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码头

作者：虞燕

一

一号码头是长涂岛的海军码头，它建成时，父亲刚满十岁。

有了海军码头，便马上有了驻军部队。一直以来，这个地处长江口南端，东濒公海，西临杭州湾的岛屿似乎已习惯于被放逐的离群索居的状态，海军官兵的迅速涌入，让岛民们兴奋之余又有些不适应，就好像，幽居的小家小户突然有客人造访了，难免拘谨。而当时，因为建造的营房尚未竣工，士兵们确实像远道而来的客人那样在百姓家借住了一段时间。

为迎接那些穿着水手服的年轻小伙，爷爷把堂屋清扫得亮亮堂堂。父亲腰间别着把木枪，神气地在村子里走来走去，他恨不得昭告全天下，住在堂屋里的解放军叔叔夸他很有军人的风范呢。

多年后，人们已无从记起，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号码头传来的军号声几乎代替了家里的三五牌大钟，起床，出操，开饭，午休，熄灯……钟表说不定还罢工，军号从来不会。有小孩晚上闹腾，迟迟不睡觉，大人气急打屁股：这小人成精了，听听，一号码头的熄灯号都响啦！偶尔出现个紧急集合号，大家难免要揣测一番，是演习还是动真格？会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有人甚至还会去一号码头的大铁门外张望一番。

若非特殊情况，一号码头的大门是对百姓敞开的。那里的草坪、篮球场、水泥浇筑的步行道、灰白色的营房和宿舍楼、远处的大海与舰艇，构成了一幅独特的风景画。连接操场与码头的斜坡在月光下迷离神秘起来，它通往的码头，和码头边停靠的军舰，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庄严，这种庄严通常被解读为不可越界，不容侵犯，于是，止步于斜坡成了大家的自觉行为。夜色里，银白色的军舰散发出近乎圣洁的光芒。

清晨，或晚饭后，人们在一号码头的大操场打球、散步、练习骑自行车，抑或纯粹去聊聊天吹吹风，迎面而来的士官士兵们自顾自说着好听的普通话，海风吹起他们帽子上的黑色飘带，像两根在空中飞舞的指挥棒。

如果说，最开始，一号码头和驻岛部队让身为原住民的人们有一种略微的不自在，那么后来，这种不自在就像丢进大海里的盐粒，已无处可觅，或干脆被溶解了。一号码头跟海运码头、客运码头一样，成为了岛上不可或缺的毫不违和的存在。

二

我对一号码头的最初记忆，却是看电影。

1980年代中期，岛上还没有通电，我们的夜晚，是被昏黄的煤油灯主宰的夜晚。那会，一到晚上，整个岛上最亮的地方就是一号码头，部队里有自己的发电机。那种灯火通明的景象让小小的我莫名哀伤，一种亲睹了美好却又好像永远够不着的绝望在心里头滋长。但很快，我就欢欣起来了，因为一号码头有电影可看了。

我家离一号码头不过400来米，那里的风吹草动很难逃得过我和弟弟的眼睛，尤其是看电影这样的大事。母亲对看电影这件事是充满排斥的，在我们为晚上可以去一号码头看电影而开心地奔走相告时，她却紧锁眉头，反复地说：“真烦人，怎么又有电影了。”待我和弟弟都成年后，母亲说起一号码头看电影的种种仍有点谈虎色变的意味。而我几乎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当年在人流里艰难移动的母亲。她一手抱着我，一手扛凳子，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前后左右地看，她特别怕端着小椅子的弟弟没跟上来，或被挤丢了。母亲扛的凳子是那种实木有靠背的，很重，她得把手臂伸进靠背的横条之间，将它挂在肩上。那是专门给我坐的凳子，她总怕我坐其他凳子会摔下来。

一个又一个的人，一群又一群的人，轻快地超越我们，他们都像裹了层热烘烘的气体，在经过我们时，却把那层气体脱下来扔给了我们。母亲的身体愈发地热起来，汗珠从她脸上滚落，滴在我的手臂上。

