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期

莫丽把拖把放进水槽里，看着暗黄色的海绵迅速膨胀起来，再用力将里面的水挤干，放回卫生间的角落。她脱下手套，放在置物架上，一手撑着墙壁，探出头，看到走廊墙壁上的挂钟刚好指到六点整的位置。这是下班的时间，她直起酸痛的腰，脊背每挪动一分，就感觉里面的肋骨仿佛化成尖刺，随时要划破她后背的皮肤穿透出来，露出白森森的獠牙。她屏住呼吸，紧紧咬住干巴巴的下唇，似乎这样做就能缓解疼痛——至少她是这样认为的。

这是陵南市的一家小型保险公司，坐落在陵山脚下，上下共两层，加起来有八百多平米，建起来十多年了，里面设施有些老旧，但客户量依然很大，尤其是年前这段时间，加上这两天连续降雪，楼里的卫生任务更加艰巨了。

走廊里很静，楼下已经停止营业了，机器吵闹的声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戛然而止，似乎是五点半，要么更早，莫丽不知道。半个小时前，她整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是保洁员的基本职业要求。除了楼下，她还要负责楼上的卫生，扫地、拖地、擦桌子、擦玻璃、消毒······两层楼所有关于卫生的活全由她和另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姐两人承担，大姐的儿媳妇刚生了孩子，叫她过去伺候月子，所以整整两层楼的卫生现在全由莫丽一个人打扫。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伺候了大儿媳妇，这回轮到二儿媳妇，你说能不去吗？大姐说。是了，不患寡而患不均，莫丽点点头。要么都不去，可既然开了这个头，就不能弄得两边都不好看，怎么说也是一家人，大姐有些抱歉地看着莫丽。你看看，真是不好意思，这段时间也只能辛苦你了，我跟经理说这段时间的工资都发给你一个人。

莫丽忙摆手，瞧您说的什么话，各人有各人的难处，谁都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再说了，工资的事嘛，发多发少人家经理自有定数，都是讲道理的人，再说，那可是开大奔的人，总不至于黑了我那一千六百块的工资吧······大姐愣了愣，欲言又止，最后也只是笑了笑，说莫丽是个难得的实心人。

事实证明，两个人的活并不好干。莫丽以前总觉得自己是农村娃，干农活就是家常便饭，体力比城里人要好。现在看来，不管是农村娃还是城里娃，两个人的活就是两个人的活，要是一个人能干，干嘛多掏一个人的钱，当领导的精着呢！

莫丽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腰挺直，钻心的刺痛让她不敢轻易挪动，于是几乎是僵着上半身换下沾有水渍的灰蓝色工服，套上自己穿了许多年的黑棉袄。这衣服穿了几年？她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是死去的丈夫振北买给她的，那时他们的儿子平平还不到两岁。当时振北倒卖了一批从山里挖来的药材，换了些钱，恰逢过年，她陪他到县里采买年货，回家前兜里还剩几张钞票，他一时心血来潮，硬要给她买衣服。莫丽推说自己什么都不缺，之前的衣服还没有穿烂，干嘛花那冤枉钱，况且她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净围着孩子和灶台过活，哪有时间穿新衣服。

振北却不乐意了，他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谁家还非得把衣服穿烂才买新的，而且，他从来都没有给她买过一件衣服，就连结婚的喜服都是找人借的。她知道他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谁让他们那时那么穷呢？穷得什么都没有，穷得什么都要找人借。

莫丽很想告诉丈夫那没什么，一切都会过去，或者说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再过几年还完债，他们就能自己盖房子了，所有的事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从没有亏欠她，她也不觉得他应该给自己什么，毕竟他也不容易。结婚前一年，振北忽然家破人亡，就剩一个弟弟相依为命，那个家什么都没有留给他，除了一口破窑就是一屁股债。

村子里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只有莫丽愿意，因为莫丽是死了丈夫的寡妇，人人都说寡妇不是姑娘，寡妇算哪门子的姑娘······起初，莫丽听到这样的话还会抹抹眼泪，后来她也就习惯了，吐沫星子还能淹死人不成，她只知道振北这样的男人不会像之前那个死鬼那样动不动就打她，不管高兴还是不高兴，不管手里拿的是扫把还是棍棒，他什么都敢往她身上招呼。她就是一个撒气筒，一个活生生的、会喘气的泄欲工具。

第二年，那个男人就死了，喝酒喝死的。出殡那天，莫丽一滴眼泪都没掉，公公婆婆指着她的鼻子在灵棚里骂了整整一夜，说她是丧门星，是害死他们儿子的罪魁祸首。她看着眼前那一张张血盆大口不断地蹦出烫人的火星子，在她的皮肤上戳了一个又一个洞，酥酥麻麻的，不疼，甚至还有些痒，却又不停往外冒血，咕噜咕噜······一直淌到棺材底下······后来，莫丽就被婆婆打了出来。全村人都在看她的笑话，连女人小孩也一样，她们的瓜子皮越堆越高，眼里闪着细密的微光，像一‍个个窝在炕头的肥胖的灰耗子。

