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伴随着声声闷雷和闪电，开春后的第一场雨，下的格外的酣畅淋漓。天气有点冷，客人们都已散去，老家诺大的院子里突然显得有些冷清。我喜欢这种寂寥的冷清，正契合着自己的心绪，这种心绪如黄昏的炊烟，渐渐地向四周漫散开去。

大雨间隙的屋檐水滴的有些慢，“叭嗒——”，“叭嗒——”，“叭嗒——”，听上去有些疲惫，透过淅淅沥沥的雨帘，矮墙外的一畦青菜渐渐的模糊......

老房子门前的那颗大拋（柚子）树，是先父手植的，已经八十余年。长得枝繁叶茂健硕高大，像一把巨大的伞，为我们西晒的矮屋遮档着夏天热辣的太阳和斜风急雨。春天，当花蕊落满一地时，浓郁的芳香，便弥漫了整个院子。我再不回去，母亲肯定就来电话催了。

三年前的一场大雪压断了拋树的一根横枝，露裸的树叉上流出很多粘粘的稠水，还伴有一小堆一小堆细细的木屑，心底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记得小时候，在下雪天的夜晚，听大舅讲杨家将的故事。他说，杨老令公有一天无意看到门前的杨树被白蚁蛀成空心时，仰天长叹：杨家要衰败了！我尽管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看到抛树无端染病，难免心存芥蒂。

大约过了个把月，母亲身体微恙，二嫂和大姐，带她到镇上卫生院挂了盐水。好几天了，不见好转，她们打电话给我，我即刻赶回老家。见到母亲明显消瘦和憔悴，放心不下，便匆匆领母亲到市人民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

第二天，结果出来吓了我一跳：胆囊癌晚期！而且已经转移，扩散到多个器官。我拿了报告直奔肿瘤科求救。医生朋友直言相告，这么大年纪，身体已经无法承受放化疗了，如果这样做，无疑会加速生命的终结。并建议，不如回到乡下静养，不要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

我知道无力为天，大限已经为其不远。既然不能挽救母亲的生命，那也要尽量避免其痛苦。便放下手中所有事务，陪母亲回到了乡下老家。

或许是母亲的病改变了我：一向晚睡晚起的我，变得早睡早起；从来没干过家务，却把老屋拾掇的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母亲的脸色一天天泛黄，我知道癌细胞已经侵蚀着她的黄疸。脚上也长满了气，一天比一天浮肿，我却无能为力。吃过晚饭我搀着她，沿着老房子周边散一会小步。累了，随手摘一张宽大的南瓜叶垫在石板上歇一会。几乎每天晚上，我门兄弟姐妹都聚集在院子里陪她聊天，谈那些艰辛的往事......这是我与母亲一辈子最温馨的时光。可惜太迟、太短暂。

这样安安恬恬地过了三个多月，8月12日的晚上，她连续吐了两次血，终于走完了八十六年的人生历程，在我们兄弟的怀里，她撇下了我们，安详地走到了另一个世界。

母亲去世后，来祭奠她的亲朋好友邻里乡亲，都念着她生前的好，哭的稀里哗啦。我反倒没有，几乎一滴泪也没有流，忙碌地处理着各种纷杂的后事。

三天后的一天早晨，我起来打扫卫生，扫完地在擦拭案几上的香灰，猛然抬头，看见母亲正对着我微笑，想着她已与我永诀，想着她一生的苦痛，再也抑制不住，竟然嚎啕大哭。但只哭了三四声就压住了，怕惊扰到里屋的妻女，只任泪水肆意奔涌——

母亲12岁那年，是童养媳从邻村贺路亭嫁到全旺的。她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外公是前清的秀才，出过好几本诗集，家里办着私塾。外婆聪明绝顶，每天送饭到私塾，不经意听到外公在授课，她就会背，什么《三字经》、什么《四书五经》，统统不在话下，而且心算特别好。她在穿街走巷给人绣花时，村民以稻谷换菜油，那时是十六两秤，特别难换算，但只要你报出几斤几两，外婆脱口就能给出答案。因此村民一旦遇到这种事，情愿多跑几条巷子找到“弄堂婶婶”（村民给外婆起的昵称）问问，也不愿自己换算。可惜天妒奇才，外婆四十来岁去患痢疾去逝了。后来家道也迅速中落。我门都非常纳闷，怎么好几代就没有一个人遗传到外婆优良的基因？

爷爷家有几亩好田，解放后被划为中农，当时条件应属中上，因为无子嗣，成年的父亲勤劳又诚实，便从毛家过继给了黄家。父亲大母亲十岁，等到母亲成年了，他们才结为夫妻。妇唱夫随，小家庭倒也过的波澜不兴。可惜好景不长，爷爷过世后没几年，父亲在1966年不幸患上肝癌。那时候癌症极少，一场大病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还举了不少债。三个月后，父亲留下了八个子女，独自走了。

