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哥叫冯佩群,当年来自天津的老知青,将近50年前,我与他结缘。
其实冯哥插队时在我们邻村,相距约8华里。这样的距离对当时才15岁的我来说,是不应当与他相识的,就因为供销社在我们村,每年都在村头收红枣、熏红枣、收辣椒,每年秋天约几个月时间。这种劳动强度小,每天还能挣1.2元工资的差事,在当时农村劳动强度大,工值仅几毛钱的情况下,能干上这活儿,也是很大的体面。
有那么几年的秋天,冯哥和他姐姐冯艳群还有另外几名知青,就从邻村过来,当几个月的临时工。或许,这也是村干部对他们的一种照顾。我与冯哥就相识于这样的场合。
冯哥大我4、5岁的样子,个头儿不是太高,长了一幅典型的国字脸,面相上就带着腼腆、憨厚与诚实。
冯哥是我们的组长,我的年龄最小,他对我格外照顾,抬大框、扛大包、装车一类的苦活他总不让我做。他做起来却极其利索,秋后晒辣椒时,他用小铁杈翻动辣椒“嚓、嚓、嚓”,从不停顿,一会儿就是一行,很让领导赏识。
我家就在村子里,离场区不是太远。晚上不用加班时,他就来我家,看一会儿“文革”期间禁锢的书和以前的《人民文学》,再聊会天儿,一个人再回到场区。
我家的自留地也在村头,离我们上班的地方也就百米左右。那时播种小麦,先进的农机具十分鲜见,生产队的牲口也指望不上,半亩多的地只能靠人工用铁锨翻起来。八月十五前,明月悬空,风清气爽,冯哥与我从家里把农家肥拉到地里,第二天晚上我们再把地翻起来。一连几年,冯哥年年来当临时工,都是这样帮我的。
因为冯哥是邻村的,晚上只能住席子搭建的工棚,一日三餐在伙房就餐,每次遇到伙房改善生活,他总是多要一份,也让我改善一下。那天下午伙房杀了只羊,晚上要吃羊肉大包子,我怕冯哥再破费,便悄悄回了家,谁知他居然把5个热腾腾的大包子直接送到我家。
后来知青返城时,冯哥被分配到邯郸铁路局,在邯郸火车站工作。
冯哥刚分配到邯郸的那年秋天,还专门到我家来看我。那时不是柏油路,也不通公交车,冯哥是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一辆自行车,完成了30多华里的奔波。只是我那时也不懂什么人际交往,再说当时也没有什么好款待,只是让他在家吃了一顿便饭。冯哥临走掏出一张照片:“给,兄弟留个纪念吧!”是那种花纹相纸的虚光照片,在当时那也是比较高档的照片儿了。
1984年,我已经到了县委宣传部工作,冯哥捎信儿让我在县劳动局办了一个接续工龄的证明,手续办好后,我与另一个同事坐公交车给他送到邯郸,满指望能见他一面,叙叙旧。他的同事却说他在班上巡道,要见到他怕是要等到很晚,我们才悻悻而回。当时还希望与冯哥后会有期呢,谁知道这个后会的日子那么遥远,居然就遥遥无期了。
转眼过去了多少年,一直也没有见到冯哥。直到2012年的春天,我才与当年在我们村插队的那些知青联系上,可尽管都是天津的知青,毕竟没在一个村插队,天津的地盘那么大,他们也不在一个区,离开农村后,也知之极少。可从他们嘴里还是听到了一个不太确定的消息说,好像你的冯哥已经走了。我一脸的惊讶,怎么可能?冯哥还很年轻呢,我一点也不能相信。
2017年秋天,我终于联系到了与冯哥同在一村的一个知青大姐,她也沉痛地说,是真的,你的冯哥已经走了,因为他的不治之症。这真是让人不能接受的消息,我根本没想到他那次到我家看我,给我留下照片,居然是最后的诀别。
好长时间了,我一直在责备自己,责备自己的大意和冷酷,几十公里的距离我一次也没去他工作的单位看过他。也抱怨天不佑人,让这么好的一个朋友英年早逝。
我好怀念我的冯哥,刚刚知道他的下落,却是冥永两隔,走的那么遥远。他在另一个世界能知道在他待过的地方还有人在怀念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