只有振北不这么认为，他说村里人封建，没见识，城里可不一样，人们想结几次婚是他们的自由。那我们还在村里盖房吗？莫丽对振北口中的城里有些心动，又想到他们以后的计划，觉得有些为难。振北也好不在哪，他从没在城里生活过，每个月只有倒卖药材的时候跑几趟，多半时候花在路上了，接触的人也只有药贩子和中间商，他眼里的城里人都是比照着那些人的样子，更像是一个群体的缩影。

药贩子赵老六的女儿就离过好几次婚，中间商王总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小老婆了······振北觉得再婚的女人多得是，难不成都不活了？况且再婚的女人贴心，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他能很快接受莫丽的过去，但对于他们的未来，他有时候感到迷茫，城里是好，哪都好，但要让他拖家带口地往城里蹦跶，可就没这么简单了。直到莫丽问他盖房子的事，他才发觉有些选择已经迫在眉睫，就像绷在弦上的箭，没有不发的道理。振北咬了咬牙，莫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是安静地跟在他的身后，盯着他的后脑勺发呆。

在他们走进一家桥头的服装店时，振北忽然说我们不盖房了，就留在城里，租房住。就在那时，一辆拉风的摩托车嘶哑着呼啸而过，把振北的话淹没在发动机的嘈杂里。

莫丽在老板娘热情的夸赞里羞怯地挑了一件黑棉袄，振北有些不高兴。快过年了，人家都穿红的，你穿什么黑衣服。红色太张扬，黑色耐脏，实用，莫丽支支吾吾地说。振北知道莫丽表面看着脾气好，实际上性子倔得厉害，知道自己再说什么也是徒劳，索性闷声付了钱，两个人就往附近的车站走。

返乡的车很拥挤，汽车在山路上七扭八扭，莫丽穿着新买的黑棉袄暖烘烘的，她的一只手紧紧拽着振北的胳膊，在感受他的健壮的同时，又觉得此刻的幸福与满足就像棉花一样虚，承受不住生活的任何重量，稍一压就塌了。她无法向丈夫诉说自己心里的不安，在汽车的眩晕中努力睁着双眼，仿佛能从袖口的暗底花纹看出洞来。

多少年过去了，这双袖口磨损得厉害，花纹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隐约能看到洞里暗黄的棉絮，为了避免尴尬，平时在人前，她都是把双手揣在兜里的，在没有眼睛的口袋里伸出食指和中指悄悄地摸索，似乎能从中勾回一点振北的痕迹。

下班啦！门卫老郑笑呵呵地跟莫丽打招呼。莫丽友好地笑笑，下啦！您还不走？老郑摇摇头，指了指玻璃柜台后面将头埋在电脑前的小年轻们，长叹一口气，走不了呀······

莫丽走出大厅的旋转门，一阵刺骨的寒风险些将她吞噬，她缩紧脖子，背上仿佛真的背了一个沉甸甸的龟壳，前进的每一步都踉踉跄跄，顾不上骨骼在汽笛声里的咯嘣作响，她忍着疼痛摇晃着躲过迎面而来的吵嚷和喧嚣，直奔暮色中的医院而去。

平平咳嗽了半个多月还不见好，止咳糖浆喝空了好几瓶，药效甚微。上班前她已经找大夫开好了药方，只等着下班去抓药。都是些耳熟能详的中药，什么枇杷、百合、川贝、陈皮、甘草······交了钱，领了药，闻着药房里飘出来的苦涩的味道，莫丽感到喉咙里卡了一块痰，咽不下去又咳不上来，尝试了几次只好作罢。下了楼，她把药包塞进怀里，重新拉上拉链，路过一个采血的窗口，看到一个中年男人正猫着腰站在窗口和里面的护士谈着什么，从他的表情和神态来看似乎是在讨价还价。莫丽呆立着看了一会，有片刻失神，她忽然想上去询问一下价位，又想起之前听单位的大姐随口说过，现在都是无偿献血，就算想卖也要看人家医院收不收。算了，莫丽叹了口气，重新拾起步子。

出了医院，天色已经完全黑了，街边的路灯在干冷的空气里闪着橘色的光。莫丽往公交站台的方向走去，没等多久，400路就来了，她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往常医院门口的车是最难等的，尤其是开往农贸市场的400路，不但路上容易塞车，而且在这站上车的人还特别多，因此每次来一趟医院都像渡劫似的折磨人。

今天真好，站台前没多少人，车上也没多少人，莫丽暗自庆幸，快步上了车，迅速扫了一眼，车尾还剩最后一个空位，她过去坐了下来。车身发着抖，喘了喘，很快就启动了，乌黑的尾气吞吞吐吐地打着咳嗽。莫丽摸了摸怀里胀鼓鼓的药包，终于松口气，后颈靠在椅背上，头偏向右侧车窗，目光有些呆滞，窗外的人流、车流被缓缓拉扯成诡异的横条，各种颜色混杂在一起，最后明确地区分为红色和黑色。

400路公交稳稳地穿过高架桥，正在往家的方向开，所谓的家虽然只是一间四十平米的出租屋，并不属于莫丽的财产，但那也是家，因为她和平平两个人住在那里，至少在莫丽心里是这样认为的。平平今年刚上小学，托了一圈关系才勉强在一家农民工小学就读，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很和善。

