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石
网站用户
一
仲夏端午，思乡甚切，我回到了江苏南通余西古镇。
在替爸爸收拾书柜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封信的两页复印件，订书钉早已生锈。信中写道:“当此第16个敬老节，使我想起了现在还健在的97岁的老教育工作者任苯生同志。1954年夏我开始担任第二中学校长。他原是我市第二中学副教导主任、高中数学教师，教育水平很高，深受学生拥护，有一年高考成绩曾超过南通中学，为南通市第一名。1957年上半年我在南京学习，暑假后调任市级机关工作，就离开了任苯生同志。那知他遭到了不幸，先被划为‘右派’，后吃过官司，就此他离开了市二中。直到前年我才知道他这个遭遇……坐牢的冤案平反了，但他的副教导主任职务没有了；‘右派’帽子摘了，但他的教师待遇也没有了。几十年过去了，如今他每月只能拿到31元生活补助。我虽然离开了他，但想起了他，心里真的痛……现介绍市二中1956届高中毕业生陆铭、於鹤皋同志前来联系。职 杨得心 2004年10月22日”
原来这是南通教育界的老前辈，原敬孺中学（1956年改私立为公立，定名为南通市第二中学）、南通市第一中学校长，南通师范学校第七任校长杨得心老先生在20年前写给南通市教育局负责同志的一封信。我立即询问爸爸后才知，杨校长当时已是89岁的老人，陆铭、於鹤皋先生也是快70岁的老人。我顿时百感交集，一方面我进一步印证了爷爷确实是位教育水平很高的教师，确切地知道了爷爷曾遭受的冤屈和磨难；另一方面，我了解到这些年过花甲乃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们当年为了恢复爷爷的教师名誉和待遇而奔走不息。我被这份跨越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同志间的友谊和师生间的真情深深地感动了。
我想起了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为了给爷爷平反，好几个当年敬孺中学的学生曾联络爸爸，四处奔走。“右派”问题在1979年由南通市委予以平反。直至1988年，南通市中院才撤销原刑事判决，宣告爷爷无罪，恢复爷爷教师名誉。但是，整整31年过去，爷爷已经81岁了。遗憾的是，恢复爷爷教师待遇的事情一直不了了之。
二
1908年夏历四月初四，爷爷出生在余西古镇一个世代耕读之家。爷爷的父亲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考中秀才，光绪十七年（1891年）和通州余西场盐课司大使唐汝峒共同创立了精进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爷爷兄弟六人，两个姐姐，他排行最小。
1922年夏，爷爷在南通骑岸镇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通州师范学校数理科，时常聆听张謇先生教诲，立志教书育人。1927年通师毕业后，考入汉阳兵工学校，次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
大学毕业后，爷爷在上海黄龙岗中学、上海青年中学任教，后担任教务长。抗战胜利后，应溧阳籍同事之邀赴江苏溧阳，任溧阳同济中学教师。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回到了南通，先后任职于金沙中学和敬孺中学，教授数学和物理。1959年爷爷恢复自由后，回到了家乡余西镇，从此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代课”生涯。