一号码头的大操场上早已挂起了白色幕布，母亲总是尽可能地让我坐在靠前位置。我坐在凳子上向后张望，人们如蚁群，密密麻麻地涌过来，仿佛，幕布是一块巨大的涂满白奶油的蛋糕。脚步声、说笑声、竹椅的吱吱扭扭声，冰棍瓜子的叫卖声搅和成一团，在空气中翻滚。空气变得稀薄而灼热。

我喜欢上了这样的氛围，浩大的，有生气的，热气腾腾的。

当幕布上投影出第一帧画面，那些声音突然就消失了，好像天上有个袋子开着大口，把它们都收了进去，然后扎紧了口子。人们沉浸其中，连嗑瓜子的速度都慢了下来，我甚至听到了草丛里传来的蟋蟀和青蛙的叫声。而等电影放到一半或高潮处，场上逐渐骚动——很多声音从喉咙里解放了出来，坐我前面的人索性放恣地站起来看，后面的人则理直气壮地跑到前面去看。我的面前筑起了人墙，我的视线被重重人影切开，银幕的光透过缝隙忽明忽暗。母亲抱起了我，用手臂垫着我的屁股，并尽力地往上抬，这样我就能继续看到电影了。弟弟站在我坐过的大凳子上踮起脚尖却依然只能看到人家的后脑勺，随即将嘴巴一咧哭得震天响，母亲只好左右各抱一个。

那个时候，我在一号码头看过好多场电影，黑白的，彩色的，却记不起都看了哪些，甚至记不得任何一个稍微具体点的情节，倒是对电影里的喝水镜头印象深刻，似乎每部电影里都会有人端着搪瓷杯喝得有滋有味，旁若无人。而一旦电影里出现搪瓷杯，我跟弟弟就嚷嚷着要喝水，一秒钟都等不了，好像不给喝就要立马渴死一样。因此，母亲专门去买了两个可以背的小水壶，我的粉色，弟弟的绿色，姐弟俩专心致志地等着电影里的人喝水，他们一喝，我俩随即捧起水壶咕噜噜地喝，喝得超级卖力。

母亲最怕的是，等电影散场，我和弟弟却都睡着了。她不得不把弟弟拍醒，买一支冰棍哄他下地走路。有时，冰棍诱惑失效，母亲只好把小凳子留在一号码头，抱着我和弟弟，肩上背着实木凳子一点一点地走回家。我伏在母亲的肩头，迷迷糊糊中看到我们的影子在地上晃来晃去，那是个形状奇怪的影子，三个人和一把凳子粘在一起的影子。母亲边走嘴里边发出“嘿哟嘿哟”的声音。

母亲肩部经常疼痛，使不上劲，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她说，每次从一号码头看完电影回来，肩膀和胳膊好像被卸掉了一样，不是自己的了。那么短的路突然变得很长很长，咬着牙走啊走，怎么都走不到家。我怨她为什么不拒绝我们，为什么每次有电影就要带我们去看，母亲说，你们太喜欢看电影了，尤其是你，那么会哭，不让你去看的话，长涂港的海水要被你哭干的。

有时候，我坐在整洁、豪华，看起来都井然有序的电影院里，会突然想起当年的一号码头，想起三个人和一把凳子粘在一起的奇怪影子。逝去的光阴，交错的光影，让眼前的一切一下子模糊起来。

三

后来，一号码头不再放映电影了，但岛上的姑娘们对它青睐不减。

夏日的傍晚，她们早早地吃过了饭，洗好了澡，三个一伙，五个一群，说说笑笑袅袅婷婷地走向一号码头。粉的脸红的唇，黑缎般的秀发在肩头摇曳生姿。她们经过的地方，连空气都香了起来。

她们为每个傍晚去一号码头穿什么而花费心思。粉色泡泡纱连衣裙、大红乔其纱衬衫、白色西装短裤、肥皂黄迷你裙，碎花改良旗袍……那时的一号码头每晚都可以欣赏时装秀。年轻的士兵们总会偷偷打量绚烂盛放的姑娘们，那投过来的目光，是姑娘们的白月光。她们不动声色，故作矜持，却在心里乐开了花。

