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宋小学

西宋小学

西宋是个村子。村里人习惯把村庄名称后面的“村”字省略掉。比如把西宋的邻村叫东宋，把村西头的香河村叫香河。往北是西小坪，往南是大横沟。这些河也好沟与坪也罢，都是村子的名称。

特殊年代，我刚过了七岁八岁惹人嫌的年龄，天天跟着一群孩子撕扯大字报玩耍。二年级下学期就没有语文课本读了。书念不成，母亲怕我留在省城招惹是非，舅舅来信对母亲说，乡下相对安静些，也能念书，不如也回乡下念。这里的“也”指的是妹妹已先我回到外祖母家了。

西宋小学坐落在村东头偏北的一座旧庙里。说是旧庙，已经没有任何神仙泥胎造像了。只剩孤零零的一座大殿，坐北朝南。在大殿东侧的山墙边上，不知什么时候又搭建了六间简陋的瓦房。说是六间，其实就是入深很浅的两座民房样子的教室。三间为一室。最靠东边的那三间，是一二年级的教室，紧挨着大殿的那三间是三四年级的复式教室。

作为二年级的学生，最初我被插到最靠东边的那间教室里。很庆幸，我的课桌不是土坯磊的土台子，而是木制的，虽然桌凳有些粗糙、简陋，远比不过我在省城读一年级时用过的带书斗子的黑色连体桌凳，还有带阻挡铅笔滑落的那种小沿儿。不过这木案用料充足，板材厚实，上面还沟沟壑壑，扒着不少裂纹。

我坐的位置正好挨着一道被封堵了的门，门上裱了几张发黄的旧报纸，已经开裂，露出门板上的裂缝。透过裂缝还能看到门的另外一头。门那头是坐东朝西的一间小瓦房，真正意义上的一间，很小，被用来做住校教师的厨房。与厨房连体的另外两间后来也作为低年级的教室。这八间房都坐落在完小的下院里。说是下院，只是比上院低了一些，中间只剩下原本属于大殿隔墙的根基。

我的同案是我的表姨，她比我大一岁。回村的下半年，本来我该升到三年级，就因为一回到乡下，还带着城市孩子的狂傲劲，与比我大一年级的“陆齿子”打架，被戴眼镜的伍老师穿着三接头的牛皮鞋，单脚踩在布满裂纹的长条凳上，呵斥我一顿，留级一年。本来与我为同一行的表姨便与我同案了，我成了低她一年级的同学。可能那年念四年级的学生多了，一行不够用，三年级的学生升不到三四年级的教室。

留级一年恐怕也不单单因为这一件事情。伍老师要我们写作文甚至写批判稿，他先在破灰泥抹的黑板上写下两句话作为引言，要我们接下文。我那时对作文一窍不通，不写又交不了差，鬼使神差抄写了贴在门板上那张旧报纸里面的内容。第二天老伍师当堂批阅作文时竟然当着全班的面大声宣读我的“杰作”：“去年，我们大队养了十头牛，三十头猪……”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那是我写的。

这与因我留级而新晋升为我同学的史环栓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他脑子好又早熟，乒乓球打得相当漂亮，对政治特别感兴趣。经常饶有兴致地在一扇木门之隔的小厨房内朗读新一届中央委员名单。我坐在门板的另一面，听其言闻其声，像听到挂在外祖母家墙上的话匣子里的声音一样高高在上。

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我身上渐渐退去城市棚户区孩子的顽劣，更多地融入农村孩子的本分、木讷与老实的秉性内。我开始表现得比先前安静了一些，在所有孩子都埋头学习或专注于在案子上练习写字，我的左顾右盼又无人搭理时，我被同化了。我的表现与进步被邢校长在全校学期总结大会上高调表扬。

但毕竟不是土生土长村民的孩子。骨子里的调皮捣蛋就像学习的注意力保持不了十分钟那样，不时会陡然跳出来。除了与孩子打架之外，又生出一个新法儿。编写了一大段诉说新来的刘老师种种不是的顺口溜。不走运的是把写有顺口溜的小本子弄丢了，又偏偏不巧，这个小本子被刘老师拾到。刘老师生气了，派比我低一年级的妹妹回家叫外祖父去学校说事。

西宋完小原本只有三名教师，校长叫邢尚任，另有一名编制内教师就是戴眼镜的伍昆德，另外还有一名女带课老师，胖胖的，已经想不起她姓甚名谁了。西宋完小扩大规模后，又分配来一名营级干部的妻子，叫刘秀珍。她成为我的班主任后并不因为顺口溜的事情而讨厌我，相反她看我还算活跃，既然不想上课，那就替她擦自行车。我与班上学习较好的史欢双一人一个生锈的车轮，他前我后，一节课下来，硬是把个前后圈擦得闪闪发光。刘老师是市民户口，吃的没粮了又派我们下县城给她买米面。反正文革期间的那点课程，根本不怕耽误，我们也乐的名正言顺逃课。

