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牛车史话

乡愁，是每一个时代的永恒主题。然而，落实到个体，似乎只有离乡之人，才更能体悟到对家乡的依恋。飘荡异乡，心里总觉少了什么？一辆牛车、几间老房……而这种缺失，会因为乡音不再、乡亲颜老、乡居被毁等诸多烦恼而终止。

但是，人们对家乡一草一木、一屋一车所产生的时间上、空间上、符号上的感情，却恒久不变。正所谓：“草木皆有情，旧屋引伤悲。问君何所寄？牛车渡轮回。”乡音容易衰老，乡亲也容易离去，至于老屋又不能搬动，只能留在记忆中。唯有老牛车，可作为能动的历史化石，陪伴着游子的旅途，延续着人们的根脉。

“落花知雨纷摇，作客他乡寂寥”。在把酒吟诵时，更能感受到“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单。也就在那一刻，家乡“沽源” 的辽阔图景呈现在眼前：草原茫茫，神韵滦河，一个放牛娃躺在草滩中、或睡在牛车上，周围牛群团集在一起，像一片麦田、水的旋涡，运动着，吮吸着，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

算起来，离开沽源已逾三年。

工作忙碌，回家甚少，只能通过网络、电话，聊个家常、报个平安。那种像从前一样守候渐成奢望。然而，关注家乡成为心心念的日常必须。同学发来图文，都会认真阅读。

掌握家乡动态，感受家乡文脉，仿佛我的身影并没有远去，身在沙城，而灵魂始终与家乡相伴、相知、相守。到新单位履职，同事会给我贴上“口外人”“忠诚厚道”的标签。这种地域文化的认同，让我为家乡感到自豪。

大凡发掘家乡、赞美家乡，大多不会漏下当地美食、有何风景。人以食为天，地以景为美。沽源莜面美名远扬，沽源蘑菇味鲜纯美，沽源草原旅游蓬勃发展，具有浓重的蒙元元文化特色。

沽源历史文化、红色文化、乡土文化，放在张家口的历史长河中，只是那片小小的默默无闻的绿叶。于今，我们依稀记得文人口中“在那金莲花盛开的地方”“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诗句。而我的出生地高山堡乡小西胡同村，又恰恰是沽源地区广袤草原上一颗很普通很普通的小珍珠，很土也很朴实，就如同那条到县的乡村小路，六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是坑坑洼洼，夏天降雨泥泞、冬天落雪结冰。

这是个家乡文化大传播的时代。在沽源大地上，村落将不会再继续沉睡下去。历史会将这些碎片化的记忆连成繁华的森林。撰写家乡，有很多版本，多我一个版本，又当如何？我只需带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情，再一次走进家乡深邃的心脏，去透视、去发掘、去推断、去建设。

我们伴随历史车轮，将时光倒流一百年。

那时的农村，几近古代状态，传统的农耕文化依然统治着农村生活。牛马耕地、吃羊肉，在农牧交替过渡地带的坝上地区很普遍。

特别是牛——稳重、蛮力大、浑身是宝，作为农户、牧民特殊财富，甚至发挥了货币的作用。牛的历史很早。《周礼·地官》记养牛的官职是“牛人”，“凡祭祀，供其享牛”。

当时的牛，主要用来作运输以及祭祀、食用，所谓“牛夜鸣，则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首次提到曹操破袁绍之后：“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说明当时肯定已用牛耕田，牛在中国文化中成为勤劳的象征。再反观牛的自然属性。牛肉可食用，牛皮可做衣服、做皮鞋，牛骨头可做针线棒、熬汤，牛粪是很好的农村冬季取暖的燃料。

再说牛车。唐徐坚《初学记·车部》引谯周《古史考》，里面记载：“黄帝作车，少昊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并据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畜牧业发展，最早蓄养的是猪狗，其次是牛羊，养马是相当少的。可见，人类用牛拉车的历史早于马。

商周时期，牛车主要用途是运载货物。《周易·系辞下》讲：“服牛制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殷商时代，人类就掌握了驾驭牛车的技术，牛也被广泛驯化成为人类的重要交通工具。载重、运输，改造自然的一切活动，寸步离不了它。牛车自古及今，不闻其貌、不发其音、不造其势，作为母系氏族社会以来人类文明进步的一架梯子，作为农耕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在王朝兴替、经济转型、文化升级、社会更迭、生态平衡乃至民俗风情的叠加和消灭的社会历程中，毫无疑问地担当着见证者和实践者的重要角色。

宋朝以前，牛车作为达官贵胄身份地位的标志物；宋代以降，牛车逐渐群众化、大众化，也是人类追求慢生活的物质依据。车的用材几度变化、车的功用几经革新，然而牛车的精神价值，依然如《从前慢》，唱出了乡土文化的精神图景。

我们再回到民国初年。太仆寺旗，那个在满清三百年历史中御马的察哈尔左翼牧群。在那里，茫茫的草原，起起伏伏的矮丘，弯弯曲曲的河道，炊烟升起的毡房，混杂着奶茶味的牛车，成片成片的羊群、牛群、马群，还有几只勇猛、忠诚的牧羊犬。在旭日东升时、在晚霞映衬中，俨然一派优美的草原景色。

根据李君在《太仆寺左翼牧群：太仆寺旗源远流长的马文化》一文称，从清朝顺治九年开始，太仆寺旗承担了皇家御马场的使命，一直到光绪三十二年，前后经历了 262年，每年朝廷派出负责马事的官员来到太仆寺旗挑马，然后集中到京师（今北京）。

