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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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粥吃过，小城街上的年味渐渐浓了起来。县城中心的广场上摆起了巨型灯笼阵，由一家乡镇扶贫专业合作社生产的上千只红红的灯笼一串串、一排排挂满了半个广场。在夜晚灯光的辉映下，红火的、喜庆的气息溢满了县城的角角落落。
灯笼阵里贴满了灯谜字条。成群结队的学生、孩子，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聚在字条下窃窃私语，苦思冥想。有的年轻人拿出手机，在百度里输入谜面，搜索到结果后，笑哈哈地跑到领奖处。
领奖台前，摆着一叠叠机器印制好的春联，还有几个老者挥毫蘸墨在现场书写。兑奖处的工作人员仔细核对兑奖者谜底后，便问要印制的对联还是书写的对联呀，大多数人选择了书写的对联。双手拿过笔墨未干的对联，小心翼翼地凑嘴吹干红纸上的墨迹，将对联卷成小圈儿，装在口袋里，嘴上说着，还是手写的对联有年味儿，然后乐呵呵地走了。
几个书写对联的老者是县城里有名的书法家，驻足观看，几位书法家书写的对联字体各异，但个个功力深厚，足有几十年的功夫。每写好一幅，都会引来旁观者的拍手叫好。虽说是数九寒冬的天气，但看着排队兑奖的猜谜者，几位书法家写的不亦乐乎，忙的脸上汗气蒸蒸。
广场上有调皮的小男孩手拿点燃的香烛，在零零星星地燃放着拆成一个个的鞭炮，啪啪啪的响声，一串串随风飘摇的灯笼，一幅幅红红的对联生生把我的心拉回到了儿时那乡村的年味中......
六七十年代的乡下，村里的人都过着贫穷的日子，那时的村子叫生产队，村干部叫支书、队长、会计等，村民叫社员。那个时候土地是集体的，干活是一起的，收成是队里的。有劳动能力的社员每天听着队长的敲钟声下地出工，春耕夏锄秋收冬不闲。每年收获的粮食交过公粮后，全村的社员们先不分老人小孩按照人头数将各种粮食折合后每人分配260斤，这也是当年流传很广的一句“够不够二百六”无奈戏语的来源。按人头数分过后，剩余的粮食留足第二年的种子后，再按下地出工的劳动力所挣的工分二次分配一回。这样的分配办法都是社员们多次召开会议争吵讨论定下来的。劳动力多的人家当时看似比别人家多分了百八十斤粮，家底看着也比别人家殷实一点。其实，天天出工下地干活的人，饭量要比一般人大好多，凭工分多分的那点粮食让“大肚汉”吃下来，又和一般人家的光景拉平一样了，也不会有多余的粮食用来换钱。那时的队里的工分一般就值一两毛钱。除过北川土地多的几个富裕村子一个工分能分到一两块钱外，全县大部分村子的工分“含金量”都差不多。更有的山沟小村一个工分仅值五分钱，有些人家出力流汗苦受一年，年底除分不到一分钱外，反倒过来还的欠队里几十块钱口粮钱。这种苦巴巴的日子，也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所有农村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虽说那时乡下老百姓生活过的比较贫苦，但是精神生活还是相当丰富和充足的，各种民俗、乡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逢时过节，社戏、秧歌、赶集等各种讲究一样不落。其中，最为隆重的当属每年一度的春节了。其他比较看重的端午、中秋节等，由于那时正是农忙季节，有条件的人家熬锅红粥当粽子，自家烫几个少油没糖的饼子当月饼，简简单单表达个意思就把节过了。条件不好的人家照样还是早上灰糊糊（莜面糊糊煮山药）、中午红绳绳（高粱面饸饹）、晚上铜铃铃（玉米面窝头），想讲究实在是穷讲究不起来。
但春节就不一样了。有钱没钱都要过年，一年的辛苦劳作就盼着过年那一天。小雪大雪节过后，富裕的人家宰猪杀羊，除过向外出售的，头蹄下水一般都留着自己吃，光景好的人家还会剩余个十斤八斤的精肉给孩子们解馋。不喂养猪羊的人家，进入腊月腊八节过后，也要从牙缝中挤出一点钱来，买个三五斤肉，存放着在除夕夜包顿饺子打打牙祭。有些赤贫人家就只能过个少荤没腥的“素年”了。
“有钱无钱，剃头过年”、“有吃没吃，贴对子过年”。这是当年乡下人流传至今的一句俗语。腊月二十三小年过后，村里有剃头手艺的人家开始门庭若市起来，大人小孩坐在家里排着队等着剃头，来剃头的都不会空手来，手里拿着一点家家户户常见的吃食，主家在互相推让中就当剃头费收下了。接着便是村里会写大字的文化人隆重登场了。那个时候，不管日子过得再怎么样，过年时就算少割一斤肉，少穿一件衣，也要匀出钱来买几挂鞭炮，几张年画，几张窗花，几张红纸，到过年那天墙上挂年画，窗上糊窗花，门框上贴对联，把简陋寒酸的穷家尽量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让除夕夜脆生生的的鞭炮声把贫穷落后的那个“年兽”赶跑。
六七十年代，村里有文化，会写大字的人真是不多。我的父亲是六十年代的师范生，那个时候，初中毕业考到师范的人可以说是千里挑一，那年全县中考考中五寨师范的就父亲一人，如果放在现在，可以与考中清华北大媲美。师范学校培养的是未来的教师，比较注重全面发展，父亲在校期间除各科文化课成绩优异外，可以说棋琴书画也是无所不通。父亲参加工作后，每年过年，我们村子里写对联的任务便由原来的一位老私塾先生转交给父亲了。
从我记事起，除夕的那天，父亲早早起床，去井台上挑水把两口大水瓮挑满，再把院子里打扫的干干净净，把家里的炉火烧得旺旺的。吃过早饭后，炕上摆上方桌，方桌上放上砚台、早已磨好的墨汁、毛笔和裁纸刀。吃过早饭后，村子里的人便陆陆续续拿着红纸登门了。母亲看到有人进门，便拿出香烟、瓜子一类的吃食放炕上，让来写对联的乡亲们拉闲话时吃。
父亲盘腿坐在炕上，接过红纸，问清楚需要几幅对联，便开始裁剪红纸，裁好后便一气呵成地写起来，写好一幅便摊在地上晾晒未干的墨汁。一会的功夫，一户人家门框上贴的长联、门上贴的“福”字、后墙上贴的“抬头见喜”、米面柜上贴的“粮油满仓”、大门口贴的“出门通顺”、牲畜圈上贴的“六畜兴旺”、火笼上贴的“旺火冲天”等一幅幅红纸黑字的对联便写好了。来写对联的乡亲接过写好的对联笑逐颜开地道着谢走了，父亲接着又接过一卷红纸开始裁剪起来，来写对联的人挤满了一屋子，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着，夸着父亲写的一笔好字......
