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着吃饭的爸爸

都什么时代了，还有站着吃饭的人？你不相信么，但我的爸爸的确就是这么一个人。

先还是从爸爸的职业说起吧。爸爸是一个小学教师，到二O一二年为止，在我们老家的村学里教了整整三十多年书，他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只有在吃饭时才回到家里，一进门，便匆匆忙忙地端起母亲为他准备好的饭菜，站着狼吞虎咽起来，一两个馒头、一两碗稀饭、一小碟菜最多只需四五分钟时间就吃完了，然后就忙去了。

起初，爸爸是我们村里的文书兼民兵连长。那时我还很小，就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前梁上，跟着他在村子里跑来跑去，谁家在那里，也约莫能说出个一二来。至今，在农田改土的山坡上，在群众大会的会场上，爸爸忙碌的身影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后来，我上三年级的时候，爸爸便成了我们村学里的一名民办教师，除带一个班的全部课程兼班主任外，因他喜欢音乐，便主动承担起了全校的音乐课，同学们在他的感染下，音乐的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从此，校园里除了朗朗读书声外，还多了悠扬的歌声。他从最初的民办教师，到若干年后转为正式教师，在条件简陋的村学里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几次学区调他到中小工作，他说：“偏僻的村学里年轻人蹲不住，我习惯了！”就把这些工作机会让给了其他年轻同志。任教期间，他多次获得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至今他教过的学生的儿子早都走出了他所教的学校，和他同龄的老师们有的嚷嚷着病退，有的嚷嚷着请假，但他还在一如既往、一丝不苟的面对这份他认为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睛早早就近视了，坐在第一排还看不见黑板上老师写的东西，学习非常吃力。那时考试没有印刷好的试卷，只有等老师把题目全部抄到黑板上，我才能照着老师拿的题去做。为了不影响学习，爸爸便领着我，步行二三十里地，到陕西省的天堂乡去赶坐发西安的班车。到了西安，为了节省钱，我们便住在一个地下的旅馆里，至今那沉闷的、发霉的味道似乎还从鼻子里呼吸出来。第二天找到光明医院，经医生诊断，说是只能配近视镜，于是，从那时候开始，一个黑圈子的近视镜便架上了我的鼻梁，镜片里的玻璃圈一层一层，同学们都笑我戴上了“瓶子底”。从此，爸爸为我配的近视镜与我形影不离，成了五官中的一个主要成员。有了眼镜，我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了，便不用再固定的占据第一排中间的位子了。

那时，民办教师的工资是很低的，为了维持生计，爸爸便利用星期日和节假日，想方设法，不断探索和寻找脱贫致富的途径。

刚包产到户那几年，由于家里粮食不够吃，除了角角落落种好自家的自留地外，爸爸还到离家二十多里的“免山”耕种了人家撂荒的二十多亩土地。那时我还小，只记得由于地陡，刚开垦时地里的蒿子长得比人还高，后来长出的麦子又细又矮，像猴毛一样，往往收割两亩地还捆不起百十个麦子。从地里往车能行走的塬边用扁担担，一个来回要走一个多小时。我们姐弟三人的任务便是赶着驮麦的毛驴，一回一回中转。就这样，家里的余粮逐渐宽裕了，温饱问题算是解决了。

那时，农村的信息还不畅通，看到外地的人来我们这里养蜂，爸爸便想尝试一番，于是从养蜂人那里买了几箱蜜蜂，放在我们家院子里。我每天放学回家，蜜蜂便嗡嗡嗡的在头上飞来碰去，心里总提心吊胆，生怕那一天不小心招惹了它们，脸上或者头上被蜇出一个大包来，因此走起路来也乖巧了许多。记得那年夏收刚开始，因为甩蜜，爸爸的脸上被蜜蜂蜇后肿得连眼睛也睁不开了，同村的人一见面便笑着说：“呵呵，怎么，麦子刚收开，把人就吃得胖成这样了？”

八十年代，当农村的人们还不知道沼气为何物时，爸爸便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挖了一大一小两个圆形的坑，用混凝土固得结结实实，并盖上盖子。当乡上的干部来我家问建沼气池还需要什么帮助时，瞪大了眼睛不知道爸爸在做啥的乡亲们才知道爸爸是在建用来生火做饭的沼气池，比我们这里农村推广沼气的项目整整早二十多年。

那时，农村的机械很少，农活普遍靠人力去做，人的劳动强度很大。爸爸看在眼里，他就贷款买回了手扶拖拉机，帮助乡亲们耕地、碾麦。再后来，把手扶拖拉机换成了小四轮，在夏收时节，学校一放忙假，他便开上机子去碾麦，从早上七点多出发，下午七八点回来，有时遇到雷雨天气，中途连饭也顾不上吃，在拖拉机上一坐就是一整天。回来时，只见他的衬衣和脸被油烟熏得乌黑，下得拖拉机来，端起凉开水咕咚咕咚就喝，然后躺在场里的麦堆旁，只几秒钟时间，便打起了呼噜。晚上自家的麦子还等着他去碾，这样，他连站着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