莫丽正想得出神，口袋里忽然传来手机的震动声。会是谁？她摸索着打开手机，屏幕亮了起来，不是电话，而是一条短信，发信人是振南。莫丽蹙了蹙眉，把那一行黑体字来回看了几遍。振南在短信里说今天晚上晚些时候他会过来一趟，这让莫丽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她连忙收起手机，看向窗外车身所处的位置，这是靠近农贸市场最堵的一段路，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上来往的行车辆和行人极为混乱地纠缠在一起，周围是城中村，有大批来此务工的外地人，街道两旁摆满了小吃摊，烟火味和食物的味道争先恐后地追逐着呛人的汽车尾气，彼此难舍难分。

车子走走停停，终于在一个三岔路口彻底堵死了。司机连带车上的人都有些焦躁，喇叭声急促地响起，接着更多喇叭声、抱怨声、催促声、咒骂声此起彼伏，所有人都着急走，唯独此时的莫丽。她有些坐立难安，竟希望车子堵得久一点，久到今晚无法回家，但她知道不能，因为平平吃过饭后必须尽快吃药，她不能把一个八岁大的孩子一个人丢在家，更何况他还生着病。可一想到要面对振南，她就本能地排斥。

只有莫丽知道振北的弟弟振南，——现在的振南，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振南了。他原先在一个建材市场附近的一个工地上揽工，搬砖，扛水泥，干体力活，赚点辛苦钱，后来他跟一个包工头打了一架后就不干了，跑到城南开始到处厮混，她不知道他整天跟哪些人在一起，都干些什么，更不知道他靠什么养活自己。直到去年开始，振南开始频繁地找她要钱，起初是借，到后来是要，发展到现在基本跟勒索没什么区别了。关于钱的用途，她也曾问过他，可他不肯说实话，胡乱拿些蹩脚的借口来蒙她，开始她还会质疑几句，他也会简单解释两声，次数多了以后，他变的不耐烦，态度越来越差，甚至还会毫不留情地辱骂她。

莫丽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在她看来振南已经不是丈夫唯一在世的亲人，而是她的债主，他过来拿钱的样子和债主分明没什么两样。而今晚，他又要来了，来拿走她这个月的打工赚来的钱。一千六百块，原本一半是要还给房东，用来支付上个月拖欠的房租，另一半是她和平平的生活费。如果振南拿走这些钱，她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办。

上个月一早一晚出摊卖煎饼赚的七百块钱，除了交水电费、取暖费，剩下的都用来买药了。而这个月基本没有赚到什么钱，天太冷，太阳出得晚，那么早根本没人来买煎饼；白天，单位的大姐不在，所有的活都是她一个人的，几乎分身乏术；晚上，她还要空出时间照顾平平······她忽然想起前两天，也就是这周一，平平的语文老师打来电话说起班上订课外书的事，她支吾着不知该如何回答，那么六七本薄薄的绘本就要二百多块。如果订了，对于目前家里的状况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可如果不订，她不知道学校的老师还有同学们会怎样看待平平，她犹豫了半晌，颤抖着屏住呼吸，清晰地听到电话那头的女老师问她是否在听，是不是信号不好，然后对方“喂”了好几声，终于挂断······

车上不知什么时候上来了很多人，把过道塞得满满的，空气变得浑浊闷热，味道异常难闻。紧挨着站在莫丽身旁的是一个身材臃肿的中年女人，铁青着脸，双唇紧抿，两只手紧紧抓住吊在车顶的把手，她的脚不停地交换，似乎是在分散身体的重量，即使车子已通过了最拥堵的路段开始平稳地行进，女人仍然变现地非常吃力。莫丽忙站了起来，让女人坐下，对方似是听力不大好，反复“啊”了几声才弄明白莫丽的意思。成功沟通后，女人表现得有些不知所措，她不好意思地推辞了几句，最后在莫丽的坚持下局促不安地坐了下来。期间她不停地道谢，引得周围的乘客频频侧目，这让莫丽尴尬地红了脸，在离家还有一站路的地方匆忙下车。

莫丽猛吸了一口冷气，刚刚在车上昏沉的头脑终于清醒了过来，冷风夹着肉眼看不见的小刀生硬地割在脸上，有些刺痛，接着变得酥酥麻麻。她感到温热的鼻涕正缓缓流下，眨眼间，就被冰凉的空气凝固，她顾不得掏出纸巾处理，而是加快了步伐，因为她不想在这样无情的黑暗里多呆一秒，眼前的景象开始模糊，耳边的呼啸声逐渐消失，似乎与她毫无关系，双腿逐渐不听使唤，似乎也与她毫无关系，她越走越快，越走心越沉······

回到家，已经八点了。屋里有点冷，没开暖气。平平已经在写作业了，他很听话，是个自律又独立的孩子。他的成绩很好，基本不用过多操心和管教，只是不爱笑，也没有其他小朋友那么开朗、有活力。也许是生病的缘故，等过些天应该就能好起来，人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情绪都会变得低落，莫丽这样想。她把药掏出来，不等脱下外衣就忙着烧水熬药。