那一年母亲39岁，就成了寡妇。而我大哥才20岁，八弟出生才半年多。我排行老七，只有两周岁。所以，父亲，在我的记忆里只是一个传说。

 家里没有男人当家，当然是备受欺侮。但是母亲没有让我们家门前成为一丁点的是非之地，她用她的坚贞，守护着这一方净土，赶走了一拨又一拨的媒人。

兄弟姐妹们一天天长大，我们的家境慢慢地好转。从一个年年缺粮户，变成略有盈余。母亲终于不用下田挣工分，可以专职为我们烧饭洗衣，做一个家庭主妇了。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十四、五岁时常常随小伙伴去山里砍柴。因为担心我身体太单薄吃不消，母亲常常到半路上来接我，帮我分担柴禾。我们往往砍好柴，挑过一条古老的石拱桥，远远的，就看见山边的夕阳下，母亲瘦小的身影，急匆匆的赶过来。有一次我们误入禁山，砍下的柴全被守山员没收了。我们就空着手回来，好像还很开心，一路上模仿大人的口吻，大声喊着：“老子不干，同样吃饭！”母亲来接我没看到柴，问明原因后，就埋怨我：没听说“没柴不下山吗？”怎么可以空着手回来呢？砍点毛草也行啊！这让我羞愧不已。

高中毕业后，因为偏科没有考上大学的我，没日没夜的在家里看书，几乎看遍了所有的中外名著。那时候除了文学还喜欢书法。用母亲卖鸡蛋的钱订了一份《杂文报》和《书法报》。母亲有时候想让我去井里挑水，走到窗前看到我捧着书，就折回自己挑去了。她尽管不识字，但非常尊重知识，从不让我们用带有文字的纸当手纸，她认为那是一种亵渎。如果碰到我下地回来，沾满泥巴和衣倒在床上睡去时，她从不埋怨，只会轻轻给你掖好被子，然后蹑手蹑脚地带上门出去了。

在家里，我们最讨厌最惧怕的是奶奶，尽管缠着小脚，但人却长的牛高马大，是那种凶神恶煞般的，动不动就打骂我们。尤其让我们气愤的是，母亲从来都不袒护我们，对奶奶只有敬畏和谦卑，唯唯诺诺，一点立场也没有。后来奶奶去世了，母亲才跟我们说起了缘故：民国33年，一帮日本兵到我们家收鸡蛋，看到母亲，指着母亲又指着楼上，再指指楼梯，比划了老半天，母亲后来才明白，是让她躲在楼上，然后撤去楼梯。当时她觉得这个日本佬心眼挺好的，就照做了。不料，晚上正是这个日本兵悄然一人扛着枪，企图侵犯我母亲。听到呼救后，奶奶就堵在门口，一把死命抱住日本兵，高喊母亲快跑，母亲才得以逃离魔爪。奶奶因此挨了狠狠的一枪托，额上一道长长的疤痕就是那时留下的......母亲是用一辈子来报答奶奶的恩情。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先前对奶奶看法，忽然觉得奶奶格外伟大。

到了九十年代，母亲皈依佛门，成为俗家居士，不杀生，每逢初一、十五吃素，一心礼佛。我们也陆陆续续能挣点钱了，逢年过节都会孝敬给母亲，不料她都转捐到寺庙里去了。当然她拜佛从来都不为自己，都是为了子孙祈福。我有次晚上去天宁寺玩，临走听到楼上有人吵架，仔细一听原来是管账的和寺里的主持争执善款的事。于是我很生气地告诫母亲不要再向寺庙捐钱了，弄不好就被这帮人吞了，母亲却豁达地说：我捐款是给佛祖的，至于被谁挪用了，因果自有报应。觉悟如此，令我汗颜。

另一方面母亲又非常严谨。她一直叮嘱我：“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让我受益至今。

每次回老家看望母亲，她总是端出藏起来的最好的东西给我吃，而她自己则吃着隔夜的饭菜，热了又热。也许先前受的苦太多，她从来都不糟践粮食。我每次都要趁她不备，偷偷将这些剩菜倒掉。还没有离开家，她总是问，下次什么时候回来？我总是不耐烦。其实，哪个做母亲的不希望子女时刻在身边啊。晚上等到她把热水烧好，喊了你几遍，如果还没有来洗脸，她就给你舀好端到你的面前。这让我特别不自在，就又呛她。现在回想起来只有后悔。

母亲就是这么一个人，温婉，大气，从不说人是非，与人为善，坚贞不屈。

我很感谢母亲赋予了我的生命，还用她柔弱的双肩，负担了八个子女的健康成长。感谢母亲让我秉承了她不卑不亢的性格和善良的品格。我很惭愧，辜负了母亲的培育，没有大富大贵，光宗耀祖荣归故里。

如果有来生，又可以选择的话，我不愿做您的儿子，因为您常说：娘顾儿，无了期；儿顾娘，没半线长。我想做你的父亲，这样，我可以照顾你多一点，可以补偿我这辈子欠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