经过三百年牧业开发，这里就有了从察哈尔左翼四旗、正蓝旗、正镶白旗聚集而来的蒙古族和从山西、河北迁至的大批汉族，杂交聚居于此。农耕文化和蒙元文化互相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

清末，从山西临汾市迁移过来三户任氏兄弟，名叫任潘、任宝、任武。他们是今天沽源县高山堡乡小西胡同村任家的先祖。任潘，居长，生得俊俏，终身未娶，其他不详。

任宝，次子，1897年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1961年病故，64岁。体态偏瘦，性格温和，办事果断，快人快语，在村里德高望重。1955年入高级社之前，村里的大事小事，上级政府来农村开展工作，都得找他说和调解，才能了事。他本人也是庄稼地的好把式，很会精打细算，早期村中多人都曾受其资助。

任武，排行老三，为人耿直豪爽，好打抱不平，各种农活样样精通，生有三子一女。其中，次子任登亮，曾是抗美援朝老兵，通过参军在党的教育下学了点文化，高级社以后一直在村里当干部。子孙中除了有三人定居太仆寺旗外，其他人均定居在沽源。

这是我父亲对三位长辈的基本印象。

任宝三兄弟携带家眷，赶着老牛车一路风尘，来到内蒙古太仆寺旗兴盛乡四人沟村（今太平沟村）。与牛、王、宋三户人家来到兴盛乡的一个小山沟定居，村名被称为“四人沟村”。想那民国，极讲究名讳，“四人沟”被误传为“死人沟”。任宝认为任家在此地不宜久留，容易多灾多难，家族不会兴旺发达。

于是，兄弟仨举家搬迁到马坊子乡兴隆沟村定居，发展畜牧，开垦荒地，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不到五年，攒牛十多头，木轮平辕牛车五辆，实在忙不过来便雇佣个长工。因他经常跑办锡盟，有点见识，经常为村里人捎带办事，渐有声望。

大概是在1920年夏天。一次偶然的机会，任宝赶着老牛车，外出到沽源县县政府驻地小河子乡办事。途径今天的小西胡同村附近，看见这里水草肥美，产生定居于此的念头。第二年，人包边来此开荒种地、养牛放牧。

任宝一边盖房子，一边拉牛下地，沿着房子附近向北开荒，一直开到水淖边。两只大黄牛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任劳任怨，如此肥沃的土地，在木犁一垄一垄的耕耘中变成了种子的天堂。

待到北侧的土地全部耕种完毕，任宝又去耕种南部的土地，一直耕种到瓦窑坑——瓦窑坑位于距离村半公里地的西南方向，曾经在那里开过瓦窑厂，故得名。其实就是一片空阔的低洼地。这样加起来就有百亩良田了。任武、任潘每隔几天就从太仆寺旗过来看看他，带些吃的用的，帮忙干些活。

又是一年盛夏季，正是麦子拔节、抽穗、扬花、结籽的时节。任宝站在家门口，远远望去，千顷良田，泛着绿油油的波浪。他很欣慰，至少他的判断没有错，这的确是一处风水宝地。

在那个战乱不断的年代，能打粮食、能产良驹才是王道。他走进麦田，只见长长的麦穗挺着浓密的锋芒，锋芒根部开出一朵朵小小的白花，一群小蜜蜂在麦穗前绕来绕去，花大姐也忙碌着在麦穗上爬来爬去。微风吹拂，麦秆随之轻轻晃动，就像钢琴的琴弦一样，抚出一曲幽美的丰收曲。

中秋节前后，秋水果飘香，布谷鸟鸣叫着金色的年华。这时候麦子就成熟了，那一片片麦浪随风飘舞，粗壮的秸秆上挑着蓬乍乍的穗儿，黄橙橙的麦穗殷勤地点着头，熟得那么欢畅、深沉，像串串金色的汗珠，像无边的金色的海。

再看园中，大大小小十多头牛，还有规模要比牛棚小屋大了许多的新盖的三间土房，以及五辆木制老牛车。这丰收的气息，让任宝高兴地眼里直发热。这都是辛辛苦苦得来的。

任宝当年使用的牛车全部是木头做成的，包括车轴也不例外。车轴当然要用硬度好的木材；车辕呈U形，伸出车身一米多，用来约束牛身；车轮是一个直径一米多的纯木板，不像现在农村家里铁条制的牛车；在两大车轮中间的车身就是几条长方形木头板拼接而成的平面，不平整的地方再由木匠打磨几下；车轮靠前的车身左右两侧，为了便于坐着，外贴了两块木板，不大，但这一补充，使人坐在车上舒服多了；再就是为了防止车轮向前轱辘时带泥水到车上，在车轮里侧安装上两块长条木板挡着。一个老牛车大抵如此。

只见，牛脖子上套个拉牛套，四根粗麻绳分左右系上死疙瘩，另外四端连接车身和车辕。并在车辕头起另外安上两根麻绳，连接牛脖子上的弧形牛鞍。再来一根牵牛鼻子的小细绳，一辆老牛车就成型了。

