之河上小心翼翼地跋涉着。县长和县委书记也在这次政治风暴中受到了冲击。但作为樊长赓的学生，他们仍然竭尽全力保护着自己的老师，极力维护文化馆长的权威，确保当地的文化事业不被腰斩。然而政治形势急转而下，安康地委责令白河县长和县委书记双双离开工作岗位到西安进修学习。离开了县长和县委书记这双重“保护伞”，樊长赓的历史问题一下子被曝晒在阳光下，进而不断升级，他也从右派升格为历史反革命。问题越揪越多，似乎不杀不足以惊醒被蒙蔽的群众，不杀不足以推动当地革命的发展。

一天清晨，樊长赓的门被“咚咚”地擂响，进来几个全副武装的公安战士，宣布依法逮捕历史反革命分子樊长赓。樊长赓当即被戴上手铐，低下了沉重的头颅，被押出文化馆的大院。县长和县委书记听说公安局突然收押了樊长赓，当即在西安拍电报指示当地公安部分妥善处理樊长赓的历史问题，依政策办事，不滥施极刑。

有县长和县委书记的全力保护，加上近几年良好的政治表现，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最终樊长赓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从1957年起，樊长赓实际在押12年，于1969年释放。

回到家中，看到家中极端贫困，贫困到了不足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的境地——家中没有任何墙壁，仅仅用茅草和稻草围拢成一个堆束，人从茅草和稻草间钻进钻出；甚至他的儿子结婚，新婚夫妻简陋至极的床就紧挨着父母更加简陋至极的床；结婚的当日煮了几碗小米粥待客，第二顿就再没有小米下锅了。

樊长赓热泪肆流。

看到樊长赓回来，儿子们十多年没有见到父亲了，兴奋不已；但看到父亲虚虚弱弱，目光呆滞，儿子们心中捏了一把汗，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我的堂叔樊安厚冒着生命危险，从汉江里捉来甲鱼为父亲滋补身体。甲鱼汤熬好了，儿子们服侍父亲艰难地喝下。第二天开始，樊长赓的肠胃出现了严重的炎症，之后红白痢疾不止。缺医少药，病情加重，不久因为疾病和营养不良而去世。

樊长赓虽然去世了，他的历史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他的儿女们几乎无一例外都受到波及和冲击：我的堂伯父、堂叔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受到严重的歧视和虐待。我的大伯父樊安国作为民办教师被停职；二堂叔、三堂叔樊安厚和樊安逸参加了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或者在汉江边的坡地上种植粮食，或者在汉江边弯腰驼背地捞砂石，长年累月的劳作使得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显得老态龙钟，腰身佝偻，疾病满身。

我的这些家族中的长辈对他们的父亲樊长赓怀着怎样的感情呢？我无从去猜测，我也不愿去猜测。我只记得我的大伯父多才多艺，说话幽默风趣，擅长拉二胡，没事之际总是对着乐谱“咿咿呀呀”拉着二胡，唱着陕南民歌――二胡拉得真不错，陕南民歌唱得也挺好。周围的人很羡慕，也很不屑，说他身为农民，搞得不伦不类，根本就不像个农民嘛！是，我的大伯父的确不像个农民，至少不是个好农民：我小学时看电影《血战台儿庄》，发现李宗仁的扮演者简直和我大伯父长得一模一样。我把这种感觉告诉给父亲，父亲也觉得真像，我的大伯父比那个演员还要帅，还要俊朗些。开在山坳中的兰花少有人知，当然不会有人来找大伯父做特型演员――固然大伯父樊安国长得魁梧帅气，眉清目秀，具足文艺范儿哪！然而，在生活重重的压迫下，大伯父一辈子却极其快乐，他做了一辈子的乐天派，于2005年春天去世。我现在想，终其一生，快乐或许是他外在的伪装，在他内心里一定极其痛苦，内心深处始终奔涌着痛苦的潜流——或许正因为内心痛苦纠结，他就特意要寻觅快乐，表现快乐吧。

我记得几乎我每次见他，他都会大发感慨，说我们樊家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现在一无所有了，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是，我们樊家当然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不需要刻意强调，我的大伯父却要一再强调，肯定大有深意――他或许用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自己、对自己家族过往历史的看法，人们忽略了深意而已。

与大爷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相比，我的爷爷略好些，但在人生的长河里也决不缺少波澜。诗人拜伦说“没有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我的大爷和爷爷应该都是可以谈论人生的人了。

