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道里的那些人儿

村庄的过道就是城里的胡同。

村庄有街道就有过道，哪个村儿也一样。

农村的过道虽小，却也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人。“一麦一缝，一人一性”，说的就是这个理儿。也就是说：“是麦粒儿都有一条缝儿，是人儿都有自己的性儿。”仔细想想，也确实是这回事儿。我在的那个过道人不多，性情良善的，品行刁蛮的；精于算计的，稀里糊涂的；嘻嘻哈哈的，沉沉闷闷的；靠土里刨食儿拾柴捞火的，凭头脑活泛抓挠个仨瓜俩枣儿的，都有。一个过道就是一个社会，就有述说不完的故事。

农村的过道极少有官方命名的，人们便依照聚居的人家什么姓氏占主流，就派生出了“路家过道”、“孙家过道”、“马家过道”和“李家过道”。有生产队时还有“三队过道”、“五队过道”。有历史传说和典故的或地理特征明显的，便又有了“XX过道”。

小时候我生活过的那个过道，几乎是一户一姓，所以叫“三队过道”。这个过道南北也就200多米，但其中的人和事儿，却让我一生也不能忘。

我回农村居住时才10多岁，住在过道的正中间儿。南边有四五户，北边也有四五户，成天出门就见面儿，干活在一块儿，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便走进了我的记忆深处。

住在过道最北端路东的是一个姓田的老人，个头很高大，年轻时一定很威猛。我记得他当时大约80多岁了，上嘴唇一字胡很白，头发也白，连眉毛也是白的。他说话很少，一说话就很急促，不仔细听听不清他说了什么，好像怕别人抢了他的话头儿。他总是骑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永年那一带农村做生意，一年四季也极少见他回来。其实说他是做生意，就是贩卖些针头钱脑儿、糖稀、糖蛋儿的小商品。邻居们都赞叹，这年纪了还有这身子骨，“真不懹”嘞。那个年代每天能挣个块二八毛就是很大的本事了，在家劳动一天才挣一毛钱。在剪除“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的年代，他却不用下地、还免受冲击，在很多人的眼里，他简直是最大的“光棍儿”。

他的南邻是姓李的村党支部书记，也比较高大、很结实。一个个夏天也不见他披件衣服，灿烂的阳光把他的皮肤晒的黑红、黑红。他盯着你时，总是眯着眼，却很有神，走路不紧不慢，给人一种威严感。他当了20多年村干部，一直游走于党支部书记、副支部书记的位置上。这些干部经历让他讲话时很有当时那些干部的特点，不管说什么事儿，都带着“这个嘞话……这个嘞话……”我后来当生产队长时，他很自然地成为我们队的“包队干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搭过伙计哩。只是那个时候都很廉政，不像当下的某些干部，当官就是为了有特权“喝酒坐中间儿，庄基在路边儿，说话就当家儿，处处能沾光儿”。但他从未沾过集体的一点光，我也从未给他送过一斤粮食。那时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邻居们见过世面的极少，很多妇女一生也走不出三门四户。在村民眼里，当然也包括我，支书就是最大的干部了。村支书的一句话、一个表情，甚至一个眼神儿就决定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或者影响了一个家庭在那个阶段的幸福指数。

支书的对门儿是一个在当时很富足的人家，因为那家的主人在邯郸上班，挣着工资，是“旱涝保收”的差事。用邻居的话说“趿拉着鞋片儿就把钱挣了”，在那个年代是让很多人羡慕不已的。因为他家有“活钱儿”，盖得那房屋在那个过道、乃至整个村都是一流。堂屋和东屋都是“青砖白灰，真砖到顶”的四面皮儿，也就是外墙是砖，内墙是土坯的那种房，典型的冬暖夏凉。他家用的家具在当时也很上档次，他儿子第一次定亲时有了“驳栏儿”，女方家的母亲登门说合、连带相看庄基，一看东屋“并膀儿”放了两张八仙桌，羡慕至极，连说：“俺这闺女没有福气啊。”那个挣工资的人，到底是在江湖行走的人，衣着打扮、说话举止明显与农村人就不一样。我们常说的“后晌、皇深、过了明儿”，到他嘴里就成了“下午、晚上、后天”。用完后我们说“不使了”，他却说“用完了？”其发音、声调儿明显地带有市里人说话的腔调儿。