当年，庄稼就获得了丰收。于是把宝昌的亲属接来居住。成为小西胡同村第一户人家。

想来，当年来小西胡同村，老牛车沿着去往北滩、高山堡、元坊子、三合村、小西胡同、白土坑的路线一路向南行进。从兴隆沟出来，往南行不到十公里便到了高山堡。

此时天已经蒙蒙亮了，北极星的穴位在北方夜空显得更加明朗。高山堡万岁山（或许那时并不叫万岁山）的身影渐渐凸显。山的凸起，影的雄壮，周围的静寂，令任宝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裹了裹衣服，清了清嗓子，唱起了东路二人台《后山调》：“白面烙饼，我烙了一个干；我跟上那哥哥你上呀上后山；白面烙饼，烙了半口袋……”果然，哼上几声调子，心里舒坦了许多。到达万岁山跟前，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往右的话，就是今天的天兴元、西壕堑、大脑包方向，山连山、坡连坡，或许他放牧时就曾来过这里。

于是，他果断地往东即左侧拐弯。那一带不是草滩便是森林，靠近山根的地方多是森林。牛车在森林中穿行，不时地有老乌鸦在树顶腾地一下飞走飞来。那时候元坊子还没有人居住，只有几个长工白天在那里干农活。

森林深处，除了野生动物的陪伴，一切静悄悄的，静得出奇。除了天籁之声，就是老牛车的叹息。老牛拉着空车，当然不再呼哧呼哧地喘气，它走得很平静，几乎可以明确地听得清四个蹄子的前后动作。车轮吱扭扭的声响表示着这片树林还有生气。

此时已经黎明时光，因为在密密麻麻的森林中行进，丝毫感觉不到明显的亮，前后左右遍布着树根、树桩，像一条条光秃秃的腿，近了又远了。

在头顶，树枝和树叶将牛车团团围住，牛车在两树的缝隙中穿行。小路并不明显，看来前人从这里行走的并不多。就这短短的五公里车程，直到早上八点多，牛车才转出去。

只见，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一大片原野呈现在任宝面前，到处生长着一人多高的青青的、碧绿的野草。东边、西边都望不到边，远远地、隐隐约约地看见南面有几座矮丘，呈“门”字形分布，中间地势较低，北侧是开阔地。

西南侧有一个大淖，足有三百米见方，水淖清澈，泛着白光。此刻，大自然形成错季之美感，气候凉爽，清风习习，空气清新，蓝天白云，绿海如烟，山清水秀。

带着野味的馨香、绿草的柔情、鲜花的芬芳、百灵的细雨，让人领略不尽“紫菊花开香满衣，地椒生处乳牛肥”的草原湿地风光。老牛车置身其中，也被周围的环境所感动，走三步停两步，总要啃几口鲜嫩的青草。

任宝也不再急着赶路，任凭老牛带路，慢慢腾腾地向南边挪动。他享受着野草掠过车轮的声响、拂过脚踝的清爽。偶尔，在青草深处，远远地听到狼的嚎叫，狐狸的私语。

山鹰在头顶盘旋，野兔从身旁飞奔，鹌鹑、百灵鸟、蓝蛋壳鸟、小白雀、留长腿鸟等各种小飞禽从一墩马莲齿飞到另一处草丛。看着这一汪洋草地，任宝的心情由平静到激动。

想想在太仆寺旗人多地少，放牧状况每况愈下，是该找个草地丰美的处所了；想想家父带着他哥仨当年从山西老家讨荒到此，一晃就二十多年了，自己也已经长大成家，正是“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所谓“圣人不贵尺之壁而重寸之阴”，唯有不舍昼夜地风雨兼程，补填天海，愚公移山，过好当下，才算是人生一大快事。

不知不觉中，老牛车来到一处水洼处。放眼四望，环山锁闭，森林像一条绿带紧紧环绕；山洼空荡，剩下的气息紧紧将它收紧；苍天空旷，蔚蓝的小宇宙没有一点瑕疵；林海莽莽，千亩林田赫然而立，大小分布错落有致；草地如海，绿茵茵的草浪在有规律地翻滚。

此处水草更为丰茂。水洼向东一直蔓延到今天的龙王庙附近，形成一个大的水淖。淖中隐隐约约地看见一些水草只露出一点头。另一端在西侧，水淖缩成涓涓细流，像一个勺子把儿形状一直延伸到西边一公里外白色的大淖中。

任宝近前，发现波光粼粼的水淖极为安静，尽管周遭一直是刮着微微细风。水淖四周的原野，草甸混杂花色鲜艳的双子叶植物，五颜六色，万紫千红，在水淖河流泛滥的那一片区域周围有河漫滩草甸，根据一年四季气温、降水的变化而形成了五花草甸，最著名的山丹丹花不仅能够开在满是石头构造的山坡上，也能开在这片湿润的野草中。

直到今天，很多人都听说，过去从小西胡同村到北滩村都是一片汪洋的水淖。从近年来，人们在小西胡同村后滩挖沙看，像是真的，因为都挖出了水还是沙子。有好几丈深了，根本没有见底。

风往北吹，野草的尖顺势向北倒，一阵阵蛙声此起彼伏，发出动听悦耳的交响乐曲，小蝌蚪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再看东南西三侧，矮矮的小山丘，分布着一片一片的野生新疆杨、苦杏树。

山丘并不高，却绿意盎然，威严挺峻，此刻只宜仰视，三山环抱、一衣带水，是个上风上水的好去处。任宝不禁感叹，这真是个如诗如画的人间仙境，在这里生活，岂不是过着世外桃源一般宁静怡然的生活。