一开始，爷爷在镇上的余西民办初中任教。我家后门正北一华里余处，有一古通州名胜大悲殿和季氏宗祠。没过几年，县政府利用此地改建了一所规模较大的公办初中，名为余西中学。后来学校邀请爷爷过去任教，不过只能作为代课教师。
我对爷爷最早的记忆可能只能追溯到他从余西中学食堂给我们兄弟俩买回来斩肉圆子（又称狮子头）吃。在物资匮乏的上世纪70年代，能吃到如此美味，那是幼时的我们最大的幸福。
1972年，我出生的那一年，余西中学办起了“戴帽子”高中。本就是高中数学教师的爷爷便开始改教高中生。1982年夏，我升五年级的那一年，“戴帽子”高中停办了。爷爷二姐的孙子在本县东社中学任教，他介绍爷爷过去代课，专带高补班的数学课。不管在余西中学还是东社中学，让同事们啧啧称奇的是，这位代课教师一直是全校的核心教师，除了主教数学课以外，还主动指导培养年轻教师。
在繁忙的教学之余，爷爷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为提高农业和畜牧业产量，爷爷经过科学研究和试验，于1975年研制出新型发酵饲料，并开始在全县推广使用。1976年5月，他提出一种科学清除毒草的方法，在县农林局采用有线广播全面推广。
爷爷很少和我们讲起他的求学经历，只讲过一个小故事。他在上海大同大学的一次百米比赛中，穿着布鞋在土质跑道上跑出了13秒内的成绩。同学们都说他打破了远东运动会的纪录，后来才告诉他其实是女子纪录。我在哈哈一笑之余暗自惊叹，自己穿球鞋都跑不进13秒。十余年来，爷爷一直每周步行往返20余华里外的东社中学，直至年逾八旬。我问过爷爷为什么从来没见过他骑车，他说年轻时曾骑车从桥上掉落河中，故而一辈子不骑车。这也许练就了爷爷健康的体魄，年近九旬依然耳聪目明，耕耘三尺讲坛。
农忙时分，爷爷周日回来就和奶奶一起挑担耕种。我家院子一角建有一个独立厕所，终年“自产肥料”。而奶奶的自留地在镇北数百米外。每次下地干农活前，爷爷总是换上一套打满补丁的衣服。他肩扛扁担，挑着满满两桶粪水，喊着号子，穿街而过，全然一副老农民的架势。爷爷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英俊的脸庞、白皙的皮肤、整齐后梳的头发，尤其那超凡脱俗的气质和那套行头极不相符。我从爷爷开心的神情中能看出，他好像十分乐于下地干活，尤其是挑粪担子。看到一个老大学生如此光景，镇上总有个别不怀好意之徒在后面指指戳戳，甚至口出讥讽之语。但爷爷貌似看不到，也听不见。他全然不理会这些，而是沉浸在和奶奶“我挑担来你浇园”的乐趣之间。
小时候，有时家中有客人来访，我总是不想让他们看到爷爷这副打扮，觉得那样有点丢人。我也向奶奶埋怨过爷爷为什么不穿得好一点，奶奶说他不肯穿。后来我从父母和族亲的口中了解到爷爷坎坷而不凡的一生，我大概有点明白了。再后来我读到了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写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完全感悟到了爷爷当时的心境。
三
暑假期间，爷爷经常带我们兄弟俩去本县三余镇的堂伯家住上几天。爷爷3岁丧母，后由大嫂一手拉扯长大。堂伯是爷爷的大侄子，只比他小5岁，两人从小就在一起生活，感情深笃。伯伯伯母都很尊敬爷爷，称呼他“小叔”。伯伯早就过了退休年龄，但工作依旧很忙。伯母和蔼可亲，总是笑眯眯的，对我们爷孙仨照顾得十分妥帖。印象中，堂伯家有两排房子，南边的房子紧邻一条大河，风光旖旎，我们就住在那里。每天早上，伯母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早餐，可是爷爷总是不在家吃，而是去三余镇上的茶馆吃馄饨点心。