从报纸上看到长毛兔的养殖前景，为了掌握长毛兔的养殖技术，在一个暑假，爸爸赴外地学习。刚进入养殖场，却不慎被挣脱铁绳的狼狗把脚弯咬成重伤，按照医生建议，他至少要休息一个月。他辗转坐车，柱着拐杖一瘸一拐回来后，为了缓解脚后跟运动时的疼痛，爸爸在布鞋的后跟处订了一个类似鞋跟的木块，就这样一脚高一脚低的开始了养兔历程。他根据看到的养殖场情况，一边忍痛从书本上学习养殖技术，一边修建兔舍。他和妈妈把靠近院边的那排房改成了兔舍，里面用砖头分隔成一个一个的小框，前面用铁网围起来。看着他从外地带回来的几只小不点长成了一个个壮实雪白的长毛兔，爸爸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经过一年多时间，起初的几只兔子经过繁殖，渐渐的把整个兔舍都充实了起来，爸爸一从学校回来就忙着消毒、打防疫针、分离幼仔等。那时的兔毛很贵，专门有人上门收购。在爸爸妈妈的带动下，临近村社的乡亲们也跟着养起了长毛兔，一时间，长毛兔成了我们乡的特色产业。

那时，人们普遍住在塬边的窑庄里，随着包产到户后人们生活的逐渐富裕，盖房子的农户逐渐多了起来，砖瓦的需求量增大了。看到这个信息，爸爸便联系同村的两个做砖瓦的师傅商量，很快，他们达到一致，说干就干，平场、搭棚、拉土、拉水……，爸爸俨然成了一个泥瓦匠。因为烧制砖瓦需要大量的燃料，常常在星期日凌晨三四点，我们姐弟三个便被妈妈唤醒了，睁开朦胧的眼睛，只见妈妈已做好饭，爸爸正在给拖拉机加水加油。一家人仓促吃过饭，就拿一包馍一壶水，妈妈和我们姐弟三人坐在拖拉机车厢里，迎着黎明的冷风，去五六十里外的山里刮柴，往往走到了山里，天才蒙蒙亮。到下午三四点钟，五六十梱柴便把车厢装得满满的，我们便懒散地坐在装满车厢的小山似的柴垛上，缓一口气，喝一口水，看爸爸驾驶着拖拉机，一路七拐八弯的凯旋而归。

在生活的奔波中，爸爸可谓是费尽周折。建房的周期过后，爸爸看到我们村子里没有磨面机，人们要拉到五六里外的地方去磨面，于是，他买回了磨面机、粉碎机、榨油机，由妈妈经营，由于妈妈待人诚实，态度和蔼，我们家一下子成为了附近村子的面粉加工厂。

爸爸很重视学习，他订阅了甘肃省农民报、陕西农民报，还购买了许多特色农业种植、牧业养殖以及农产品深加工等方面的书籍，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细心研读。他边看边实践，硬是把我们家一块四亩的耕地当成了试验田，什么新式葡萄、草莓、桃子、梨儿、李子、花椒、大米小麦旱高粱等等栽植的满满的。

最让我揪心的，是爸爸后来养殖起来的蝎子和蜈蚣。由于爸爸平时在学校，许多养殖的细节需要妈妈去完成，而妈妈最害怕那些虫子了。看着平时让人毛骨悚然的虫子竟然堂而皇之的住进了我们家的房子，妈妈现在说起来还心有余悸。为了尝试着能把本地的蝎子改良和驯化，爸爸竟然穿起高筒雨鞋，于夏天的夜晚拿一手电和摄子，去山上亲自捕捉蝎子。

在爸爸的安排下，由爷爷负责放牧的羊群，曾经发展壮大到一百多只，在防疫季节，常见爸爸手拿针管为每个羊注射防疫针。而那些羊所产的羊粪，让地里的庄稼一点儿化肥也不施就长得油黑发亮，收获的产量比谁家的都高。

爸爸看到本地马铃薯产量很大，为了引导更多的乡亲们脱贫致富，在他的筹措和发动下，与五六个邻居联合成立注册了蒲窝粉条加工公司，修建了厂房，购置了生产设备。看着经我们的机器生产出来的一缕缕雪白的粉条整齐的凉晒在温暖的阳光下，领居们的脸上挂满了笑容，村子里的人无不拍手称赞。

爸爸这一辈子盖的房子估计是其它人所不能及的，从土木结构到砖木结构再到钢混结构，从人的住房到兔舍再到养蝎房，从拖拉机房到磨面房再到粉条加工房，我粗略地估算了下，几十年来，经爸爸手盖起来的房子先后有八十多间一千二百多平方米。

爸爸青年的时候喜欢画画，画得水果啊、人物肖像啊贴满了我们的房间，至今一个立柜的玻璃橱窗上还有他画的两条栩栩如生的金鱼。他还喜欢吹笛、弹琴，我的许多音乐爱好都是从他那里潜移默化来的。

爸爸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无论是手表，还是收音机、缝纫机，或者摩托车、拖拉机什么的，都能在摸索中修理。

爸爸的思想是紧跟潮流的，和他打交道的，不仅有年长的，更多的是年轻人，他们常常一起，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谈论农村发展之道。

爸爸也有自己的弱项，他对象棋、扑克、麻将、花花等娱乐项目一窍不通，从不在这些事情上浪费时间。

爸爸从未吸过烟，这个良好的习惯深深地影响着我，使我亦与烟无缘。

因为站着吃饭的缘故，我家的灶房里，倒省却了一个家具，至今没有饭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