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南唐词人的故事

 一位南唐词人的故事

       他一出生，在相貌上就似乎占尽了“先机”——“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丰额，即天庭饱满的吉人之相；骈齿，指牙齿重叠(今天看来就是龅牙)，自古以来也被认为是圣人之相；重瞳，即一眼两瞳，也是一种少有的“异相”。都说”物以稀为贵”，人也莫不如是。在他的那个时代乃至更遥远的远古，骈齿、重瞳的异相被视为吉利和富贵的象征和命兆。无论是传说中还是历史上，这样的面相特征往往是那些能力超凡、很有建树的伟人才配拥有的：远古神话中造字的仓颉、 五帝之一的虞舜、春秋时期将晋国推上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这些名字，哪个不是在历史上掷地有声？
”
       有幸“生成“异相”的他，恰恰又生在皇家，自然被看重并寄予厚望。民间的传说中，早江南一隅的朝廷已是江河日下，面对北方虎视眈眈、随时来袭的后周，已无实力抵御，只把幸存的希望寄托于幻想和神力。生而有异相的他，恰好可以满足上上下下对神秘力量的幻想。《江南野史》中记载，周世宗渡江征讨建康，“见白气贯空，使觇之，乃后主与众猎焉”，于是感江南不可图而作罢。他，似乎仅凭一己之身上远远散发出的“气“，就能御万众之敌于城池之外，在众人看来，这是何等威武的天子之气！说到天子之位，在他之前，本有身为太子的兄长，后来太子竟暴亡，天子之位自然非他莫属。命运如此安排，仿佛水到渠成，再合理不过。
       今天，无论骈齿还是重瞳，都已经被现代科学定性为非正常状态，而当时的传言，今天看来也不过是野史不无夸张的杜撰之词。因为，成为帝王后的他，并没有显示出名副其实的治国之才。祖父辈、父辈的政权传到他手中，已是日薄西山，毫无回天之力。作为君主，他在勇武、气节和智谋上的表现，与他的先祖、他的父辈及臣民百姓们的期望大相径庭，让人叹息。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他的祖父靠马上征战打下的江南帝王州，向来都在北方的觊觎之中，先是后周，然后是宋。对于北方王朝的咄咄相逼，他表现出来的是孱弱、萎缩、惧怕、逃避。长于深宫的他，没能继承祖辈一代纵横沙场，兵来将挡的气概和血性。宋朝太祖派来使者，要求他北上朝见。他心里害怕，每每避而不见。为了向大宋示弱，他还自动给自己的小朝廷降低级别，以俯首低眉的卑微姿态来取悦大宋帝王，以图存续自己的江南小国。即便已陷在生死存亡的危机中,他的江南小国仍是歌舞升平。也许唯有如此，他才可暂时忘记扰人的忧虑和危机。
       他身居庙堂之高，却痴迷于吃斋念佛，不顾国法的约束，大兴土木，建造寺庙。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就连他治下的官府，也荒唐至以佛像前通宵达旦点灯，根据灯的燃灭情况来裁决囚徒的生死；又擅自赦免囚犯，无视大臣的劝谏。他的弱点给了他的敌人可乘之机。北宋利用他对佛法的笃信，偷偷在民间搜寻懂佛法能言善辩的人，派往建康城，表面为僧人，实则为收集情报、里应外合的内应间谍。而他浑然不能觉，对远来的“高僧”信以为真，尊其为“小长老”，朝夕与之高论六根、四谛、天堂、地狱、循环、果报，又听其言说，广施刹梵，营造塔像，极尽奢靡。令人嗔目的事不止于此。当建康城遭敌围困，他不思自救，竟召来“小长老”，咨询拒敌策略。“小长老”似乎法力无边，登上城墙呐喊一番，便使敌军退却。他不知是计，以为得神力保佑，竟令城中僧俗兵士齐声念经，一时僧俗齐集，兵士弃甲，满城诵经声翁涌四起；接下来，城外箭头像雨一般从飞来，可怜城中人死伤无数。
       当初，他对满朝文武慷慨激昂地许下豪言，说，如果北方军队来征讨，定要亲率士卒，背城一战，以保存江山社稷；如果失败，则以死相拼，终不作他国之鬼。可待宋军攻陷建康城，他同一朝臣子束手就缚，甘作俘虏。君臣皆成阶下囚，一并被押解北上，“百司官属仅千艘，将发，号泣之声淘于水陆。”往日笙歌浮华的建康城笼罩在大厦将倾的愁云惨雾中。对此凄凉景象，他唯一有能力做的，就是赋诗一首，一抒悲情：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门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 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间坐细思量。”

