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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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在酒店的那些事儿》
文/丁小龙
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的中介公司就已经到处都是了。荒诞的是，父亲坐在家凭着报纸上的一则经过吹嘘的招聘广告，就把我们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
当时我十八岁，同去的还有个邻县的少年，叫秀建。他是之前和我在淮安武馆练功的师兄弟。
那酒店在天安门广场西北方向，坐公交大概十几站的距离。是一家主打南非鲍鱼、燕窝鱼翅的粤菜酒店。我们省了100块钱中介费的原因是在车上认识了个无锡的小伙子，他鬼灵的很，俗话说：会混。几句忽悠，就把中介前台美女手里的用人信息表递给了我们。之后，他带我们去酒吧蹦完迪，便失去联系了。后来我想：如果我们能有他一些鬼灵的本事，北漂也不会混成那样了吧？
我们在传菜部，要穿蓝色绣花的唐装工作服，不男不女的样子让我们很不舒服。领班是东北的勇哥，他这人，虽然在领导面前善于表现，但私下里对我们还不错。上班每天都要站很久，有次腿都被站得抽筋了，勇哥看出我不像装的，便过来让我把脚尖往上勾，然后使劲不停地捏我肿起了的腿肚，他额头上都出了汗，腿才慢慢舒缓了。对他还存感激的是，他下晚班回到宿舍，会买些烧烤啤酒啥的，把我们从床上叫下来一起吃。他常说：出门在外啊，大家处得好点儿！
其实那会儿，我是每天忍痛工作的。北漂之前在家时，两脚底就受过伤，这样高强度的久站和来回三层楼梯奔跑传送，确是雪上加霜。就去买了双廉价的“松糕鞋”，虽然大家觉得穿得滑稽，但脚起码好了一点。我们就在二楼的鲍鱼档口站着，闻着厨房烹饪干鲍时独特的香味，肚子有时也跟着“咕咕”地响。没有传菜任务时，也得把身体挺得笔直，那种配送的刀叉很锋利，不小心就割破手，我的右手拇指至今还有条疤痕，可想当初的伤口多深，流了多少的血。
同事们都是小伙子，五湖四海的，各人性情脾性也不一样。陕西的小张，平时话不多，可一旦说话，你就会感觉他是那种冷淡的人，为人也酸溜小气。当时对他印象坏的就是：那天他走在楼梯里传菜，突然停下来，把装着鱼翅和燕窝的盘子揭开，往里面“吐”地一下，吐点唾沫。我看到了，就瞬间把眼睛和嘴巴张得老大，我惊讶他怎么可以这样？即便大家出身偏远，知道这些菜被大腹便便的客人可能没吃几口就撤下，即便当时每碗鱼翅燕窝雪蛤的价格是我们工资的几倍，也不能做得这样“丢份儿”啊？我刚想发作，但止住了，因为我看到他穿的鞋，那是有个厨师在前天刚扔掉的、还颇好的皮鞋……但是后来，我还是找个时机问他了，他之后也收敛了。
大家都来自农村家庭，又都是毛头小伙子，猎奇贪吃的心必然有的。南非干鲍的操作程序十分复杂，每头卖价皆在万元以上，看着客人切完一小片、而大部分却没吃的鲍鱼时，觉得确实可惜浪费，就在撤到洗碗间时候，顺手塞到了嘴里……有时，四川的“盐焗鸡”大厨也会把做剩下的、或是稍微放久了的鸡给我们吃，而我们就躲在明档下面，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掉，然后还不忘向厨师傻笑。还有，那种当年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菠萝包”和“蛋挞”，糕点师每逢要下班的那个点儿，就招呼我们过去，把烤盘里的剩余点心拿出来。当然，这定是要背着厨师长的……
那时在北京，似乎大家都觉得能说一口正宗的京腔儿话，就是有“地位”的了，毕竟是咱首都呀，有的同事为此还专门在每句话后面多加个“儿”字和“呀”字，这两字在北京话里是多见的。也包括这些逗骂：“嘿！孙子！”、“你丫的！”、“你大爷的！”也被他们模仿得惟妙惟肖。看他们说话时自豪且得意，似乎感到―――他们是真爱北京的，真想扎根下来，想努力工作，想升职加薪，或再离开大宿舍能有条件去外面独住，甚至，甚至是更大的梦想……
