堙没在老坊门街的“两斤半”

藤蔓在颓废的老城墙上随风肆长；凌乱的电线上晃荡着各色裤衩；刚出笼的包子渗出肉汁的气味传遍整条街，让过往的行人垂涎欲滴；梧桐花如柳絮漫天飞舞，让人错觉是冬天里的雪花；偶尔路过的小汽车喇叭揿破没有人答理，灰溜溜地开着S线，淹没在鼎沸的人声里；一条街横着半条街的衣服摊，涂脂抹粉的年轻女子扯着嗓子使劲地喊：最后三天大削价，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挑着橘子的航埠农民，盲目地穿街走巷；拉着平板车的白子擦着汗水，车上码着一排排漆黑的蜂窝煤；挑着洋油箱，吆喝着“白糖饼——鸭子糖”的万田俩兄弟；背着四尺板凳在城里讨生活的大洲侬，喊着半土不洋的官话：“磨剪刀，铲薄刀”；蹬着三轮车的车夫，骂骂咧咧地艰难地穿行……

这就是八十年代中期的坊门街。两斤半的香烟店就开在红会医院北侧。说是香烟店，其实连一块像样的招牌都没有，但是生意却出奇的好。进进出出的人，都神神秘秘夹着整条整条的香烟，这里卖着其他地方买不到的香烟：“良友”、“万宝路”、“希尔顿”……批发兼零售，无需宣传，大家都心照不宣。“两斤半”天生一副江湖侠客，整天烟不离嘴，叼着香烟。

辨不清楚她究竟有几岁，大约在中年，因为腿瘸，走起路来看上去有些夸张，扭着身子，屁股像扫地那样，左右撇捺。一口被香烟熏黄的牙齿，头发永远蓬乱，也许永远没有梳洗过，但是却在背上意外地打了一条粗辫子，这样生发出了唯一一份妩媚。尽管浑身邋遢，但掩饰不了她大方，甚至大气。她店里只卖香烟，卖烟时稍微有点零头她都主动抹去：“算了算了，几分洋佃莫啥里咯”——也许正因如此，才使她的生意格外的好。

香烟店门面印象中是手上的门板，柜台成角尺形。“两斤半”很热情，每次去买烟，她都哑着嗓子主动递烟给你。可是，我有一次去买烟，却颇被怠慢。柜台内的两斤半一动也不动，神情凝重，没有咧嘴敬烟，从接钱拿烟到找钱，她都傲慢地坐在那里，没有挪动半步，这让我大感意外。

出了店门，我蓦然回头，才发现“两斤半”站了起来，是提着裤子站起来的，衫脚和裤腰之间露出一截雪白来。我哑然失笑，原来“两斤半”一直坐着不动，是一直一心二用——她的座下原来是一个红漆屎桶。

一座城有一座城的记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忆。

是的，“两斤半”长得并不好看，但三十多年未见着，竟然有些惦念，不，应该会有好些“老衢州”在惦念。惦念的是容颜，还有连同的那个侵蚀了的青春——那个过去了，再也回不来的时代。

——只好用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