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伟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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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的家乡在赤城白草。自从她十二岁随我姥爷搬到坝上沽源，一直长到成年，嫁给我父亲，就一直生活在沽源农村了。沽源又成了她第二故乡。然而，也许是我姥爷搬家搬得次数太多了的缘故，也许是我母亲有着丰富的童年记忆缘由，也许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最近发展区的心理学原因，我母亲心中真正的“家”却是赤城县白草乡西窑村。
本来，姥爷家很早就来了口外小河子乡石头城村。我母亲就在那里出生，并生活到六岁。就在她刚刚记事的时候，姥爷一家又搬迁回了西窑村，我母亲在那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自由美好的少年时光。一直到十二岁，又搬迁到口外小河子乡杨囫囵村（今迎春村）。在西窑村的六年，是她人生最快乐的时光，因为全村人都是他们家亲戚，孩提时的伙伴自然就多。
直到现在，她仍然对那段经历记忆犹新。受到她的影响，她的耳濡目染，我逐渐对西窑村由陌生转而亲近。然而又不得亲见，西窑渐渐成为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在外求学几年，去廊坊、北京、石家庄读书，后来又到怀来工作。每次回家总要路过赤城，过了长安岭隧道，心情就开始澎湃不已，到了书写着“美丽乡村”牌子路口时，好像再一次遇见了故人。每一次路过，心里总会产生莫名其妙的亲近感。一则赤城是我姥爷的故乡，他们的子侄亲朋多在赤城或白草。二则我母亲从小对我倾诉：
白草乡头道沟村是你姥姥的出生地，西窑村是你姥爷和你舅舅的出生地，妈在那里生活了六年；你姥爷的母亲你叫太姥姥，出生在距离白草乡很近的马栅子村郭家，还有你爸的大舅大姨在赤城西边的头堡子村；在西窑村时，我跟你小女姨天天吵架，她嘴笨吵不过我，我还找你常英姑玩；还有你舅姥爷家的大姨，那时候在辛营村，你舅姥爷一肚子的文化就是说不出来，你太姥爷文化更高，聪明厚道；你姥爷医术高明，很会“道古”，能够讲各种历史故事，什么岳飞传、杨六郎与任唐会、包公断案……
母亲每次谈起她的家乡总是说个不停，她对家乡的怀恋是真诚的、终身的。然而，“穷家富路”，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有限，不能够经常走亲串友，一年回老家一次都成了奢侈。我们村有很多媳妇娘家、上了岁数的人的老家都是赤城籍的，当年他们苦于赤城山沟里人多地少，没有饭吃，一咬牙一跺脚饿着肚皮穿过独石口，北上沽源，开荒种地，娶媳妇或嫁到这边，成了坝上人。
没曾想到自此与口里娘家亲戚来往少了，婚姻关系下庞大家庭系脉一刻也少不了农活与家务活的牵绊，血缘关系又不断地牵扯着他们想回老家而不能实现的心。他们一般都是两三年才回娘家一趟，有的甚至十多年都不回去。再则，从沽源回赤城再到村里，道路坑坑洼洼、交通极为不便，班车就一趟，还特别慢。
那时候的班车晃晃悠悠的，一走就是多半天，早上七八点出发，得到下午一两点才能到。那时的班车就像一个铁皮做的冰柜，薄薄的一层铁皮车厢根本挡不住寒风刺骨的侵袭。大冬天坐在车中，人们呼出的气很快就结了冰霜，双脚冻得瑟瑟发抖，人们的双脚不停地跺着地，发出一系列极为难听的噪音。特别是一些上了岁数的阿姨，晕车时吐了一地，那股肠胃中的恶心味儿瞬间在车厢内弥漫，令人不爽。抽烟、喝酒、吐痰等行为，在车内是被允许的。有的人为了打发时间甚至打起了扑克。颠颠簸簸的盘山路七拐八拐、绕来绕去，跟我母亲思乡之心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并穿过那双慈祥的眼神直到云霄。
