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绿邮衣的小伙儿

穿绿邮衣的小伙儿

对我来说，上世纪80年代初的第一个秋天，是一个充满青涩、充满迷惘、充满渴盼的季节。高考落榜，前途渺茫，我不得不扛起父亲为我早就准备好的长杆锄头。

站在空旷的田野上，极目远眺，视野之内，青的红薯秧，绿的大豆棵，还有一抹无际的白，那是邻家栽种的棉花，正在秋阳下绽放着绵软的银光。面对着硕果累累的秋天，我的心里泛起一股忧伤和迷茫。我不知道，我第一次埋头昏黄的油灯下写出的第一篇小说在寄给省级一家杂志社后会是什么结果？我在默默的祈祷着，在焦急的等待着…….

“叮铃铃，叮铃铃”，随着一阵悦耳的自行车铃声，一个穿绿色制服的小伙儿翩然跨下一辆绿色加重的“永久”牌自行车，满脸汗水的站在我面前：“老兄，你是真难找啊!我在村子里问了好几个叔叔婶婶，才知道你在这块地里干活。”说到这里，小伙子又自我介绍道，“我是咱公社邮政所的邮递员，俺叫董文才，刚参加工作，以后你就喊我文才吧！”文才一边说着，一边从搭在自行车后架上印有“中国人民邮政”的绿色帆布包里拿出一封信，用羡慕的口气说：“这是从郑州编辑部发来的信，你行啊，是不是投稿想当作家啊？”我顾不上说什么，急切的接过信，一下子撕开，信封里掉出了我半月前寄出的小说稿，上面附着一张薄薄的盖着某某编辑部大红印章的退稿信。默念着那近似公文语气的退稿信，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脸色也变得阴沉下来。见此情景，文才似乎明白了什么，安慰我说：“老兄，别泄气！谁也不可能一下子吃个胖子。你好好写，俺相信你会成功的！”

自此，我便与这位穿绿邮衣的小伙儿正式认识了，而他当初给我最深的印象却是那张挂满汗水的笑脸，还有那辆绿色的自行车和印着“中国人民邮政”的绿色帆布包。

第一次投稿失败，虽然带给我短暂的沮丧，但是这个穿着绿邮衣小伙儿的话却如春风一样拂过我心中封冻的田野，让我看见吐绿的杨柳，绽蕾的花苞。在农村务农的那段时间里，我拼命的读书，勤奋的投稿。也许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吧，我的一篇小小说终于在《河南农民报》上发表了。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晚霞似火的傍晚，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耳边猛然响起一声亲切的呼喊：“新立，快来看啊，你的小说发表了！”我定睛一看，只见文才骑着那辆绿色的自行车，一手紧握着车把，一手扬着一张报纸。夕阳余晖中，一个穿绿邮衣的小伙儿骑车送报的剪影牢牢的印刻在我的记忆中。

为了学习写作，我自费订阅了《河南农民报》、《河南青年报》、《奔流》、《梁园》等报刊杂志。这样一来，我与文才的交往渐渐频繁起来。每天下午，无论我是在田野干活还是在家里休息，我都会把目光时不时地投向村前那条大路上。因为，每到这个时候，文才都会骑着那辆驮满邮件的绿色自行车一路铃声的飞驰而来，他的每次到来都会给我带给我不同的惊喜和快意。

记得1984年的夏天，著名军旅作家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轰动文坛。为了早日拜读到这篇作品，我给正在部队服役的表哥写信，让他邮寄一本刊登着这篇作品的大型文学月刊《十月》。信寄出后，我像盼星星似的天天盼着来自军营的邮件。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太阳芒刺般射着我裸露的脊背，我站在晒场里，一手扬着鞭子，一手攥着缰绳，嘴里不停地吆喝着那头正在使劲拉着碌碡的老牛，一遍遍地碾压着散发着金黄色的麦秆。正当这时，随着自行车铃声响起，文才飞也似的骑着自行车跑到我家的晒场边，把一个包裹送给了我。包裹里装的正是表哥从部队寄给我的《十月》。当时，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再看依着车子站着的文才，满脸热得通红，身上的单衣已被汗水湿透，我心疼地说：“为了这个包裹，大热的天，又让你大晌午地跑了十几里。”文才嘿嘿一笑说：“谁让你是我的上帝呢？！一看见你的邮件，我就想，你不定在怎么盼望着呢！”

就这样，在高考落榜回乡的那几年里，我一直坚持业余创作，每月都有数篇文艺作品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而文才则成为我福音的传递者。平时，他在公社邮政所分发报纸杂志时，一旦看见报刊上有我的作品时，他会在第一时间把样报样刊亲自送到我手里，共同和我分享收获的欢乐。

夏天的一个傍晚，文才下乡送邮件来到我家。可能那天送的邮件特别多，文才显得很疲惫，那辆绿色的自行车在他身边一摇一晃的。看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就极力挽留他在我家过夜。当天晚上，我俩掂着一张凉席并肩睡在村前的桥头上。倾听着桥下潺潺的流水声，仰望着深邃的夜空，我对文才倾吐着心中的感激之情：“兄弟啊，这几年我能冲出困惑，在文学路上磕磕绊绊走过来，真应该感谢你这位绿衣使者啊…….”听了我的话，文才有些不好意思：“你过奖了，我才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哩。我就是一个普通的邮递员，给千家万户送去希望与等待，是俺的义务与责任！”说罢这句富有诗意的话，他把双手垫在后脑勺下，明亮的眼睛痴痴的望着遥远的星空，不一会，便拉起了轻微而有节奏的鼾声。看着他脸上满足的笑意，一个普通乡邮员的美好形象便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