由于在白河乡下各个乡镇有地产和生意，我的祖太爷樊起恒势必需要经常在各个乡镇去走走看看。祖太爷去的时候习惯带着我的爷爷。一次祖太爷来到冷水镇，我的爷爷就跟着来到冷水镇。爷爷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这里另外安了一个小家。祖太爷的相好姓徐，生就一双天足，当地的人给她取了一个外号“徐大脚片儿”。“徐大脚片儿”一生没有生养子女，见到我的爷爷喜出望外，决意收为养子，并积极张罗着为养子娶妻成家。

在养母的安排下，我的爷爷便娶了比他大三岁的奶奶，在养母家拜堂成亲。此后，我的爷爷定居在冷水镇，进一步扩大这里的业务，奉养自己的父亲和养母。

我的奶奶姓苏，在家里她的姊妹们都叫她四姑娘，解放初起名苏德意。奶奶在幼年上了一段时间私塾，解放后又上了一段时间的扫盲夜校，后来差不多具备读书看报、记记简单账目的学力。奶奶的个性很强，严厉精明，终其一生，和爷爷的关系始终不洽。嫁给爷爷后，奶奶几乎无师自通地成为做生意的好手，在冷水镇街道上帮助爷爷收购山货，出售洋货，独当一面。而爷爷主要负责把收购的山货运输到湖北的老河口、襄阳或者汉口去出售，再从汉江下游运回洋货在冷水镇街道上出售。时局混乱，汉江水道时通时断，前去湖北的汉江下游从事经商活动每次都无异于一次惊心动魄的冒险。为了生计，为了养活身后一家大大小小的人口，爷爷也必须义无返顾地走上风险重重的木船。冷水镇前边不远处，冷水河从这里汇入汉江。江边的峭壁上依着山崖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庙宇。当地人把这个小庙宇叫观音阁，把这里的峭壁叫观音阁嘴。听老辈人说观音阁里除了供奉观音，还供奉着一条小白蛇，每次去湖北下游经商前，所有的人都要虔诚地登上观音阁朝拜观音和白蛇，烧一炷高香，为自己买份冥冥中的保险，确保人身财产安全无虞。当年那些虔诚的朝拜者之中，会不会也有我爷爷的身影呢？我想，肯定有。烧了高香，观音和小白蛇也未必就能够保证商人们的安全――汉江上货船遇险出事简直是家常便饭，而遇到人祸则更麻烦。

听父亲说，爷爷告诉他，爷爷有一次去老河口进货时刚好赶上日本飞机来轰炸。他们就隐蔽到树林里。等回到旅店，发现旅店已经被烧成灰烬。店主夫妻被炸得挂在树梢上，头颅和肠子上的血水从树上滴滴答答淌下来，熊熊大火吞噬了身后那条茅草搭成的街道。火海中到处是或残或死的人，到处是呻吟嚎哭的哀音。

随着战局进一步恶化，湖北大部分沦陷。前去湖北汉江下游经商已经绝无可能，爷爷便组织商队前去西安。要去西安，就得翻越高耸入云的秦岭，那就必须完全依赖人力，那就必须付出超越汉江下游经商几倍的努力。爷爷不假思索地上路了。他愿意冒这样的风险，因为樊姓家族的血液里就有这样的冒险因子――不冒险而窝窝囊囊地活着，绝不是樊姓的做派。

谁料去西安一样布满了风险。爷爷告诉父亲，一天深夜他们投宿在商洛山阳的一家客栈，刚睡下不久，客栈主人把客人一个个叫醒，说发土匪了，让客人赶快逃跑。爷爷他们当即带着货物出门进山了。刚到山顶，看到一条火舌窜出了客栈的房顶，甚至可以听到夜空里传来一阵阵惨叫，令人毛骨悚然。关于爷爷经商途中遇险的经历，父亲转述给我的还有好几起：还有一次，爷爷他们走上陕西和湖北之间的界岭，在没膝的积雪中，一个人刚刚被杀，身首异处，头颅滚在一边，大张着眼睛。爷爷估计是土匪打劫后杀人灭口。按照痕迹的清晰程度，爷爷分析这场杀人越货的惨剧发生在半小时之内。在邻近日本投降前夕，爷爷再一次去西安进货，赶上日本从太原方向来轰炸西安，爷爷和随行的脚夫赶快藏进南门附近的防空洞。警报解除后，南门附近一段城墙下的防空洞被炸塌，许多人被埋在下边窒息而亡，脸色惨白，遗落的高跟鞋和旗袍堆积得很高。

