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回澄城老家扫墓,顺便带爱人和女儿看了一下我小时候住了十年的老屋。
老屋已经荒废多年了,由于常年没人住,也没人维修,早已成了危房,几乎要坍塌了,门房已经塌了,胡基垒的院墙已经倒塌了一半了!
每次回老家,总想瞅一眼,其实不看也知道已经啥样子了,可心底还是有些牵挂。这次刚好爱人说想去村里看一看,我们就去看了一下老屋。
老屋门前的坐墩已经没了,木门和外墙还在,门房已经坍塌了,外墙的草泥经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淋,已经脱落了,露出粘土夯的胡基,厦房檐下的檐台与檐台前的排水沟,满是残枝败叶,和胡基化成的泥土。看着断壁残垣的老屋,我心中慨叹着,并努力回想着它完好时的样子。
我家老屋算不上典型的关中百姓家的样子,因为父亲当年买的是别人家的半个院子,而建筑结构应该是关中农村大多数普通农家的代表,即半青砖半胡基盖的房子,屋顶上是蓝瓦铺盖。我们现在在关中民俗博物馆或很多新修的民俗村看到的高门大户砖雕精美的房子,在过去只能是有钱人家的盖的房子,房主大约不是当官的,就是有钱的商人或地主,而且多多少少得有点文化,有点讲究才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村里多数人家的房子看起来和我们家的房子结构相同,村里也没有一户人家有阔气的带有砖雕的高大门楼。
在我努力的回忆下,老屋的样子终于在我面前逐渐清晰起来。
我家的老屋座落在4米左右宽的村道的北边,差不多位于村子的中间位置,从村道通向我家的是一条比架子车稍宽一点的长约二十来米的土路,土路东西两边的树坑里栽着一些粗细不等的梧桐树,粗的直径有30公分,小的只有小孩的胳膊粗细。最粗的那棵树在西边坑里紧临村道,它的一根粗大的树枝向南横着伸向村道,树枝上系着一个近一尺高的生锈的铸铁铃铛,那是当时当生产队队长的父亲召集社员集合或开会的通讯工具。铃铛的摇绳拴得很高,幼时的我跳起来也够不着,所以很少有机会摇铃,除非父亲哪天心情好,在需要打铃时抱着我先让我揺两下。
门口的树上经常有各种小鸟在枝头休憩,最长见的是麻雀和喜鹊,每当清晨听到喜鹊“嘎嘎”的叫声时,母亲就会说:“哎呀!嘎嘎叫咧,谁家要来客人咧!”
门口的一个碗口粗细的梧桐树的上曾经落过一只很大的灰孔雀,我从小到大在老家也就见过那么一次。之前,我没见过孔雀。那天我刚打开家门走出来,打眼就看到头顶树枝上有只很大的大鸟,尾巴上的毛有椭圆状的圈圈,本想屏住呼吸多看一会,可大鸟估计因为看到人就很警惕地立刻飞走了。我当时疑惑那是啥鸟,感觉那鸟非常像母亲凤凰牌缝纫机上印的金凤凰,于是,好多年来,我都以为我当时看到的是一只凤凰,直到后来才知道世上就没有凤凰。然而,我心中还是对世上没有凤凰这个说法将信将疑。
我家的门房高大约六七米,没有窗子,两扇黑木门的门轴蹲在石头做的轴座子里,开关门时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门下是约三十厘米高的可拆卸的木门坎,如果进出架子车,得把门坎卸了,才能走车。偶尔在村子里胡浪不着家,母亲有急事要出门又找不到我时,就会把门锁了。等我浪够了想回家,看到家门又锁了时,就把门使劲往里掀,费劲把门坎卸下来,然后从门下爬回家休息。
大门东边有个差不多一米高两尺宽,四尺长的坐墩,墩面由两块石头拼成,靠南的大块是半个墓碑,上面刻着字,字的内容我没记住,大约是“先考某某某之墓”。小时候小伙伴们经常围在磨的溜光的门墩上打扑克或下象棋,从来没有人在意上面的字是什么。
走进大门,进入门房,一进门是我家的门厅,门厅不大,不到十个平方,夏天往地上铺个席子,就是我乘凉和睡觉的好地方。门厅左边一个大约八平方没门的小房子,是我们家的杂物间,里面放着铁锨,耙子,镢头,犁,筛子,簸箕以及架子车的轱辘。
