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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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我的故乡在关中的奉天县，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地少人多，交通不便，村子以农业为主，贫穷落后。村里的人们常年四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虽然勤劳但都没有致富。我出生时母亲正准备点炕，拿炕把捅完柴拄着炕把想要起身，炕把突然断了，母亲甩倒在地，我便在地上出生了，我的小名就叫“炕把”。
我的童年就在村里度过，虽然贫穷，倒也快乐。那个时候的村庄，现在想起来特别美好，比现在的旅游景点强多了。春夏秋三季都有花看，冬天就显得单调，只有雪花，雪一停我们这些童子军就活跃起来，“打雪仗”“扣雀儿”“滑雪”……用热尿在雪地上画圈圈，学大人在积雪上写写画画，虽然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写的、画的是什么，但这享受、这陶醉和大人们一模一样。村子里角角落落田间地头沟沟坎坎被我跑了个遍，好多地方被我撒过尿，像狗一样下次路过时还能清楚准确地认出上次撒尿的地方，能分清尿的主人。那个时候的我好像不知道累，整天蹦蹦跳跳，东家进西家出，追着旋风跑，丢“胡基蛋”惹狗叫……
童年最喜欢听大人讲故事，和我一起玩的小伙伴们故事量有限，讲的又干巴巴地没有色彩，一反问他们就卡壳，我不屑于听他们讲，常常往大人们扎堆的地方钻，村头有个大槐树，那里是村里人的“信息”交换地，只要有人聚集，总能听到新鲜的事情。我穿着开裆裤，坐在地上，身体的一个外露“零件”便与大地亲密接触。大人们讲到高兴处兴高采烈我也跟着笑，大人唏嘘时我也装模做样一脸严肃，大人们斗嘴时我就费脑筋了，要从他们的表情来分析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谁对谁错，结果把自己搞得云里雾里没个所以然来，在一次次的故事分享中我学会了给别的小伙伴们讲故事，也学会了吹牛。
家里养了头小牛，我便有了自己的“工作”——给牛割草，村里有好几家养牛的，割草的孩子们大都结伴而行，我和小龙家近，我俩割草同来同往。有一天下午我俩在沟边割草时，一条小蛇吓到了小龙，他扯下一根树枝追着蛇打，他一边打一边骂，直到蛇被他打死方才作罢。他打蛇时声音大并且让我吸了一口尘土，决定捉弄他一下，趁他不注意绕到蛇死的地方，用一节软草把死蛇绑到一棵蒿子秆上，然后喊他过来看，我告诉他刚才蛇没有被打死，蛇上吊了，这条蛇“顶”神着呢，晚上会来找你算账，弄不好会缠你一辈子的。小龙脸都吓白了，问我这咋弄，我说你得给蛇跪下，就说你不懂事，让蛇不要和你计较，或许蛇会饶了你，小龙照我说的做了，跪在地上非常虔诚。我说这样还不行你得把蛇叫“爷”，说完后我便站在了绑蛇的蒿子后边，小龙跪在地上对着蛇喊爷，我在蒿子后得意地笑，这是我跟村里坏小伙广库学的。
1980年的时候，我六岁，父母要劳动，没人照顾我，担心我被别的小孩欺负，就商量着把我送到学校去读书，那个时候要八岁才能上学，父亲给我虚报两岁，带着我去报名。要通过简单的考试才能报上名，一个老师坐在板凳上，要报名的孩子站在老师面前接受口试，“一头牛几条腿？”“四个。”“两头牛几条腿？”接受考试的孩子吭住了，那个父亲就对孩子说“赶紧说，八条。”在一问一答中那个孩子通过了考试，轮到我的时候，老师就问父亲，“你家孩子够年龄了吗？”父亲说:“到了年龄了，我家孩子蒛，看着小。”老师就开始提问:“你家几口人？”“六口。”“都有谁？”“我大我妈我两个哥我姐和我。”“那你大你妈走亲戚去了，你家还剩几口人？”“剩四口。”“剩下的都有谁？”“我两个哥哥我姐和我。”“一只鸡几个腿？”“两个。”“三只鸡几个腿？”“六个。”“一头牛加上三只鸡几个腿？”我用手指头数了一下便说:“十个。”考试的老师就说:“不对，是九个。”我急了，大声说:“是十个，十个。”老师笑咪咪地对着父亲说:“你家娃精灵的很，倒不住，通过了，交三毛钱。”父亲拿出了揉的皱巴巴的残缺不全的十几张纸分币交给老师，我，便成了一个一年级的学生。