酒店的服务部，都是不到二十岁、或二十出头的女孩，本身就俊俏，再化点妆，就更好看了。一次，在工作餐休息的当儿，那个大眼睛的叫月春的四川女孩，正托着腮，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一下子就把我给吸引住了，俗话说“哪个少男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男女之慕也是人之常情。当时，我故作大声地吟了一句诗：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易月春”。她姓易，因此我有意把最后三个字念作了她的名字。顿时，身边的同事们听到后，都哄笑打趣、前俯后仰，月春也是羞红着脸，瞪着我，也噗嗤地笑……后来那阵子，我还和同我一起来京的秀建商量，如何做下一步的“追求计划”？可是，事情让人难过的转变了，那是有天傍晚，我去酒店的路上，看到月春从一辆车下来，驾驶座坐的是经常来这儿吃饭的中年胖子，而且，他俩的表情和动作非常暧昧！我的心仿佛跌落了下来，好几天不得开怀。同事柱军说，这样的事很常见，别看她们表面本份，私下里要不和那些高工资的香港大厨去鬼混，要不就被老板客人们“养”着，楼面部的女部长们，有时也和客人在客房部很久很久……哎，说来也是，我们一月的那点钱，真不够她们买衣服和装扮自己，又怎能奢望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恋？……
北京的地下室很多，有的甚至是地下三层、四层。我们的宿舍在地下一层，平时从楼梯下去时就感到一股潮湿和霉味，而且白天都在走廊和房间里开灯，空气也不清新。百十来号的人挤在十几个房间里，平日连晒衣服都要抢着位置。那狭窄的窗台有几根锈了的铁栏杆，隔着玻璃只有一点点阳光斜进来，我有时居然奇怪地会想起迟志强唱的那首《铁窗泪》。用水也不方便，就一个热水箱，下班晚了，热水被先前的人洗完了，我们就用冷水冲凉（洗澡），就直接在卫生间里冲洗，还不用捏着鼻子。那时隔壁常卖那种康师傅的红烧和香辣牛肉面，记得当时上市也没多久，我们喜欢吃，有时晚班回来饿得慌，馋的厉害，把别人吃到最后的那点汤都端起来喝了！在每次回宿舍的路上，看车来车往，看隔壁高楼里的居民谈笑风生、推杯换盏，我们朝他们看，然后又看前面迎接我们的那条黑深的、似乎不见尽头的巷子，我们低头地走路。
每个宿舍有一台电视，记忆犹深的是，晚上热播的《凤凰卫视中文台》，几个广告下来，就放映僵尸警匪片：《超能探长》，我们天天追剧，呵呵，追得都到现实里来了。我和秀建还专门坐了好远的车，去西单东边的那个服装批发大市场，找了半天，才找到两件类似主人公穿的那件立领弹力的长款风衣，和那种彩色边框的墨镜。当时秀建比较节俭，而我花钱有点“撒泼”，经常透支和向同事借，他的那件是我买给他的，包括当时很流行的“复古牛仔喇叭裤”。我们就穿着那身衣服，去天安门纪念碑那儿照了好几张相，还寄给了家里。觉得自己酷酷和潮流的样子，是足够我们在同事面前“帅”上一阵子了。秀建也着实调皮，他能不分场合地乱开玩笑，有时走到哪，都突然地“嚯哈”给你几下拳脚表演，或者是翻个跟头，我老骂他说“跟个猴子一样儿！”我甚至以为，我俩这个“大宝二宝”的绰号，也是因他所赐。
估摸着这样半年左右，总觉得在酒店待着也不是长久的办法，我就在换班休息日的当儿到处寻着其它的工作，比如销售呀、送水呀，都问询过，甚至还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群众演员最多的地方去蹲点儿。那次在北影，我失望地往回走，觉得远远的后边有人在喊，我以为是在喊我，就高兴得转身回头……有一回，在影视公司报名，表演一套拳，把臭鞋子都踢到对方办公桌上去了，当时出的囧，令在场面试的人都啼笑皆非，眼泪鼻涕全都下来了。后来我也没有打电话问询面试的结果……
这人啊，一旦心思不在一个地方了，就会觉得和大家疏远，工作也就做得懒了。领班勇哥不明原因，严厉的批评我，那天我也是气了，把一筐东西摔到地上，甩出一句：“老子我今天还就是不搬了！”可接下来后悔的是：白天吵架，我们晚上还得要住在一个宿舍的呀，那种感觉真不是滋味，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些过分了？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看见勇哥喝完了酒，还把秀建蹬掉一半的被子往他身上盖了盖，才回到自己被窝……
在北京最后那几天，虽然辞职了，我还是没找到别的工作，就暂时还住在大宿舍里，有时领导查房，大家也都瞒了下来。大家关心为什么早早把工作给辞了？我低头不语。勇哥和秀建开解我，并试图帮我联系其它的事，但我当时似乎很想家的感觉，或许是来自北漂的辛酸，更是因为那次领导打算把我提成“领班”，而考察期间，机会被我自己给“糟践”了。后来，大家组织了一场送行宴，那晚，勇哥喝醉了，不停地唉声叹气，拍我的肩膀，秀建也流了眼泪，我也喝吐了。 记得坐火车回到了老家，父亲打开了我的钱包，里面只有皱巴的五块钱……
2018.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