我上初一的那个暑假，某天，邻家的紫英姐姐告诉我一号码头晚上有军民联谊会，而后，她眨眨眼睛说，你给我们当评委就带你去看。午饭后，紫英姐姐的几个小姐妹齐齐会聚于她的卧室，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大包里掏出了宝贝——衣服、首饰、镜子、化妆品。她们关上房门，拉上窗帘，打开灯，然后轮流去布帘子后面换服装、化妆。每个人拉开帘子都会问我，姐姐好不好看？我不住地点头，好看，好看。帘子就是幕布，每个从那里面出来的姐姐都是光彩照人的明星。一一惊艳亮相过后，便是气氛活跃的交流会了。她们互相取笑妆容上的不足、首饰的夸张或廉价，互相研究怎么画眼影、怎么盘头发，因为试穿别人衣裙发现不合适而笑作一团。她们暗暗攀比，各取所长，直到个个都认为妆扮出了最美的自己。

天空如一块淡红色的布幔，缓缓地往山那边拉，一号码头的大操场被铺染得柔和起来。《军港之夜》轻柔地飘荡在风中，“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人们的说话声不自觉地轻了起来，踩在草地上的脚步也轻了下来，海风轻拂过我们的脸颊，我似乎还能感觉到码头边海浪拍击礁石传递过来的微颤。紫英姐姐她们在我身后交头接耳，偶尔发出的轻笑，拖着意犹未尽的尾音。我不用回头就知道，她们是多么兴奋。

曾经放映电影的地方搭起了舞台，耀眼的灯光，鲜红的地毯，把围观的人都映亮映红了。一融入人群，热浪携裹着多种体味扑面而来。我转动脖子瞄了一圈，周围年轻人居多，穿得花枝招展的女孩们优雅地轻摇折扇或用手绢扇风，香粉的味道直往我鼻子钻。

我完全沉浸在演出中，并不专业的舞蹈与歌唱把我带入了盛大的惊喜里。离我咫尺的那些人变得那么光彩夺目，他们在台上的一转身一抬眼一低头都那么潇洒、自信，仿佛刚从银幕或画报里走出来。着海魂衫的士兵抱着吉他出来时，我听到旁边的姑娘们“哇”了一声，这是个眉目清朗的年轻人，他没有微笑也没有看台下一眼，自顾自地坐在凳子上弹唱起来。他的歌声像一场传染病，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是细菌分子，它们迅速蔓延开来，台下的很多人都中了招。哼唱声从零落到齐整，从拘束到尽情，歌声合在一起，像被煮沸了溶化了，成了一大片，那热气烘烘的律动把人的心都震得荡漾起来。

那首叫《童年》的歌后来被我工工整整地抄在了一本崭新的笔记本上。

在那些表演者当中，紫英姐姐看起来是那么投入，那么吸引人的目光。应该是一首情歌吧？她唱得深情缠绵。灯光下，眸光潋滟，眼睛里的哀怨似要溢出来。她穿了粉色上衣，白色百褶裙，脖子上围了一圈粉白相间的花边，像荷花般亭亭玉立。风拂过她的长发她的裙摆，仙气十足，好像随时都会飞走。我相信那一晚，一定有很多小伙子看得痴了。

在精神生活匮乏的海岛，年轻的人们是多么眷恋这样的夜晚，连月光和星光也变得如此迷人多情。他们拖延着时间，迟迟不肯离开，这人生中难得的明媚让人产生微醺感。姐姐们的笑声放肆了起来，眼角眉梢飞扬起来，她们扭动着好看的身姿，说：“兵哥哥，再见！”

岛上的风言风语一旦出现，便会迅速壮大，然后如潮水汹涌奔泻——某某家的闺女裙子越穿越短天天往一号码头跑，某某家的败家精经常把好吃的偷运进一号码头，某某家的姑娘趁着天黑与一个穿海军服的搂搂抱抱……有女儿的父母们觉得问题严重，开始紧张了，自家女儿要是被当兵的摄走了心魄，吃了大亏怎么办？人家一退伍就拍拍屁股走人了，女孩子在岛上就难做人了。更怕女孩儿脑子一发热跟着人家跑了，那些当兵的都来自很远的地方，也许还是很偏僻很穷的地方，女儿以后肯定要受苦受欺负的。不行不行，得把所有的危险因素都扼杀在萌芽。