教我们的是一个刚从奉师毕业的新老师，新老师白白净净，一头卷发，他是来接他父亲班的，他的父亲在我们村小学教了很多年的书。第一天上课老师点名，点名前要我们被叫到名字要回答到，并且站起来。同学们大都按照老师的要求做了，也有腼腆的同学，被叫到名字扭扭捏捏地，有一个叫王杰的同学，老师叫到他的名字他很大声地回答到，他是个留级生，一年级已经读了四年了。老师说:“我听我爸说过你，我爸教了你四年，你是我爸的“老大难”。”同学们哄堂大笑，王杰也不在意，嘻皮笑脸的。
每天都要起来很早，脸都不洗就往学校赶，早读完了要上操，上完操休息一下再上两节课，放学回家洗脸吃饭，中午下午都要去学校，语文数学体育地轮换着，下午放学后还要帮家里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用手指头数着一二三四五地迎来了星期六，上半天学就放假，一个个就像放出笼的蚂蚱一样到处疯跑。
叫街
夏天的一个下午，村里人都窝在家里歇暑。外面传来“嘟，嘟，嘟”的声音，沉闷刺耳，村人们纷纷出来看热闹，那时候村人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门口一有动静，都想看稀奇，那怕是两只狗咬仗，也会有好多人围观，人们实在太无聊了。出了屋的人们看到槐树下座着一家三口，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男孩，那男孩看起来明显有病，对谁都呵呵笑，有口水挂在下巴上欲断不断，那男人拿着一条大概一米长的一根钢管，仰着头对着天空吹，女人蓬头垢面，头发好久都没有梳过，纠结在一起并挂着“麦糠”，一看就知道是在麦草垛旁睡过。感觉到人来的足够多了，男人停止了吹钢管，他看村人的时候，大家才发现那男人是个独眼。他对着人群喊“善人们，打发点，谁给我们吃饱，明年他家一定会丰收的”。人们只是看热闹，他的喊声没有起到实际效果，于是，那男人脱掉上衣，拿钢管在胸脯上抽打，一条暗红，印在了胸脯上，他又喊道“谁给我们吃饱一顿饭，他家娃保证能考上大学，以后能当大官”，说完拿钢管又要往胸脯上抽。人群里有人就喊“别打咧别打咧，这么大个村，让你们一家吃饱一顿还是能办到的”。有人就回家拿饭食给他们，从半个馍到一片锅盔，他们来者不拒，先给孩子吃，那男孩把馍抓到手就狼吞虎咽起来，像是饿了几天一样。春喜他妈是村里出了名的善人，锅灶活又硬实，她看了一眼这家人就回家去了，做了一锅“洋柿子鸡蛋汤面”，一手端着一碗，给这一家人送了过来。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饭“待客”时才能吃到，叫街的夫妇二人受宠若惊，嘴里高喊着“善人，大善人”，双手作完揖才敢接碗。春喜妈眼里就有了泪水，让他们趁热吃，那个吃字像是只说了一半。村人们都夸赞春喜妈，春喜妈成了焦点。两碗面，“叫街”的夫妇吃一碗，你一口我一口地轮着吃，那个男孩吃一碗，大概是“洋柿子”汤太酸吧，也许是吃的过饱吧，那男孩头晃了一下，嘴里喷出一股没有嚼烂的面条，碗也甩在地上打碎了，人群里谁说了一句“这真是吃了舍饭打了碗”。“叫街”的夫妇放下面碗，男人恼怒地盯着孩子，女人用手拍着孩子的背，眼里有泪水流出。陆续有人给他们送来馒头和锅盔，方便他们带在路上吃，那个女人用随身携带的蛇皮袋装着食物，把剩下的那半碗面也倒进了蛇皮袋，面条和馒头锅盔混在一起装，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吃法啊？
善人