再往南的那位邻居长得很清瘦、顺溜，60大几的人了，不驼背、不弯腰，走路挺脖仰脸，脚是外八字，很轻快，从没见他四平八稳地走过路，总是像风一样从你身边就过去了。他的勤快、吃苦、劳作称得上是“金牌农民”，风里、雨里、泥里、水里，从不停歇，一年到头都在拾柴捞火，辛勤积攒。他常说“盘子外头没有菜”，意思是不要奢望沾集体的光、沾别人的光。他家有棵枣树，那树“圪杈上”总“搭搭连连”挂着一些铁丝、绳头儿，有的是他在路上捡回来的，有的则是做别的什么剩下的，一点点的东西在他眼里都有用。他当过生产队的饲养员，牲口吃剩下的碎秸秆换别人都扔了，他要背回家当柴禾烧。全凭着自己的早出晚归，才过得相对殷实一些，是那个年代中国农民的真实缩影。

他家的南邻居也姓李，是这个过道的第二个李姓，只是与路东那姓李的支书却不是当家儿。这一家人的肤色很黑，是那种天然的黑，那种黑肤色是我在别处没看到过的。不过这不影响这一家人的勤劳，这家的老人在“文革”前一直是生产队的队长，以传统的种植方式引领着这个生产队的人向贫困告别，却一直没能走出贫困。他家都是壮劳力，特别是那个老大，有力气、肯投入，干活从不偷懒，他在生产队干活一个能顶仨，是我们队典型的壮劳力、主劳力，赶车、送粪、犁地、耙地、脱坯、打墙这些吃力、受苦，起早搭晚的活儿，都是他。他家虽都是壮劳力，但贫困的绳索总缠绕着他家，以至于粮食老断顿儿。我当生产队长时还曾偷偷照顾过他家30斤玉米，一家人对我好感动。正因为他家太穷，这家的老二在结婚后又走向了部队，在遥远的戈壁滩奉献了4年青春。

与这家“错磨扇儿”的路东，是我的一个亲戚，肤色同样很黑，但脾气、性格与肤色更黑的那家正好相反。他不喜欢干活，不想吃高粱、玉米他认为不好吃的食物。那时对很多人家来说，能填饱肚子就是很不错的事了，他却说吃玉米面饼子“咬腮帮”，总要想法来点烧饼、油条他自己享用。一年年寅吃卯粮，入不敷出，他还不管不顾。他个头不高，还有点驼背，头向右边歪歪着，走路脚后跟抬不起来，却还很急促。用农村的话说就是“小枪连的步”，也就是戏曲舞台上，在锣鼓点的催促下走出的那“小碎步”。夜晚在街头乘凉，即便是“阴天月黑头”，但离很远就知道是他过来了。我回村那年，正是“文革”的高峰，几乎每天都有大游行、喊口号、批斗人的事儿。只要一游行，他总是穿了黑粗布的“延腰裤”，头上箍一条早已看不出颜色的毛巾，肩扛一个铁制的“三眼枪”，很神气地站在队伍的最前列。走一段路，他便停下来，用烟头一点“三眼枪”，右腿弓、左腿蹬，右手攥住“三眼枪”，左手用烟头儿一点，上身往后一撤，一扭头，那“三眼枪”“嗵、嗵、嗵”响过，他脸上便是一种万分得意的神情，又扭动着身子往前走去。至于他家的生活如何打理，好像都没放在心上。对6个孩子的大小事儿他管也不管，婚姻都是很艰难。俩儿当了倒插门，一个儿是“三角拐（换亲）”，这两种婚姻形式，都是最无奈的选择。

