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田间蛙

海上花，田间蛙

                                                            徐琦瑶

     老家在浙东沿海的一个岛上，岛上居民基本以打渔和种田为业。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冬天，母亲背着咸涩的海风，出了渔村，穿过空旷的田野，步入山脚下两间青瓦石屋，在那里燃起一缕温暖优美的炊烟。

母亲和父亲的相识，缘于夏日田野上一阵爽人的凉风。当父亲手提镰刀，走在最南端的田埂上，一方粉蓝的格子花头巾忽然随风飘到他的脚下。他小心地把它捡起，在火辣辣的日头下，终于等来了花头巾的主人——留着大辫子的二十岁的母亲。母亲当时是个渔姑，正赶着去晒场晒鱼鲞。

母亲和父亲相爱，却迟迟不肯嫁给父亲，因为母亲的心中还有一个跟花头巾有关的梦。母亲有三个兄弟，个个都很疼她，只要渔船到上海、宁波等大地方卖鱼货，回来都要为她捎带一些岛上鲜见的好东西，还要加上城市生活的见闻。年轻的母亲围上大哥送的花头巾，听着二哥对外面世界精彩的讲述，回味着三哥要她以后嫁给撑船的玩笑，离岛的念头如她少女的身躯一样逐渐饱满，美丽而诱人，鲜活而持久；而嫁给父亲，意味着只能把梦想的种子撒播在小岛寂寞的土地上。

父亲最终以岛上年轻人少有的吹拉弹唱的技艺，让自己的爱情有了圆满的结果。他常常带着一支竹笛，或一把二胡，有时再加一本乐谱，就直接来到母亲家里吹奏起来，引得左邻右舍都跑过来挤在窗外听。当母亲沉浸在父亲欢快又深情的音乐中，看到自己的梦想以另外一种姿态在碧绿的田野上绽放。

母亲第一次下田，是婚后的首个春耕。当时还在搞大集体生产，男女都要挣工分，种田时男人往往负责耕犁、插秧，女人一般从事拔秧。当男人们把一大片水田修整得平柔细腻后，女人们则卷起裤管，跳入另一边细密的秧苗丛中，一咎一咎地把稻秧连根拔起，聚在手中，积到有手腕一般粗时，便用几根稻草把秧苗扎成一捆，让人送到男人那边，被拆分着插进土中。捂了一冬的女人的腿，在绿幽幽柔嫩嫩的秧苗丛中白得晃眼，像鲜藕一样，离得近的几个男人忍不住向这边多瞟几眼，女人们则迎着那目光嘻嘻哈哈，互相打趣。

母亲还是个新媳妇，忸忸怩怩地最后一个下了田。尽管她在娘家是个织网好手，但从来没有在水稻田里露过手，两条白生生的细长腿一陷入软黏黏的湿泥中，就听不得使唤，一脚深一脚浅，整个身子晃个不停。突然迎面传来一个粗重的男人声音：这是谁家的女人哇！母亲顿时感到数十道目光唰地聚到自己身上来，又羞又慌，一条腿没扎稳，整个人便直直地往后倒，躺进泥浆中了。哗——哄笑声如瞬间溅起的泥末儿，把母亲重重淹没了。

婚后陌生而艰涩的生活，让母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无助的沼泽中。

在暮色笼罩的田野上，农人都散了，四下一片寂静，几只麻雀起起落落，脱了粒的稻草仿若被抽取了生命，浮萍般到处散乱。母亲独自坐在田埂上，似乎还没有歇够。

有人在不远处烧草木灰。白色的轻烟在空阔的田野上腾起，如一棵瞬间长成的树，飞快地粗壮、茂盛、开花，直至花飞叶落，随风四散。烟迷了母亲的眼，带出了很多的泪。

父亲的注意力开始放到田间的劳作，以及休整疲惫的身心上。晚饭后，父亲习惯出门闲逛，遛一遛日日走过的黄泥小道，吸一吸白天来不及闻的草木香，听一听男人女人们的斗嘴哭骂声。父亲偶尔还吹笛拉琴，只是琴笛声不若先前那样轻快喜乐，母亲听着听着就抹泪。母亲一哭，父亲就丢笛砸琴。家中一片寂默。

母亲终于渐渐适应了农家生活，割稻时再不会把手指割破，喂猪时再不会把猪食倒在食槽外，并且狠下心来剪去两条粗黑油亮的大辫子，把干毛巾简单地挽个结，随手往头上一盖，背着农具出没于田间地头。偶尔在夜里，听着耳边鼓点般的蛙鸣，忍不住想象远方的海浪在热闹的岸边如何开出美丽的花。

母亲打小有个好姐妹，叫亚梅，她男人是有名的船老大，回回出海都能满载而归，亚梅家也是岛上第一户造楼房的。亚梅男人不喝酒，不赌博，只是偶尔抽几根烟，也很疼老婆孩子，老人们都说这是亚梅前世修来的福。起初，年轻的母亲一和父亲闹矛盾，就爱找亚梅说话，可后来也不大跑她家了，大概是因为平淡拮据的现实生活迫使她学会沉敛包容，而亚梅的安宁幸福又让她心生妒意或者黯然自卑。

若干年后，亚梅男人的船在远洋突遭风暴，全船无一人生还，小岛一夜之间平添了十多座空坟。夜里，听着那些起起落落、撕心裂肺的哭声，母亲突然紧紧抱住父亲，泪流满面。

没了男人的亚梅，独自要带三个孩子，生活开始变得艰难。白天，她是一个农妇，挑着粪担，挥着锄头，拼命种庄稼；晚上，她又操起渔嫂的活儿，在昏暗的灯光下织着密密的网，赚几块工钱。