完小升格为七年制中学以后，学校又在大殿对面盖了几间瓦房，瓦房之间安了校大门。刘老师住在大门东侧的一间房里，西侧的一间给了新安排来的张中和老师。他写的一首好隶书，我还专门让外祖母用一根筷子串几个油糕作为我的礼物送他，让他为我题写一张仿引。张老师的宿舍再靠西点，是学校里惟一的一颗大槐树，说是大，其实并不像与大殿配套时栽种的老槐树，而是后期补种的新槐。槐树分三叉，其中的一叉上面用铁丝拴了个中间穿孔，边沿被剌割成饼状的钢板。三叉之间放着一块青石，上下学或课间活动时间到了，邢校长就站在大槐树下敲“当当”。

大槐树再往西便是坐西朝东的校长办公室，办公室的正墙上经常在一枚铁钉上挂着七八张被裁成16K大小的粉连纸。看过内容的人都知道，那是学生写的检查或保证书，其中，有过我的一份。

与校长办公室联排的就是七年级学生的教室了，坐西朝东，北面与大殿的西墙相连，形成一个闭合的院落。七年级的教室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邢校长与他的一个大个子女学生终成眷属。邢校长其实是个很活泼的人，擅长打乒乓球，每到课间，他都会与学生在大殿前的土乒乓球台子上打擂台。六分制，十分钟的课间活动大多数都被他独霸擂台，他偶然也会被打的好的学生打败。邢校长打球时完全忘我，大呼小叫，没有一点校长的样子。他长相粗犷，肤色又黑，但人内秀。喜欢唱歌，常常组织各个年级的学生在大殿里进行四五重唱。他站在讲台上指挥，手舞足蹈，竟然将各年级的不同声音指挥出惊涛骇浪。歌声充满大殿，一浪高过一浪。

大殿是整个学校最大的教室。当时西宋附近各个村的小学生轮到上五年级，都要离开自家的村子到宋村上中学。所以坐在大殿里的外村学生非常多，有东宋的，香河的，曹村的，还有更远一点旋坪村的，共聚一堂。有时大殿也是村里举行大型会议的地方，在政治氛围最浓重的时候，村里也与全国一样，贫下中农批斗地富反坏右。那天放学后，村里的造反派将当年跟随国军逃往太原一带的村民定位“团团分子”要其老实交代“团团”期间的罪行。老人站在台上低着头如实交代被“团团”的过程，说不出什么罪行，便被用一根悬挂在大殿梁上的井绳吊了起来，吓得老人连声喊叫，我交代，我交代。从梁上将其放下来后，翻来覆去还是先前交代过的那几句。

学生多了矛盾也多，打架的事也就多了。全西宋的娃上五年级的连我在内才六名，东宋村的则二十多名，每到下学，在学校房后，通往东宋村的一条小道上，以我为头，六对二十多，用土坷垃开仗，连开数仗，竟然没有一个受伤的。后来，旋坪村的学生知道此事后送我一个外号，“大面爷爷”。现在想想，小儿大面，无非是营养不良或缺钙所致。

特殊年代能在西宋村上学实在是幸运的事情。这不仅得益于农村相对安静的环境，关键是当时西宋村的干部对教育的重视。学校在并没有围墙间隔的上下院子里分别设置了用破灰泥抹出的两台乒乓球案子，供学生课间娱乐。村里还在校门外面，老戏台背后专门拿出一块地用来做篮球场，边沿处还挖了沙坑，供学生跳高跳远。我对乒乓球的兴趣远没有对篮球的兴趣大。由于人太小，村子里的后生和高年级学生打球时往往没我什么事，但大家围在一起乱投球时，我总能在乱中得球。至今手臂长于身高，恐怕就是那时奋力拼抢的结果。

五年级下半学期，城里打砸抢的高潮过后，我离开外祖母家回到省城。过了没几年，就听说大殿又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供村民烧香磕头。传言说，空无一人的大殿里突然伸出一只手来，村民深信不疑，一时十里八乡村民纷纷前来朝拜，香火那个旺呢！这对于我来说都是道听途说的事，后来我再次回到乡下时，心里总惦记着那座庙里小学，便专程从沟里爬到梁上探望。结果大殿没了，老戏台没了，篮球场也没了。只在原址盖起两排新瓦房，一溜三间，两溜六间。没有院墙，也没校门。当年轰轰烈烈的七年制学校，改为一至三年的完小，本村的学生要上四年级就需要跑外村了。我走到离教室二三十米的地方后停下来，听到教室里传出用乡音念书的声音。那念书声从不停顿，像读没有标点符号的古文，读不断，又好像念书的孩子们要一口气读完一篇课文似的，从不换气。

还令我耿耿于怀的是那座老戏台，我猜测它是明清建筑，或许建筑年代更早也说不定。反正我在旧货市场或某个收藏家内，一看到古建材料我就怀疑是从山西弄来的，说不定就是从西宋村的古戏台上拆下来的。当年我与村子里的人站在校门口不止一次看过那三部样板戏，戏台上不论何种角色都由村民扮演，那演技，十里八乡首肯。

又有些年头没回西宋了。也不知如今的西宋小学又变成什么样子。是扩建了，还是干脆彻底消失了。无论怎样，我的记忆里始终坐落着那座书声朗朗的庙堂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