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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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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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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世新语〉之十九 运筹帷幄胜千里,从来得人是贤达 ——说开明连载

刘邦夺得天下,做了汉朝高祖皇帝。一次,刘邦在洛阳南宫摆设酒宴,席间问道:诸文武大臣,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谁也不许说假话,有什么说什么——我刘邦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在哪里?而项羽所以失天下的原因又在哪里?

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派人攻城夺地不独占,和大家分享利益;项羽却不这样,对有功的人加害,对贤良的人怀疑,这就是他失天下的原因。

刘邦非常感慨地说:“你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于是他把心中想了许久的话,说于大家听:“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安邦定国,抚民供给,我不如萧何;统军作战,攻城取池,我不如韩信。这三人都是杰出的人才,我能任用他们,这是我能取天下的原因。项羽虽有一个范增,但却不能信用,是他失天下的原因。”

楚汉相争这段关于用人的史实,可供当今“领导行为学”专家研究一番了。

可以说,那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话,是中国式领导行为学的精义。

在中国,从古至今,人们谈帝王论臣子,无不说到“人心向背”、“忠奸分明”。就连现今人们说到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领导,也常以用人是否得当论其功过。

其实,关于用人之道,在外国也是很被重视的。涉及这方面的理论很多,在《领导学》、《人才学》、《行为学》里面都有专论,而且在众多的文学家笔下,也是永远写不完的主题。

■知人善任是明君之大略

翻开历史,你会发现一个普遍的规律,即:能开国夺天下、创大业的帝王,都是重视人才、广罗能人的有德之君;能保天下、开新纪元的统治者,也同样是知人善任的贤达之主。

尽管他们的事业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他们能在顺从历史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有才智的人们开辟晋身之阶上看,不能不说是一种道德力量所致。试想,如果周文王不敢任用80多岁的姜子牙,刘邦没有“吾不如三杰”的人才观,唐太宗没有启用反对派魏徵的胆识,他们何谈能夺天下、保社稷呢?

任何时代都一样,择贤而用,知人善任,是有德之君的大略。门第、身份、成见、亲情、金钱等都代替不了才干。

冯玉祥将军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住在开封。他顶着不正之风大胆改革。一日,深夜十一点钟,天下着小雨,他仍然不顾疲劳,穿着便衣,深入大街小巷,了解民情。路过省府大门时,碰上一个职员。这人约40来岁,个头不高,打着一把旧雨伞。冯玉祥和他并肩而行。

冯玉祥问:“这么晚了才回家?” 那人说:“刚下班。”  “在哪里工作?”  “财政厅。” “为什么工作到这么晚?”那人停了一下说:“冯玉祥将军对省政府进行了精兵简政,现在人少事多,忙一些是正常的。”

冯接着问:“你家几口人?每月多少工资?”  “ 五口人,二十元。”  “够花吗?” “够,够。厅长才二十元哩。听说冯将军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规定军队校官以上每人每月也是二十元,冯将军也只拿二十元。” “贵姓?” “姓全,叫全子健。”

一周以后,在一次军政会议上,冯玉祥问财政厅长:“财政厅有个全子建的吗?”  “有,人很能干。” “叫他明天来见我。”

全子健见到冯玉祥大吃一惊,原来那晚并肩而行的竟是冯将军。冯玉祥叫他来,委以重任,派他去开封税务局整顿局风。

全子健到税务局半个月内,四个科长,三个向他送礼行贿,同时几个高级职员也向他行贿。全子健向冯玉祥汇报,冯对他说:“你要大胆工作,对贪污行贿人员,该开除的开除,该撤职的撤职。”

经过一个月的整顿,对积极退赃,真心悔改的人员保持原职,对廉洁奉公的人员提拔重用,将恶习不改的三个科长分别降职、开除。经过整顿,退出赃款二万余元以及许多贵重物品。

冯玉祥破格重用能干的下层人员,一时传为佳话。

多少年来形成的一个惯例是用人论资排辈,甚至讲门第,讲身份,稍有突破,便会引起争议。

对领导者用人之道的最大考验莫过于“亲情”一关。有的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势,千方百计安插子女、亲属,为官一任、群带一方,亲者青云有阶,贤者不得其用,这是很不得民心 的。