我从小女孩性格，胆小内敛，像个姑娘，总喜欢跟着母亲。她到哪里，都愿意拎着我。还记得小时候，我跟着母亲坐车回她娘家白草乡头道沟村——因为那时候姥爷一家又从杨囫囵村搬到龙关镇巡检司村，在那逗留一年再搬到白草乡头道沟村。一般从春天起到秋天，一直在忙农活，地老大把农民紧紧地拴在那一片黄土地上。
到冬天闲在了，人们才会走亲串友，住上几天。不像现在很少有人会走亲戚住夜，即使住也是住宾馆、请客也变成了下饭馆。那时候农村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牛车、马车。我们先是带着坝上的土特产牛羊肉跟村里赶车的老头乘着马车，吱吱妞妞地到了县城，买一些好看的礼盒装着的点心，先在县城亲戚家住上一晚，待天明赶早车去赤城。
我第一次吃骆驼肉就是去赤城前一天晚上在一个叫舅爷爷的亲戚家吃的。因为只吃过那么一次，印象特别深刻。第二天打早，我跟母亲挑担着大小物件步行到车站（旧汽车站，现在改为菜市场了），五六个小时的车程，到达赤城，继续步行到母亲的姑姑家。
姑姥姥是一个特别热情的老太太，她家自然成为母亲这边亲戚去赤城的根据地了。最热闹的时候，就是好几家亲戚同时去。姑姥姥简直高兴得乐开了花，又是张罗着这个吃，又是张罗着大家玩耍，一天也不闲着。
姑姥爷叫周峦，是个文人，做饭做得好。他做得红烧带鱼特别好吃，孩童时姑姥爷看着我吃带鱼的情景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他不大喜欢热闹场合，常常是吃饭时和大家以茶代酒喝上几口，就回到他的书屋了。现在他已经是八十七岁的老人了，出版了一本书，叫《生平漫笔》。
我和他很聊得来，也爱听他说话，他是一位很斯文、彬彬有礼的长者。他们的子女中，我接触比较多的是红喜舅舅，我比较喜欢他那种略带忧郁的气质和沉闷温和的性格。因为他年龄较大，和我母亲也非常惯。
通常，母亲会在她姑姑家住上一天，一来旅途劳顿需要休养生息；二来姑姥姥对她哥哥家的几位子女有着特殊的感情，也不希望她放下点心就走人。人越老，越重感情、越重亲情。晚上唠嗑自然少不了说说西窑村的动态。
我们从赤城出来，继续坐班车到村里姥爷家，又是一路山沟沟里颠簸。我印象中，姥爷在巡检司村和头道沟村的家，都去过。在巡检司村，姥爷住着纸糊的房子，窗户档子都是木头做的，跟古典影视剧中的小老百姓没多大区别。
赤城县冬天暖和，别看薄薄的一层纸，很管用，大风吹过也只不过在窗户上发出几声“嗖嗖……”，进而就消音了。姥爷端坐在炕上抽着大烟袋子。母亲和姥姥姥爷攀谈起了家常，互相问问家庭情况，嘱咐一下身体。不一会就谈到了西窑村，他们说着谁去看祖坟了，谁家亲戚上大学了、生病了，谁在北京打工了，太姥爷临死时用手指的地方……许许多多家事、村事。
巡检司村距离田家窑村五里路。因为姥爷和舅舅都是医生。姥爷医术高明，善医疑难杂症，房前左右都来找他看病，尊称他为栗先生。结果，抢了舅舅所在单位田家窑乡卫生院的病人。医院做我舅舅的工作，要么姥爷搬走，要么舅舅走人。姥爷只好举家搬到头道沟村。我那时纳闷，当时姥爷为什么不直接搬到西窑村，毕竟那里是他的根。
母亲告诉我，西窑村姥爷本家亲戚中多出医生，去了西窑村反而因为都是医生伤了亲戚之间的感情。头道沟村是我姥姥的家乡，我姥姥的弟弟、妹妹都在那里。头道沟村是个大村，缺医生，去那里当医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紧跟着姥爷搬家到头道沟的步伐，我和母亲第二年春节探亲就来到了头道沟。
那时姥爷住的是学校房子，背靠大山大河，河水发起浪来冲得房后墙直响，很吓人。可是毕竟姥姥心里高兴，且距离西窑老家十五公里，不算太远。回不去，远远望上几眼，也是幸福的喽。姥爷很知足，从此在那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长大，他变老，才又搬到口外。