1948年10月， 白河县第一次解放后，按照党中央部署，解放白河的解放军大部分被抽调到淮海战场。国民党重新从湖北郧县、竹山等地回到这里，共产党的民兵和地方部队转入地下。白河的政局更加混乱。各乡镇的镇长、保长人人自危，临乱脱逃者多，导致基层政权难以运转。在第二次解放白河前夕，我的爷爷被授予白河县冷水镇镇长的职务——这种临时的任命带有强烈的胁迫色彩，几乎具有一种悲壮的感觉。爷爷当上镇长后，被胁迫着为国民党政权征粮征兵，进一步加剧着社会矛盾，爷爷只能尽自己的力量虚与委蛇，竭尽全力减轻乡亲们的苦难。几个月后，爷爷见社会形势愈趋紧张，偷偷逃离冷水，前去安康躲避，直到白河和安康解放，又重新回到冷水重操旧业。爷爷是文化人，虽说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伪职，但没有任何罪恶的记录，冷水镇很多乡亲都说樊长田不错，人品好，人品几十年如一日地好。特定时期的作为，也算迫不得已吧，理应得到人们的谅解。

解放初，爷爷樊长田加入工作队，参与土地改革，整天扛着测量工具，拿着账本在冷水镇各村里奔走，协助工作队落实土地政策。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过程中，爷爷认识到当前的政治形势，积极拥党的公私合营和赎买政策。由于具备几十年卓越的经商经验，充分了解当地各方面情况，爷爷进入了供销合作社当上了经理，在几个乡镇间辗转，负责当地所有的商业活动。“文革”中爷爷由于历史问题，有过一段停职检查的经历。他的子女们也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影响到各自命运，只好做最基层的农民。经历了几番波折后，终于有人出面为他讲公道话，说他原本就不爱当官，几次要辞掉镇长职务，后来为了摆脱国民党政权的约束，逃到安康，我的奶奶带着我那尚在襁褓中骨瘦如柴的父亲艰难地留在冷水镇上。国民党为了胁迫爷爷回来再当镇长，动手要把我的父亲扔进冰天雪地的汉江，被奶奶从国民党县党部狗腿子们手中活活抢下来。这当然是事实，很多的证人都还活在冷水镇上，要解释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好像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爷爷重新恢复了工作，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克勤克俭，兢兢业业，对自己和家人要求至严至细，去供销社工作时带着一个小木箱和一个被褥卷，65岁退休时还是带着一个小木箱和一个被褥卷，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广受好评。

爷爷在1981年退休，回到家不到一年的时间得急病去世。父亲接受不了爷爷突然逝去的现实，看到爷爷入殓之后，痛哭流涕，当着众多亲友的面哭得在地上打滚，几近窒息。看到父亲这么悲伤，年幼的我亦陷入无名的悲伤。父亲回头问我，“康，爷爷死了，你悭不悭？！”悭是我们当地的方言，就是极其思念和想念。爷爷突然死了，我当然悭，我明白我再也不能扛着爷爷的双腿转圈，再也不能看到他躺在躺椅上抽着烟卷无限慈爱地看着孙儿了。父亲，我，我们都要经受失去至亲至爱富有人格魅力的亲人之痛，而这种痛苦无论我们如何撕心裂肺在地上打滚，都不能减轻――因为我们失去了至亲至爱富有人格魅力的亲人啊！我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我在心里呼唤着：我的爷爷，我悭你啊，你可不可以不死啊？！我的爷爷死了，死在了1982年秋天，当时我家狭窄的院子里桔子已红，山羊正肥,在全家老老少少撕心裂肺的哀哭声中爷爷的棺材抬出了院子，走向了墓地。

随着两位爷爷的逝去，我们樊姓完全沦落到了谷底，再也无法寻觅洋溢透射出来的贵族作派和气息了。我大爷的三个儿子樊安国、樊安厚和樊安逸不得已做了农民，沦落到社会的底层。我大爷的女儿樊安芬后来进入白河县土产公司工作。我的大姑夫祁正洪解放前夕参加了革命，后来成为白河县委组织部长和法院院长。我的大爷在九泉之下当然无从知道这些。我爷爷的三个儿子，我的大伯樊安全、我的父亲樊安忠和我的叔叔樊安兴不得已也做了农民，从城里来到小镇上，再从小镇上来到山高水长的川河乡袁家湾，在社会的底层备尝艰辛，受尽屈辱，真实而深刻地感受到一种类似古代官员贬谪后的痛楚——不过古人自身是官员，我的父辈祖上曾经或者为官或者经商，他们突然跌入到人生的谷底，却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了――这种辛酸真令人心酸啊。