从门厅直往前看,左手是三间厦房,房檐下有两尺宽的檐台,檐台下是一尺半宽的排水渠,紧挨着排水渠就是与隔壁院子的隔墙。老屋是父亲买来的别人家的半院子,因此看起来很局促在,架子车要想到后院去,必须一个轱辘在檐台上,一个轱辘在水渠里。小时候站在屋檐下,只能看到房檐和墙头间几米宽的天空。
杂物间和厦房之间有不到两米的间隔,为了不占地方,家里的架子车的车厢就扶起来靠在西墙上。
穿过露天的间隔,走到檐下,左手第一间房子是父母亲的卧室,我们称它前安房子。刚开始我也住在里面。
拨开门帘走进去,正西面墙上贴着一张很大的毛主席画像,像下挨墙放着一张黑色的带有抽屉和柜子的桌子,桌面长约一米二,宽约五十公分。桌面上摆着一只浅蓝色的搪瓷茶壶,和几个白色的搪瓷缸子。桌子两边各有一把带靠背的椅子。左手南墙上有个墙龛,平时用遮布盖着,里面有两层隔板,上面放着类似装白糖的玻璃瓶之类的坛坛罐罐。
桌子右边椅子几乎挨着炕和固定在炕沿的箱板架。炕高两尺左右,东西方向挨西北东墙横在房间里,大约20来平方的房子,炕差不多占了一半的面积。炕外墙由青砖与白石灰砌成,炕墙靠南墙有个储物的窑窑,窑窑两尺见方大小,两尺深,窑窑左边一尺的地方是炕门,是烧炕塞柴火的地方。炕沿是一块二十公分左右宽的枣红的油漆木板。炕面由泥草做的抹基搭成,上面铺着竹席,竹席上铺着羊毛毡,毡上铺着床单。压着羊毛毡的竹席很重,小时后我的课本角打卷时,晚上我就把课本压在席子下,第二天早上起床取出来,书已经被压得平平展展的了。
箱板靠西墙南北方向搭在箱板架上,宽约两尺,离炕面大约一米五六高,南头放着我家藏糖果、核桃、大枣和点心之类小孩子向往的吃食的红色小箱子,箱板其他地方摞着家里的被褥。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哥哥和我一直对小红箱子里面的吃食心神向往,每每父母不在家,我们就试图踩着箱板架中部的搭东西的木杆,扒着箱子够里面的吃食,可是箱子实在太高了,我们又实在太矮小了,手老是够不到里面的东西,偶尔能摸到一个核桃或两个枣子。有一次哥哥太努力了,用尽力气想把箱子扒倾斜,好够到里面的东西,结果小箱子从箱板架上掉了下来,砸到地上摔坏了,我们哥俩一下傻了眼,忐忑不安地收拾完洒落地上的东西,再没有心情吃东西,只好默默地等着父母回家扇屁股。
北墙下靠墙墙角放着家里日常用的被褥和枕头。东面墙上在炕头中间的向上一尺高的地方镶嵌着房间的窗子,那里是我幼时站在炕上时常眺望天空的地方。
炕的东南角有个一尺高,二十公分宽,两三尺长的炕台,房子电灯的拉绳开关的绳子就挨墙垂在角落里。
土炕上部泥抹的墙壁上糊着一层报纸,大部分是陕西日报,上学识字后,我经常站在炕上努力看报纸上写的啥,到现在,满墙的报纸上就记住一首彭老总写的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
炕台和房门之间有一米五左右宽的距离,挨墙放着母亲的凤凰牌缝纫机。缝纫机不用时机头藏在面板下,面板用布罩套着。
房子最早没有糊顶棚,抬头一眼能看到木梁、檩和椽,椽上铺着竹席。记得有时遇到连阴雨,屋内就会滴雨,母亲拿个洗脸的搪瓷盆子放在房子漏雨点的地上,雨水滴打在盆子里奏出“叮叮咚咚”的乐音 ,我无有所思地听着,好像生活就是那个样子。雨过天晴,父亲就会搭梯子上到屋顶,把瓦揭开,把漏雨的地方修补一下,再把瓦片压好。
后来,家里找人糊了顶棚,芦苇杆搭的架子,上面粘着顶棚纸 。之后,晚上经常能听到老鼠在顶棚上快乐地玩耍跑步,“嘣嘣嘣嘣”的跑步声与“吱吱吱吱”的欢叫声不绝于耳,有时家人实在受不了,就站在炕上把顶棚拍一下,老鼠一惊,能暂时消停会,过一会没发现有危险,就又开始忘乎所以起来。
第二间房子是我家的厨房,推门进去,左手南墙靠着西南墙角搭着家里的大木案板,母亲和面,擀面,揉馒头,切菜都离不开它。碗碟挨墙角放在案板上,筷子放在挂在西墙上的竹筷篓里。
厨房门正对的西墙下,离案板一尺远的地方放着家里的水瓮,冬天水不能放太多,温度太低时,水一结冰就会把水瓮胀破。
