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渡，争渡

                      争渡，争渡

                                    　许成国

1

说不清是第几次到岱东了，但以这样的方式进入还是第一次。

车窗外，平阔的北峰盐场纷纷掠过，四月的阳光并不热烈。妻子再三问我往哪里开，我说“落沙湾水库”；她问落沙湾水库在哪，我说我也不清楚。从涂口社区拐入一条村道，左边是村落，挨着山脚；右边是洼地，或荒芜杂草，或蔬叶婆娑。远远地，前面山麓下横着一库坝，我说那个大概就是。库坝的东南处有有几户农家，矮门青瓦石墙，院里老树阴翳，还有蔓延而出的青葱蒲瓜。

农家外院边上，二三个老人或石条或竹椅随意坐着，见我们前来都聚拢了目光。一个老婆婆走过来，身形清瘦，脸上皱纹如刀刻。我问阿婆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泗洲堂渡”的地方。她说没听说，但后山上有泗洲岗墩，有“泗洲殿”。我问这里早先是农田么，她说是海，船可一直开到这里，拦起海塘后才种的地。我问她为何叫泗洲岗墩，她说这是历古万年传下来的，渔船从“上船跳”那边驶进来，到涂口这里抛绳系缆，拢船开洋，繁盛一时。她说1949年阴历7月12日刮台风，北峰海塘被冲垮，海潮一直漫淹到这里，有膝盖深，汪洋一片，仿佛回到千百年前。妻问阿婆高寿，她说92了。我和妻子不由称奇。

告别阿婆，我们便顺着她指点的方向朝泗洲岗墩走去。阳光散淡着，鸟儿也不知飞往哪里，山道蜿蜒而静寂，杂树纷披，老枝萌叶，空气中似乎能听到草木呼吸的声音。透过枝叶芦杆往下看，山脚下，地亩成筹，花田如绸，河道似线，房屋多为上世纪七八十年前的样式，很难让人想象这里曾经潮涨汐落，惊涛拍岸，无数的船帆在此停泊挂帆，上客缷货，而孤星残月下，多少渔夫走贩、行僧骚客卧听枕边潮音，候风站潮，等待风平浪息之日。

这就是日本僧侣成寻曾经泊船的古泗洲堂么？

“古泗洲堂”是个船渡口。据《五代史》、《宋史》记载，吴越时期，浙江往来中原之陆路为吴国所隔阻，于是开辟了一条海路，从杭州湾取道至山东，再转开封，此海路也就成为吴越国与新罗(今朝鲜)、东北亚诸国交往的航路。北宋咸平二年( 9 9 9 )间，为了避开辽国，宋朝廷在明州(今宁波)专设市舶司，专门经营与高丽、日本等国的海上航线，此航线在明州登岸，再至宋都城东京。走此航线的船只常到岱山的船渡口候风站潮，补充淡水和食物，然后再入明州。岱山岛上的船渡口由此成为当时长江口外海上航路的一个重要驿站。

北宋熙宁五年（1072）三月，一艘中国商船从日本九州出发，约9天后到达明州，途中经过了岱山水道。船上有一位62岁的日本天台宗僧侣，名叫成寻，“见贤思齐，巡礼之情，岁月已久矣”。他有备而来，将此次出行见闻作了记录，写成《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其中述录了在东茹山参拜泗洲大师的经过：

“二日辛亥辰时，出船，依潮满，以橹进船。午时，到着东茹山，船头等下陆，参泗州大师堂，山顶有堂，以石为四面壁，僧伽和尚木像数体坐，往还船人常参拜处也。未时，乘坏，参仕了。山南面上下有二井，水极清净也。沸汤行水了。向东南见杨翁山，有人家，翁山西见马务山，无人家，有三路港。依风向吹，不出船宿。七时行法修之了。经四、五、六巻了。”

成寻登岸的原因是为了“参泗洲大师堂”，大师堂里供奉着“僧伽和尚木像”，为“往还船人常参拜处也”。可见那时岱山的泗洲大师堂已经名声在外，经过此航线的人们常去参拜，祈求平安护佑。