这片草地像世界一样的古老，甚至比人类血管中流动的血液更古老。在这里，人的灵魂变得像水淖一样的久远、安静。

这时，他便有了在此长期生活、开荒放牧的想法。他默默地记下所到之处的所见所闻。老牛车翻过今天的白土坑大梁，向南直奔。任宝看到西南方向似有人烟居住，像个县城。

于是，他赶着牛车往那边靠拢，不多久便上了大路，渐渐有了行人。此时已经是快到正午了。下午办完事，往回返。原路返回，不禁要再对那一片水淖和群山赞叹一番。

但因天色较晚，不敢久留，抽着鞭子赶路，大半夜总算到家了。他把一路见闻和家里人说了，那时候也没有电视，这些新鲜事想来肯定能在家里聊上几个晚上了。

三年后，终于有一天，山东大汉吕东来也来了，成为第二家住户。吕东来名字很霸气，人如其名，生得高大威猛，说话好爽。他是沽源县大地主吴毛永在四宋永、西房子的管家。大地主吴毛永在今天平定堡镇大官厂村附近居住，后来将村命名为“吴毛永”。

他在沽源有田园万亩，雇佣五个管家分片管理。吕东来是他在西片区的管家。吕东来自叹整天在地主面前低头哈腰地当管家，没有一个身份地位，大地主高兴了赏他几个铜钱，不高兴了经常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一年到头也整不了几个钱，心里也不舒坦。他看到任宝兄弟一家在这里过这安逸的生活，很是羡慕。于是，他在吴毛永那里当了几年管家，攒了一点积蓄，买了三头牛，与吴毛永解除契约，单干起来。

任宝借给他种子，没过两年功夫，就有了数十亩地，粮食堆放得满屋都是，连睡觉都得临时在牛棚搭建简易棚子。吕东来育有儿子，即吕佃奎、吕佃宝。吕佃奎育有五子一女。即吕占海、吕占江、吕占元、吕占河、栗恒亮（跟了后爹栗存太姓，栗存太系赤城县白草乡西窑村人）、吕占英（郑明之妻）。吕佃宝一子三女，即吕占清、吕占花、吕占娥、吕占梅（王占峰之妻）。

第三家是王义祥，赤城县人。一个比较有文化的农村人，为人机灵，但比较实在，能够与人相处。他也是过来打工的，爷仨给人家当长工，干了几年有了家业，就在此落户了。育有三子三女，即王科、王秀、王举、王桂芳、王桂兰（吴广之妻），另有一个在大庆的女儿不详。王举三子三女，三子即王占龙、王占成、王占清。王秀育有三子二女，三子即王占云（原县编委办主任）、王占宇（原农机局局长）、王占军。王科有五女二子，二子即王占峰、王占生。

第四家是王贵、王亮哥俩。原籍在赤城县白草乡沟掌村人。过去口里实在太穷了，没得吃、没得穿、没得盖，苦不堪言，都揭不开锅了。王贵刚来小西胡同时，全家人一卷行李，吃饭只吃小米粥，睡觉枕的是木头墩。王贵育有四子二女，四子即王占河、王占山、王占全、王占堡。王亮育有一女，即王树花，吕占江之妻。

第五家是张聪恩。蔚州（今天的蔚县）来的木匠。他在这片儿给人们修犁、修车、修碌碡（滚旦子）。到了饭点，给谁家修理就在谁家吃饭。人总是有比较的，房边左右，他看到这里人们丰衣足食，有的人家还穿着布衣、系着猪皮牛皮裤带，觉着此地生活好于蔚州，就将妻儿搬来落户。一边干木匠活，一有时间就自己用铁锹挖地开荒，慢慢地生活好起来了，买牛开了几十亩地，自给自足。张聪恩育有三子二女，即张宽、张普、张亮。

第六家是于润，赤城县人。在那个年代，任宝家算是富农，从外雇长工帮着耕地。于润外出打工到任宝家。此人办事有眼力、勤快能干，得到任宝的信赖。年终结账时，任宝对他说明年再来。结果第二年，他真的来了。任宝借给他牛，让他开了五六亩地，就落户定居了。育有一子一女，即于献忠、于桂芬。于献忠有子于会；于桂芬就是李凤山的母亲。

第七家是二龙山的吴老二，全名叫吴凤祥。育有三女一子，一子即吴广。吴广育有一女二子，二子即吴金泉、吴金山。当时在二龙山林场前面曾有一个叫三岔口的小村，十五户人家。

1969年后，因为国家种植森林的需要，被确定为河北省重点森林桂花示范区，政策上要求三叉口村整村迁移，随后一家一家地搬迁走了。1973年时，还有七户人家。1982年大集体拆散的时候就没有人家了，现在村子房子已消失，这几年又开成林地了，现在更名为“平定堡林场”。

吴凤祥看二龙山树多地少，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看见来小西胡同人丁兴旺，开垦的土地粮食产量一年胜一年多。就搬来居住了，当年他就有三四头牛了，牛车两辆，后来不断扩充。到建国初年，国家搞土地改革，按照谁家地多、牛多、财产多来划定阶级成分。因为吴家牛、羊、土地比较多，被划成地主了，批斗了好多年。

第八家来的是一个叫老南的羊倌，真名叫南化河。人们都叫他老南，反而淡化了他的真名姓。他来自哪里？至今无定论，一说是河南人，一说是山东人。他放羊技术高，产羔多，还懂得羊病知识。人们都顾他放羊。