饿了吗？她问。

不饿，平平头也不抬地说。他握笔很低，下笔极重，第一页的字迹往往会在第二页也留下深深的纹路。今天，老师因为这个批评过他，还提到了订课外书的事。

莫丽把药熬上，才开始在另一口小电锅里煮挂面，她往汤里打了一个鸡蛋，又把冰箱里剩下的半个西红柿切成丁，倒了进去，撒了半勺盐，滴了两滴香油，直到面煮好了才感觉身体暖了下来，脚也不僵了。平平偶尔咳嗽几声，但莫丽没有向往常那样回过头看他，因为她在煮面的整个过程都心不在焉，她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也在努力寻找解决办法，只是她的大脑太过迟缓，像被屋外的寒冬冻住了似的，竟连一个像样的借口也想不出来。她有些垂头丧气，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愚蠢，更不明白贫穷的事实明晃晃地摆在那里，却因为自己的嘴拙，什么都说不出来······一瞬间，她又听到了平平的咳嗽声，那么急促，那么剧烈，那么似曾相识，让她感到恐惧，振北就是在一声声没完没了的咳嗽声中死去的，她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瞳孔逐渐放大、涣散，然后慢慢失去了心跳，她不想让死神再一次靠近她了，于是手忙脚乱地揭开盖子查看草药的情况。——一切正常，它们在锅里乖乖地呆着呢，没有不翼而飞，也没有变成别的什么，它们会治好儿子的病，她暗自祈祷，紧接着她松了口气，觉得自己太过紧张才会神经过敏······

应该把事情跟振南说清楚，让他以后不要再来找自己拿钱了。冷静下来莫丽想，这次是最后一次了，她不会把钱给他，那是留下治病的，没人能拿走它们，就算是振北的亲弟弟也不可以！

莫丽把面端给平平，看了一眼手机，八点半，屏幕上干干净净，没有别的消息。她点开上一条消息，又看了一遍。振南没说几点过来，只是说晚点会来，晚点是什么时候？她希望他别来，但不希望明知他要来，还得一直等他来。

喝过药，平平就去睡觉了。他的情绪不高，因为课外书的事，还有老师的眼神和批评······好几次，他鼓起勇气想说什么，但直到临睡前，还是没有开口，因为他发现妈妈今晚格外地焦虑，似乎在等什么人，但究竟是谁，他想不出来，因为这个家除了小叔和房东，再没有别的客人，而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来要钱的，因此他并不欢迎他们。

外面的风越来越大，像是要把天给刮塌，玻璃哗啦作响，不知道能不能撑过这一夜。莫丽听到楼下有小孩在哭，哭得撕心裂肺。真可怜，她嘟囔了一声，看向睡得正熟的平平。起身把窗帘拉上，同时将黑暗彻底隔离。要不要把灯关了？等振南来的时候再开，她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关上来灯。迷迷糊糊中，莫丽又醒来一次，十一点四十分，这么晚来应该不会来了，因为往常他都是十点前来的······可这次，他说会晚点来······

莫丽翻来覆去，一直到天亮，才确信振南不会来了。她摇了摇昏昏沉沉的脑袋，下床洗了把脸，勉强让自己清醒，等平平去学校参加期末考试，她才坐下来思考自己不得不面对的事。她很想打一通电话过去，跟振南把话说清楚，就在她看着那串长长的号码终于下定决心要按下拨号键的时候，一条醒目的消息骤然浮现在眼前：

“昨晚有事，改天再来。”

莫丽骤然一惊，皱起眉头，放下手机犹豫了片刻，又重新拿起打算拨号。这时又一声震动，是振南紧接着发来的另一条消息，上面说了寒假回老家的事，振南说自己找朋友借了一辆顺风车，腊月初八那天会来接她和平平。

今天是初几？

莫丽手忙脚乱地翻找堆在角落里的日历，胡乱地撕了几页，揉成皱巴巴的一团，泄气地丢到一旁。平平是上个月中旬开始咳嗽的，那天房东短暂地来了一趟；大姐的媳妇是腊月初一生的儿子，然后她再也没来上班；这个月自己一天都没有出摊，没有卖出过一张煎饼；平平的班主任周一打过电话，今天是周几？······莫丽在心里一遍遍地计算着，试图找出那些才发生过不久的事件和时间之间的某种微妙的因果关系。脑海里的物质在此刻发疯地摩擦、冲撞，迸射出刺眼的火花，还有呛人的焦油味。

所以······今天是初五！

时间不早了，莫丽匆忙起身，裹上那件旧棉袄，呆愣愣地锁了门，朝走廊亮着光的地方走去。距离回家的日子还有三天，她不知道振南会在其中的哪一天突然造访，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服他，他会听吗？这算反抗？他会怎么做？还是用近来最擅长的手段——拳头粗暴地夺走那少得可怜的工钱。她想得入神，连被过道里的绳子绊了一下都没反应过来。绝不能迟到！莫丽回过神，不等扭头便小跑起来，伴随着剧烈的动作骨头狠狠一抽，痛得她倒吸一口冷气。

公交来的很快，七扭八扭地到了工作的地方。还算及时，全勤暂时保住了，莫丽如释重负，故作轻松地跟老郑打了个招呼。转身进了盥洗室的隔间换上工作服便开始埋头干活。

——好端端的人怎么就没了呢？

隔壁卫生间有人在说话，声音压得很低，更像是窃窃私语。莫丽觉得这两个人的声音非常熟悉，似乎是业务员小张和小刘。自杀？谁自杀了？她不由地放慢了动作，屏住呼吸，竖起耳朵，心脏像捣鼓一样咚咚直叫。

