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

1908年，爷爷出生在于南通余西古镇一个世代耕读之家。他的父亲光绪十三年考中秀才，光绪十七年和余西场官唐汝峒共同创建精进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爷爷兄弟六人，两个姐姐，他排行最小。

1928年，爷爷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上海、溧阳、南通等地的中学任教。1957年，爷爷被打为“右派”后身陷囹圄，此后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代课”生涯，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生清贫。这样算来，爷爷从事中学教育六十余年，可谓桃李满天下。

我们兄弟二人，相差一岁，从小学开始便一起上学、一起玩耍。小时候父母工作比较忙，爷爷经常带我们玩耍、学习。我现在也会和女儿讲起我小时候爷爷怎么在精进书院的板壁上给我们兄弟俩讲解相遇、追及的数学题。爷爷虽然领着微薄的工资，但对我们的生活关爱有加。至今我还记得爷爷从余西中学食堂给我们带回来的斩肉圆子的美味，在七十年代末那可是奢侈品。

我上小学后，爷爷到了离家二十华里的东社中学任教。爷爷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精神矍铄。十余年来直至年逾八旬，他一直是每周从余西步行二十华里到学校，农忙时分，周末回来帮助奶奶挑担耕种。每次下地干农活前，爷爷总是换上一套打满补丁的衣服，挑着扁担，一副老农民的架势。但是细一看，英俊的脸庞、白皙的皮肤、整齐后梳的头发，尤其那与生俱来的超凡脱俗、清癯出尘的气质和那套行头极不相符。上初中后，我慢慢开始懂事了，有时家中有同学或客人来访，我内心总不想让他们看到爷爷的样子，觉得那样有点丢人。我也向奶奶埋怨过爷爷为什么不穿平常的衣服，奶奶说爷爷不肯穿。后来我从父母和族亲的口中了解到了爷爷坎坷而不凡的一生，我有点明白了，这大概是唐寅诗中“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的傲世不俗和超脱释然吧。

小学暑假期间，爷爷经常带我们兄弟俩去三余镇的堂伯家住上几天。爷爷三岁丧母，后由大嫂一手拉扯长大。堂伯是爷爷的大侄子，只比他小五岁，两人从小就在一起玩耍，感情深笃。伯伯、伯母都很尊敬爷爷，称呼他“小叔”。伯伯那时已经退休，但好像很忙，白天都出去办事。堂哥堂姐们都已成年，一般不回来住。伯母十分和蔼可亲，平时总是笑眯眯的，对我们爷孙仨照顾得十分体贴。印象中，堂伯家有两排房子，南边的房子紧邻一条大河，风光旖旎，我们就住在那里。每天早上伯母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早餐，可是爷爷总是不在家吃，而是去三余镇上的茶馆吃馄饨点心。归期临近，有一天，爷爷很着急地和我们兄弟说自己的钱丢了，让我们也替他到处翻找一下。伯母得知后立即给了爷爷一些钱作为我们回家的盘缠，爷爷也欣然接受。事后我们才知道其实钱并没有丢，而是爷爷囊中羞涩，却没有预算好，早上出去“潇洒”掉了。善解人意的伯母也许看出来了，只是不说。

精进书院一直开办在任氏祖宅，自打我记事以来，书院仅剩前后两进，我从小就生活在前一进的房屋中。每年暑假，正值盛夏酷暑，我和哥哥习惯把堂屋的后门打开，将两块长木板搁在门槛上，两人并排躺在上面睡午觉，凉风穿堂过，甚是惬意。街对门有个老汉是个泼皮，有一天他为了抄近路竟然穿过我家堂屋，并且从我们头上跨过去。那时候我们兄弟俩已上初三，血气方刚，岂能受此胯下之辱，于是就和他争执起来。那时候我父母在外地工作，泼皮欺负我们年少，竟然对我们动手动脚。爷爷闻讯赶来，以长辈的身份教育他，结果他依旧无理取闹，在大街上骂骂咧咧。我记得当时正好家中来客邀请爷爷去城里办事，爷爷也没时间和他废话，就扇了他一记耳光，并厉声警告他闭嘴。那时爷爷虽年近八旬，但体格依旧健硕，更何况是他的长辈，泼皮不敢还手，只能悻悻退回家。从此此人未敢踏入我家堂屋半步。从那时起，爷爷在我们兄弟心中的形象就是：“拿得了纸笔弹得了琴，上得了战场斗得了狼。”

再过三天就是二零二二年的除夕了，爷爷离开我们已经十七年半了。不管我们离家多远，除夕总要回到家乡烧经祭祖，这也是每年我们兄弟俩最重视的仪式。敬对香炉上冉冉升起的青烟和经书草纸燃烧时翻腾的火苗，我期待再次与可敬可爱的爷爷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