归期临近，有一天，爷爷很着急地和我们兄弟俩说自己的钱丢了，让我们也替他到处翻找一下。伯母得知此事后，立即给了爷爷一些钱作为我们回家的盘缠，爷爷欣然接受。事后我们才知道其实钱并没有丢，而是爷爷囊中羞涩，却没有预算好，早上出去“潇洒”掉了。善解人意的伯母也许看出来了，只是不说。
精进书院一直开办在任氏祖宅，仅剩前后两进，我从小就生活在前一进的房屋中。每年暑假，正值盛夏酷暑，我和哥哥习惯把堂屋的后门打开，将两块长木板搁在门槛上，两人并排躺在上面睡午觉，凉风穿堂过，甚是惬意。
街对面有个老汉是个泼皮无赖，有一天他为了抄近路闯入我家堂屋，竟然从我俩头上跨过去。那时候，我们已上初三，血气方刚，岂能受此胯下之辱，于是和他争执起来。泼皮欺负我们年少，对我们动手动脚。爷爷闻讯赶来，以长辈的身份教育他。他依旧无理取闹，在大街上骂骂咧咧。当时正好家中来客邀请爷爷去南通市区办事，爷爷也没时间和他理论，厉声呵斥他闭嘴。那时爷爷虽年近八旬，但体格依旧健硕，更何况是他的长辈，泼皮只能悻悻退回家。从此，此人未敢踏入我家堂屋半步。从那时起，爷爷在我们兄弟俩心中的形象就是：拿得了纸笔弹得了琴，上得了战场斗得了狼。
四
杨校长信中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他是高中数学教师，教育水平很高，深受学生拥护。”此处说的是“教育”，而非“教学”，更非“教书”。教育，顾名思义，教学且育人也。
我们兄弟俩相差一岁，小时候，我们一般都是一起学习，一起玩耍的。余西中学南边有一条小河，河上筑有土坝，是连接南北的交通要道。每到雨季涨水时，湍急的河水从坝下的涵洞中奔涌而出。这对儿时的我们来说，蔚为壮观。有一天，我俩突发奇想，想试试流水的速度。于是哥哥脱下了一只塑料凉鞋，从坝西边扔下去。我们迅速爬到东边河岸，去迎接那只顺流而下的拖鞋，可是等了好久都没等到。丢了一只宝贵的凉鞋，这可闯下了大祸。我们没敢告诉爸爸妈妈，只能等到爷爷下班后悄悄地告诉了他。爷爷二话没说，找来一根竹竿，带着我们赶过去打捞，原来凉鞋被缠在涵洞中的水草里了。捞出凉鞋后，爷爷不但没有批评我们，反而表扬我们对事物充满好奇心，勇于探索。
爷爷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有学生来看望他。每年高考结束后，不时有被录取的考生前来我家报喜。他们围坐在爷爷周围，听爷爷为他们规划以后的专业和职业发展。有一件事我印象极深。有一天，一位刚被大学录取的女学生驮着沉甸甸的农产品，骑行几十公里来我家报喜。爷爷十分高兴地告诉我，她是“八年抗战”。原来她复读了五年才考取，加上高中三年，正好八年。当时我好生敬佩，果真有如此毅力的学生和家庭。爷爷曾经和我们说过：“教师的首要任务不是把个别天资优秀的学生培养得更加优秀，而是把更多的普通学生培养成材。”
1993年，我们兄弟俩大学毕业，爷爷已经86岁高龄，他才正式放下了教鞭。此后，每年都有许多学生，上至退休老人，下至青年学生，来我家探望他。大家亲密无间，不亦乐乎。也常有附近学生前来讨教，爷爷总是循循善诱、举一反三。
爷爷一直在外乡代课，他很少有机会指导我们兄弟俩。我只记得小学时，爷爷曾在堂屋的板壁上给我们讲过相遇、追及的数学题。因此，对于爷爷的教育水平的评价都是来自别人。在老家，我有时遇到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同志，一听说我是任老师的孙子，都会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起爷爷的往事。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他兴奋地和我讲起了爷爷教大家在几何题中如何巧妙地画辅助线的细节，言语之中充满了对爷爷无比的崇敬。
自“文革”结束至上世纪90年代初，爷爷在余西“戴帽子”高中和东社中学，帮助不计其数的农家子弟跳出农门，考入大学，改变命运，这是他一生最值得家乡人民称颂的功绩。