水瓮北边靠墙是家里的灶台和大铁锅,灶台离北墙有一尺多的距离,中间放着风箱。风箱左边的灶台下是灶膛,灶膛下有两个煤洞,左边洞中是粉煤,右边洞中是蓝碳。母亲炒菜时,左手拿着长把炒瓢,右手拉着风箱,风箱一拉一推,风门发出“吧嗒吧嗒”的响声。母亲蒸馒头时,我经常坐在小板凳上帮忙拉风箱,搭煤。身后的东墙下是抹基盖的放柴火和麦菅的小柴火洞,用于生火引燃煤炭。厨房没有顶棚,屋顶和墙早被烟和水蒸气熏黑了。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家吃饭一般就在前安房子窗子底下的檐台上,我们家的小方餐桌尺寸正好能放在檐台上,全家人坐在小凳子上围着一尺半高的餐桌吃饭,吃完饭把小餐桌扶起来,侧着靠墙放在前安房子的窗台下边。
第三间房子我们叫是后安房子,一进门能看到一张床,是哥哥和我与父母分房后住的地方。挨着南边厨房有一个小隔间,里面靠墙放着家里的几个麦瓮,几个面旺旺和几个装满麦子的长帆布口袋。隔间外面部分的西南墙角放着母亲的织布机和纺纱机。后面房子冬天没有炉子,我和哥哥两个小男孩在一个被窝里搂着睡觉,寒冷的冬天也不觉得冷。
有一年冬天的早晨,哥哥起床,迷迷瞪瞪地感觉身上穿的衬衣上兜有软绵绵的东西,于是顺手就往出掏,猛然发现手里拿的是一只小老鼠,哥哥“啊”的尖叫一声,把老鼠摔到地上,老鼠也吓了一跳匆忙从门缝里跑走了。我猜测大约是天太冷了,小老鼠冻得受不了就跑到哥哥的衣兜里取暖,然后幸福地睡着了吧。
三间厦房之后是我家的后院,一进后院正对着是我家的猪圈,小时后家里经常养两头黑毛猪,家里用麸子、剩饭菜和蒸红薯喂猪,每次我烫好麸子喂猪时,都要不由地想看猪吃东西的样子,猪吃起东西来嘴巴“吧嗒吧嗒”响,感觉吃的真香。
厦房与后院西墙的角落是我家的旱厕。旱厕往北有一棵大槐树,槐树往北有一棵小梨树,每年只能结五六个黄酥梨,非常甜美多汁。梨树再往北是一颗成人胳膊粗的枣树,枣树很高,结得枣子很甜,每年半红半绿时,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吃,可是家里没有长竹竿,没法打枣吃,我就使劲摇晃枣树,再不行就拿脚把树蹬几下,快成熟的大枣禁不住摇晃,总会掉下来几颗,我立马从地上拣起来,手搓一下,美滋滋地塞进嘴中大嚼起来。
枣树旁边有个红薯窖,大约五六米深,平时用一个大铁盆盖着,每年存红薯时,父亲就会爬下去放红薯。我一直好奇窖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有一天,家里就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大着胆子揭开了铁盆,看着窖口不大,有脚踩的窝窝,于是我就慢慢地往下爬,没想到越往下爬,直径越大,眼看到底了,我就跳了下去,看完红薯窖的构造和红薯的摆放,满足了好奇心后,我就想爬上去,结果发现自己腿不够长,两只腿叉只能蹬进一边的窝窝而够不到另一边的,我一个人在窖里出不去可真有点害怕。后来急中生智,使劲往上一跳,手和胳膊撑住了两边的洞壁,终于慢慢爬了上来。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一个人下红薯窖了。
枣树往北一米多远是我家的土窑,很浅,大约三四米深,没拿砖箍,不适合住人,里面放着家里的麦叉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窑与西墙的角落半人高的地方是家里的鸡窝,小时后一听到家里的母鸡“咯咯咯咯哒”的叫声后,我就知道是鸡下蛋了,不用母亲说便欢快地帮母亲去收鸡蛋了。
老屋现在已经破的不成样子了,村里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了,老屋极有可能随着村子的逐渐荒废慢慢湮没了。无论如何,老屋承载着我童年的生活和回忆,在我的脑海中,老屋永远也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