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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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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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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舅

玉林舅

陈剑

玉林舅不是我的亲舅,他与我外祖父不一姓,也不沾亲带故。但农村的风俗,外甥在姥姥门儿上没有辈儿,见面不是姥姥就是舅,没办法,我只得叫他舅。

20多年了,心底总被一种无法排遣的情丝和牵念缠绕着,想把那种情感幻化成文字,以纪念他的溘然长逝。可以说,此念一直未断,几乎天天如此。

玉林舅姓路,我年幼时常回姥姥家居住,来去匆匆很短暂,但因为我年幼,对他没什么印象。直到40多年前,我成了回乡知青,他是村党支部书记,我们才真正结识、相处、结缘。他对我的良苦用心,为我的付出,如同一位慈祥的长辈,让我一生也不能忘怀。

我以知青身份来到这个小村插队时,是1974年春暖花开的季节。村头的杨树拍着巴掌,“哗啦、哗啦”地响,柳枝吐出了嫩芽,在风中摇摆,小草带着鲜嫩,麦苗吐着青翠,一地盎然,满眼葱茏。我的心情也如同春天的阳光一样灿烂,因为我是回外祖父这个村插队,心底有一种亲近感,吃住无忧,别无它虑。

那天午饭后,我去找玉林舅报到,他坐在院里的小板凳儿上,两手在膝盖上耷拉着,小饭桌上一个大海碗,里面的水有些浅浅的黄,随着热气的飘散,还有一股淡淡的熬锅水的味道。他眯缝着笑眼看看我,瞥了一眼我带去的介绍信,哈哈一笑:“外甥的,好好干吧,这个村亏待不了你。”

年龄的差距和生分,曾让我有一种惴惴不安,当即被他的亲切话语所取代。但我幼稚的心灵被感化,敬畏的心田被滋润,则来自于日后的接触。

20多年的村干部生涯,铸就了他侠骨柔肠兼备,粗犷精细并存,严酷慈祥共在。对外来的这些知青,他更是响鼓重锤,严管厚爱。在我之前,已有十位天津知青,他在餐饮生活上、订阅报刊上、生产劳动方面都尽可能地提供了方便。但是,我来的最晚,却后来居上。我到村才一个多月,他就让我担任了民兵连的小干部。

特别是我入党时的意外插曲,几乎让我的梦想破灭,又是他力排众议,上下游走,彰显了他的无私和坦荡。

那是1976年的清明节期间,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一直到过后的一些日子,全国形势都异常严峻。弥漫于空气中的火药味儿,好像一个火星儿的闪动就能燃爆。那年的5月12日晚上,我在村办公室无意教授看枪的小伙子打枪,并带他到村办公室门前,告诉他如何拉栓、装弹、上膛、击发。边示范、边讲述,一声枪响,弹头飞进院子很硬的泥土里,成了红枣大的薄片儿。

完事儿回屋,告诉他三点一线的基本瞄准常识。我看他学会打枪了,就回去睡觉。谁知他随后提着枪来到公社院墙南侧的麦场上,冲天又放了一枪。夜幕下,清脆的枪声传的好远好远。偏偏那天晚上县武装部的一位部长下村检查战备,就住在公社,离他打枪的地儿也就十几米远。职业和形势的敏感让部长不敢懈怠,连夜叫起来公社党委书记、武装部长要追查为什么这时有人打枪。

在特定的时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然不能等闲视之。顺线追查,我既是责任人,又是“教唆者”。党委书记冀好修对我们一顿严厉训斥。那时,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才几个月,正是等待审批期间。关键时期的一份检查,冲淡了我的喜悦。众多非议,让我感到入党无望。关键时,又是玉林舅据理力争,替我辩解,奔走于公社党委和党员之间,并揽下了全部责任。

就是那年的5月16日,我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一员。也就是我刚刚递交了书面检查的第三天,真是出乎我预料之外。事后我还听说,那年村里报了两个人,但只能批复一个,另一位是玉林舅当家的弟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个弟弟也是当后备干部培养的,但那个弟弟没被批准。

我心里明白,他对我,不是心血来潮后的庇护,不是出于某种杂念的袒护,而是发自内心的呵护。他是在有意插柳,他要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向社会,把我牵向成熟。

1976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没有一点月色,闷热难耐,天黑的像一口锅扣着,好像要下雨了吧。他让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屋里空气很沉闷,一如外面的天气。还有两位村干部也在场,只是都不说话。他拧着眉头,阴沉着脸,缓缓说到:“你这个队的队长又不干了,三天两头换队长,能有个好?”他似自言,又似问我。然后瞥我一眼:“你上吧!”我心里一惊:“我?我中?怕不行啊?”我知道,俺这个队,170多口人,是村里人口最多的生产队,人多姓杂,宗族互斗。从文革起,借用外队的人来当队长的、当会计的,有好几任。“老牛慢车疙瘩套,地薄苗弱产量低”,常年靠国家救济。我,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如何担此重任?!他眉头一扬:“咋不中?有胳膊有腿,好好干就中。刚入了党,就得干点事儿,我支持你。”

我那样的年纪,不知天高地厚水多深,不知江湖中的凶险,在他的鼓动下居然应承下来。

后来的实践证明,他说支持我,确实言下无虚。

1976年的伏天,我刚当上队长才一个月,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我们那个队的牲口棚,摇摇欲坠,坍塌在即。我在现场正苦无良策时,他闻讯赶到,把村办公室的钥匙扔给我:“快,把牲口牵到大队办公室去吧。”我又是一个吃惊:“以后开会什么的咋办?”他一吼:“火燎眉毛,先顾眼前。”当即和我,还有饲养员,把30多头牲口转移到大队办公室。黎明时,牲口棚变成一堆烂泥,但牲口都毫发无损。此事,他却记在了我的头上,大会小会必讲。