——听说拿了根绳子，大晚上跑到野林子里，挂树上了，等天亮人都僵了，浑身硬邦邦······嗯，想不开，再也回不来了······

——那么小心翼翼的人，隔三差五跑来买保险，还问有没有手机碎屏险，怎么会想不开呢······

另一个声音像豆子一样不停往外蹦。莫丽悄悄走开了，弯下腰用力擦着地板，她在努力去掉那些让她的存在有了价值的那些污渍、那些黑，也正是因为她的存在，其他的白透了出来，明晃晃的。汗水从额头开始倒流、跨越，最后停在后背。她不知道那个悲惨故事的主角是谁，只知道在自己眼里，腰疼已经算不上什么了，另一些从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正慢慢占据大脑······

中午，莫丽听到老郑正在楼下喊着她的名字，于是从楼梯口探出头忙应了一声，想要问问有什么事。话音刚落地，紧接着就看到一张与振北有几分相似的脸，正抬起头与她迎面对视。一刹那，莫丽才发现振南的眼神里一直有一种让她恐惧的东西，那是什么？她说不上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种莫名的恐惧是实打实存在的。他是来找她要钱的，她没想错，他怎么会有除了掠夺别人的血汗钱以外的别的什么事？

实在没钱，都给平平买药了，莫丽平静地说。不过是小孩的药，都花完了？振南问。她感受到男人充满怀疑、凌厉的目光正在自己脸上逡巡，宛若一只如饥似渴的野兽聚精会神地搜寻猎物的气味，而她就是那个等待命运审判的猎物。

都花完了。莫丽说着把手揣进口袋，用几根手指紧紧拧着破烂的衣袖和若隐若现的棉花，并试图那种熟悉的触感让自己镇定下来。不要慌，不要乱了手脚，她对自己说。同时在脑海里演练起昨晚彻夜未眠才想到的那一半对策。

这可怎么办呢？振南的语气忽然软了下来，这让莫丽始料未及。他说小红生病了，医院诊断出是乳腺癌，幸好发现的及时，还是早期，有治愈的希望，只是需要很多钱。小红是振南的女朋友，在一家服装店做导购，和他们是的同乡，家庭状况很糟糕，她的父亲早年去世，还有一个缠绵病榻的母亲。她十几岁就出门打工了，比莫丽还早。

大厅的旋转门逆时针转了半圈，进来一伙人，吵吵闹闹的，似乎是来办理赔，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包括振南，但不包括莫丽。喧嚣淹没了沉默，但并没有将沉默吞噬殆尽，莫丽就处于这样无边无际的沉默中。不知过了多久，久到她已经找不到自己到声音，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需要······多少？”她的舌头打了个结，沉甸甸的，使不上劲。。

“你有多少？”男人紧接着问。

晚上回到家，莫丽看到平平正在玩一根不知从哪里捡来到脏兮兮的绳子。作业做完了吗？她问。平平“嗯”了一声，注意力仍然在那根绳子上。嘴上却说：“小叔什么时候来？”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莫丽说。

“我要把小叔捆起来。”平平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一边却把自己缠了起来，一圈接着一圈，很僵硬，活像个过了期的陈年老粽子。“不许跟他玩！”莫丽听了下意识地喝道，然后走过去想要帮平平解开那些被当作乐趣的束缚。

实在太脏了，即便是黑衣服也不能这样作践，她斥责道。平平没有将莫丽的话放在心上，反而把自己捆得更紧了。这让莫丽有些恼火，一把粗鲁地拉过他，夺走手里的绳子。触碰的一刹那，一道电流穿过她的掌心，直冲脑仁，莫丽浑身一激灵，猛地一松，将平平摔在地上。她觉得这绳子有些眼熟，很结实，却太过粗糙，随之而来的恐惧静悄悄地弥漫开来······

孩子没哭，只是呆愣愣地看着她。按常理他应该哭，可他没哭，更像是被吓到了。莫丽艰难地弯下腰想抱起儿子，这时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是个陌生女人的声音，对方问她是不是平平妈。莫丽看了一眼已经从地上爬起来的儿子，回答说是的。女人接着问莫丽是不是干保洁的。莫丽犹豫了一下，没有回直接答，而是问女人究竟是谁，找自己有什么事。女人絮絮叨叨说了好一会，原来她是平平班上同学的妈妈，从班主任那里得知莫丽是干保洁的，于是想问她有没有可能帮忙擦一下家里的玻璃，工钱完全按照市面价格支付。

班主任老师为什么会告诉别的家长自己是干保洁的？这让莫丽感到匪夷所思，和对方的交谈中她只觉得尴尬，同时又很矛盾。她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和口吻来和对方说话。首先，作为同在一个班级上学的孩子的家长，她们的身份相同，是地位平等的两个个体；但作为主雇与雇员就大不一样了，她们之间显然存在你强我弱的差别，这样的差别难以弥补，中间隔着一小时25块钱的鸿沟。更重要的是她不知道如何回答，一方面她觉得这是解决燃眉之急的办法，可另一方面她又认为这个办法或许是以儿子的尊严为代价的。——重要的是儿子的尊严，而不是自己的尊严，对她来说，尊严从不是该考虑的范畴。

对方察觉出她的犹豫，答应让莫丽考虑考虑，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挂掉电话，莫丽又听到平平的咳嗽声。为什么还不见好，明明这么多天了······她拿出锅一边熬药一边思索，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涩。