这一次，我和母亲在头道沟村住的时间非常长，几乎知道我开学才离开。因为母亲想家了，她也有父母，有亲戚。母亲是个爱热闹的人，她到哪里哪里有就有欢声笑语。期间，她和姥姥家的表弟表妹聊天，多次谈到西窑村。
那种想去又不想去的犹豫，被我这个少年给捕捉到了。想去是因为那里有她的童年，她的家族，她的根；不想去是因为太姥爷这一支都搬离了，回去只剩下旁系亲属；再则从头道沟村到西窑村，天寒地冻，十分难走。曾经有几次，我提出想去西窑村，母亲一听就吓坏了，终以路难走等原因阻止了我。
可是，又经常将西窑村挂在嘴边，念念不忘，在头道沟村是我距离西窑村最近变的地方。没有去成自然成了我的心病。
之后十多年，家里开销逐渐增大。人穷志短，我们再也没有远行，再也没回到赤城。母亲对赤城、对西窑村思念与日俱增。
老话说得好：“百年随时过，半点不由人。”说话功夫，妹妹都要嫁人了，我这位当哥哥的反而落后了。妹妹从小调皮捣蛋，被家里人当男孩养，接触社会面比较广，又常常令家里人担心。偶尔不听话，责怪几句，吵几次嘴，也不见效。结婚以后，反而懂事许多，脾气也变好了。
自己开着车拉着母亲到处转，极尽孝心。宝昌太平沟、兴隆沟、双脑包、杨囫囵等地方，不是我父亲的老亲戚，就是我母亲生活过的地方，都留下了她们的足迹。又恰逢赤城表妹张敏婚礼，亲戚们又趁着小字辈结婚的契机再聚首。
妹妹拉着母亲提早去了，赶时间先去西窑村一叙。这可能是她十二岁离开后，第一次踏上西窑村故土，时间隔了四十五年，将近半个世纪了。我到赤城时，母亲和妹妹已经从西窑村返回。
得知母亲重归故里，村里的远近亲戚们高兴地满街相送、亲切得不知所以。她们陪着母亲走街绕巷，每到一处，母亲都对那里念念不忘，说出一些她儿时曾经做过的事情。队伍越来越大，越来越壮观，村里人都陪着母亲散步、怀旧。
我搭乘赤城县刘瑞民舅舅的车一路向白草乡进发。这也是我时刻二十多年头一次再去那里。道路修整了，变宽了，也好走了。小汽车像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鱼，轻轻松松地穿过两旁密密麻麻的玉米田、巍峨耸立的大山、挺拔茂密的树林。
我心里的白草乡还是那么朴素、那么淡定，没有受到现代化的污染，没有受到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庸俗观念所侵蚀。那里民风淳朴，重视亲情教化，虽然时隔多年，仍然那么热情好客，令人难忘。婚宴结束后，亲戚们难得照相留念，这在过去都是很困难的事，如今人手一机，便利了许多。
母亲去了西窑村，我还没去呢。这是我一直惦记的事。我坚持再去一趟，母亲欣然同意。这次舅舅也跟着去了。我们一路穿过麦田，路过一个搭着戏台的村，再往西南方向走。前方西山下与东边稀稀疏疏的树林间隐隐约约的炊烟处，一个隐藏着的村庄进入了我的视野。这个在我心中魂牵梦绕了二十多年的村庄展现在了我的眼前。我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激动和兴奋，不知道该用几双手去拥抱这片滋养过我母亲家族的土地。
我注意到，这是一个讲究风水的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门前房后都种了树，将房屋若隐若现其中。村子房屋往往是就地取材。院中铺满了从大河中淘过的、光滑的、扁扁的、不规则的石块。墙体约有半人多高，是用方形石块和泥垒起来的。院门是用树棍装起来的篱笆形状木栏。
园子里种满了果树，李子树为多见。这些可爱的老房子，一直保存了旧式的建筑风格，灰褐色的砖、青灰色的瓦。多数村民在它们旁边盖上了新式砖房，红色的房顶搭配橘色的墙体。小山村的主色调就变成了“红”与“灰”色调的混搭。
村里人一方面用了很多积蓄维护了传统建筑不被岁月的风雨磨蚀，另一方面又要顺应子女的意愿，盖起了新房，或是到县城、乡镇买了房。这也是许多乡村古镇所普遍走过的路。至于将来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和心情。