五
爷爷早年在通州师范求学期间，曾师从梅庵派古琴大师徐立孙先生学习古琴。在大同大学求学期间，爷爷加入了大同乐会。在业余时间，他经常参加一些演出活动，直至抗战爆发后大同乐会迁至重庆。其间，他和王个簃先生、卫仲乐先生成为了琴友。
我极少见到爷爷弹古琴。古琴一直悬挂在精进书院正堂东壁。我也问过爷爷为什么不弹了，他只说手上长了灰指甲，不好留长指甲。我的一位堂哥，爷爷大哥的幼孙天资聪慧，音乐天赋高。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堂哥也在我家，爷爷将古琴赠予他，嘱咐道：“心正则琴声正，心远则琴意远。”堂哥没有辜负爷爷的激励和厚望，后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法学教授、律师。
在上海时，爷爷除了和王个簃先生切磋琴艺之外，还经常交流书画心得。王先生曾赠送给他一幅山水中堂和两幅花卉条屏，爷爷只在春节期间才舍得将之挂在精进书院堂屋示人。有一后辈，擅绘画。有一次他和爷爷一起赏画之时表示极为欣赏，提出要借回家临摹。爷爷生性豪爽、真诚，就爽快地答应了，并表示如果他实在喜欢，可以送给他，并勉励他要在绘画上有所成就。
爷爷的书法朴拙险峻，舒畅流丽，似有魏碑遗风，但又自成一体。我小时候初练书法，爷爷就要求我临帖。他常说“路要正,帖要准,加勤奋,方能有所收益。”除了春节期间爷爷带我一起书写春联，或在一些必要的场合需要他写毛笔字，我很少见到他创作书画作品，因此留下的墨宝甚少。我时常浏览一些介绍余西古镇的网站，当我从多年前一些游客拍摄的照片中认出爷爷给亲戚朋友家书写的春联后，如获至宝。
上世纪80年代初，爸爸就辞职下海了，收入一直不太稳定。爷爷代课的工资虽然微薄，但毕竟也是我们一家六口人的重要收入来源。我记得我小学三年级开学时，由于爸爸妈妈的工厂没有及时发工资，我们交不起两人6元钱的学费。我和哥哥请求学校宽限几天，等到爷爷发了工资才补交上。我知道，奔走在讲台和农田之间的爷爷再也没有精力弹琴、写字和画画了。不过爷爷还是能不断创造属于他自己的“闲情雅致”。我家世交，我的英语老师，87岁高龄的振川伯伯和爷爷曾经是余西中学的同事。前不久我和他微信聊天时，他说：“你爷爷知识渊博，极有才华，幽默风趣，乐观豪爽，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我常常想起他，怀念与他一起共事的岁月。”
后记
杨得心老校长写完这封信的第二年，2005年8月22日，爷爷溘然长逝，享年九十八岁。全国各地学生数十人纷纷前来精进书院悼念，大部分学生都是半个世纪前敬孺中学的学生。2006年8月31日，杨校长也与世长辞。
多年前，我去厦门出差，顺道探望我的堂姑妈、爷爷的亲侄女。她早年曾跟随爷爷去上海求学，在爷爷的教育鼓励下投身革命，参加新四军，离休前任集美大学教授。姑妈拉着我的手，带着十分惋惜、不平的口气动情地说：“你爷爷所学专业是数学，他不仅数学教得极好，而且对天文地理、文史艺术样样精通。可惜那场运动造成了他清贫的下半生。”我想，假如没有那场运动，爷爷可以继续站在名校的讲台上，再过十年就可以享受安逸的退休生活，也许就没有他在耄耋之年仍然在三尺讲坛教书育人的经历了。从1959年到1993年，爷爷的是一名代课教师，更是一位值得人们永远尊敬和怀念的真正的人民教师。
自从我记事以来，从来没见过爷爷愁眉苦脸、心烦气躁，更没听到他抱怨过自己曾遭受的冤屈和不公正待遇。他的言行总是那么从容、洒脱，我一点也看不到曾经的苦难和生活的艰辛，看到的是爷爷身处逆境而泰然处之，旷达超脱，“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胸襟与气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