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医如命的父亲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当地一名赤脚医生。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已83岁高龄的他，仍在自家小药店忙得团团转。

    时光追溯到50多年前。自1962年初开始，20多岁的父亲拜师学艺10年。他的恩师叫肖光照，据说，当年很有名气，1972年去世，我很小，没记忆。父亲跟师主要学了草医草药、接骨拿损等医术。他虽然只读了四年私塾，但是通过多年的勤学苦钻，掌握了真才实学，具备一名乡村赤脚医生的基本要求。

    1966年8月1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在乐园公社推行。这个创始人就是家住杜家村的覃祥官，后来被誉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同年11月，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中南海。毛泽东阅后当即亲笔批示，称赞合作医疗“是医疗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解决了农村群众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困难”，“值得在全国推广”。那年，三十而立的父亲在生产队当卫生员，办土药房，大办合作医疗。他出诊看病时，遇到不懂的难题，经常跑到师傅那儿请教。按照合作医疗有关规定，生产队社员每人每年1元钱，吃药管一年，挂号费5角钱。同时，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为特点，村卫生室和村民小组土药房都开辟了药园，种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与此同时，村卫生室还号召群众上山采药，交药付钱或记工分。这样就会减少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减轻了农民负担，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深受人民群众拥护。

    1968年7月，父亲被调到大吉岭大队卫生室当医生，负责全大队医务工作。从此，他经常跟覃祥官当助手。那时，大队共9个生产队，9个卫生员，9个土药房。合作医疗的好处是：小伤小病不出队，大伤大病不出大队，疑难病转院治疗报销。父亲说，覃祥官鼓励我向白求恩同志学习，我下决心把大吉岭大队、生产队（后为村组）两级医疗搞好，为村民解除病痛。从1978年开始，家家有药源，户户有卫生员。3天一预防，7天服一次药，还有“一根针、一把草治好百病”的神奇说法。当年，全国有19个省市来我们大队土药房参观学习。听到父亲滔滔不绝的话语，仿佛回到了当年。

    父亲年轻时，还经常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手拿小锄头，肩背小背篓，和他师傅及同行们结伴而行，上山采药。他们每次都是早出晚归，午餐是随身携带的土豆、玉米饼等食物，有时没带吃的就饿一顿，直到晚上回家才有饭吃。他们主要采的是：三百棒、头顶一颗珠、女儿红根、见血飞等珍贵药材。有过采药经验的人都知道，越是珍贵药材，越是生长在地势险要处，或悬崖峭壁上，或密林峡谷里。为了采到心仪的药材，他们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就像蜘蛛侠般攀岩走壁，即便弄得遍体鳞伤也全然不顾。只要采到好药，他们都会高兴得大声喊叫。假若，拼尽全力也无法到达，心里会难过好几天。记得我懂事后问父亲，您采药时不怕吗？能不怕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话语中带着无奈。他冒险采药，节约的是药费，挽救的是生命，带来的是健康，就是再苦、再累也觉得值。想当年，父亲不知有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每每回想都不寒而栗。

    从前，父亲经常跟我唠叨，他学医除师傅外，还遇上了两个贵人，即曾任三峡大学教授的艾寿坤及夫人彭恢憬（曾任三峡大学仁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后为该院妇产科返聘专家）。他们于1977年同时下乡到乐园乡卫生院，从事西医外科和妇产科工作13年。期间，他们经常来我家玩，与父亲切磋医术，亲如一家，来不打米，去不分家。令父亲喜出望外的是，从艾教授夫妇身上免费学到了许多终生受用的医术。每当谈及此事，父亲总是洋溢着得意的笑脸。其实，我也知道，艾教授夫妇是我们家的恩人，他们不仅教过父亲医术，而且还帮衬我们家许多。艾教授们刚退休那几年，住在宜昌，还能常见面。后来，俩老去了远在北京儿子那里定居，但直到现在，两家人仍有联系。1987年3月，艾教授送给父亲的全家福，一直由我保存，这是全家人的念想。

    父亲从医几十年，从未忘记恩师，每到逢年过节，他都给先生上坟，从未间断。上坟的地方是一处1000多米凹凸不平的陡坡，每次到达，都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父亲坚定不移的感恩之举，是后辈们学习的榜样。只是，越往后我越担心他的安全，毕竟是八十多岁的年纪了。记得有几次我陪他，挺有意思的是，只要鞭炮一响立马就跑，因为声音惊动了父亲师傅家里人，会强行拉他去喝酒，几乎无一幸免。可见，父亲和他师傅及家人的感情很好，一直延续至今。小时候，我发现父亲每次喝酒前，都要用小指甲在杯中勾一下向外弹出，原以为是为了弄出杯中的脏东西，后来才明白，他是以这种方式先敬师傅。一个小小的细节，足以窥见父亲的细腻和孝道。