后来他又带我到西边沙河沟集体的树林里,选用盖牲口棚的木材。

他对我的一片匠心远不止这些。1976年10月份,全公社召开几千人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他推举我代表全公社年轻的一代在大会表态发言;后来又在全公社农业生产会议上让我介绍经验;还几次推荐我与公社书记一起到县里参加“三干会”,会后让我在全村群众大会上传达会议精神。

他是在利用一切机会锻炼我,向社会推介我。他的用意,我知道,别人也知道,一片匠心岂止两相知啊。

玉林舅有时严厉,可更多时他的随和、大度,也让人有亲近感。他走到哪里,都能与人打成一片,带来一片笑声。大人、小孩;前人、晚辈;上级、下属;生客、熟人;远亲、近邻。在他眼中都如挚友、似同事、像手足。即使初次共事,无需多虑,不用深谈,能接触一下那笑眯眯的双眸,就能从中捕捉到亲切,体验到平易。

过年时,很多生活活泛的家庭,都要弄两小菜儿,打壶散酒。说是小菜儿是真小,小碟子拳头一样大,一盘炸丸子、一盘炖的海带,再配上些花生米、咸豆之类。只是稍好一点的家庭才配上少许猪肝、猪肚儿,就是酒宴。总有人邀约,玉林舅就带了几个村干部,到邀请者的家里,也不客气。他不喝酒,看到哪个菜对自己口味,就端过来,吃上几口。同时还催促喜欢喝酒的人,抓紧喝几盅。随即走人,就是下一户。他的意思,干部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谁请村干部也别失望,干部到谁家也别待太久,意思一下就行了。

他的平易近人,让很多人都喜欢与他开玩笑。

一个风雪弥漫的冬夜,我和几个小青年在办公室值守枪库。天寒夜长,风雪弥漫,寂寞难耐,众人昏昏欲睡。夜半时分,房门开处,闪进一身影,是他。随之,众人来了精神。聊了一会儿,一青年教师打趣道:“玉林哥,你敢光脊梁到院里跑一圈儿?”

“你赌啥?”

“赌一块钱拉生儿。”

“我跑到村西头,敲响7队的钟。”7队,是第七生产队,在村子的最西边,来回约2公里。

“中、中、中”,众人一起起哄。

“请好吧”言毕,他上衣一抡,人即窜了出去。

两个小青年,紧随其后,说是护驾,实则监督。几分钟后,钟声穿破夜空,传入众人耳鼓。稍顷,他大口吐着哈气,跑了回来。众人则把巴掌拍得山响。

有热闹看,有花生吃,那晚好不快活。

……

他寄希望于众人,寄厚望于我,尤其在我身上付出了更多的情感和心血,让我年纪轻轻就入党、当干部,但我却辜负了他。

1977年,知青返城的大潮来临,我也深陷其中。“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远大理想不再成为我的追寻。我向他辞别时,他默默无语,眼神中透出的无奈和失望让我不敢面对。我第一次见他如此黯然伤神。但我的愧疚终究抵挡不住我的私欲,因而我不敢久留,唯有逃也似的匆匆离去。

40多年了,我无法抹去他那一瞬间的眼神,忘不了这位仁爱的长辈那一刹那的、没有说出口的挽留。尤其不能让我忘怀的是,对我的失望、抱怨、责怪,他只字未提,他自己一个人独自承受了。

岁月悠悠,时光无情,平淡的生活没能抹去对他的牵念,有关他的信息总在我的万般探询中传来。

1996年中秋节前夕,我回去看他。他已被糖尿病折磨了10年,人瘦了一圈儿,肉掉了一层,双目已不视物,活动已不自如。当年硬铮铮的汉子,已是老态龙钟,病体缠身。但他的听觉依然灵敏如初,我刚刚说了一句话,他即知道是我。叫着我的乳名,讲着当年的趣事。他还是那样的欣喜,那样的爽朗,那样的无所顾忌,时而开怀大笑,依然声震瓦屋。他老伴则动情地说:这是你来了,老长时候没见他这样了。我知道,我还在他的心里。

临了,他被人搀扶着,坚持送我上车,还是那眯缝带笑的眼,只是没有了当年的灵气。我说:“玉林舅,回吧,有时间我还回来看你。”他说:“好,好,我等你。”

没成想,自此一别,竟成永诀。

1998年的春天,他终于未能抵住病魔的侵蚀,与世长辞了。尽管他的去世,对久病在床的他未必就是一种痛苦,但他把痛苦留给了怀念他的人,也留给了我。

一个月后,我专程回到了在我一生中留下重要一页、让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我专程去凭吊他,在他长眠的地方,我的心情十分酸楚。干涸的小河边,孤坟独立,纸幡凋零,坟头的新土虽痕迹犹在,却已有稀稀落落的小草点缀期间,辨不清字迹的花圈早已被风蚀日晒的少颜无色。玉林舅:这就是你的归宿吗?

问草草无声,问花花无语,唯有清风吹过,坟头的花圈、纸幡发出哗哗的声音。玉林舅:我们约好了再相会的,我来了,你走了,你地下有知吗?此时,我就站在他的身边,只是,虽近在咫尺,却阴阳两界,相见无期,难道,这就是离别吗?

我默默无语,眼泪婆娑,默默祈祷:玉林舅,你走吧,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依然笑的那么灿烂,依然那么开心。在天堂,还似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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