很多年里，由于我的父亲个子小，力气小，在生产队经常遭人歧视和羞辱。父亲忍了又忍，梦中都在企望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祖先的荣光。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我的父亲由于爷爷的历史问题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便下意识地含辛茹苦来培养我的姐姐、我以及我的弟弟。很多年里，弟弟身体多病，到处寻医问药，我家几乎到了断油少盐的境地。父母咬牙坚持着，发誓要培养出我们姐弟三人。我知道父母付出了多少心血，我更知道父亲这种强韧的动机来自何处。

时光过去了很久，当年那些不可一世的人现在或者死去，或者艰难辛酸地活着。那些人的子女现在大多数为生计所困，顶着危险在幽深黑暗的矿洞里挖煤，在机器轰鸣的建筑上劳作。而他自己的子女现在却可以坐在舒适的办公室或者家里上上网，写写文章，偶尔打一点小牌，度着轻松悠闲的时光。父亲见到那些曾经歧视或者折腾过自己的人，表现得很坦然，感激着他们，感激他们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女助推到一个较高的境地，觉得自己无愧于祖宗，为樊姓走出谷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六

用了十多天的时间来写作《远方》，共5篇，两万余字，总算基本兑现了我对学生的承诺。写作其实就是灵魂的重温与历险。我感激这种灵魂的重温与历险，使我重新梳理我祖先的足迹，我仿佛与祖先一起重新经历那段峥嵘的岁月。

那是一段荣光而辛酸的家族史。在我的写作中，我始终怀着肃穆而清凉的心情。

进入中年之后，好几年的时间里总试图写写自己的家族，说说那段荣光而辛酸的历史。不过总是没有合适的机缘，只好作罢。2013年9月，我突然联系到祖籍的网友，偶然中的偶然事件触发了我写作的冲动，我当即决定来书写这段历史了。我清晰地知道，我们樊姓家族的历史不可能具备广泛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对于我的家族而言，它是一段历史吧――或许连我的家族内部也未必有人在乎它的诞生——它不过是段历史而已。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我沉溺其中，不可自拔。我身体的血液来源于它，我身体的毒素亦来源于它。

我与这段历史密不可分，在许多个日夜和渺远的岁月里，它让我欢欣和痛苦。它是一段基本可靠的历史，家族的历史。我面对着这段历史其实就是面对着一棵大树。我站在这棵家族的树下，看到树缝间斑驳的影子和阳光。我想，我能不能看到大树的水分，能不能看到水分如何从根部传输到树梢？脖子酸了，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的面前不过是一棵树，一棵大树而已啊。

我想，我的家族活该是一棵大树，全中国多少姓氏，为什么我偏偏姓樊呢？根据人口数量排序，樊姓在101位，的确是小姓。与张王李赵相比，我自惭形秽。我因为姓氏的缘故而自卑。而“樊”的含义是大树，遮天蔽日的大树。因此，我女儿的命名就和大树相关：在生命的长河里，我希望我的女儿像朝阳下清香馥郁的榕树和温馨热烈的木棉。樊的谐音颇不吉利。我做了教师，学生们把我叫樊老师，其实我也许更是他们心目中的烦老师吧，见了我就烦。我愿意在见他们的时候保持一份愉悦和恬淡，借此来平衡师生的关系。

5篇文章写完，家族的历史絮絮叨叨说完了，我卸下了肩膀上的布袋，感到了轻松。学生告诉我，他们有时会在半夜爬起来进入我的空间，去阅读刚刚更新过的日志，令我充满了感激；更可贵的是部分学生居然阅读成瘾，逐渐变成了我的粉丝。