我们走到村子中央。立刻被村民们围了起来。一个和我母亲年龄相仿的阿姨拉着母亲的手，我母亲称呼她姨姨。她女儿叫张悦，比我小几岁，我却要叫她小姨。正如她对我说，西窑村随便跑出来一个小男孩，有可能都是我的长辈。
我们走进老槐树下蹲大街的人们中间，挨个和远近亲戚们、村民们打招呼，认识一下。母亲高兴地合不拢嘴，不住地说道：“你和小时候长得不一样了。”人们还是那样朴实，可能这样的面孔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稀少了。
往西走出村庄，上了西山的坎上，俯瞰全村，胸怀立刻开阔了许多。刚来时对村子的印象位置，这时进一步确认。西窑村西边、东边皆是山，村子靠西山而建。东边是一片麦田，麦田再向东有一条半干枯的小河，呈南北走向。母亲说她小时候经常来这条小河里抓鱼。
小河的东侧便是大山。可是在来的路上，我们看到山村全部被树丛遮掩，尽管东边的空地没什么遮拦，可是走在东边小河畔的乡间水泥路上，你仍然难见庐山真面目。须再走近一些才能看得一目了然。这或许是由于西窑村所在的位置恰好是一片低地的缘故吧。这仅仅是我的猜测。
去看老房。尽管那已经不属于我舅舅家的房产了，也一定要去的。从村中央往西走，走到一处辘轳井旁边，左手边便是我姥爷的祖屋了。辘轳井被一个三面都是土墙、南面空着的带木椽子房顶的房子保护着，远看起来和庙的形状相似。
井口呈方形，左侧放置一个三脚架形状的支撑，上边搭了一条坚硬粗木棍，木棍的一头插进西墙中，另一头插上铁制的圆形辘辘摇把。使用时，就把连好桶的麻绳一头系在辘轳上，手握摇把来回转动即可。
它是借鉴了杠杆原理以节省体力。辘轳井里依然蓄水，打上来可以直接喝，纯天然无污染的水源。妹妹和张悦小姨走上前去，拆开绳子将水桶沉下去，待听到扑通一声时，再用力摇着辘轳，一圈又一圈地将水打上来。大人们看着她俩给大家演示。打上水后，母亲特意蹲下去喝了一口，感慨万千。
看完辘轳井，我们便走进祖房，那里已经没有人住了。老房子还在，只是园子里种上了玉米和向日葵，院子空地上也是杂草横生。舅舅透过房屋玻璃久久地注视着屋内的情景。我注意到祖屋东侧墙壁上掏进去一个方形框，听母亲说那是原先人们供奉神仙排位的地方。
或许还有风水学上的讲究。对于这些未知的领域，点到为止，我不敢多猜。热情的小姨还给我们摘了一袋拖盆儿，拖盆儿拇指头大小，红红的果实，窝头的形状，实在诱人，看上几眼就已经垂涎欲滴了。
拾起一个放进口中，一声清脆的断裂声，果肉中的甜汁布满舌苔上每一个味蕾，尽情地滋润着人的触觉和神经。想起小时候母亲从口里姥姥家带回来拖盆儿的情景，再一次吃到，真是三生有幸。拖盆儿不能久放，摘下来就得吃，还很脆弱，稍微一挤压就变形了，红色的汁水就流了出来。我们几个人很快就将拖盆儿分食了。
母亲的堂亲大婶，得知母亲到来，赶紧给在头道沟水库做活的大伯通电话，告诉他春梅子回来了。大伯离村较远，手中活多走不开，着急得够呛，安顿大婶千万要留母亲住一宿。怎奈家中事多，偶得浮生半日闲，母亲即使想住也无可奈何。
我们要赶在日落前去赤城县城姑姥姥家再聚会，那里已经等上了另一波亲戚。母亲依依不舍地放慢脚步，跟着同龄的姨姨牵着手攀谈。临走时另一个大伯给我们掰了一大袋子玉米棒子。早就听说西窑村的玉米棒子好吃，今日一见，果然名非虚传。
鼓鼓的棒槌，饱满的颗粒，长长的棒须，令人一看就有食欲。农村人清苦，没有什么稀罕，只能送点家中特产或者上山上采摘的野味。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我们能够来此一游，并得到亲戚们的欢迎，带着我们重游故里，已经很知足了。岁月催人老。如果这次不能来西窑村，那又要等到何年何月？
再回去的路上，我对妹妹说，如果将来我老了、退休了，要选择一处终老之地，那么我一定会选择西窑村。母亲坐在旁边会心地笑着，不理我俩。舅舅呢，低着头沉思，表情很凝重。妹妹转过脸对我说，那咱们就去送玉米棒子的姥爷家住吧！我说好。
汽车一阵硝烟，奔出了村子，消失在茫茫的麦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