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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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你这里的流浪儿
列车执勤任务完成以后，我们宣传队员被派到基层连队当兵。
我和另外两名战友被派到一营一连。
一连是有光荣传统的英雄连队，其六班和八班是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战功的英雄班，我被分配到八班，还当上了副班长。
此时的一连在沈阳南站执勤。
我与宣传队两名战友打好背包，离开住了几个月的沈阳铁路局大楼，来到沈阳南站，住进了铁路公寓。
沈阳南站！我太熟悉了。
然而对这个“熟悉”，我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
放好背包，我第一时间来到了车站广场，来到苏联红军坦克纪念碑前。
站在纪念碑前，望着沈阳南站的圆形拱顶和偌大的钟表，我一字一板地小声说道：“南站，我曾是你这里的一个流浪儿，你能认出我吗？”
10年了，整整10年。
10年前的1960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节。那时我12岁，在小学三年级读书。
我的家住在离沈阳城东北60多里的山区——马刚乡刘千户村。
我从小失去母亲，与父亲生活在大姐家里。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使村子里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我亲眼看见后街一位最喜欢对我“哇哇”的曹哑巴大叔，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再也没有站起来。
我大姐家有我4个外男外女，都比我小，家中有一口吃的，孩子们都眼巴巴的看着。山上的野菜挖光了，人们连高粱壳子苞米 瓤子都用来充饥度命， 12岁的我，在饥饿中无助无望，我决计出走。
一个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孩子，蒙蒙登登顺着大路往西走，一口气儿走了25华里到了新城子车站，又扒火车去了沈阳。
那时沈阳南站像我一样大的流浪儿很多，这些可怜的孩子靠伸手向旅客讨要或拣食废食品袋里的残渣、烂水果等度日。
一次夜里，在一处灯光灰暗的垃圾箱里拣食烂杏子，竟把包在油纸里的小孩屎蛋蛋放进了嘴里……
每到后半夜，趁大部分警察休息时，小伙伴们就各自找一处靠近暖气的旮旯，窝蜷着睡一会儿。说不定什么时候值班警察来了，又把我们轰醒撵走。有个瘦高个的警察穿着大皮鞋，把一个与我一般大流浪儿的胳膊踢肿，淤血，发青，长时间不能摆动……
一天我在纪念碑下结识了一个大我两三岁的小哥哥，说要和我交朋友，并说郊区有一个果园招小工，能带我去，那里有吃有喝还能挣钱，我很高兴。
第二次在纪念碑的灯下见面时，他告诉我，已经托人联系了，等信儿就行了。
他说他有点冷，我便把穿在贴身的厚秋衣脱给了他。走时，他说有信儿时便来这里见面，然后就带我去那个果园。
可是我一直等了好多天，这个大哥哥再也没有出现……
这是那年的春天，我的出走，急坏了父亲，也急坏了绥化的大爷大娘及所有的亲人。
找了一个多月，仍然杳无音信。
就在父亲近乎绝望的时候，在沈阳南站广场的人海里……
这也许是父与子缘分所系，当时的他老人家习惯地又一次往人群里望去。
不远处，一个男孩子在人群交错的腰腿空间时隐时现，父亲急忙跑了过去。
站在眼前的这个孩子，浑身脏兮兮的，没有血色的脸被蓬乱擀毡式的的头发遮挡着，父亲认不出他就是自己唯一的儿子。
老人家有些失望，再往下看，哦，他认出了那双鞋——那双曾因脚肥，把鞋面方口剪一个豁儿的鞋！
老人家禁不住的喊了起来：“文——昌——啊！”
爷俩抱在一起哭在一起，过往的行人知道原委，这个给钱，那个给粮票……
自此，父亲决定了，还是把我送回绥化大爷大娘家，在那儿，总能有口饱饭吃 ……
以往的辛酸回忆，使我泪流满面。
10年过去了，南站这里没有什么变化。
站在纪念碑下，我凝视了许久，然后不由自主地向候车室走去，若乎去寻找10年前熟悉的一切……
执勤开始了，我被分到出站口。
执勤军人没有检票任务，但有时也替师傅们顶顶岗。
一天我被铁路一个中学请去做忆苦思甜和革命理想报告（当然是连队指派的）。第二天一上班，有一位姓王的老师傅就冲着我打招呼：“曲文昌同志，你咋天给学生们做报告讲得真好，我孩子很爱听你讲！”
就这样我们相处熟了。一天我问王师傅一个问题。
