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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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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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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1983年

1983年盛夏伊始,我们小学生涯的最后一天,窗外树上的蚱蝉们在“嗞—嗞—”地拼命喊叫,教室里的同学们也在汗流浃背地奋力答题。我突然瞄见窗外缓缓升上来一张一尺见方的白纸,上书“我的老师”四个大字。当我看到卷末的作文题“一件难忘的事或一个难忘的人”,我心里不禁暗笑。

走出考场,远处一个瘦瘦的身影一闪而过,我认出他是我们班主任、语文老师的爱人朱师傅。我特意绕出校门,看了看紧邻街边的教室后墙。我们余西小学源于1891年成立的精进书院,当时已有近百年历史,此处校舍始建于上世纪初,基础高于古镇东后街两尺有余,再加上为了防盗,木槅栅窗户开的很高。个子不高的朱师傅能攀爬在光光的墙壁上坚持好久,我惊叹之余,暗自感激朱师傅对我们最后的“关爱”。

南通县共有9个区,以前余西区公所驻地在余西镇,后来搬离了。作为中心初中的余西初中的优良师资逐渐流失,而邻镇的二甲中学是个老牌完中,其教学质量要高一些。按照惯例,二甲中学在录取完本镇的大部分学生之后会给余西镇留10个名额。小升初成绩出来了,我和哥哥都考了180多分。不出意外,我们兄弟俩肯定选择去上二甲中学。但是那一年,可能由于生源保护等原因,余西镇户籍的学生只能在本地入学。二甲中学的一位分管领导,大学毕业后曾在余西初中工作过一段时间,同为数学教师的爷爷带过他。爷爷就找到了他,说如果放弃了余西镇前几名的好生源是多么地可惜,希望他认真考虑一下其中的厉害关系。这位领导是个年轻干部,比较有魄力,他大胆地决定继续向余西镇招生。

9月1日到了,我们兄弟俩兴高采烈地去二甲镇上学了。二甲中学距离我家约5公里,家里只有一辆永久牌28寸自行车,只能一人骑车带另一人,大多数时候哥哥带我。大概过了一个月,哥哥老是喊胃疼。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可能是胃溃疡,原因是每天吃饱早饭后立即超负荷运动。那时候,哥哥不满12岁,我不满11岁,确实严重超负荷了。当时再买一辆自行车需要200多块钱,还很难搞到自行车供应票,于是妈妈只得让我去学校寄宿。

几天前,我在读完一个公众号上一篇关于通州建筑铁军创业故事的文章后,有所感触,便在文后实名留言。第二天收到了主编回复,希望和他联系,我们互加了微信。他姓瞿,说认识我,高二时曾搬到我们宿舍住过一段时间,原来他是高我4级的一位学长。瞿学长说,那时候我寄宿,哥哥常来宿舍玩,他经常和我们开玩笑,他夸我们兄弟俩“长得很有灵气,两眼炯炯有神”,所以他对我们兄弟俩印象特别深。

寥寥数语已让我很感动,在那个纯真的年代,高二的瞿学长能和我们十一二岁的小孩打成一片。让我更感动的是,瞿学长对我们的印象如此深刻,40多年过去了,他还能清楚地记得我们的名字、样貌、言行,还有我的床铺位置。接下来两天我们陆续聊起了一些往事,记忆的闸门就此打开。

二甲中学的学生宿舍在校园最北边,一排砖瓦结构的平房,大概十几间,中间有个穿堂的过道通向北边的操场。我的宿舍在最西头,紧邻公共厕所,宿舍内两排上下铺,共12个床位,门居中朝南,北边窗外就是大操场。宿舍地势较低,一到下雨天,地上全是烂泥。初一只有五六个人寄宿,因此我们和高年级混住,也没住满。

有一天,妈妈到学校宿舍来看我。当时我的床铺是东边靠门下铺,她在给我收拾床铺的时候闻到到一股尿骚味,当她掀起上铺的被子后发现垫被上已是“层林尽染”,妈妈心疼地抱起垫被拿到门外去晾晒。上铺的同学和一位梁山好汉同名,12岁左右。可能由于普遍营养不良导致神经发育晚,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中不少人还会尿床。

后来妈妈替我把铺盖搬到西边中间下铺。上铺是高二的朱学长,来自如东。他有一个木头箱子就放在我的床铺下面。他有时会从家里带来方脆饼,我们南通地区特有的一种零食,极好吃。有一天,哥哥到我的宿舍来玩,我告诉了他这个秘密。我们俩看宿舍好像没人,于是我就在朱学长的木箱里翻找起来,突然哥哥看到上铺蚊帐里有人,我俩吓得一溜烟跑掉了。后来我们一直很感激朱学长没有把这件事情汇报老师,否则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错误可大可小,其结果不可预料。

学生食堂是分餐制度,一桌8人左右,派一个人去打一盆米饭和一桶菜。能吃饱就不错了,别提能吃好了。妈妈想办法替我搞到了一点教工餐厅的饭票,我每个月只舍得去一两次教工餐厅额外买一份荤菜。印象最深的是红烧肉,酱红油亮,鲜香扑鼻,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让我垂涎欲滴。只要我去教工餐厅买菜,哥哥和发小小勇都会围拢过来,一起享受这令人陶醉的时刻。

进入初中后,新认识的同学中庄同学是比较贪玩的,我们俩还同桌过一段时间。有一次课间,他拉着我来到校园东边的河边,跳上一艘空水泥船,我俩抓起竹篙把这条十几米长的货船撑跑了。这一幕正好被瞿同学看见了,她赶紧去汇报班主任徐老师,事后我们挨了一顿严厉的批评。调皮捣蛋的庄同学早年就去广东、福建等地办企业,听说发了大财。循规蹈矩的瞿同学一直留在家乡的基层工作,不过她一直保持着去书店读书、去图书馆借书的好习惯。比起她来,学历再高的我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

1983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冬至刚过,一场大雪不期而至。那天深夜,雪后的校园一片宁静,皎洁的月光铺洒在白皑皑的大地之上,如同铺上了一层洁白纯净的地毯。我和庄同学兴奋地奔跑在校园内,跳进刚刚开工的教学楼基坑中。躺在松软的雪毯之上,仰望着浩瀚深邃的星空,我们顿时安静了下来……

2024年7月13日夜写于南京精进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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