第二天刚好是周末，莫丽来到约定的地点，那是一个靠近城中心的居民小区，环境很好。莫丽敲了敲门，开门的就是电话里的那个女人，打扮得光鲜亮丽，举止优雅得体。屋子宽敞明亮，还有淡淡的花香，似乎是米兰，莫丽不着痕迹地用余光搜寻味道来源的植物的身影，她快要忘了自己有多久没有闻到这样馨香的气味了，消毒水刺鼻的味道让她的鼻子和嗅觉变得麻木不仁。

从女主人口中莫丽得知她儿子原来是鹏鹏，那个之前捉弄过平平的小胖墩，平平非常讨厌他。这让莫丽忽然有些后悔自己的决定。

“我老公是做项目承包生意的，本来我们鹏鹏不打算去上那个农民工小学，但为了离工地近，平时好照看，就先在那读了，我们平时不住这里，这不眼看放假了，就想着赶快打扫干净，好让儿子回来住。”

莫丽踩着高脚凳，一边费力地擦着巨大的落地窗，一边听女主人说话。她的兴致不高，却也不好意思表露出来，只想着赶快干完离开这里。而女主人打开的话匣子却不肯轻易收起来，她又问起平平在学校的成绩，这让莫丽的糟糕的情绪有些许缓解，因为她一向以儿子的成绩为傲。但在女主人面前，她不敢太过得意，只是谨小慎微地说还行，而心里暗藏的愉悦和满足只有自己知道。

莫丽强忍着腰背的刺痛，活干得很快，她很满意，女主人也很满意。莫丽把抹布洗净，拧干，整整齐齐地折叠起来。抹布上的一层层螺纹像个巨大的迷宫，百转千回，曲折离奇，没人知道那里面沾染了多少污渍。

莫丽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历经沧桑、有着丰富故事的女人。此刻，她还怀有自己的秘密，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在一间宽阔明亮的豪宅里洞悉形势，掌控节奏，想象中的糟糕境况并没有发生，一切都很顺利，鹏鹏妈爽快地结了账，并许诺下回还打算找莫丽帮忙，但被莫丽婉言拒绝了。等平平好起来，就有时间去卖煎饼了······总会有办法的，包括小红的事。

昨天，她答应了振南，在初八回家的那天他会顺便过来拿钱。不为别的，单单是替小红治病。

出了小区，莫丽打算一趟利民街，她记得小红打工的店就开在那里。倒了两趟公交，莫丽终于站到一排铺面差不多大的服装店前，看着陌生的人流，她才意识到小红现在一定已经卧床不起了，根本不可能在这里继续打工。莫丽拍了拍脑袋，责怪自己的愚蠢。她转身正要离开，被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叫住了，对方熟悉中带着陌生的脸就那么刻进她的眼里，那么猝不及防。

莫丽语无伦次地说了很多，很糟糕的表述，但把她所知道的前因后果一口气说了出来。女人的表情很淡漠，没有丝毫疑惑，反而像是预先知道。她说自己根本没有那种病，是那个负心汉骗了她，在外面有其他女人，还不止一个，那些女人都不三不四的，绝对不是过日子的好姑娘。说到这她的眼神忽然变得狠戾，跟之前判若两人，莫丽这才发现她成熟了很多，也变得毒舌刻薄。她说她们根本算不上姑娘，她们玷污了姑娘这两个字，只是拿身体骗吃骗喝的蛀虫，没有尊严，连妓女都不如，没有比她们更可耻的人了······

小红，你恨他吗？莫丽走之前问。

女人咬咬唇，始终没有说出恨这个字眼。你走吧，莫丽姐，不要被他骗了。她看了一眼莫丽手中擦玻璃的工具，声音有些颤抖。我知道你和我一样在给他钱，但那些钱都脏了，很脏，就算有一天他把钱还回来我也不会要了。她说着忽然笑了起来。莫丽姐，你看看多么可笑，为这个世界去掉一些污渍换来的钱，最后又为这个世界增添了更多污渍······这是谁的罪过？

如果需要帮助，可以来找我，我是说你母亲的事······莫丽不知该说什么，又一次，她觉得自己的语言苍白、无力。小红摇摇头，她说自己不会再靠任何人了，她的双手完好无损，什么活都做得，什么苦都吃得，重要的是她并不恨振南，反而希望他的生活能回到正轨，回到还在南泥乡的时候那样。

送莫丽上车的时候，小红说振南帮过自己，很多年前，差点儿把命都搭上了，她不信他能为那些女人做到这个地步。莫丽相信了，因为她的眼神是那么亮，那么坚定，像茫茫大海上的灯塔，漫漫长夜中的烛光。

回去的路上，莫丽第一次对振北的早亡感到庆幸，比起背叛，她更希望他带着对自己还没来得及厌恶的感情永远离开。她真是个幸运的女人，起码比小红幸运。在那个对待她连畜生都不如的男人死了以后还能遇到振北，虽然日子过得艰辛，但振北从没有对不起她，对于一个女人而言，这是多么可贵。足够了，她想。虽然振北死了，但她的爱没死，一直都活着，能活到她死的那天。