有一年腊八节的早上，一阵锣声把我从屋里吸引出来，村里来了个老头，穿着道袍，一脸岸然，一手提锣一手拿个锣槌在敲，走路有点跛，道袍上有明显的磨擦痕迹和没有拍打干净的墙土。见有妇女们出来，他便喊开了，诸位善男信女们，我是县城隍庙的居士，要去后村的庙会讲经，在路上把脚崴了，现在又饿又饥又冷，谁家有剩饭剩菜给我拿点，好让我有力气赶路，我会记住你们的大恩大德的。有人给他端出了“腊八粥”，由于腊八那天村人吃饭都比较早，这时候粥有点坨，可能他吃的不顺畅吧，他又要让那人给他碗里加点开水，好能连吃带喝。吃完后他并不急着要走，给围观他的人讲起了经书，说的唾沫横飞，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群里有人认出了他，说有一年我看见你在某一个村被人追着打，是不是你？他头都不抬地说没有的事，你认错人了。人们从开始对他的崇拜，转而怀疑，脸上的表情从晴转阴。他感觉手有点冷，从褡裢里拿出一个棉“袖筒”，棉“袖筒”是水红色的，上面还绣有花，眼尖的小菜认出了这花是她绣的，是给村口百忍婆娘绣的，小菜把这事说给几个妇女后，妇女们便像看怪物一样看了老头一眼，便散去了。百忍婆娘好打扮，爱些花里胡哨的衣着，却又不会绣花，求小菜给她绣了一个棉“袖筒”，百忍婆娘爱显摆，摇着个大屁股在村里走来走去，百忍又长年不着家，不是去耍钱就是和人喝大酒。百忍邻居说他想起来了，早上百忍敲门，声音大时间长，并听到了有人跳墙的声音，人落地声混着一声“咝啊”声，现在想想，大概明白了一些了。人们陆续散去，老头也觉得没趣，一瘸一拐地往村外走。我想再听听他敲锣，跟在他后面走，都出村了，也没见他敲锣，他去的方向却是后村相反的方向，我想他可能要去赶一个更大的庙会吧，那里也许有他更多的道友，在那里他可能会得到安慰。也许他要再做一次“男盗”吧。
公牡丹
“公牡丹”是春喜的外号，春喜以前是我的榜样，他在乡初中上学，在我心里他是一个有文化有前途的人。学校离村远，他要住校，每个星期三下午他要回家背馍，我便在他回家必经之路附近玩耍，看到他就缠着他给我讲故事，多数时候他都能了却我的心愿，讲他在乡上见到的新鲜事，或者他读书的学校，或者他从同学那里听来的故事，有时他不愿意讲，我就猜测他可能没有故事讲了吧，也可能他心情不好吧，母亲心情不好时也不愿搭理我，没故事讲的时候，我就默默地跟着春喜回家，一直跟到他家门口，他都进屋了我还在他家大门口站着看。
春喜的父母都很能干，春喜他大勤快，会来事，在铜川煤矿找了个临时工干，他家是村里唯一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三样齐全的家庭。春喜他妈锅灶活硬实，又会做衣服，缝缝补补样样拿手，大多数人家都找过她帮忙，他们家在村里人缘很好。
种罢麦后，春喜他大又急急去了铜川煤矿，刚秋忙完，有的人还没有来，矿上的人还没有到齐。那天，春喜他大就要求下井，在井下干活补助高，他想多赚点钱，同时也想在矿上长期留下来，老天爷跟他开了个玩笑，春喜他大那天下井后就再也没有上来，听说连个骨头渣渣都没有找到。得到噩耗的春喜妈，去学校找到春喜，一路转车向铜川煤矿奔去。村里议论纷纷，我伸着耳朵，捕捉着春喜家的消息，村里有人叹息，有人明显在看笑话，看笑话的人里，有人得到过春喜妈的帮助。春喜和他妈回来的那天，下着小雨，我头顶一块塑料纸，在回村的路上迎接他们，地里的小麦已经出芽，那柔弱的嫩黄色的小麦芽，像极了现在的春喜，一点小小的压力，就能让他折腰。春喜和他妈浑身湿透，那哭过的双眼又红又肿，母子二人像大病了一场，看了让人想哭，我顶的那块塑料纸太小，不够三个人遮雨，干脆丢掉，淋着雨和他们母子二人回村。春喜家的门子人早已准备好了给春喜他大“过事”的事宜，一口棺材装着用谷草和泥巴做的假尸，埋在了南岸的坟地，春喜，就这样颓废了。
春喜不愿上学了，他大走后，他妈就病倒了，叔伯们劝过春喜，让春喜继续读书，家里有他们照顾，春喜只一句“我怕放学回来我妈也没了，我也就没法活了。”叔伯们就再也不敢劝了，只能顺其自然吧，在生活上能帮多少就帮多少。
等春喜妈好过来后，春喜和学校彻底断绝关系了，也许是看够了人情冷暖，春喜学坏了，他抽烟喝酒打架偷东西……以前那个听话和蔼的春喜，变成了人人讨厌的人了。村里已容不下他，干脆就出去混，附近的乡镇让他转遍了，南面有一个比较大的镇，南来北往形形色色的人很多，春喜就想在这个镇上混。
镇上有一个大型的国营工厂，里面的工人都很时髦，他们的衣着打扮言行举止就是镇上的风向标。春喜经常守在厂门口，看工人们进进出出，学他们说话仿他们头型偷看他们谈恋爱……眼里满是羡慕。晚上回来后，春喜满村子追着年轻人讲他在镇上的见闻，有时也会起争执，别人不相信时春喜就很激动，争的唾沫横飞手舞足蹈，把附近的狗都惹地“吠”了起来。第二天春喜依然去镇上晃荡，那时候流行一首《啊，牡丹》，镇上工厂的工人都在唱，春喜就跟着学，然而总是跑调，他偷了家里的钱，买个新收音机，买个黄挎包，那个黄挎包我印象很深，上面有七个红色的字“红军不怕远征难”。春喜每天吃过早饭，挎着他的黄挎包，里面装着收音机和馒头，一边走一边唱，向镇上而去，身后飘来“啊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啊 啊牡丹……”后面的词他记不住，用鼻音来代替，牡丹花多用来形容女人，春喜是男的，村里人就叫他“公牡丹”。