当时，水草又高又长，常常有野狼出没，之前一直是散养，羊不如牛健壮，遇到狼就成了“盘中菜”。当年任宝、吕东来、王义祥几家都有不少羊，于是，就合伙雇老南放羊，给羊工钱，挨家挨户按天数排饭。牛没有人放，自家管自家的。于是，老南也就定居在此了，一直是光棍。

第九家来的是李天发，赤城县东卯乡杨木扎子村人。他来了几年，因为当年用镰枷打场，非常累受不起了，就打道回老家了。他的儿子李林祥成了于润家的姑爷，娶了于桂芬。李林祥有四女一子。

第十家来的是郝贵，赤城县人。常年给人打工，人非常老实，忠厚、耿直，娶高山堡乡赵小铺村赵玉娥为妻，育有一子一女，一子即郝秀德。

第十一家是王林、王瑞哥俩，以及他俩的姐姐王秀英，赤城县人。他们也是打工而来。因为贫困，听别人说这里地广人稀，远离战火，交通不便，相对安全一点，就来此居住了。

后来，姐姐嫁给高山堡乡西房子村一个陈姓的小商人，人送绰号“延庆周”。就在此定居了。王林有三子四女，王瑞有五子四女。

第十二家是郭占银，赤城县人。因娶了王义祥的二女儿王桂芬为妻，结亲而来此定居。育有四子，即郭彬、郭军、郭成、郭贵。

第十三家是杜亮、杜明。杜亮是杜生新的父亲，也是扛长活之人，身材较矮，偏瘦，有点兔唇，非常吃苦耐劳，人也厚道。杜明有四子一女，四子即杜生仙、杜生喜、庞有才（在天津武装部工作，已退休）、杜生财。

这些人家组成了村落的雏形。最北边第一排自西向东是任宝、任武、王亮、张亮、王科、王秀、郝贵、吕东来家；往南第二排是李天发、于润、吴凤祥、王王举、南化河家；再往南第三排是张聪恩、郭占银、吕佃奎、王瑞；王瑞的南侧是杜亮家；张聪恩正南侧向南依次是张普、王林、王贵家。这十三户人家、十二个姓氏，陆陆续续来此定居，构成小西胡同村的原貌。说话间十来年就过去了。

这十年中，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情。1921年也就是任宝搬迁过来的第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1924年到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运动。消息很快传递到大江南北。

一种思想的传播就如同一年的季节一样，春天来了，想要挡在门外，那是不可能的了。可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到了30年代，“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开始入侵中国，推行“联盟蒙满治汉”的策略，企图分裂中国。在内蒙古地区设立伪政权，沽源一度成为其辖区一部分。

可是，这一带的农民运动也很激烈，所以这十年经常是今天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刚刚来，匆匆忙忙建立了农会组织；明天国民党就过来了，挂上了青天白日旗；后天日伪政权也来了，召集附近的地主乡绅，宣布这片土地归伪政权所有。你方唱罢我登场。在那个年代的生产力条件下，只因该地区没有矿产资源，人烟稀少，长期处于“三不管”状态。

大概是在1930年后，任宝看着村子人丁越来越茂盛，规模越来越大，就像人需要名字一样，村子也需要一个名字。他觉得应该给村子命名了。他看着潺潺流水从西边大淖缓缓流向东边村子北侧的洼地中，又看到村子的西、南、东三侧皆是低矮的山丘，村子就如同一个胡同里的豆腐块一般。想到此，他已打定主意就叫“小溪胡同”。

于是，他召集吕东来等人，来家里商量给村子命名的事。就这么一个没有任何记录的小会，经过人们代代相传，就成了村名了。由于是口传下来的，最后叫白了，就叫成“小西胡同”了，“溪”字换成“西”字了。

话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那是一个多事之秋。小西胡同村在这二十年当中，经历了共产党、国民党、日本军队及其伪军三种政治力量轮番更替，但又不是其统治区的核心位置，是被边缘化的村庄。

可也就在那个年代，小西胡同村还闹过一次土匪，叫“皮袄队”，将任宝、王贵家的几件纯羊皮皮袄——就是那种特重的皮袄——偷走了，最后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目前，可供挖掘的史料不多。大致推断，在这多事之秋，三股政治力量的较量更多的是在陕甘宁边区、东南沿海以及各大城市，在广大的农村，特别是内蒙古高原的边缘地带，政治力量起不到明显决定事态的作用。

对村民而言，他们需要的就是过好安分守己的日子。他们面临的最大天敌可能还不仅仅是政治、战争方面，还有自然灾害、人体健康等方面。对战争和政治，那时还不成气候，村民的形态至多只是应付差事或者口头响应。为了抵抗自然灾害，持续繁衍人口，村民们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但最重要的仍然是粮食问题，没有粮食就没有小西胡同。而种植粮食，收割粮食，储存运输粮食，都离不开老牛车。

那时候，所使用的农具、车辆极为粗糙、笨重。农用车还是以木轮车为主，整车全是木制，车长9尺至11尺，车宽2.4至2.7尺，车承7至9根，车亚栏是单木，车立柱是4根。车轴与车轮结合处每天须滴胡麻油润滑，否则车就咯吱咯吱响个不停。车轮是由五个等腰三角形组成的一个圆，中间一根圆柱形木头，并从中间挖出一个圆眼穿车轴用。

最好的车是榆木车辕，椴木车承、车柱，枣木车轴，普通的全部是桦木的车辆，不耐用、容易坏，一般一辆牛车只能使用4到5年。我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拍摄的《狂流》《姊妹花》《狼山喋血记》等电影中，可以看到中国农村多灾多难，以及所使用生产工具的模样和功能。