民族英雄杨虎城领兵从政后,对政风中裙带关系和家族势力很反感,他常说:“这样下去没有不祸国殃民的。”

杨虎城自幼丧父,与胞弟茂三艰苦度日,骨肉情深。一日,弟弟来军营求哥哥给找个挂名副官之类的差事,杨多日不予答应。他想,自己这唯一的弟弟尽管老实可靠,但却自幼失学,少机变,无力任军职,于是派他去军营喂马。

茂三一气之下,不辞而别。

多年以后,他兄弟二人拉家常,弟说:“大哥当年做得对,我就不是那梨上的铧,硬带也进不了地。”

相反,杨虎城对素不相识的进步青年王炳南、潘自力、李敷仁、亢心裁等人却出资相助,留学深造。在部队还保留了一批“共党分子”如张汉民、王泰吉、阎要等,并在任陕西省主席之后,提拔了虽不相识,但却有才干的南汉宸、李百龄、李仪祉等任要职。

杨虎城当时之所以有区别于“党国”家天下的举措,是因为他本质有“为民而生死”的“天下为公”之理念,他后来的义举同他的各种所为,同出一辙。

一个领导者,能够知人善任,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主要是他们有不拘一格的人才观。因为大凡从社会底层奋斗出来的成大事者,其自身就是冲破出身、门第、年资等传统偏见的实践者。

古人云,“有德者居之”。作为领导者,用人之德,是其大德也。墨子说:“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论”通“抡”,选择的意思。“佚”通“逸”,清闲的意思。意思是说,善于做君主的人,如果在选择人才方面,尽心竭力 了,在管理官员方面就清闲省事了。他认为君主得到贤士,计谋不致困惑,身体不必多劳,就可成就大业。因此,国君得志的时候,不可不提拔贤士;不得志的时候 ,更不可不提拔贤士。“尚贤是为政之本。”

■博釆广纳是通政之坦途

社会上存在着一种惯常认识,似乎地位高,思想就深刻;权势大,道理就大。同样一句话,出自平民之口,只是一句话而已;而出自大领导之口,就会被奉为神明,就会使许多笔墨家派生出许多“理论”。于是,有些人官做大了,话便“金贵”起来,似乎真理在握,无须拾遗纳缺了。古来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盖失败于此。他们把臣民的忠言视为妖言,把下属的拾遗视为叛逆,把能人的贤举视为仇雠。

西周末年,周厉王政令严酷,暴虐无道,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厉王的卿士邵公向他反映了这个下情。厉王大怒,派人去督查监视,如有指责国政的人,定杀不赦。过了不久,民情似乎平静了点,厉王很得意,邵公说:“这只是堵住了百姓的嘴。但是堵百姓嘴的后果比堵截江河还危险。治理江河要排流疏塞,治理百姓要开导他们讲话……” 厉王没有采纳邵公的劝告,一意孤行,国都内外没有再敢讲话的了。过了三年,厉王便被人流放了。这正应了《国语》所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历史上,这样的教训是不少的。他告诫历代领导者,要想成就大业,保住江山,必须博采广纳,做开明的统治者。正如《宋史》所言:“夫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也如贤达君主唐太宗的贤相魏徵所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一个人想成就一番事业,就离不开别人的帮助,因为个人的智慧和力量总是有限的。

二战期间,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身边就有一位既严肃认真又幽默大胆的谏官叫布彻。布彻不仅在将军需要减少行政琐事时,帮助处理政务,在别人找将军谈话时,代理将军问答,在将军需要安静的时候,帮助创造思考问题的环境,而且他没有奴性,敢于批评将军,敢于同将军争吵,敢于反驳将军的意见,甚至敢于阻止将军的某些做法。

艾森豪威尔曾说过:“有时,我从办公室回到宿舍,真想像病狗一样往墙里缩。但是,布彻不让我这样做,他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我保持头脑清醒。”

一个领导者,能正确对待谏言,进而从谏如流,是实实在在难能可贵的。因为大凡领导者,一般都有成型的政治方针和成熟的行为战略,很难轻易改变。但如果能视谏言为金玉良言而自我审度,修正自己的主张,将是领导者难得的美德。