春喜整天在镇上混，流里流气，不像城里人，又不是本镇人，就有些其他混混看他不顺眼，找个茬把春喜打了一顿，挨了打的春喜不服气，他要赢回自己的面子，要不然以后还怎么在镇上混，再说了，就这样算了的话，如何面对江东父老（其实就是我们村里人）。他的挎包里就多了一样东西（他家切菜的菜刀），春喜在镇上找到了打他的混混，二话不说拿出刀就砍，一个混混被春喜砍中胳膊，血像淋醋一样往下流，其他混混见春喜咥实活，这家伙是个吃生米地，便分头逃跑，春喜提着带血的菜刀追了两条街，街上的人大多都对春喜面熟，就是不知道名字罢了。那天以后，春喜在镇上就成了名人，挨了打的混混给春喜送来了烟酒，成了春喜的跟班。春喜在镇上越混越有名，整天吃东家喝西家，比我们村长还牛，干脆就长住镇上不回家了，隔几天给他妈捎几块钱，秋夏两忙都不回来，自有人给他帮忙料理，他成了镇上最忙的人。春喜不回家了，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对春喜的消息，都得从别人嘴里听说。
春喜在镇上呼风唤雨说事了非，他俨然成了镇上的人物，在一次严打中，春喜进去了，镇上的生意人都去控告春喜，说春喜如何为非作歹敲诈勒索，春喜被判了无期。很多年以后，我见到了春喜，我问他，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会选择怎么样的生活？他深深的抽了口烟，面向右看着远处，如果能重新选择，我会好好读书，不会去混社会的。看来人不管什么出身，到了一定年龄，都后悔当年虚度了光阴，知识，是永远的财富。
“要吃”
在我们那一带，把叫花子称为“要吃”，他们背着个布袋，手拿一根棍子走街串巷，只要门没关就往里闯，站在院子里喊着“善人打发点”。他们不厌其烦地喊着，基本不会落空，一个馒头一片锅盔一把面粉，他们背着的口袋又贴着几个小口袋，把要来的食物分开装着，集赞多了就地找人卖掉，游山玩水地倒也快活，只是少了些尊严。
玉米出天花的时候，村里来了一个特别的“要吃”，这个人四十出头，他特别的地方是不同于其他“要吃”，他腰杆笔直，走路麻利，不拖泥带水，进了院子四处张望，还有一句没一句地问问村里的人员情况，特别爱打听年轻人的动向。在晚上的时候，村里狗蛋他们就被这个“要吃”带人给抓了，他是邻县的一个公安，带来的人在邻村守候着，只等狗蛋他们出村。
狗蛋他们是村里的祸害，偷鸡摸狗连哄带骗，最近几个月他们突然安静了，村里少了他们的身影，安全了许多。他们几个这几个月神神秘秘昼伏夜出，村里人懒得搭理他们，只要不祸害村里他们爱干啥干啥。
狗蛋他们几个有一次在邻镇赶集，碰到一个“高人”，这个“高人”一看狗蛋他们几个就是游手好闲之辈，问他们几个想不想赚大钱，狗蛋他们几个当然愿意，于是一拍即合，干起了盗墓的营生。那一段时间，听说狗蛋他们正天好吃好喝，抽的烟从“宝成”直接升级到“金丝猴”，喝的酒从散装换成瓶装的西凤，戴手表穿皮鞋，还有文明眼镜……他们趁着黑夜，用玉米地作掩护，在邻县的地里挖了一个又一个坑，挖出了很多文物，其中竟有国家保护的文物。
他们的分工是，狗蛋他们负责盗挖和藏匿文物，“高人”负责看地穴和销赃，地上挖的坑多了，就有人感觉不对，报了案，邻县的公安化装成文物贩子和“高人”交易，“高人”的失误，让狗蛋他们几个进了监狱。公安在狗蛋他们几个家里搜出了一大“东风车”文物，狗蛋他们被绳之以法，狗蛋他妈逢人就说他家狗蛋是好娃，狗蛋被别人骗了……她一直这么说着，直到狗蛋都出狱了，她还是这么说，并且一字不差，狗蛋他妈疯了。
后来，村里人为了生计，或远或近的去打工了，我去了很远的广东，对于村里的人和事，大都是听别人说的，生我养我的村庄，变成了故乡。有时候，我在梦里会叫一声“春喜哥……”或着会梦见村里的人和事，梦里的一切，在模糊与清晰中交替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