晚上，到睡觉前，莫丽还在想小红的话，她说得没错，她的钱脏了，自己的也是。那些钱本可以让平平过的更好，房租的事，课外书的事，还有鹏鹏妈雇佣她的事······本该解决的，早就该解决了，还要等到初八吗？接下来的一天里，她的脑海里，甚至是梦里都是一些冰冷的想法，她忽然想起那根坚实的绳子，不知是谁把它丢在空荡荡、脏兮兮的走廊，又被平平捡回来，难道冥冥之中一切都早已注定？那根绳子是结束一切的最好办法。不可否认，她希望振南消失，而且这绝不是她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方式、手法、细节一下子全部涌了出来······分明是早有预谋，这让她感到战栗。

梦醒后她被自己荒唐的想法吓了一跳。她拿起那本破旧的日历，撕下最上面薄薄的一页纸。今天是初八，回家的日子。楼下空空如也，根本没有任何一辆开往老家的车，天灰蒙蒙的，丝毫没有将亮的预兆。

莫丽坐在床边，呆愣着不动，前一晚的草药的残渣还在锅里，她没有收拾行李，也有为平平烧洗脸水。反而不厌其烦地沉醉在自己矛盾的思绪里无法自拔。她想到振南的脸，那张脸实在太像死去的振北了，她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愿意看到那张脸永远地消失在自己的生命中。可是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天色渐明，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两全，有时候，人总要放弃一些东西才能保全另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她再三叩问自己的内心，是不是真的想让振南消失。答案是肯定的，毋庸置疑，她当然想让振南永远的消失，这个想法占据了上风，虽然在他身上，甚至是血液里有这个世上仅存的那么一点与振被相似的东西······

但他不是振北的儿子，谁让他不是振北的儿子呢？莫丽忽然抑制不住地想放声大笑，他不是振北的儿子，平平才是！

她的指甲深深陷入沾了厚茧的指腹，终于下定决心。在此之前，她打算让平平离开，他不能呆在这里，必须离开！于是莫丽粗鲁地把睡梦中的平平摇醒，随意捏了个借口，让他去离家很远的一条街买东西。平平睡眼惺忪地看着莫丽，第一句话就是问她小叔来了吗？这让莫丽的心跳骤然停了半拍，甚至因此忽略了儿子的反常。

平平从来不爱跟这个小叔玩。

不过此时此刻，莫丽顾不得思考这些，手机的屏幕亮了，她的注意力完全被自己即将要做的事黏住了。她不顾平平的挣扎，强行将衣服套在他乱糟糟的头上。妈，我不想去。平平的耳朵被衣领勒的泛红。听话，你不是最爱吃炸糕了吗？南大街有，去买，买回来妈就给你炸！莫丽说。我从来没去过南大街，那里太远了。平平忍不住抱怨。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懒，妈的话你也不听了是吗？莫丽的余光看向再次亮起的屏幕，语气十分焦躁。我哪也不去，我就要在家。平平忽然一改往日的乖巧，像是专门跟莫丽做对，闹起了脾气。

你去不去？莫丽的脸瞬间阴沉下来，她从没有对儿子露出这样的表情。不去！平平小脸一扭，把披在肩膀上穿了一半的外套脱下丢在地上，他的后背靠在距离门口最远的墙壁上，两只手紧紧扒住身后脏兮兮的报纸。

莫丽感到自己体内的火一下子喷涌而出，她扑过去就朝那张倔强的脸扇了一巴掌。不去是吧？妈的话你都不听了？她一把将平平单薄的身子提了起来，平平显然被吓到了，但是他将要滴血的脸上还是那幅坚决的模样。莫丽没想到自己的力气会那么大，也没想到平平竟然那么瘦。她一路拖着平平，打开门，想把他从这间屋子里彻底赶出去。平平却死死抓住门框，怎么也不肯放手。松开！莫丽红着眼厉声大喝，你给我松开！她想要掰开平平陷在门框里的几根手指，而那几根小小的手指好像是从那该死的、掉漆的破木门框里长出来的，任凭她怎么使劲，甚至让自己的指甲在儿子的手指、手背上划出一道道猩红的口子也拔不出来。平平疼得嚎啕大哭，莫丽也跟着哭······

中午，振南还没有来。

莫丽接到警察的电话，对方问她是不是莫丽，曹振南的家人。她颤抖着说是。电话那头满是嘈杂，凄惨的哭叫、歇斯底里的吵嚷，以及救护车毫无情绪的哀号······莫丽感到自己被一场冰凉的雨从头顶直浇到脚跟。

挂了电话，莫丽瘫坐在地上，一时忘了怎么说话，她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响。耳边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接着是平平的声音——是不是小叔？她下意识摇摇头，把无关紧要的东西全部清除出容量有限的耳蜗，只剩下那个年轻的警察电话里清晰的字句：很抱歉通知您，曹振南不久前刚刚遭遇了一场车祸······当场死亡······事故的全责是另一辆超速驾驶的私家车，肇事司机属于醉酒驾驶。另外我们在曹振南的手机上发现了一条还没来得及发送的短信，收信人是您······短信里说临时有事，回家的事暂不商量······