任宝对村子里粮食生产抓得很紧。在那个主心骨不好当的年代，他所承受的痛苦和两难是今人所不可想象的。种植粮食、在那里种植，这些都要考虑，种在马路边肯定容易被人发现。不能让种好的麦子落入日本人之手，不能让养好的鸡落入国民党的手中，简而言之，就是要让福利造福本村。

储存粮食的地点是窖。挖窖就成了有学问的事。山药窖的位置，从现在残存的地窖来看，我们注意到许多人家旧房客廊、园子中等一些隐蔽的地方，有好多已经塌陷了的老窖。而当院中的窖一般都是解放后的新窖。那时候人们有多穷？你可以做出颠覆性的想象。

在解放前，那几十年，全村只有两幅扁担和水桶，一副在任宝家，另一副在吕东来家，全村人畜共用。那口井在郝贵家房后道边的高处，每天早晚都有等着提桶打水的人群。

那是个经过大乱并没有大治的时代。张家口坝上地区最北部，沽源、宝昌地区，依然是荒凉的所在，国家政治经济变化，对这片土地而言似乎影响不大，人们仍然过着布衣粗饭的小农生活，长生天并没有特殊眷顾这片天地下的居民。

在这里，人们对雷电等强自然现象仍然怀着强烈的崇拜感，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更比上天发怒令人恐惧的事情了。而制止上天发怒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遵循大自然规律，安居现有状态，并保持缄默。在太仆寺旗、在沽源大地，我们看到许多先民就是这样恪守着祖辈遗训度过自己余生。

龙王庙、狐仙庙，是那一个时期典型文化图腾。农民期待风调雨顺，就要每年夏季迎龙神，拜祭龙王庙。小西胡同村东的龙王庙，最早的位置是在今天村中央的位置，也就是六十三家的房子东北角。

在七十年代中期在村外东北方重新修建的，木土结构建筑。一般要做祭祀活动。活物自然就是牲畜，有牛、羊、猪等。狗是上不了贡台的，大约是担心狗肉酸味影响天神的情绪。羊是最悲哀的，往往是老羊或者病羊，经常会被送上断头台。

虽说拿病羊去敬神存在极大不吉利，可是村子里一些老人更考虑自家羊的经济利益，病羊显然更适合祭神。他们认为，神是不会和人计较羊是否会有病，祭祀完毕放了血，肉还是可以分着吃，每家都得花钱买一块。

搁在平常，谁家羊得了不治之症，等待它的就是一刀菜，卖给村子里很困难，拉到县城也不好卖。赶上领神就不一样了，因这是龙神的安排，任何人都不能拒绝，必须买的。全村人都需要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们需要很虔诚地跪在庙前，在蓝天白云烈日下见证对天神的尊重。然后老人会祷告一些话。内容多是本次祭祀活动的目的以及祈求之意。

农民期待平安富贵，大略是要去拜一拜狐仙庙。不过，祭拜一般是腊月底和正月初的事情。最早的狐仙庙是在小西胡同村西坡上，任宝因儿子早逝，于1948年将狐仙庙挪到村子东口。

木土结构的庙屋，庙前有一株柳树，至今还活着，每年新枝发芽，非常茂盛，那时村民吕占海于1958年栽种的。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村民张宝金、张宝银在原基础上，用砖加固，房顶也上了红瓦，就是现在的原貌。

2017年又准备翻新龙王庙、狐仙庙，准备按照古代庙宇形式建造，预估资金大约七万元，因为资金不足，暂时搁下了。人们相信狐可以通灵，那么庙中供奉的太上老君、王母娘娘等各路神仙，便成为人们在人间的寄托。人们相信这种虔诚的供奉可以通过狐狸转达到上天。而草原又是个狐狸盛行的地方。那么既有了神灵，又有了转达民意的狐狸。这样的祭祀活动自然兴起了。

生活在这样广阔天地中的人们，还要面对冬天的严寒冰冻。每当冬天来临，西北风吹得极为猛烈，农家土屋不到两米高，墙缝还透着空气，烈风可以轻松地穿透墙体，威胁着人们的生活。

那时，煤的开采技术相对还很落后，人们哪里舍得燃煤。根据《临汾市志》记载，1917年临汾地区已经出现了使用机器的“井窑”，但当时仍然是以由“牛窑、人窑二种”组成的“平巷窑”居于主导地位。

目前尚未找到那时期坝上地区燃煤的记载，但根据产煤大省山西的情况推及，内蒙的境况要差一些。大量的煤为官方使用，民间只能燃烧一些树根、草木等植物。

建国后，在五十年代初期，沽源县的行政区划分为区、乡、村三级。其中，平定堡是一区，小厂为二区，西辛营为三区。小西胡同村隶属大西胡同乡（今天的西胡同村）管辖，全村人口大约18户人家，具体数字不详。

任宝在村里相当于“村长”，小西胡同村当时没有其他村干部。那时候的乡长叫霍振山，外号“霍阎王”，张麻井村人。村里有什么工作，乡干部都来村找任宝商量着办，一般就是摊派工作，派工、派车、征粮等，以及1955年加入高级社前期的摸底准备工作。

当时任宝身体状况很糟，行动不便，但他响应党的号召，很快领会党的政策方针，挨家挨户去做村民的工作。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原有土地上栽种了防护林以及小面积的片林，树苗的成活率很高，起到了一定的涵养生态的效果。