■礼贤下士是固本之良方

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才栖居于社会下层,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人才自身的原因。天高不遇主,机遇不逢时,人才不得地,见识不辨贤等是客观原因;而蔑权势、远官宦、轻爵禄、傲公侯等则是其主观原因。这些下层人才,并不一定是无为之才。他们虽不“趋炎附势”,却怀“君子之道”;虽不走仕政之途,却有“济世之才”,虽不是“父母之官”,却能聚“千百布衣”。而且这些下层人才,有着“高就”者难以具备的优势:他们广涉山野市井,多见世态俗情,熟知社会真面目;他们跋涉泥淖, 躬耕陇亩,身体力行,真才在身;他们想平民所想,言布衣所言,应黎俗所急,深得群众拥戴。因此,历代明君,深谙“礼贤下士”的深义,而躬身践行之。周文王千里寻姜尚,齐桓公三见小臣稷,魏文侯礼遇段木干,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往请诸葛……这些“屈尊”“卑己”的举措,为他们夺江山、创伟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现在,我们正从事着历代不可比照的伟大事业,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是治国安邦之良策。许多过去不知名的人才脱颖而出,成了发明家、企业家、实业家、艺木家等。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发现、尊重并使用、提拔人才的机制还不够完善,轻视、浪费乃至嫉妒人才、遏制人才的现象还屡见不鲜,这是令有识之士焦虑的问题。

实际上,礼贤下士是我们革命先辈早已重视和实践的课题,我们应该发扬光大。它是检验我们领导者的思想水平、领导能力和领导艺术的一个标志。

1929年,苏联有个叫叶·米库琳娜的女青年写了一本《群众的竞赛》的小册子。可是书一发行,立即遭到书评名人鲁索娃的指责,并要求禁止销售。这给初出茅庐的作者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

这事传到斯大林那里,他为了帮助初露头角的文坛小卒解脱困境,立即给地方领导写了两千多字的长信。一方面为青年作者申辩,另一方面对书评者的谬论作了有理有据的批驳。斯大林在信里针对当时文坛崇尚要人、名人,而无视无名文学工作者,以及某些出版机构的官僚主义弊端,作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在我们国家里,有成百成千有才能的年轻人,他们竭尽全力要从下面冲上来,以求把自己的微末贡献投入到我们事业的总宝库。” “ 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破这堵官僚主义的死墙,使不可胜数的年轻力量,得到出路。”

斯大林此举为以后苏联的文艺繁荣,和艺术人才涌现创造了条件。

领导者要做到礼贤下士,必须有爱才、惜才、为人才负责的情怀。

1918年的一天,我国民主革命家程潜,在司令部下象棋,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较量,对方稍一闪失,程潜险胜。两人哈哈大笑起来,观棋的一位年轻士兵也失声笑起来,原来这个土兵看出,那个输者不动声色地让了一招,才使对奕结束。

程潜见小兵举止文雅,器宇不凡,问他为何发笑,是否会下棋。面对总司令突然发问,小兵毫不惊慌的回答:“不敢言会,只知一二。” 程潜此时也意识到对手有意让他,小兵正是为此发笑。程潜来了兴趣,提议同小兵较量一下。

小兵并不胆怯,毫不留情地杀败了总司令。程潜不但不生气,还叫副官加两个菜,留小兵吃饭。谈话间知道,这小兵是他的醴陵同乡,其父还是他“同年”——清末同场考中的秀才。

程潜以赫赫总司令身份同小兵下棋,并同席而论,可谓是礼贤下士。他又问小兵:“你为何来投军?”

小兵从儿时对秋瑾烈士的敬仰谈起,一直讲到自己因痛骂县教育首脑营私舞弊而遭到压迫……程潜听后,禁不住又把小兵端详一番,然后问道:“你能不能把秋瑾的言志诗背给我听一听?”