    父亲是1977年入党的老党员，工作中曾受到过8次奖励。他说，当年虽说仅交2元、5元不等的党费，但是体现着党性觉悟和党员意识。每次开会，他都跑得快，我经常夸他表现好。自我记事起，父亲一直是个大忙人。一年四季，他一心扑在行医上，好像其他的事都与他无关，家务事和田里活等，母亲从不指望他。我感觉父亲对从医有着天然的感情，是他一生的挚爱。他责任心强，把工作当成事业在做。虽然没有惊人的成就，但是他投入毕生心血，只为做好一件事，只要能为乡亲们看好病，即使再苦再累，他也无怨无悔。父亲从医50多年，一年365天，几乎天天起早贪黑，与病人和药房打交道。他经常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东西南北连抽转，不知疲倦地日夜忙碌着。有时候，不是通宵达旦不回家，就是半夜敲门去看病。一天到晚，与家人难得一见。这种情形，直到他年纪越来越大，实在力不从心了，才有所“收敛”。有时，我好奇地问父亲，您当了一辈子医生，究竟给多少人看过病、救过命？他总是笑而不答。因为他根本答不上来，其实也毋须回答。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合作医疗制度因“一刀切”而陷入低谷，可父亲仍义无反顾、不图回报地奔忙在医疗第一线，治好了乡亲们的疑难杂症，硬是把不少病人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那年月，父亲曾跟一位远在黑龙江省工作，慕名而来的覃侦祥患者，治好了缠绕他多年的风湿病。临走时，他特意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贴在父亲所在的卫生室门外。回到家，他又跟父亲寄来一双黄色翻毛大头皮鞋，这在当年是很贵重的礼物。我曾笑父亲受贿，他笑道“留作纪念吧”！几十公里外的渔峡口镇的一位眼病患者求医多年，后来也是父亲治好的。父亲还治好了响潭园村一名叫赖付庭的多年精神病患者。当时，他为了感谢父亲，又苦于无以为报，便跪地拜寄父亲为干爹，不知所措而又哭笑不得的父亲只好默认。像这类事例，不胜枚举。这也是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为何干儿子多的原因所在。

    父亲一生从医，跑遍了土家的山山水水，奔走于蜿蜒崎岖的乡村小路，只要有人烟的地方，都曾有过他的脚印，聆听过大地的心跳。几十年前，在方圆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土家山寨，有两个人物家喻户晓，一个是覃祥官，另一个就是我父亲。早在七、八十年代，户外墙上到处印有“人人学习贺家坪，个个学习覃祥官”的大幅标语。覃祥官是农村合作医疗的创始人，我父亲便是合作医疗的执行人之一。1998年，因父亲臀部长包，我请假回家看望。单位领导怕惊动我，通过查阅档案了解住处，然后开车一路颠簸问到我家。当他们行至原秀峰桥镇时，打听我的名字没人知道，因为我很早出来工作，而问起父亲个个都点头。那次，领导的专程慰问，在其乐融融的推杯换盏中，父亲醉得一塌糊涂。

    父亲在医疗战线上摸爬滚打几十年，练就了一身老到的经验，精湛的技术，精准的疗法，治好的病人也越来越多。同时，他带的几个徒弟也是功成名就。因此，在当地的口碑越来越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亲切地叫他“钱医生”。在贫穷年代，他每到一户看病，兜里总会揣满老乡们硬塞给他的瓜子、花生、核桃、板栗等各种小吃，而他从来不吃，都带回家被我一扫而光。这是我儿时最开心的事儿。

    父亲作为一名医生，被他治好的病人不计其数，而面对自己的脚鸡眼，却无能为力。他左右脚板、脚掌、脚趾等部位，共长了9个鸡眼。1988年，艾教授帮他做过一次大手术，仅好了两个，还有7个仍在继续无情地折磨着他。这种鸡眼很顽固，挖了旧茧，又长新茧，层出不穷，有时疼得父亲寸步难行。我每次打电话，都会问到该死的鸡眼。因为这，他从未穿过皮鞋等硬底鞋，他很无奈，我们很无助。尽管他常年行走不便，但从未影响到他救死扶伤，服务百姓。每每想起此事，心里就不是滋味，这或许是他的宿命。

    父母共有三男两女5个孩子，为了把我们拉扯大吃尽了苦头。我曾听本村老支书邓全阶（已故）说过，70年代初，父亲原本有机会解决“农转非”问题，但是他考虑到家大口阔，转正后口粮少，全家人吃不饱，因此，主动放弃了“铁饭碗”。此事，父亲从未提起。说实话，父母为了养育我们，究竟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只有他们心里清楚。1998年5月，大哥因病早逝，给父母以致命打击。老泪纵横的父亲，执意将他的棺材让给大哥，白发人送黑发人。然而，不到10年，母亲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接二连三的打击，压得坚强的父亲喘不过气来，头发几乎全白了。从此，父亲除行医外，还得做原来从未做过的家务事，如洗衣做饭以及喂养牲口等。而我们又常年在外，爱莫能助，劝他少做点，也无济于事。自母亲走后，父亲像换了个人一样，啥事都干，我越发感到父亲过得不容易。好在时隔不久，他就跟大嫂和侄儿们住在一起。