但那个渡口当时似乎还不是叫“泗洲堂渡”，正式出现“泗洲堂渡”这一叫法是在二百年后。那时已是元朝，经昌国知州经申报，明州府衙、浙江巡抚衙门批准，昌国开辟了岱山岛至州城(今定海)再至府城明州的客运航线。元代《大德昌国州图志》一书记下了泗洲堂渡这个名称。在那二百年时光里，宋室南迁，建都临安(今杭州)，王朝的政治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流域，昌国开发，海上航运及贸易兴起，人丁兴旺，至元代至元二十年(1283)，昌国人口达12万6千人，岱山岛占三分之一左右，设立津渡也就水到渠成。至于将船渡口叫作“泗洲堂渡”，概是当时泗洲大师信仰盛行的缘故，海上慈航，平安护佑，东南沿海民间流行。

泗洲堂渡是官渡，由地方政府出资造船，并派寨兵撑驾渡船，沿用宋制，按照浙江官规过渡，乘船的人要付渡钱，由岱山、定海和宁波三个港口收取，每月解送，作为修船费用。可以推想，自五代经两宋，再历元朝，泗洲堂渡已成为岱山通往大陆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从东亚文化交流来讲，也成为古海上丝路的一个十分重要驿站。“泗洲大师堂”成“往还船人常参拜处”，概是东亚海上丝路异常活跃的例证。

遗憾的是，明代洪武十九年(1387)颁诏“海禁”，岱山的航渡也就由此废弃，直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诏改“舟山”为“定海山”，昌国展复，岱山才重新有了“泗洲堂渡”，直至清末。

如此，泗洲堂渡至今已历千年。

2

原本以为泗洲岗墩不高，也不远，但走了好长时间，弯弯角角，始终未到。山越来越深，路越来越狭，老树虬曲，蒺藜丛生。进入一处山坳，沿山路西行，再在一个三岔口折向南，有一宅居倾坍，石墙斑驳，景象破落，墙头的花草纷披在道路旁。枯黄的阳光下，一只雀儿飞起，振翅有力；斑鸠浑圆着身，扑愣而走。在通往泗洲殿的路上，这个被杂树乱草所遮掩的屋舍显出寥落的时光。

提着一颗忐忑的心，历经七转八拐后，终于看见“泗洲殿”。它就安坐在泗洲岗墩的谷地里，后背是大块裸石，青苔丛生，呈嶙峋貌，下面不远处即是落沙湾水库。我观察了一下殿四周的风土山水，对照自己心中的泗洲堂渡，心里泛起空空的失落来。

这哪里是当年成寻和尚参拜的泗洲大师堂啊？成寻笔下的泗州大师堂在古船渡边，且在山顶，“山顶有堂，僧伽和尚木像数体坐”， “以石为四面壁”。这大师堂具体叫什么，成寻书中没明确，但元代的《大德昌国州图志》、《至正续志》俱作“普明寺”，且明确“址在蓬莱乡（岱山）古泗洲堂”。宋代宝庆的《昌国县志•叙祠》中则叫作“普明院”：“普明院，县西北，海中，古泗洲堂也。窣堵波二，以铁为之。世传阿育王所铸，钱氏忠懿王置之于此……高丽人贡候风于此。”同书《昌国县境图》标注有普明院的位置，大抵在今岱西镇南浦一带。但这个“普明寺（院）”离成寻已有二百年了。若是此说成立，那么泗洲堂渡是在岱西南浦一带了。

古泗洲堂在岱西南浦一带？这是另一种可能么？

成寻远渡中国时，岱山分为东岱山（东茹山）和西岱山，中间隔着一条长长的浦，南有南浦，北有北浦。这个地理景象，即使是过了七八百年，也有清朝刘梦兰、王希程等诗人的诗文佐证，刘梦兰的《南浦归帆》一诗这样写道：

“南浦湾环水一汀，野航多在此间停。

归来稳泊芦花岸，舵尾茶烟逗月清。”

北浦靠近今东沙桥头一边。那个时候，从现今泥峙栲门一带到桥头新道头之间潮涨为海，潮落为涂，潮涨潮落之间，浪花簇拥，百舸争渡，一到日暮，夕阳斜影，余晖脉脉，形成了著名的“石桥春涨”之景，刘梦兰这样吟道：