于是，一号码头突然成了姑娘们的禁地。我听到紫英姐姐的妈在院子里大吼：“再去一号码头就打断你的腿！”接着，屋里响起了很重的关门声，带着撒气、抗议和极端的不甘心。人性常常如弹簧，压得越紧，弹力越大，而青春期的小叛逆和想象中的伟大爱情又把姑娘们的胆子养得肥溜溜的，不让去就偏要去，不能光明正大地去那就偷偷摸摸地去，冰封之下照样有涓涓活水。她们甚至还结成了联盟，互通情报互帮互助。紫英姐姐在她小姐妹的掩护下像条鱼似地溜进了一号码头，她喜欢上了那个弹吉它唱《童年》的兵哥哥，她暗地里给他织了围巾、手套，为了给他写信，一遍一遍地练字，还托我在学校门口的店里买了漂亮的信封和信纸。她的眼里经常含着两汪油，仿佛只要有那么一点火星子，她的青春就能热烈地燃烧起来。

紫英姐姐眼里的两汪油变成了两汪泪。她的兵哥哥以义务兵不能在驻地谈恋爱为由拒绝了她，并退回了礼物和信件。这是个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把她心底残存的几滴火星子浇成死灰的是，人家说在老家已有女朋友了，在她费尽心思去见他时，他却刻意回避她。她明白，多半是人家瞧不上她。她也是个心高气傲的姑娘啊，灼热的眼眸从此冷却下来，曾经视若圣地的一号码头逐渐被冷落成了一个模糊的影子。

我在那个青涩的充满幻想的年纪里，认为爱情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为之不顾一切才算没有白活。我特别关注人们谈论的某个姑娘，她爱上的那个义务兵退伍了，可她依然天天去一号码头，问那些她认识或不认识的军官和士兵，问某某有没有来过信，有没有什么消息。她会突然因为想念他而哭。

人们说她不好了，是个花痴了，口气是不屑的。我暗自为她难过了很久很久，并替她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放下一切跟他走呢？

四

90年代后期吧，有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不下雨，我和芬几乎每天都会去一号码头待上一会，有时是早晨，有时是下午，极少会在晚上去，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都讨厌黑夜。

我们像被困在孤岛等待救援的人，坐在一号码头上热切地眺望海上的来往船只，讨论着哪些是货船哪些是客轮，讨论它们会去哪，上海、南京、连云港还是海南岛、大连？我们也像百无聊赖的老人，晒着大太阳回忆上学时的运动会——在一号码头举行的各类运动会。振奋又热烈。我说芬跑800米像闪电，头发甩得堪比拨浪鼓，她说我大概是最投入的拉拉队员，声音那个洪亮，表情那个专注，都顾不上自个差点被人家挤翻了。我们谈论谁长跑最厉害，谁快到终点时吐了，谁跳高动作比较帅，谁掷铁饼伤到了人……话题慢慢延伸开来，又变成谁对谁有意思，谁浓妆艳抹地不知去哪里打工了，谁成绩那么好以后肯定可以考北大清华，谁能进某师范全靠家里有关系……说到最后，总有一个先沉默，而后，一起沉默。

或因为成绩或因为身体，我们都与高一级的学校失之交臂了。我们是两条搁浅在沙滩上的鱼，只能眼睁睁看着同伴们骄矜地游向各自的海域。那都是神秘的令人向往的海域。我们故意忽略其他同样搁浅的鱼，假装世上就只剩伶仃的我们，心里盛满年少的忧伤。我们望着那些渐行渐远的背影，一边沉溺于绝望和不甘心，一边相互怜悯相互取暖。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一号码头的海滩岩，已被现实世界的风浪击打得斑斑驳驳千疮百孔了。

有段时间，芬突然找着了人生目标，每天吃了兴奋剂似地一大清早就要去一号码头锻炼，说要减肥，要瘦而美。她先一路小跑到我家，然后带着我一起到一号码头。太阳还在海那边隐着大半张脸，草地上的露珠像成串成串的眼泪，偶尔，有小蟾蜍小青蛙用力过猛，跳到了我们的脚背上。我就想，其实我们还不如蟾蜍青蛙呢。芬在水泥地上做各种据说有利于减肥的运动，我掐着手表给她计时。军号声响起，阳光开始薄薄地笼上偌大的操场。即便有海军来来回回地走动，我还是觉得操场很空很空，整个一号码头都很空，和我生活的这个小岛一样，已经空荡得跟小时候的不一样了。

