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林舅

玉林舅

陈剑

玉林舅不是我的亲舅，他与我外祖父不一姓，也不沾亲带故。但农村的风俗，外甥在姥姥门儿上没有辈儿，见面不是姥姥就是舅，没办法，我只得叫他舅。

20多年了，心底总被一种无法排遣的情丝和牵念缠绕着，想把那种情感幻化成文字，以纪念他的溘然长逝。可以说，此念一直未断，几乎天天如此。

玉林舅姓路，我年幼时常回姥姥家居住，来去匆匆很短暂，但因为我年幼，对他没什么印象。直到40多年前，我成了回乡知青，他是村党支部书记，我们才真正结识、相处、结缘。他对我的良苦用心，为我的付出，如同一位慈祥的长辈，让我一生也不能忘怀。

我以知青身份来到这个小村插队时，是1974年春暖花开的季节。村头的杨树拍着巴掌，“哗啦、哗啦”地响，柳枝吐出了嫩芽，在风中摇摆，小草带着鲜嫩，麦苗吐着青翠，一地盎然，满眼葱茏。我的心情也如同春天的阳光一样灿烂，因为我是回外祖父这个村插队，心底有一种亲近感，吃住无忧，别无它虑。

那天午饭后，我去找玉林舅报到，他坐在院里的小板凳儿上，两手在膝盖上耷拉着，小饭桌上一个大海碗，里面的水有些浅浅的黄，随着热气的飘散，还有一股淡淡的熬锅水的味道。他眯缝着笑眼看看我，瞥了一眼我带去的介绍信，哈哈一笑：“外甥的，好好干吧，这个村亏待不了你。”

年龄的差距和生分，曾让我有一种惴惴不安，当即被他的亲切话语所取代。但我幼稚的心灵被感化，敬畏的心田被滋润，则来自于日后的接触。

20多年的村干部生涯，铸就了他侠骨柔肠兼备，粗犷精细并存，严酷慈祥共在。对外来的这些知青，他更是响鼓重锤，严管厚爱。在我之前，已有十位天津知青，他在餐饮生活上、订阅报刊上、生产劳动方面都尽可能地提供了方便。但是，我来的最晚，却后来居上。我到村才一个多月，他就让我担任了民兵连的小干部。

特别是我入党时的意外插曲，几乎让我的梦想破灭，又是他力排众议，上下游走，彰显了他的无私和坦荡。

那是1976年的清明节期间，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一直到过后的一些日子，全国形势都异常严峻。弥漫于空气中的火药味儿，好像一个火星儿的闪动就能燃爆。那年的5月12日晚上，我在村办公室无意教授看枪的小伙子打枪，并带他到村办公室门前，告诉他如何拉栓、装弹、上膛、击发。边示范、边讲述，一声枪响，弹头飞进院子很硬的泥土里，成了红枣大的薄片儿。

完事儿回屋，告诉他三点一线的基本瞄准常识。我看他学会打枪了，就回去睡觉。谁知他随后提着枪来到公社院墙南侧的麦场上，冲天又放了一枪。夜幕下，清脆的枪声传的好远好远。偏偏那天晚上县武装部的一位部长下村检查战备，就住在公社，离他打枪的地儿也就十几米远。职业和形势的敏感让部长不敢懈怠，连夜叫起来公社党委书记、武装部长要追查为什么这时有人打枪。

在特定的时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然不能等闲视之。顺线追查，我既是责任人，又是“教唆者”。党委书记冀好修对我们一顿严厉训斥。那时，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才几个月，正是等待审批期间。关键时期的一份检查，冲淡了我的喜悦。众多非议，让我感到入党无望。关键时，又是玉林舅据理力争，替我辩解，奔走于公社党委和党员之间，并揽下了全部责任。

就是那年的5月16日，我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一员。也就是我刚刚递交了书面检查的第三天，真是出乎我预料之外。事后我还听说，那年村里报了两个人，但只能批复一个，另一位是玉林舅当家的弟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个弟弟也是当后备干部培养的，但那个弟弟没被批准。

我心里明白，他对我，不是心血来潮后的庇护，不是出于某种杂念的袒护，而是发自内心的呵护。他是在有意插柳，他要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向社会，把我牵向成熟。

1976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没有一点月色，闷热难耐，天黑的像一口锅扣着，好像要下雨了吧。他让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屋里空气很沉闷，一如外面的天气。还有两位村干部也在场，只是都不说话。他拧着眉头，阴沉着脸，缓缓说到：“你这个队的队长又不干了，三天两头换队长，能有个好？”他似自言，又似问我。然后瞥我一眼：“你上吧！”我心里一惊：“我？我中？怕不行啊？”我知道，俺这个队，170多口人，是村里人口最多的生产队，人多姓杂，宗族互斗。从文革起，借用外队的人来当队长的、当会计的，有好几任。“老牛慢车疙瘩套，地薄苗弱产量低”，常年靠国家救济。我，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如何担此重任？！他眉头一扬：“咋不中？有胳膊有腿，好好干就中。刚入了党，就得干点事儿，我支持你。”

我那样的年纪，不知天高地厚水多深，不知江湖中的凶险，在他的鼓动下居然应承下来。

后来的实践证明，他说支持我，确实言下无虚。

1976年的伏天，我刚当上队长才一个月，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我们那个队的牲口棚，摇摇欲坠，坍塌在即。我在现场正苦无良策时，他闻讯赶到，把村办公室的钥匙扔给我：“快，把牲口牵到大队办公室去吧。”我又是一个吃惊：“以后开会什么的咋办？”他一吼：“火燎眉毛，先顾眼前。”当即和我，还有饲养员，把30多头牲口转移到大队办公室。黎明时，牲口棚变成一堆烂泥，但牲口都毫发无损。此事，他却记在了我的头上，大会小会必讲。