“一字街头古石桥，桥边春水泊轻桡。

浪花泛处桃花落，点点飞红送暮潮。”

而循着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的文字，也可找到他到达岱山海域的经过：

“四月一日庚戌辰时，依北风吹，出船。申时，着袋山，在随稍山西山也。有人家。东南有栏山，有人家。虽有顺风，依潮向，止船已了。七时行法修了。”

由此推断，成寻航经的岱山水道是从南浦进入的，过火烧浦，到外司基，再到东沙角，他参拜的古泗洲堂应该在这一线港湾附近。可惜的是，这一条南北贯通的海道，上世纪中因为渐次围垦而成陆地，古海道已杳然无踪了。

可是，清代的有关史志里，明确记载着泗洲堂渡在东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暮色已起，泗州殿渐行渐远，老鹰山也似乎迷离起来，山体缓缓升起，青墨逼人。丛树切入山岗的腹地，山坡两侧，夕阳给错落的山脊勾勒出一道迷人的轮廓线。回望村落远去的轮廓，隔着后沙洋，我似乎听到了岱衢洋曾经激势扬波、天地融朗的声音，看到了千百年前古泗洲堂某种遥远而隐秘的景象，只是至今已然破碎，那些海潮和波浪、鸥鸟和芦苇，还有绵延的滩涂，已然零落成泥碾作尘，化为不再回还的时光。

3

我的寻访是一场邂逅。半个月前，县政协文史委有电话来，说是有客人要来，要来看看泗洲堂渡。

自泗洲堂渡呱呱落地后，百千年间“渡”的人很多，觅的人却少，不但史录断断续续，连乡夫野老也寥落无趣，寻访者大多是怏怏而回，甚至有人认为岱山没有泗洲堂渡，而在其他地方。

这次来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王海燕教授，浙江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研究所副所长、日本国学院大学历史学博士，长期从事中日关系的研究；一个是田中史生教授，日本关东学院大学经济学部博士（歴史学），主要研究日本古代史及古代中日韩三国佛教交流。他们这次专为古泗洲堂而来。听到这个消息，自己竟产生一种跃跃欲试的兴奋。自从接触到徐福文化研究后，自己对泗洲堂渡的关注，对中日文化海上交流的关注，始终处于一种实证与想象的双重呈现之中。若能由着这次际会，找到一种新的触发和灵感，而不仅仅只是一种审美上的愉悦、一种文化上的观照，那确实不失为一次修习的机会。

我必须抓紧时间，赶在客人未到之前，给古泗洲堂描绘一个属于自己的脉络和愿景。

再次出发是在一星期后。我决定到西沙角、东沙角看看。海雾慢慢散开，云罅里露出一汪湖水般的蔚蓝，海岙的空气新鲜起来。自“海禁”解除，岱山展复以后，东沙渔业渐兴，至清末民初，更因衢港大黄鱼旺发而繁盛起来。那个时候，每到五、六月“洋生汛”时，东沙一带千帆云集，百舸争渡，“船至数万，人至数十万”，有“门前一港金（大小黄鱼），门后一港银（鲳、鳓鱼）”之说。来自闽、浙、沪、苏的渔船以及百作工匠，在此聚居，街市繁盛，海市通达，北上吕泗洋，南下闽粤地，东至冲绳、扶桑，都在东沙角候风站潮。清康熙的《定海县志·渡》标明岱山的渡称作“泗洲堂渡”：“该渡设渡船三只，……自岱及定到宁而止，自宁及定到岱而止……”光绪的《定海厅志》也如此称呼。《岱山镇志》记载则更为详尽：

“泗洲堂渡船，在东沙角山嘴头，往来定城(定海)宁郡(宁波)等处。康熙时知县缪燧详请设立，今废久矣。”