杂耍时的猴子有了观众的欢呼而不断创造爬杆的奇迹。我或许前生就是那只不断爬杆的猴子吧，我也爱上了虚荣和欢呼。读完了5篇文章，学生问我：老师，你不是说一共写6篇吗？你不是准备从五世祖写到你的父辈吗？是的，我当初的确就是这样决定的，不过在我写完祖父的故事后改变了主意，我决定不再用专门的章节来写父辈了——我的父母现在健健康康愉悦自信地生活着，我们中国人讲究生不立传，而家族的历史其实就是为故去的人立传。在我的理解里，把父母、父辈放进家族的历史中叙述，显得颇不吉利。犹豫了又犹豫，我决定放弃原来的想法。我明白，我对于父辈所知甚深――起码比祖辈和远祖了解得透彻，可写的东西很多。我明白了禁忌所在，我决定不去触碰了。尤其我的父亲，睿智慈悲，举手投足间皆流淌着家族的河流，一颦一笑皆文章，对我影响深远，需要我更深入地解读，需要我用灵魂去感知！

写作之初我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全方位掌握并熟稔写作素材，颇有一种成竹在胸的自得；然而写作中我发现自己在很多的细节真实性方面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力有不逮，望洋兴叹。我当即给我的父亲打电话，问某个问题是否如此，某个时间是否准确。父亲总是停下手中的劳作，不厌其烦地告诉我很多情况，甚至花费很长的时间来回忆某个细节发生的具体背景。父亲告诉我的东西，远远多于我在文章中的表述。父亲觉得他有义务为我提供这些家族历史的细节，事无巨细，或许对我的写作有些帮助。不过我在写作中把许多枝蔓都砍掉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后我意识到枝蔓砍掉后的影响——砍掉枝蔓植物倒是齐整了，有了自己的形象，但在砍掉枝蔓的同时也砍掉了植物的生机，产生不可预估的后果。许多的可能性就这样流产了。

一切只能如此吧。

写作中我不得不使用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为长者讳——因为我的私心迫使我只能用如此的态度去从事这项工作。文中在写到我大爷的时候我很犹豫和犯难，我是否去写写大爷夫妻俩的毒瘾呢？我大爷年轻时是不掺水分的少爷，染上了毒瘾，而且毒瘾很大。为了吸毒不断变卖家产，甚至把他母亲的绸袄也拿到当铺当掉，来换取一点鸦片吸食。母亲阻止他这样做，他偷着去当，告诉母亲我今天去当，明天一定就给你赎回来。母亲不再阻止儿子了，热泪涌流，任凭儿子按照自己的心愿挥霍损毁着这个不断趋向衰败的家庭。当出去的东西很难赎回，衰败的家族同样很难复兴崛起。我们樊姓家族只能按照既定的规律和宿命演绎着它特有的故事，悲欢离合，盛极而衰——其实当时众多的家族同样如此，不过比我的家族更具典型性，更富传奇色彩，悲欢离合，盛极而衰，让后人叹惋和哀悼。家族是这样，民族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个体都是家族大树上的一片叶子，或繁盛或衰败。我们的家族何尝不是民族大树上的一片或繁盛或衰败的叶子呢？当太阳朗照的时候，我们舒展欢欣；当秋风瑟瑟的时节，我们呆头呆脑地摇曳在瑟瑟的秋风里，成为凄凉萧条的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看着天空，天空也看着我们，四目相对，不知言何。

我的祖先为我书写了一段荣光而辛酸的历史，我为我的子孙们又能书写怎样一段历史呢？我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答案，我只好缄默不语了。

这几年我总是按照家乡的风俗在清明节和农历七月十三的“七月半”来祭奠我的祖先，告慰他们九泉之下的英灵。今年农历七月十三日的夜晚，我要求妻子准备了饭食来遥祭祖先。我在小区后边的马路上划了一个圈，为遥远的祖先烧着纸钱。圈的缺口对着东南，对着遥远的袁家湾。纸钱的灰烬冉冉上升。妻子问：“你的祖先能够到渭南来取你为他们烧的纸钱吗？”这样的话题当然很无聊——其实我们很多人在祭祀祖先的时候都是孔子的主张，“祭神如神在”，我们表达的是一种追思和感恩，并非真的企图祖先给我们实实在在的恩惠，这样做令我们心安而理得。后来听母亲说，农历七月十三晚上家中为先人们准备了丰盛的菜肴，我的父亲为祖先烧了很多的纸钱。

在渭河之滨的某一所书房，我追思着祖先，我愿在家族的历史长河里不断上溯，让我看到沿岸的风景，看到田野盛开的百花，看到白鹭悠然诗意地飞过时光的河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