这家的对门是窦氏家族，人也不是太多，在这个过道却是大户人家。这个“窦”不好写，也不知道是窦氏子女怕麻烦，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后来就简化成了“豆”，现在都成了这个“豆”。印象最深的是这家有位老人，一直留着清代的小辫子，辫子不粗也不长，因是黑白相间已呈浅灰色，那是我一生在生活中见过的最真实的、清代特色的辫子。近年虽有些男士也留了辫子，却不是清代的那种风格与样式。解放这么多年了，全村没有一个留辫子的，他的辫子就是不剪，十年“文革”“批四旧”时，据说有人想拿他开刀破“四旧”，被家长一顿呵斥：“好狗还不咬四邻哩，你出啥相哩？”以后再也没人打他的主意。我从未见他说过一句话，走路也不抬头，谁都不看，嘴里总是“呸、呸、呸”，也不是针对某一个人。他那么让人畏惧、惊恐，却也有善良的一面。儿时的我们，夜晚曾结伴到地里偷西瓜，刚摘了一个，猛抬头，他拿着铁杈已走到我们面前。还好，他没有让那铁杈飞出去，否则，飞到哪个人身上也是不死即残。一看这场面，我们一哄而散，他也没有撵我们，嘴里还是“呸、呸、呸”。这一次，怕是他真正发泄着心中的怨气。

再往南还有一户也姓窦，是这位留清代小辫儿的哥哥，他个头很高，约70多岁，红红的脸膛，眼睛不大，鼻子很阔，身子骨也很结实。他曾经是村里“花鼓戏“剧团的演员，说话很风趣、幽默，嗓音也好。传说他当年在一次演出时，在舞台上翻跟头，一直翻到舞台下面，让观众们开怀大笑。他的翻跟头我没见识过，倒是见到了他的唱功。“文革”期间，剧团解散了，但他的天赋和兴趣还在，那天在地里劳动，休息时，人们鼓动他来一段儿，他站起来，把旱烟袋往腰里一插，拍拍身上的土，也不推辞，便把他新编的一段真人真事儿唱了起来：“八月十五，那个展晴天，李大挪拉花柴把牛牵。光知道牵牛省点劲儿，不知道跌伤牛腿还有事儿……”这个叫李大挪的，就是我前边提到的干活不偷懒的、很老实的那个邻居。他听到老人在编排自己，也不恼，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原来，那年八月十五，队里分花柴，也就是在地里直接把棉花按垄分到户，个人拔掉后拉回家，就是一冬天的烧柴。李大挪就是用生产队的牛往回拉棉花柴，谁知一不小心摔折了牛腿，这老人家才编出了这样的唱段。

这个过道还生活着一位老木匠，人称“掌尺嘞”，大人孩子、辈儿大的、辈儿小的，都这么称呼他。说是老木匠，其实他才40多岁，胸肌和双臂肌肉很发达，一夏天也不见他穿过上衣，总是一条延腰的短裤，腰带也不用，裤腰往下一挽就替代了腰带。他性格极其开朗，生活压力那么大，也没看到他发过愁，总是咧着缺齿漏牙的嘴笑得很开心。他按一女一男的间隔，生育了6个子女，这种生育方式在农村叫“花胎”，所以人们说“‘掌尺嘞’能耐真大，生嘞孩的有‘摔盆儿’嘞，有‘拧鼻儿’嘞”。农村风俗，“摔盆儿”嘞是男孩的代称，老人去世后长子摔盆。女孩儿哭得痛，鼻涕一把泪一把，就叫“拧鼻儿”嘞。“掌尺嘞”是这个过道的开心果，他特爱和别人开玩笑，别人也饶不了他，总拿他开涮。夏天的晚上在街头聊天，有他在就像捅了喜鹊窝，整个过道就吵翻了天。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你一蹶尾巴还不知道你屙几个驴粪蛋儿？”“我擦擦㞘的也比你肚哩屎多。”意思是有“先见之明”，“我走嘞桥比你走嘞路多，我吃嘞盐比你吃嘞饭多”。可惜，这么开朗的一个人，劳作大半生，却还没到晚年呢，就得了脑血管病，走路歪歪邪邪，涎水滴滴拉拉。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连话也说不得了。

一恍，这么多年就过去了，岁月匆匆，时光如水，把过道里的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儿都带到了另一个世界。有时我在想，这一代一代的人，就像玉米穗上的包衣，剥了一层又一层，眼看就轮到我们这一层了。随着渐渐地老去，更怀念当年的那些个人、那些个事儿，总想再到那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回味一下当年的情形，可就算真的再故地重游，儿时的那一幕幕再也不能重现了，好遗憾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