此外，农业生产上，由于政府引导，技术员下乡，以及人口增加、劳动力富足，年年丰收，粮食增产，老百姓真正地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这在解放前是不敢想象的。

1955年之前是互助组、初级社，到1955年之后农户的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全部归入高级社，归集体所有。当时国家贫困，不给钱、白投入。

村里人们给国家交公粮，卖私粮都是赶着老牛车去张北或者张家口交粮，一走就是半个月二十天。顺便买些生产、生活用品，一举两得。不过，一路上很辛苦，就跟讨吃一样，但是村民们很愿意出去，至少可以见见世面。此处不细说了。

大跃进时期，沽源县实行大炼钢铁运动，农村各家各户除了生活、生产最低限度备用铁制品外，其余一律上交炼钢铁。大炼钢铁运动对农村的直接影响，也是最明显的改变就是生产工具的革新。

牛车，开始有了经久耐用的车轮。车轮外边用铁包了一圈，围绕车轴的一圈木轮以及靠边木轮全部用铁钉钉制。车轮中间穿轮部分用了十字中空铁镶到木头中。

并且，车轴镶刻了长方形的铁条，车轮中下方靠车轴中心部位是用六根米字型镶嵌，比较坚实耐用。甚至有的富裕乡镇还出现了铁轮车，车轮以铁为主，搭配木头，更加灵活耐用，能载重。不足之处是车身太重。

那时，人们的衣食住行是单调的。主粮是莜麦面，杂粮就是芸豆、大豆、荞麦、粟子（吃糕用的），还有胡麻。白面是有钱人才买的吃。副食有牛、羊、猪肉，鸡肉也能吃到，很少看见鱼、土豆、豆荚。

当时人们比较穷，吃的很节俭，逢年过节才吃的丰盛，平时都是粗茶淡饭。穿的基本上就是粗布衣服，好一点就是细布衣服。单鞋就是布底布帮的鞋，棉鞋就是胶底、毡帮的黑条绒棉鞋。戴的是狐皮帽子、猫布帽。腰带是麻绳、不跳，好一点的就是猪牛皮腰带。

晚上点灯就是棉花灯芯的麻油灯——将麻油倒进碗中浸湿棉花芯。外出行走短途步行，长途一律是牛车。因牛车比较稳重，妇女也可以驾车；若是马车的话，容易“惊”，惊了很容易人受伤、跌伤。

大跃进以后到六十年代初期划分成分，按照财产的多少划分为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六类。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站位在中国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提出中国存在着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中小学教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半无产阶级，包括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无产阶级。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为建国后乡镇、村两级开展成分划分提供了划分方法上的重要基础。据父亲的同学回忆，父亲读高中时是班里的好学生，记忆力惊人，能够大段大段背诵课文，尤其是《毛泽东选集》。

在我父亲的印象中，当时小西胡同村的划分方法是：

（1）地主，就是牛羊数十头、农具丰厚及粮食满仓，而且长期雇人帮工，如吴凤祥。当时，也不是说吴家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地主了，只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在全社会要求政治觉悟时，他俩广积牛羊、广攒粮仓，根据现成的实物，自然就被划分为地主了。

（2）富农，就是有牛、羊、农具等财产，但量小，不雇或者很少雇佣长工，只雇短工或者月工。富裕中农，有极少牲畜农具，但地少自己耕种，不雇工。于润家当时定的是富裕中农。

（3）中农，自耕自种，土地少将够解决温饱。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开展大跃进运动。国家安排的政治任务，派公社干部调查农村阶级成分。当时任宝本人已去世。公社干部到太仆寺旗太平沟村调查。其子女被定为中农。下中农，有点土地，但解决不了温饱，没有牲畜牛羊。这两部分人占村里的大部分。

（4）贫农，一贫如洗，没有土地，长年累月靠打工生活。像南化河、郝贵、杜亮等人一辈子扛长活，定为贫农。按照上级政策，盐淖生产大队搞“忆苦思甜”活动，郝贵作为贫农代表还在大会上发了言。

六十年代，正是我父亲这一代同龄人出生的高峰期。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偿还苏联外债，国家贫困，群众受难，当时流传的话就是：“勒裤带，还外债”。百姓吃的山药秧子打的面，凉拌苦菜，半把莜面一瓢水熬成汤。饿得是面黄肌瘦、干活无力。

当时是大锅饭，农民家中没有一粒粮食，不能自己做饭，全到集体食堂统一打饭吃。当时村里的生产队长是张宽，食堂管理员是任瑞枝，做饭的是白玉珍、武翠娥、高树英、王桂兰、于桂芬。

自1960年开始，农村人有了到沽源县城赶会的习俗，男人赶着大牛车，拉上两三个女人，带上三四个小孩到县。一般要带上干粮，莜面锅饼或炒大豆。一般回来时会给小孩买点糖块、水果吃。大人们则买些生产生活用品。基本上全村人都赶在这段时间去一趟县城。

七十年代，国家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实到沽源县，就是各村盖“排子房”。 这个项目一直持续到1982年大集体解散才结束。小西胡同村因地势高低不平，村落杂乱混盖。按照乡政府的要求，在村北水洼地以北的平地上盖新农村，即今天的北营子，原小西胡同村又被称为南营子。