       他，便是南唐后主李煜，南唐先祖李昪之孙，中主李璟之六子。
       李煜继位成为南唐后主时，李家江山已是风雨飘摇，南唐油尽灯枯，行将就灭。                                          
       从政治上看，作为后主的李煜，是一个失败者，亡国之君。联系他身为国主时的所作所为，说他是昏君也未尝不可。
       作为文人的李煜，后人对其评价不俗：自少俊迈，喜肄儒学，工诗，能属文，晓悟音律；姿仪风雅，举止儒措，宛若士人。李清照在《词论》中说，“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
       结合他的一生，后人也多有惋叹：李煜若不为后主，或可免于污迹和不幸，其作为词人的路或可走得更远。但是，他一生中幸与不幸的两面，果然是可以分离，可以桥归桥，路归路的吗？ 
       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李煜的政治命运是不堪的，但他的文学命运却是幸运的。他人生前期的生活充斥着香花美人和男女情爱，他所作的词也完全是“花间派”的风格，极尽绮靡之风格和悱恻之言词。自北宋攻破建康，南唐君臣被虏北上，他经历家破国亡的苦痛，转而书写沉郁的家国情怀。从一代君王到阶下囚的人生际遇的转折，加上他作为一个词人的细腻与敏感，使他的人生体验发生了巨变，他的创作也开始转向，转而对生命进行深沉的体验、忧思和抒写。从这一点说，他的幸，何尝不是建立在不幸的基础上呢。
       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他的光芒犹如沧海上空的一轮明月。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在他的词作中，他特别喜欢用水的比拟。水映照了他性格中的绵柔与敏感，也蕴含了他对人生的感受与参悟。比如东流水，便载着他留恋而不得的悲苦无奈和沉重的忧思，来去不尽。
       国破家亡后，他的敏感让他似乎感受到，每一刻都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作为亡国之君，身居异国的阶下囚，他对命运已经无奈到别无所求。国与家没有了，自由没有了，随心所欲的生活没有了，有的是需要生命去体验和思考的悲伤和苦难，和对这种体验的抒写，这也是一名词人的使命和精神寄托。他是词人，是艺术家，那些能打到别人的沉重的伤痛，恰恰成了他生命的支撑，也升华了他的创作，使他在绵弱中显现出刚强。
       在他最难以为继的悲苦岁月，是词续了他的生，最后也是词终了他的命，这于他是幸，也是不幸。
       那篇感人至深、被无数人吟唱的《虞美人》，成了他一生的绝唱：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还有一篇《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在他四十二岁生辰这天，他用满心的哀思和忧伤，写下了这两首词，一遍遍地吟唱丧家亡国的哀伤，表达对失去的故国的念念不忘。宋朝的皇帝不能容忍一个亡国之君的“不臣”之心。这两支曲子被密探报到了宋太宗那里，激起了太宗的不满和杀机。 
       就在这个七夕之夜，宾主尽欢，酒宴未散之时，众人在宴席上当堂目睹后主中毒挣扎的惨状。毒药来自太宗皇帝御赐的一瓶美酒，酒中被掺入了名叫“牵机药”的毒药。据说，后主毒发之时，肢体抽搐，身子头首相接作牵引织机动作数十次，痛苦之状不堪描述。 一代词帝，就这样悲惨地走到人生尽头。
       后主死后，被宋太宗追封为“吴王”，葬与洛阳邙山。远在江南的建康城，则葬着他的祖父与父亲，南唐烈祖李昪和中主李璟，并称南唐二陵。
       他生命的光因为无奈的命运安排而早逝，如流星划过天际，那一道璀璨，既是刹那的，也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