小兵不假思索的背了一遍,程潜不住点头。接着小兵又吟诵起程潜的新作《岳阳楼远眺》和自己从戎时的抒怀诗。程潜听后大喜,深感此子志向不凡,才华横溢,来日定能干一番事业。

这小兵就是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过中共总书记的李立三同志。

由程潜的慷慨资助,李立三于1919年春去北京,进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当年秋天便踏上赴法勤工俭学的旅程,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唯才是举是秉公之明鉴

如果说知人善任、博釆广纳和礼贤下士不容易做到的话,那么 就很难做到“唯才是举”了。因为前三者都是统治者、领导者对下属的态度。而唯才是举就是向上举荐人才。对个人讲,这也许是不利的。在一个国家、一个部门、一个圈子里,至关重要的位置有限,而现实生活中求功名,想位置的却大有人在。于是,竞争就出现了。在竞争中,当仁不让,是大家之风,而唯才是举也是君子之德。只要出于公心,自荐者能体现出其使命感,荐人者能体现其责任感,二者有同样的出发点。它体现了举才者的道德水平、道德力量。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唯才是举的故事很多。

唯才是举首先要不计个人得失。

有好的职位不去争,让给别人;或把自己已经有的位置,让给比自己更适合的人。前一点做到不容易,这后一点更难做到。

楚国有个叫虞丘子的,担当令尹。一天,他对楚庄王说:“臣任此高官十年了,国家的治理状况未见好转,诉讼案件未见平息……我长久的占着高位,妨碍了群贤上进的道路……我很惭愧。我想推荐一个人来代替我。”

楚庄王说:“你给我办了许多年的事儿,使楚国一天天强盛,怎么没有功绩呢?我还要你做许多事情,为什么要离开我呢?”

虞丘子摆了自己许多不足之处,并说:“有一个人叫孙叔敖,很有学问,品行又好,老百姓都挺敬重他。若让他当令尹,国家会更强盛。你答应我的请求,也算是我为国家尽忠了。”

孙叔敖当了令尹,果然把楚国治理得很好。

有一次,虞丘子家里的人犯法,孙叔敖公正的办了那人的罪。虞丘子非但没有责怪他不讲情面,还在楚庄王面前赞扬他能干。楚庄王也高兴地说:“你真有眼力,为我选了个好令尹。”

一个封建士大夫,能主动让贤,并且不计较让贤后家人受其处罚,就是在今天,有些人也是很难做到的。

唯才是举其次是不计个人怨隙。

有时候,有的能人可能是自己的“对头”,或有过积怨,或有过私仇,但是,为公所需,也该毅然举之。

有一次,晋文公问一个叫咎犯的大夫:“西河是要地,派谁去任西河守?”咎犯答:“虞子羔可胜任。”晋文公奇怪:“他不是你的仇人吗?”咎犯说:“您问的是谁可以任西河守,并不是问谁是臣的仇人。”后来,虞子羔见了咎犯,表示感谢地说:“谢谢你宽赦了我的过错,举荐我任西河守。” 咎犯说:“举荐你,是公义;怨恨你,是私情。我不能因私愿损害公义。”然后他既尖刻又诙谐地说:“你可以走了,留心我从背后用箭射你。”

咎犯视公私如泾渭一样分明,坦荡磊落,真是今古难得的贤达之人。

唯才是举还要做到不讳非议。

有些风格高尚、气度恢宏的人所做的事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尤其是那些势利小人,很难  “度君子之腹”。

晋国大将祁黄羊,要告老辞职,晋悼公问谁可以接替他,祁黄羊毫不迟疑地回答:“解狐最合适。”悼公很受感动,因为他知道谢狐是祁黄羊的仇人。不久谢狐死了,悼公又请教祁黄羊:“你看再派谁好?”祁黄羊说:“祁武能行。”原来祁武是祁黄羊的儿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后人评价说,祁黄羊举荐仇人,不是为了讨好,安排儿子不是为了营私……只有品德善良的人,才能举荐贤德的人。”

当然领导者的贤达,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如用人不疑,宽待下属,推功揽过,闻过则喜,推心置腹等等。有道之君是得人的巨大磁石。

如今正是“江山代有人才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我们的各级领导,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更应该大倡“任人唯贤”的方针,应该养德、健胆、明达、广识,要形成尊重人才,重用人才,关心人才,使人才大展才华的良好环境,使我们的事业更充满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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