泗洲堂渡已然成为东亚乃至东南亚海上航运的交汇点，一个远近闻名的海上商贸驿站。

在西沙角，我们碰到一位朱姓的老伯，他正在伺弄庄稼。问起泗洲堂渡之事，他说西沙角过去与东沙角一样，很热闹，也是个渔港。他指了指脚下，说船就泊在这里。我问老伯附近有没有叫一个叫“普明院”的寺院，他说在原东沙县政府旁边，好像有这样一座庙。我们听了大喜，赶紧赶到那里，那儿确实有庙，但不叫普明院，而是“圆明禅院”，而且周边的人说，这座庙也是几十年前才建的。

圆明禅院的对面即是宫后山，山岗上裸石壁立，荆棘遍地。我们攀援而上，在荆棘中穿行，连衣服都被划破，手臂受刺。好不容易登上山顶，仔细寻找，却是寥寥，荒烟蔓草，四下里并无寺院之痕迹。我寻思道，若是这里立有一座古寺，即使是废弃的寺院，岂不是更像成寻日记中所述录的“普明院”，可人们的记忆里已没有关于寺院耸立的片言，古泗洲堂也好，泗洲堂渡也好，都失落在历史的旮旯里，阉割在海禁的“皇帝诏曰”里。而其实，东亚文明交流早在二千年前徐福东渡时就已开始，至唐宋时期进入一个高峰，佛教、陶瓷、茶叶、丝绸，西太平洋的潮流顺风顺水，一路波浪盛开，使得建筑、起居、饮食、文字等大唐气象至今还在韩国、日本留下深深的印痕，而支撑这一历史景象的，就是这条渐趋紧密的海上丝路。蓬莱岱山，这个位处长江出海口、面向太平洋的岛屿，正是东亚文明交流中一条时空渐进的迷人航路。

此刻，站在宫后山岗，我的眼前映现出这样的一幕：在潮涌风起的东海上，成寻所渡的那条中国商船正劈风斩浪，扬帆直挂，远远地，还传来海浪撞击船头的訇然声响。

4

半个月后，一个日本学者，一个中国学者，三两个当地文史工作者，在岱山相会了，为着一个名叫古泗洲堂的遗迹。从东沙到岱东，从宫后山到泗洲岗墩，最后在岱东的一个山坳，一个杂树和荒草蔓延的角落，与一个荒废的石屋、一块断裂的石碑相遇了，那石碑上隐约有“泗洲堂渡”的字迹。有人说，这就是废弃了千百年的泗洲堂渡。

这简直是一种奇遇。那里，大海早已经萎缩，听不见潮声，也看不见海风，连潮汐也变为滩涂，生成荒地，只有遗弃的瓦屋泥房在山麓下生长。但那一刻，在这个山坡上，在这个荆棘丛中，在倾杞的石墙里，似乎仍留着千百年间岁月风化的印记。大家的心花顿时绽放开来。如果有一天古泗洲堂被人重视，或者有一个远见者，有担当者，将此地重心发掘，赋予古泗洲堂以意义，以远见，以保护和整修，那么这个石屋不会被新的荒草与砾石所掩埋，古泗洲堂的故事还将在这里生长。

我将相机镜头对准石屋、石碑。这石屋、这石碑都佐证着泗洲堂渡曾经的海潮惊涛、曾经的贩夫走卒，但人们遗忘了家园的这段历史，即使看到了也不屑于它所蕴含的价值与韶光。人们看不到自己的过往，自然也看不见来时的路。海洋文明这个为“二十四史”所遗忘的词，现在仍为人们选择了某种慎重的遗忘。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做些什么。也许，这世界在一点一点变坏，但我们所要做的，还是要让整个世界一点点变好。《妙法莲花经》云，这世界都是“一云所雨”，“一雨所润”，泗洲堂渡的意义就在于交流，在于包容，这一如海上丝路的明天与祈望。今天我们寻访泗洲堂渡，不在于当下的某个情结与现状，也无关乎最终是在岱东还是外司基，是在东沙角还是在江窑湖，而是着力于一种方向、一种理想，找到一个连接历史、当下和未来的纽带。

离开东沙之时，太阳已经升入当空，大地一片沉醉、朗照，远处，岱衢洋上浪涌波阔，船帆点点，鸥鹭翔回，洇染着一幅新的“争渡，争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