我上了高中后，有一年，除夕那天，家里照样挤满了来写对联的人，我正要出门找村里的伙伴们去玩，父亲叫住了我，并在地上支起了吃饭用的圆桌，摆上笔墨。我疑惑地看着炕上已经摆好的方桌和写对联的一应用具。在我伸手挠头愣神的时候，父亲招呼着我说，你这高中生也该出手了，我一个人写实在有点忙不过来，今天你也帮我给乡亲们写对联吧，咱父子俩来个“擂台赛”，看谁写的又快又好。
当时心想，我也是小学时就练过写毛笔字的人，而且一直坚持到初二时才因课业繁忙停下来，加之当时自己的钢笔字写得自认为还可以，在年轻气盛加好玩心理的驱使下，我装模作样地坐下来，撸起袖子，接过乡亲们裁好的红纸，饱蘸浓墨，像模像样地写起来。刚一开始，在众人的注视下，有点小紧张的我手僵腕硬，提笔轻飘飘，落纸重千斤，像初习写字的小学生描红一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写出一个字来，看着坐在炕上的父亲笔走龙蛇，一幅对联写得游刃有余，那叫一个轻松。不服输的我静了静心，将桌子上放着登载有对联句的报纸推开，自编词句写起来。在乡亲们竖大拇指的鼓励下，越写越顺，越写越快，写好的对联家里都摆不开了，乡亲们干脆将墨汁未干的对联摆到打扫的干干净净的院子里晾晒。
这样，往年需父亲写到下午二三点钟才能写完的对联，有了我的加入，不到吃午饭的时候便完成了。看着乡亲们被红红的对联映红的笑脸，听着乡亲们嘴里“咱村里又出了一个文化人”的赞誉，我年轻的心比饮了一大勺蜜都要甜。
随后的正月里，不管走进村子里谁家的院子，屋里屋外贴的都是我和父亲一幅幅写的对联，走进家里都会受到乡亲们的热请招待，一把瓜子，一颗水果糖，表达着乡亲们淳朴的谢意。
后来考学参加工作后，我的家从村子里搬到了城里。搬家时，村里的乡亲们还在惋惜地说，过年连写对联的人都没有了。我当时笑着说，别担心，过年时我专门回咱村来给大家写对联。乡亲们乐呵呵地搭手帮忙和我们搬运家具杂物，一直送到村外路口，看着搬家车走远。
那年腊月里，县城街上突然冒出卖机制对联的年货摊子，一幅幅印制好的对联，摆在那儿，看着高端大气上档次，摊子旁围满了挑选对联的人，旁边靠手写卖对联的几位县城有名的“书法家”被冷落在一旁。我正惊奇地在一旁观看，肩膀上被人拍了一巴掌，扭头回望，看到是我家村里的邻居，胳肢窝下夹着一卷买好的对联，正乐呵呵地看着我。我用手指了指，问到“买下对子了？”“是啊，我今天进城来还是准备买红纸，等着你回来给写对子呢，正好碰到卖现成对联的，挑了几幅，可省事了。”闲聊了几句，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听着对联摊上热闹争吵的声音，一股失落的感觉溢满心窝......
机制对联的出现，让乡村里写对联的“文化人”彻底下岗，毛笔、砚台、红纸也几无用武之地了。村里的人进城置办年货时顺手随便挑几幅就成了，村子里再也看不到一屋子人挤在一起等着写对联的热闹光景了。
回想起儿时的乡村，那个时候的老百姓虽然物质生活过的平淡一点，但是过年时的场景是隆重和热闹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虔诚的。如今，人们的物质生活是极大地富裕了，吃穿所用和过去比起来，就像天天在过年。只是没有了手写春联的那份“年味”，总让人觉得心里缺少了点啥。和孩子们说起当年过年的情景，他们的心里也只是充满了过年还能这样过么的疑惑。
近了的年关，远逝的年味，欲说还休，空留一腔惆怅在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