后来他又带我到西边沙河沟集体的树林里，选用盖牲口棚的木材。

他对我的一片匠心远不止这些。1976年10月份，全公社召开几千人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他推举我代表全公社年轻的一代在大会表态发言；后来又在全公社农业生产会议上让我介绍经验；还几次推荐我与公社书记一起到县里参加“三干会”，会后让我在全村群众大会上传达会议精神。

他是在利用一切机会锻炼我，向社会推介我。他的用意，我知道，别人也知道，一片匠心岂止两相知啊。

玉林舅有时严厉，可更多时他的随和、大度，也让人有亲近感。他走到哪里，都能与人打成一片，带来一片笑声。大人、小孩；前人、晚辈；上级、下属；生客、熟人；远亲、近邻。在他眼中都如挚友、似同事、像手足。即使初次共事，无需多虑，不用深谈，能接触一下那笑眯眯的双眸，就能从中捕捉到亲切，体验到平易。

过年时，很多生活活泛的家庭，都要弄两小菜儿，打壶散酒。说是小菜儿是真小，小碟子拳头一样大，一盘炸丸子、一盘炖的海带，再配上些花生米、咸豆之类。只是稍好一点的家庭才配上少许猪肝、猪肚儿，就是酒宴。总有人邀约，玉林舅就带了几个村干部，到邀请者的家里，也不客气。他不喝酒，看到哪个菜对自己口味，就端过来，吃上几口。同时还催促喜欢喝酒的人，抓紧喝几盅。随即走人，就是下一户。他的意思，干部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谁请村干部也别失望，干部到谁家也别待太久，意思一下就行了。

他的平易近人，让很多人都喜欢与他开玩笑。

一个风雪弥漫的冬夜，我和几个小青年在办公室值守枪库。天寒夜长，风雪弥漫，寂寞难耐，众人昏昏欲睡。夜半时分，房门开处，闪进一身影，是他。随之，众人来了精神。聊了一会儿，一青年教师打趣道：“玉林哥，你敢光脊梁到院里跑一圈儿？”

“你赌啥？”

“赌一块钱拉生儿。”

“我跑到村西头，敲响7队的钟。”7队，是第七生产队，在村子的最西边，来回约2公里。

“中、中、中”，众人一起起哄。

“请好吧”言毕，他上衣一抡，人即窜了出去。

两个小青年，紧随其后，说是护驾，实则监督。几分钟后，钟声穿破夜空，传入众人耳鼓。稍顷，他大口吐着哈气，跑了回来。众人则把巴掌拍得山响。

有热闹看，有花生吃，那晚好不快活。

……

他寄希望于众人，寄厚望于我，尤其在我身上付出了更多的情感和心血，让我年纪轻轻就入党、当干部，但我却辜负了他。

1977年，知青返城的大潮来临，我也深陷其中。“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远大理想不再成为我的追寻。我向他辞别时，他默默无语，眼神中透出的无奈和失望让我不敢面对。我第一次见他如此黯然伤神。但我的愧疚终究抵挡不住我的私欲，因而我不敢久留，唯有逃也似的匆匆离去。

40多年了，我无法抹去他那一瞬间的眼神，忘不了这位仁爱的长辈那一刹那的、没有说出口的挽留。尤其不能让我忘怀的是，对我的失望、抱怨、责怪，他只字未提，他自己一个人独自承受了。

岁月悠悠，时光无情，平淡的生活没能抹去对他的牵念，有关他的信息总在我的万般探询中传来。

1996年中秋节前夕，我回去看他。他已被糖尿病折磨了10年，人瘦了一圈儿，肉掉了一层，双目已不视物，活动已不自如。当年硬铮铮的汉子，已是老态龙钟，病体缠身。但他的听觉依然灵敏如初，我刚刚说了一句话，他即知道是我。叫着我的乳名，讲着当年的趣事。他还是那样的欣喜，那样的爽朗，那样的无所顾忌，时而开怀大笑，依然声震瓦屋。他老伴则动情地说：这是你来了，老长时候没见他这样了。我知道，我还在他的心里。

临了，他被人搀扶着，坚持送我上车，还是那眯缝带笑的眼，只是没有了当年的灵气。我说：“玉林舅，回吧，有时间我还回来看你。”他说：“好，好，我等你。”

没成想，自此一别，竟成永诀。

1998年的春天，他终于未能抵住病魔的侵蚀，与世长辞了。尽管他的去世，对久病在床的他未必就是一种痛苦，但他把痛苦留给了怀念他的人，也留给了我。

一个月后，我专程回到了在我一生中留下重要一页、让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我专程去凭吊他，在他长眠的地方，我的心情十分酸楚。干涸的小河边，孤坟独立，纸幡凋零，坟头的新土虽痕迹犹在，却已有稀稀落落的小草点缀期间，辨不清字迹的花圈早已被风蚀日晒的少颜无色。玉林舅：这就是你的归宿吗？

问草草无声，问花花无语，唯有清风吹过，坟头的花圈、纸幡发出哗哗的声音。玉林舅：我们约好了再相会的，我来了，你走了，你地下有知吗？此时，我就站在他的身边，只是，虽近在咫尺，却阴阳两界，相见无期，难道，这就是离别吗？

我默默无语，眼泪婆娑，默默祈祷：玉林舅，你走吧，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依然笑的那么灿烂，依然那么开心。在天堂，还似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