父亲是个性情中人，活泼开朗，为人直爽，谦虚谨慎，乐观幽默。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我们，遇事总是商量着办。从我记事起，他从未打骂过我们。因此，在我们小孩子的性格特质中，或多或少有父亲性格的元素，这得益于他的潜移默化。小时候，父亲送我一句“人要长后眼睛”富有哲理的话，至今记忆犹新。甚感欣慰的是，我曾经的《人要长后眼睛》一文，荣获2015年“中华情”全国诗歌散文联赛铜奖，并编入《全国诗歌散文作品选集》。这是父亲的骄傲。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父亲经常提醒我“在外稳当点搞”。自从我结婚得子后，再也没听到这种声音。我一直为拥有这样一位稳重的父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大约八十年代，我回家偶尔看见父亲时不时来点招魂打胎的迷信事儿，手舞足蹈、念念有词地搞得像模像样，可我一句也没听懂，直乐得我忍不住偷笑，这在那年头并不鲜见。后来，他思想解放了，再想看也看不到。父亲年轻时除行医外，还乐意为左邻右舍当支客先生，即主事人。有时一连几天熬更守夜，嗓子喊哑了，眼睛都睁不开，他仍乐此不疲。

    进入九十年代，我二哥在丁家坪（现为胡家坪）村也当上了医生。刚开始，二哥只要回家，父亲就会手把手地教他，遇到病人，总把机会让给他，想方设法给他壮胆，积累实践经验。二哥经过几年的苦心学习、不断实践，把脉问诊、看病拿药的能力和医术与日俱增。他是我们这代人唯一的接班人，都看好他。

    2000年11月，侄儿因车祸导致脑干淤血，生命垂危，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就连专家都说，挽救过来也是植物人，言下之意，让我们放弃，而父亲一直坚信他会活过来。当时，我们把侄儿从县医院转到市医院抢救半个多月，在病情稍微稳定后，将其接回家中继续治疗。因为淤血不能手术，只能靠慢慢吸收，急不得。回家后，父亲带着二哥坚持天天轮换给侄儿输液打针，日夜守候在病榻前。经过耐心治疗，侄儿终于在昏迷70多天后苏醒过来，并很快恢复正常。奇迹的出现，父亲功不可没。

    2002年10月，中央做出决定，强调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长阳县成为试点县。从此，大山深处的乐园又来了一茬又一茬的参观者，各地新闻记者纷至沓来，老百姓脸上又有了久违的欢笑。而我父亲因村里合并中心卫生室，就退了下来，没了收入，也曾有过失落感甚至抱怨。可没过多久，他自己又在大吉岭租房，办起了小药店，脸上又堆满往日的欢笑。可是，好景不长。2008年，母亲去世，在子女们的劝说下，父亲才勉强回家。然而，一向闲不住的他，又重操旧业，在家里开药店，不全为赚钱，只为过得充实。因为，从医是融入他生命的一种精神寄托，是不能自拔、乐在其中的职业。有时，他还帮手头紧的病人垫钱治病。有的赊账成了呆账，他一点不在乎。其实，家人知道，他只是在享受从医的快乐过程，所以，大家都很支持。近年来，他因视力下降，为防止意外，只看病开处方，或拿药，不输液打针。正是他严把关口，才确保行医至今，从未发生过医疗事故。这种责任担当和医德品行，彰显出一名老共产党员的本色。

    近几年，父亲的身体大不如以前，而他又一如从前，不厌其烦地喂猪养羊，不知疲倦，老不听劝。他这样做，为的是儿女们回家有吃的，走时有带的。我们每次回家，总能吃到味道鲜美的土家猪肉和羊肉。他用心扮演着父母亲的角色，真是煞费苦心。每想到此，除了感激外，只有叹息和摇头。要是母亲九泉之下有知，也会心疼和感谢父亲。我一直认为，父亲浓浓的精气神和满满的正能量，影响的远不止整个钱氏家族。    

    如今，已过耄耋之年的父亲，除在家坐诊外，还喜欢打打小牌，烟酒明显少了，因为他知道其危害。因工作关系，我一年到头难回几次家，大部分时间只能跟父亲通电话，好在他身体还算硬朗，除了耳背、腿脚乏力外，别无大碍。有时，我和父亲大声喊着通话，问他“身体还好吗”？他笑道“生意还蛮好”，耳背，没办法。这就是我永远闲不住、视医如命的父亲，他名叫钱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