他后悔过来了——又一次，莫丽想。

几天后，莫丽收到一笔少得可怜的补偿款，仅够丧葬，除此以外，其他的什么都不剩了。因为没有别的亲人，所以没有举行葬礼。下葬的时候，只有小红来了，趴在地上大哭了一场。

莫丽知道她哭的不是振南，而是自己，是过去的那么一点善意。现在呢？关心是假的，承诺是假的，真心也是假的，什么都可以是假的。小红说振南以前不是这样，她始终相信过去是真的，过去的回忆、过去的陪伴以及过去的感情。她哭够了，跟莫丽道了别，干净利落地走了，连头都没回。莫丽看着小红渐行渐远的背影，知道她再也不会来了。

北风哀号，夹杂着大片大片雪花。墓地空荡荡的，没有哀乐和哭叫，四下除了风声一片寂静。

莫丽顺着坡道朝山下走，双手插在口袋里，紧紧攥住一沓钱，这下她才彻彻底底地感受到那个人是真的消失了——以她意想不到的方式。莫丽松了一口气，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冰凉的空气给睫毛披了一层雪白的纱衣，她感到不适，回过头往山上看了一眼。总觉得似乎少了点什么，但究竟是什么，她说不出来。莫丽走得极慢，生怕遗漏什么关键，她想起小红走的时候那么决绝，没有丝毫留恋，更没有回头。是了，那两个人的恩怨已经一笔勾销了，而自己呢？她停下脚步，站定。心中陡然而生的罪恶感让她喘不过气。她捂着肚子，清晰地感受到胃部传来的痛意。果然，人不能怀有恶意，更不能带着巨大的恶意安然入睡。

莫丽后悔了。可那又怎样？毕竟她什么都没做，那不过是意外罢了，与她无关！是了，是意外！那个喝醉酒还开车的酒鬼，不碰别人，偏偏把他给碰了。人生在世，谁都会碰到意外，在意外面前，谁都没有办法；在意外面前，人类弱小又可怜。莫丽转念一想，竟觉得自己无辜。她不欠他，从没欠过，以后也不会有所亏欠。她着了魔似的安慰自己，试图忘掉脑海里那些荒唐的想法。都是命，她长长呼了一口气，身后的山坡逐渐被雪花染白了头，越来越远，越来越小。

回家后，平平问她什么时候回家。莫丽说很快，家里除了那间还没来得及翻修的破烂屋子，什么都不剩了。那是振北留下的唯一家产，只是烟囱堵住了······得请村口老刘过来帮忙，以前振北帮他抬埋过老娘，依着这层人情，莫丽想他一定不会拒绝。还有给振北烧纸这件大事，今年和往常不一样，她要把振南的死讯告诉他······

隔天，莫丽订好回家的车票，把她和平平少得可怜的行李简单打包，顺手放在门口。出门前她给经理打电话说家了出了一些事，打算辞职回家。经理有些为难，希望莫丽能克服困难，再坚持一段时间，干到大姐回来，如果家里实在忙的话，可以额外多放她几天假······总之话里话外都在挽留莫丽。但她知道临近年底，一时半会不好雇人，所以经理才会如此。这座繁华的城市缺什么也不会缺一个小小的保洁员，更不缺像她这样的没用的人。只是莫丽不好在电话里直接拒绝，只说自己会过来一趟。

赶上早高峰，公交车上塞了满满一车人，狭小的空间、闷热的空气、熟悉的窒息。莫丽看着周围神色冷漠的陌生人以及窗外如潮水般涌动的车流，感到自己的生活又回到了正轨，一切都回到了正轨，包括她的人生，还有平平的人生。下了车，她忽然想起些什么，忙给平平的班主任打了个电话道歉，并把课外书的费用通过微信转了过去，老师很快收了钱并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打电话过来，这让莫丽如释重负。

保险公司的大厅依旧人来人往，莫丽上了楼，径直到经理的办公室表示自己会接着干下去，只是需要再多请几天假。经理闻言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并答应会在年底增加奖金。莫丽没有像往常那样不好意思地推辞，而是直截了当接受了。面对钱，她没有扭捏推辞的资格，她知道自己和平平需要这笔钱，这笔合理的劳动所得。

今天没有干活，但那熟悉的酸痛仍然不可避免地爬上莫丽的脊椎。出门时，莫丽照例跟老郑打了个招呼，老郑笑呵呵地问莫丽那天那个男人是谁。

什么男人？莫丽一头雾水。

老郑却急了，生怕莫丽否认，忙说就是那天来找你的那个。

莫丽反应了好一会才想起那天只有振南来过她，于是说我的小叔子。

哦，原来不是你男人啊，别怪我这个老头子多事，只是你平时不爱说话，我们都以为······老郑看莫丽的脸色不太好，忙摆摆手说算啦，不说啦！接着，他又嘟囔着说你那个小叔子人还挺好，我听小王说有个男人很早就给你买了保险，原来是你小叔子······哦，我想起来了，那天你没来上班！瞧我这老头子，记性······

莫丽一下子僵在原地，背后是彻骨的凉意，她感到自己全身爬满了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兜里的手机铃声大作，震耳欲聋，引得营业厅里的客人频频侧目，莫丽愣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忙出门去接。接通后莫丽才知道原来是之前打过电话的那个年轻警察，对方的声音在嘈杂的大街上出奇的清晰。

“莫丽女士，我们在曹振南先生所驾驶的汽车后备箱里发现了一堆绳子、锁链还有汽油，我们怀疑这些东西与前不久本市某起绑架案有关······据我们调查，那些东西并不属于车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