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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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文学创作中，需要明确“人民”的主体地位。弘扬生态文化，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是为提升人民的道德情操与思想境界服务。生态文学不是属于某个特定阶层的文学，不是属于某一特定群体的文学，更不是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式文学。自然，自古以来就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日出日落、斗转星移、四季变换，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自然。无论贫富贵贱、无论外貌美丑、无论身处于城市还是乡间，自然对每个人一视同仁。感受到自然之美的人、被自然抚慰与包容的人，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热爱自然、感恩自然的情怀。许多生态文学的创作者也在这样澎湃的热情下，为讴歌美丽的自然提笔书写。
生态文学追寻真善美，是歌颂自然之美的文学。相较于人类通常对美的认知，在自然中，美是更为多样化的，美的意蕴是丰富的，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与人类认知中狭隘的“美”并不完全等同。壮丽的山河是美，湿润的泥土是美，微小的野花是美，秋叶的凋零是美，草木的生长也是美……美可以呈现于某种具体的事物，譬如一朵盛开的花、一座壮丽的瀑布、一片灵秀的森林等；美也可以呈现于某些场景和体验，譬如一次在自然中的散步、与一只动物的邂逅、在一个自然环境中所生发出的感受等。自然之美，是顺应“天道”规律的美，是“自然而然”的美，而非人类站在主观的视角与立场上所认为的“美”。这样的美，是孩童和老人都可以欣赏的，是每个人身边都能找到的，是免费且没有门槛的。
例如，在《病盆景》文中，作家杨文丰谈到：“你认为盆景即便美，也是畸形美，是病盆景，犹同黛玉的病态美。所有自然物本来都是平等的，都有存在的理由，都不愿意畸形，都希望具天然美，何况‘自然中的丑本是不可能的’”。作者以自然喻社会，有力地驳斥了人类对盆景扭曲的、病态的、畸形的审美观，呼唤自然的、真实的、淳朴的“美”。病态的盆景是封建社会达官贵人的造物，在当今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下，这样的美不再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生态文学中所描绘的自然之美，并非表象上的美，而是深远的、博大的美，是孩童眼中未曾受到名利沾染的、纯净而纯粹的“美”。能在自然的细微之处发现美的人，也能欣赏每一个平凡人独特的美，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好的诗意。
“美”在表象之外，有着更为丰富的、多样化的文化内涵。譬如，在看到美丽的自然景色时，人们会产生种种感受，从而联想起自身的境遇、联想起过往的经历与情感体验、联想起某种文化体系或审美意境。草原、山川、河流、湿地……不同的自然景色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意境，有着各异的性格与禀赋。自古以来，作家和诗人们用文字表达了对自然的种种感触，原本普通的自然景色，诸如梭罗的瓦尔登湖与刘亮程的村庄，经他们的妙笔描绘，给人以美的享受与哲理的思考，甚至发展成一种文化的代表、一种感情或哲思的寄托。即使是最常见的溪流、落日、路边的野花，生态文学作家也能从中发现美的体悟，并以之作为题材进行创作。文学是“梦”的艺术，自然创造美，作家的眼睛发现美，用梦境与真实交织的笔触“造梦”，将自然之美生动地呈现在文学作品里。
生态文学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反映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良知、道德的歌颂，抨击社会中“假丑恶”的现象，以及人类不敬畏自然、肆意破坏自然的恶行，以此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针对互联网上的消费主义、金钱至上等不良价值观和歪风邪气，不随波逐流、不受其迷惑，不盲从于所谓的“话语领袖”与“权威”，始终坚持国家倡导的生态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并在生态文学的创作中，将正确的价值观传达给大众。例如，作家欧阳黔森在生态文学作品《水晶山谷》里描绘了这样的故事：质朴的农村青年田茂林原本热爱着五彩斑斓的水晶山谷，却因私欲擅自挖掘山谷中的奇石售卖给城里来的老板，破坏了美丽的水晶山谷，也使自身陷入了精神危机。当人们被膨胀的欲望鼓动时，生态文学作家站在清醒的、冷静的立场上，站在狂热的人群之外，对种种社会现象进行审视、反思，并指出可能产生的后果。生态文学作家着力描绘那些“美”的事物，也意味着着力批判那些“不美”的事物，以此达到对大众警示的目的。
生态文学的创作，依然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鼓励农民、工人、退休人员等各行各业的作家参与其中，书写祖国的大好河山，形成包容、开放的创作氛围。其中，农民与自然有着天然的连接，对自然之美有较好的感受力。农民作家刘亮程的文风淳朴天然，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生态文学来自山林、来自田野、来自草原、来自城市……许多生态文学作家本身就是人民，作为人民中的一分子，在自己的生活中历经人民的生活，从而为人民发声、为人民写作，这样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才能真正地“接地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