因为岛上的人越来越不安份了。成绩好的考出去了，有能力的出去赚钱了，有钱的出去买房了，而且，一旦出去就不再回来。午后，太阳照得街道亮晃晃的，我坐在家门口，往左边望去，一片亮晃晃，往右边望去，还是一片亮晃晃，不见一个人影。要不是时不时传来“哗啦啦”的搓麻将声，我还以为整条街的人在一夜之间都搬走了。

那种直观的空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迷茫，还有恐惧。

但我无力改变，也无法逃离。

母亲说，从我得病起，她就经常做同一个梦，梦到去窝里捡鸡蛋捡鸟蛋，每一次，都有一个蛋是碎的，她说我就是那个碎的蛋。而我也梦到了蛋，蛋已经孵出了幼鸟。幼鸟震动着翅膀，努力地练习飞翔，反反复复地练习，却怎么也飞不起来。

芬放弃了减肥。她说，就算我变得又瘦又美，还不是依然得待在这个小岛上。虽然我和芬都明白，不是所有离开的人都前途无量，都会拥有辉煌的人生，但年少的我们被那些飞出去的同伴们刺激得红了眼，那些整日打打麻将看看电视，终老于岛上的婆婆婶婶们的人生成了我们的噩梦。

芬说，她以后要嫁到市里，至少是县里，前提是，得走出去，否则，谁能知道这样的小岛上藏着一个我？

岛上突然流行起了加工柞树，说是出口日本的。一号码头有个空置的营房被改作了临时的手工作坊。称之为作坊其实是不合适的，不过就是一座空房子里堆了好几处浸泡过的树枝，二十来个人拿着剪刀等工具修剪、绑扎，然后等那个在旁边转来转去的女人验收。

芬也去了那里加工柞树。她抱怨里面的空气潮湿，充满霉味和腐烂味，抱怨一起做工的人俗不可耐，抱怨那个女人压榨工人，经常少数漏数产品，因为工钱是按计件算的。刚抱怨完，她又说要忍耐，总比织网赚得多。

终于，芬来了一次大爆发。她和那个女人厮打在一起，头发扯掉了，脸皮划破了，膝盖和手臂上的淤青像一对颓丧的黑眼圈。这一架惊动了一号码头的海军士兵，他们劝架时，用上了居委会大妈般的耐心和热心。最后，芬像一个挂彩的英雄，挺胸昂头地走出了一号码头。

我对这样的结果是有预感的。一直以来，那颗年轻骄傲的心被惘然、委屈、不甘、挣扎，绝望……慢慢占据，当它们越占越多，满到要溢出来，总要找一个出口。否则，心是要爆炸的。

我在那个时候着了魔似地爱上了阅读、听广播、交笔友，那种在精神上与外界保持联系的方式让我平和，并达观起来。那是我给自己找的一个出口。

最终，芬如愿嫁到了县里。我后来也离开了小岛。起初，趁着回岛上过年，我们总会想办法聚一聚，当年在一号码头的细微末节都被从记忆里拎出来说了又说，我们隐约害怕着，除了重温回忆，会不会再也找不出什么能把两个人维系在一起。

很多东西的逝去或改变，也许只能怪罪于时间。

那一年，班里组织同学会，唯有芬，一直联络不上。班长特意去找她，但芬说，她不想参加同学会。她很坚决，也很漠然。

近些年，她没跟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一个同学有联系。芬的姐姐说芬像个旧式女人，一直没有工作，也不会用电脑，每天除了打麻将，就是看电视剧了。

我开始怀疑，芬当年和我在一号码头远眺来往船只时诉过的落寞，憧憬过的未来，都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

五

听到一号码头成了空码头的消息时，我已经离开小岛多年了。

如果说岛是一块被放逐的土地，那么生长于岛上的人可能也被随手打上了放逐的烙印吧，无论日后，她（他）是否离开，离得有多远。

在另外一座小城里，我是个孤岛。海岸线就在那边，目光可及之处，另一个广大的世界无尽铺展。我拼尽力气泅渡过去，身体里的某些暗码却不断提醒我，你融入不了。

在一个冬季里回了岛上。一下轮船，海风挟裹着熟悉的味道涌进四肢百骸，近乎霸道地在体内游走，试图与潜伏着的某种气息契合。一路上，迎面走来一些人，不认识我的，以为我是偶然的闯入者，跟这个岛无甚渊源；认识我的，问我：你回来了？准备住几天？在他们眼里，我也是偶然的闯入者，已经跟这个岛没有太多的关系。