“王师傅，您对候车室里经常出现的流浪儿有什么看法？——哦，我是说10年前的流浪儿！”
“你怎么对这个事儿有兴趣儿？”王师傅问。
“我随便问问。”
王师傅说：“那时候沈阳南站小盲流（他习惯把流浪儿叫盲流）特多，嗨，都是自然灾害饿的，大多是10来岁的孩子，家在沈阳地区的有，外省的也有，候车室，广场，广场对面的饭店门口，都能看到，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可怜啊！”
“那时候，对他们怎么管理呢？”
“说起来，他们扰乱秩序、破坏治安的很少，基本上都是小乞丐式的伸手向旅客要吃的……车站对他们，说管也不管，说不管也管。”王师傅说到这里怕我听不懂，马上补充一句“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可怜啊！”
我把话接过来，“真是的，要都像您这么想，就能对这些流浪儿善待一些了。”
王师傅接着说：“那时候，国内自然灾害，国外有人逼债。现在，那样的苦楚终于过去了，国家越来越好了，不会再挨饿了！”
我又把话接过来：“当时管这个事儿的是车站警察吧？他们也有粗暴的，甚至打骂这些小流浪儿！”
“警察中是有这样的人。”王师傅说。
我说：“我们堡子有个我的同学，他从家里跑了，在咱们南站候车室里被警察踢坏了胳膊，他说那个警察是个瘦瘦的大个子。” 我编了一个谎，其实我不认识那个流浪儿。
王师傅认真地瞅了我一眼，意思是说，咋这么巧。不过他马上就眯缝着眼睛回忆着说：“你说的那个站警大概是老X吧，对了，应该就是他。他在前不久‘走’了。” 王师傅急忙又补充说：“老X是个好人，就是性子有时急了些。”……
又提起旧事，我没有过多的想法，但我的收获却不小，起码王师傅能对10年前的流浪儿有一个同情心和朴素的看法，这也许代表了人们的客观评价。
在那个三年自然灾害无可奈何的年代，怎样对待弱势群体，特别是特殊的少年群体，管理者应该有行动准则和公职责任心，最起码也应该有人的怜悯心。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特殊年代出现了流浪儿，我们更应该关爱他们，他们离家出走或因贫困，或因失亲，或因问题家庭，或因被遗弃。他们来到社会上给社会造成了负担，但责任不在他们，他们毕竟是孩子，尽管他们当中有的不谙世事，没有教养，有的甚至有偷盗行为，而且大部分都是脏兮兮的。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和心理感受，对他们行为的纠正要有耐心，不能轻易放弃，不能使横动粗，不能因为伤害给他们留下终生的心灵伤疤。当然，这些都是现在的我、作为一名军人的想法……
在出站口执勤之余，我经常出去走走，自然去当年我常去的候车室多些。
如今车站里常见的治安问题仍然是流窜人员多造成的，一些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多在这里集中。
于是战士们的执勤行动，除了维护正常秩序，很容易侧重于抓扒手，撵盲流。有的战士竟成了脱掉有领章的上衣抓小偷的专家，还有的战士善于抓“野鸳鸯”，有一位六八年入伍的大个子战士，抓着一对“野鸳鸯”，女的是个枝术员，丈夫在外地，这个战士非要那个女技术员单位来领导交待后再放她不可，那个女的哭求道：“那我的后半生就全完了，家完了，工作完了，我还有脸活下去吗！”……
对此我虽然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但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解放军来铁路大站执勤，其核心任务是保证交通大动脉和重要枢纽的政治安全，既使有管理这些一般性安全问题的责任，也不能过于偏重，而且，在管理时，也不能有特权思想，更不能有动粗使横和其它不当行为。
好在连队很快就扭转了一些倾向，有的战士还因此受到了处分。
值得欣慰的是，对流浪儿童管理，国家很快就出台了一些政策，下发了文件，使少年儿童流浪者的救助更加规范。
10年前做流浪儿的经历，对我后来的人生历练很有帮助，今天我是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多么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多么不希望自然灾害和外国欺凌造成的无奈再次重演。
今天，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就要保卫好自己的祖国。
军强国富民幸福！
这不是口号，这是一名曾经作过流浪儿的解放军战士的心声。
2021年1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