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过“初五”

我读过“初五”

阮德胜

完全仰仗于会写点文章的缘故，就读过的初级中学多次邀请我去作所谓的写作讲座，头几回都婉拒了，不是因为无座可讲，更不是因为无酬可报，而是内心的一块“阴影”在作祟——1989年夏季离开时，我发恨今生再也不要踏进这所校门。后来，教导主任舒老师还动用我的家兄做工作，方才“勉强”而为之。

学校已从原来的双桥中学改名为“涓桥”，校区也有了时代性的、美育式的全新布局，但撤除的、淹埋的、翻新的，一切所见的都在我的记忆里点点复活，特别那个长得胖乎乎、声音超过大喇叭、有梯子能上天的少年之我仿佛还穿行其间，三次“摔倒”的姿势像伤痕一般清晰可见。

“我之所以能成为作家，是因为在这块土地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在这里读过‘初五’……”我的讲座以此为开场——是笑话也是老实话。台下的学生们有的在偷笑，有的睁大眼睛不理解——别人只需三年就毕业的初中，作家为何还读了五年？

1984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乡镇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而这一年家兄同样以优异的成绩从这所学校考入中等师范。我的优异远不如家兄，他的考入意味着四年后出来便当上老师、吃商品粮。在那个酷热的夏天我便有了能自燃的志向：考中专或中技，成为公家的人。

家兄的足迹，是我前行的方向。十三岁的我选择了住校，家境和校况决定我只能吃定制的每周五斤二两的米饭，菜是周三、周日从家带来的咸菜，一次一罐头瓶，之于热天长毛、冬天上冰是常有的事。同学们都这般，也不觉得苦。尽管我生性好动，特别是小时跟着枞阳师傅学过武术，手脚闲不住，再加上很多老师都将我与家兄的“静”作比较，甚至有老师对我“恨铁不成钢”，说我将来“要好，会是一条龙；要不好，会是一条土莽蛇！”但我深深懂得要从书本上读出铁饭碗的道理，从来没有旷过课、少过作业。挤着时间还到处找些“闲书”来看，并开始仿写和投稿，直到有老师从广播里听到了我的童话作品，方知“调皮鬼”也做了正经事。

三年，还没有觉得怎么着，如流星一般飘逝到预选考试，就是说只有通过预选，方才有资格到县里参加中考，很多同学预选之后便意味着初中时代的结束。等待预选结果的日子，正是家里收“午季”的时候，毕竟心里不底实，于是天天跟着大人下地干活，很乖的样子。大约两周时间，预选成绩出来，我们班46人有7人上榜，其中有我。没想到这个榜一下子让我飘了起来，自以为预选上了就等于半只脚跨进了“那个”大门，我甚至做了两个梦：一个是陪父亲去镇里卖办商品粮户口所需要的三百斤稻子，一个是家里杀了猪在办谢师宴。然而，那个梦想成堆的1987年，在最热的一天我“落榜”了，“叭唧”一下落得很彻底，我连个普通高中也没有录取，因为考完后即填志愿的我压根儿就没有考虑上高中的事，也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便将六个志愿全填了中专或中技。后来，家兄帮助我查了，比分数要求最底的怀宁职高，还差十九分。其实，那年我的分数达到了地区重点高中。

复读！这是我当着全家人的面做的决定，声音很大，底气十足，似乎不容任何人反对。父母都没有吭声，算为默许，第二天母亲开始为我筹集学费。

复读的有84人，多为“初四”生，还有两个“初六”，学校只得在校外租了一间大教室。这个班，被号称为“中专敢死队”。我任学习委员。然而，在师范就读的家兄，较早得知该校要招生体育班，而我的体育成绩一直不错，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县里、地区田径运动会，短跑还拿过两块奖牌。请老师到教委一打听，确有此事，于是决定考体育“弯道超车”。自此，我一边学习，一边训练。次年四月，参加了师范体育考试，成绩一般，但本着“体育分不够，文化课来凑”的理念，依然信心十足。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我再次上演了“一头抹了一头刷了”的悲剧。由于很多考生都参加过省级以上运动会或获奖，有加分，而我没有，另外文化课成绩也只以百分之四十计入。我再次落榜！

我哭了！预感到人生可能无望，人也陡地安静了下来，那种调皮捣蛋的劲儿猛地被敨得精光。家兄打听到县里有一所高中愿以特长生的形式录取，我没有作声；父亲建议我去学很能挣钱的无线电，我没有作声；母亲几次小心翼翼地问我到底咋想的，我没有作声……直到有一天，姐姐来问我，我说：“复读！再考不上，我就跳秋浦河。”

读“初五”，不仅仅是读书的事了，进校门就是勇气，我每天早早地骑车进教室，放学晚晚地最后一个离开，不想见到任何一个熟悉的人。曾一个多月没有到饭堂打饭，就因为那里有位见我不说两句会一天过不下去的阿姨。到镇上去买东西，卖油条的“驼子”以为我是我哥哥中专毕业回来当老师了。书已读得“破”万卷了，《政治》《物理》等老师干脆让我给他们代课，过去学得最差的《数学》也到了考试连草稿纸都不要、直接填答案的份了，第一学期期末统考总分640分我考了624，这也是我一生中考得最好的成绩，却没有对任何人说，这是我第一次的“矜持”。天天盼着中考，恨不得困一觉第二天就上考场。实在是因为有力无处剩，我开始大量地写散文诗，见什么写什么，也全国各地的投寄，小有收获。我还经常去“辅导”从安庆来复读的一位女生，很快有人传说我俩“好”上了。说真的，多少有点那个意思，要不我俩也不会合计着一起报考省会的学校。

谁会想到，晴天来了霹雳，直接击中了我。1989年3月底校方正式接到通知:复读生不准中考！听说是为了彻底改变初中生补习的恶性循环。“他奶奶的，都循环这么多年了，咋到老子头上就恶性了呢？”小小的我差点生出了杀人的心。班上很多人开始找路子，其中改名字“顶包”最为多见。家兄也四处奔波，终于在他同学执教的一山区学校让我以“金连生”的姓名参加了这年中考预选，最终因考得成绩太好，初一就辍学的“金连生”被查了……我的“初五”，落榜在路上！

很长很长时间里我都不愿意提及初中时代，特别是“初五”的第三次落榜，仿佛被恋人无厘头地踹掉一样想起来就痛心。但这三次落榜，至今忆起，像三把枷锁恰到好处地夹住我少年的“野性”。 后来，只得吃回头草，自费读了高中。再后来，根子上有着害怕落榜的影子，没有高考，高三时应征入伍。幸好在那片绿色里，我觅到了属于自己春天。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作于青风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