回岛的第二天，我去了一号码头。通向它的那条水泥路像一大块磨旧褪色的布料，敝陋过时，两旁的野草疯长，是那种狂狞的自生自灭的长势。一号码头门口的地面已经开裂且有沉陷的迹象，大铁门锈迹斑斑，一把大锁冷漠地拒绝了我们。附近的人说，自从里面的海军全部撤走，门就锁了。不过他们告诉我另一种可以进入的方式——绕到后面的围墙，围墙原本已经塌掉一部分，后来又被经常去码头钓鱼的人刻意地又刨又挖，于是就有了一个缺口。一个可以出入一号码头的缺口。

所有的迹象似乎都为目的地的衰颓败落作了预示。

算不清已经有多少年没到一号码头了，虽然有心理准备，却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暴击了一下。大操场上的步行道和篮球场几乎辨认不出，杂草从开裂的水泥地钻出来，一丛丛看似蓬勃却营养不良地枯黄着，跟泥地里肆无忌惮窜出来的野草交杂在一起。灰败无光的营房和宿舍楼在荒草的围困下低矮了许多，碎掉了玻璃的窗子黑洞洞的，似乎能闻到从里面散发出来的霉味。它们如风烛残年的老人，在连片的荒地里瑟缩着，让人很担心来一次不大不小的台风，就会禁受不住，就会倒下。

看起来，码头还是完好的。系船墩子一个个老老实实地立在那里，虽然已锈迹遍布，脏污不堪。海面灰蒙蒙的，好似把灰色的云搅拌进了海里。正是退潮时，灰褐色的滩涂无遮无拦地冲进我眼底。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荒凉的一号码头，没有一艘舰艇，没有一只海鸟，连锚链都试图把自己隐匿起来，绝大部分都浸入了混浊的海水里。

码头前沿有一些被碰撞划击过的印记，那些曾在许多个日日夜夜里依偎于此的舰艇都离开了，不再回来了。823号，833号，808号……我的脑子里像有个电子滚动屏，不停闪现这些数字。808号军舰曾参加过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船头的八一军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个多年前的我，多次远远地瞻仰过它。终于，某个下午，经同意，我可以接近它。我坐在舰艇的船舷上，双脚搁在码头，在朋友举起相机给我拍照的当口，三点钟班的轮船从旁边大摇大摆地开过，舰艇随着海水荡漾，一种即将脱离地面的恐惧和兴奋瞬间攫住了我，惊叫声冲出我的喉咙，停歇在不远处的两只海鸥受了惊吓，扑棱棱飞走了。

那张照片至今仍保存在我的相册里，那个正当青春的眼神迷茫的我明明很紧张却对着镜头挤出了微笑。后来的许多次，我看着照片，幻想着自己就这样坐着舰艇离开小岛，去了远方，不管是哪里，只要是远方。那时的我以为，所有的远方都很美好。

起风了，天空像一张阴郁的脸，随时就会大哭一场。我准备离开。

灰色的云迅速聚拢，沉坠下来的阵势似乎要将营房压塌。听到有什么东西被刮起被刮倒，几声嘎吱嘎吱过后，便是惊心动魄的“砰嗵”。耳膜和心脏同时感觉到一种受震荡后的刺痛。

有些仓皇地经过大操场，到达那个缺口时，我回头，遍地的荒草毫无章法地乱舞，像永远涌不上岸的波涛。所有的物都影影绰绰。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到一号码头了。也许，过不了多久，那里会被开掘、重建，变成另外一个地方。它不过是映照在时间长河里的一个斑驳身影，终会被无声地粉碎。

曾经，出现在那里的号声和口令声，庄严和热闹，迷惘和希冀，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它们会像刻录进我记忆的一部纪实电影，在之后的岁月里，回放一次又一次。

2019-4《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