那时候每到晚上大队都要组织学习活动，地点是生产队队房，学习时间大约两个小时。学习内容是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也宣传一些中央文件精神，可见当时中央文件是下发到村大队了。学习之后便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基本每户至少一人参加，多了不限。

那时开始搞农田基本建设，将农田全部规划成正方形或长方形，个别为梯形或三角形，又栽树又打井，成立了铁姑娘打井队，搞得轰轰烈烈。搞农田建设的地方都插着红旗和各色彩旗，干活的人是黑压压的一片，非常壮观。

当时公社有农场、农机站，大队也有良种场、副业队、打井队、林业队等。同时还进行特种改良，引进优良品种。

六十年代，不种小麦，大面积种植莜麦、土豆、胡麻，俗称“坝上三宝”。到了七十年代，增加了粟、谷、黍、蚕豆等品种，也开始种小麦。种类多、品种全，上级要求每个生产队必须种植200—300亩，但是，实际规模一般是100—200亩。

种小麦又分旱田和水田，旱田品种以玉兰、康选小麦籽种为主；水田以墨尺、拜摩尼62籽种为主。每年初春、秋末主要劳动力都搞农田建设，平整土地。有些小麦因早熟、秋雨大，割到后在地里就发芽了。

打场只能是老、弱、病、残之人，整天也脱粒不了多少粮食。没办法，人们在队长的号召下，每天晚上主要劳动力都要参加粮食脱粒，大约三四个小时后才能回家休息。次日继续上工搞农田建设。到了冬季，农活结束，就扫街扫院，砌猪圈，也有部分村民创夏天垫牛圈拉出的土肥。

这样，今天小西胡同村村容村貌的基本格局最终形成了。

那几年，小西胡同村又出现了铁棍车轮，接着又有了轻便橡胶轮胎的车，之后又有了载重量更大、灵活方便的大轮胶轮车，甚至车身也是铁制的。

八九十年代，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视野开阔，各行各业都发展起来，有种粮的、放牧的、养猪的、外出打工的、经商的、也有半农半商的、半农半牧的、脱粒机收割的。

由于自然条件所限，办厂子的极少，个别也因不能交换而倒闭。在农村，因分田单干，地多人忙，召集人员参加村集体活动就比较困难了，农村精神文化建设就此实际上失去了存活的基础。

村干部的工作也做了调整，除了春秋两季栽几天树外，就是收农业税、羊毛税、摊销款、再就是催农户交公粮。计划生育是从1976年开始的，工作难、任务大，占据了村大队很多时间。

大概是1983年冬至1984年春，我小的时候，生过一场病毒性肺炎的病，在我们这个地方这种病就是大病。在我之前，我母亲就生过一个哥哥，就是因为得了病毒性肺炎而死去。

家庭条件差，为了省钱，加上身为农村人的祖父、父亲的迂腐、忠厚，靠着乡村赤脚医生的“最后一根稻草”，希望治好我的病，结果小病拖成大病。

我的外祖父栗恒通，是赤城县白草乡一名老中医。他听说我的病情，前来看我，看到我昏迷不醒、浑身烧的紫红、像个火炭，最高高烧42度。

当时他很生气地训了我父亲一顿。外祖父连夜套上牛车，一路抽着鞭子赶往县城医院，那天正好是一位姓段的院长值班。他亲自为我看病，那年在县医院过的年，住院两个月，中医疗法治好了我的病。

我得感谢那辆老牛车，还有那头老牛，一路上不知道挨了多少鞭子，受了多少委屈，为的就是尽快到县城给我治病。在我四五岁时，我家房子买的是郭彬的旧房。

那时刚刚记事，记得房客廊有一堵墙开了洞口，父亲就把那辆老牛车堵在洞口里侧。不过，洞口上面还是可以钻过去一个大人的。我就常常坐到牛车上，把牛车当成城里的小汽车。我爷爷家牛车只剩下几个车轮，车轮上有铁圈、铁钉、铁条等铁制品。那是第二代牛车了。

80年代中后期,村里出现了小型拖拉机。牛马拉车耕地的时代到此终结了。最原始的全木头的木轮车就成了古董，农村人就用它挡挡羊圈、盖盖山药窖、或者当井盖，有的家里直接当生活的木材生火烧掉了。

如今，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象征着小西胡同村活化石的老牛车彻底地从人间蒸发了，再也看不到它的影子了。新一代更年轻的小生命，他们是幸运的，上小学就开始车接车送，就像温室中的花朵一样，全家人像小皇帝一样贡着他。在他们身上已经鲜少看到老牛车的身影了。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如今，小西胡同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家中的那些全木制老牛车、半木半铁牛车、铁皮牛车，都已经拆的拆、扔的扔、烧的烧、卖废铁的卖废铁，早已经不见踪影了。前不久，我父亲去我爷爷的旧房寻找那些农具，一无所获。

唯有村子里通往县城的那条老牛车碾出来的马路，依然六十年如故，破破烂烂。告诉人们回家的方向。金莲川域三百里，回梦水淖二百年。

古老的牛车，灰土的石墙，幽静的村落，朴实的乡民，处处书写着乡愁乡序。这里有故事、有回忆、有牵挂，有欢乐、有悲伤、有感怀。你可以在满院的月光中、乡村的天籁下、枕着淡淡的乡愁，安然入眠。让我们挣脱城市的藩篱，远离钢筋水泥的丛林，抛开车流噪音的喧嚣，踏上回乡的旅途，探寻灵魂深处的乡韵，共唱历史长河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