母亲有好几次过去帮亚梅一起织网。在夜虫长长短短的鸣叫声中，两个女人都沉默不语，手中的竹梭在网眼间穿来穿去，如早些年姑娘们活泼快乐的眼神。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岛上原先的木渔船都换成了大铁船，这样便于在遥远的外洋进行海上作业。外洋资源丰富，渔民每次出海都能满载而归，岛上的渔家小洋房越来越多，越来越气派。

田间地头，农民的腰弯得更低了。

经过母亲几个晚上的劝说、鼓励，父亲终于出手承包了村里的一口鱼塘，成了半个渔民。岛上的人只爱吃海里的鱼，吃不惯淡水鱼，嫌那鱼味腥，肉也不鲜实，但当时岛上有群外来客，就是守岛的海军官兵，他们基本都来自内陆，就爱吃淡水鱼。

为了保证鱼塘的收益，母亲特地跑到镇上的邮局，花钱订了村子里普通村民的第一份书报。常常在宁静的午后，父亲母亲坐在塘边的大树下，各人手里捏着一张报纸，费力地读着。面前明亮的波光把母亲日渐粗糙、黯沉的脸，映照得通透而年轻。父亲偶一抬头，看到母亲低着头，侧着身子，用一只手随意地拨弄着散乱的头发，不禁出了神。

守鱼塘的日子是简单的，简单得让人不安。父亲母亲从报上看来一种人工孵小鸡的方法，就选了十个鸡蛋，放在木箱里，箱底燃起一盏煤油灯，日日夜夜让它长明。到日子了，结果只有一只小鸡出壳，也没活几天。

不久，他们又从报上看到一则出售新品种果树种子的信息，两人一合计，就很快汇了五十元钱去买，当时农民种蔬菜粮食，一年的收入也没有五百块。结果那笔钱又打了水漂。

父母的一次次折腾，仅让生活多了几分没有着落的期待，这期待中有酸涩的笑，也有甜蜜的忧。

塘中的鱼终于长得差不多了。

母亲用年轻时练成的织网技术编织了大大小小不同的网。父亲在别人的指导下也学会了撒网、收网。

一个秋天的清晨，鱼塘内静波无痕，水香袅袅，父亲踩着白露，围塘走了几圈，撒下了第一网。顷刻间，鱼儿腾跃，银鳞飞溅。母亲的笑容遥远而又熟悉。

鱼塘丰收后，父亲带母亲去了一趟上海。两天后，他们就回来了。有人笑母亲，是不是舍不得家里的金娃银鱼。母亲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海洋资源的日趋匮乏，对捕捞设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渔民面临着渔船的再一次更新换代。在高投资与强劳力面前，许多人犹豫了。

随着国家政策调整，大批海军官兵撤离了小岛。父亲不再养鱼了，但又没有下地的心思，经常和母亲一起爬上山头，遥望奔流的大海。

岛上第三种职业航运海员突然悄悄兴起。许多渔民纷纷丢下渔网，跳上更大的船，开始新的海上征程。原先安于田间劳作的农民，也趁机转业，奋战于风浪颠簸之中。父亲尽管年近五十，但也毫不犹豫地投入海运大军。

父亲在要下海航行的头天晚上，才告诉母亲自己的决定。

听说搞航运的收入高，孩子大了，也该为他打算了，趁我身子骨还行，再出去挣一把。

惊慌、不解、委屈、忧虑、埋怨……霎时全集中在母亲冰凉的泪珠中。在父亲轻柔的笑容之下，母亲看到了一个男人历经生活平淡的磨砺之后突然迸发的一份蓬勃与跃动，而这何尝不是母亲年轻时内心升腾的火焰？

母亲静坐在水样的月光下，眼中泛着银色的泪花。尽管这座弥漫着稻花香与海腥味的小岛不是她最初的梦想之地，但却以美好的因缘留住了一个女人幸福地为它开花，结果。花开何处，何处便是归宿，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忠于自己的人。她已经习惯和父亲共同迎接岛上每一个晨昏，可此时父亲的突然远行，无疑让她二十年来逐渐垒实的心房，被硬生生掏掉一角。

这些年我没挣多少钱，却让你受了不少苦。父亲熟悉母亲的眼泪，却不熟悉母亲长久的沉默。

怕受苦我当初就不会跟你了。日子是苦是甜，关键还在于自己。母亲说出了心里话，可是父亲终究没能理解。

父亲出海后，母亲就独自打理起家门口的那块菜地。但母亲似乎仍是种菜的生手，各种菜的菜势都不见长好。

父亲一般一个月回一次家，每次回来看到头发花白的母亲弓着腰皱着眉在菜畦间忙活，都忍不住要数落母亲。父亲的收入已经算是可观，每次回家他都如数交给了母亲。

母亲听不得埋怨的话，有时气急了，就掉眼泪。父亲只好向母亲的泪水投降。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航运业也陷入了低谷，许多航海公司纷纷停业，海员一下子嫌多了，其中年纪大、专业知识缺的自然首先被淘汰下来。

当父亲把最后一笔工资汇给儿子付城里房子的首期款后，也不得不上岸了。

母亲看着他，轻轻地说，还是这块地不嫌人，暖人心。

父亲找出多年未碰的二胡，续上弦，又咿咿呀呀地拉了起来。弦音悠远绵长，飘过小岛沉默的土地，飞向碧蓝而广袤的天空。

母亲在菜园轻轻地泼洒着晶亮的水花，偶一抬头，冲着头顶掠过的白鸟，长长地舒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