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已的刺客

（一）荆轲其人
       春秋到战国时期，中原大地处在一个诸侯争霸，战火不熄的乱世。即便是一国之内，也常有为了争夺权位而父子相屠、兄弟互戮的内讧发生。为了壮大实力，或者为了保全自己，王公贵族都公开或暗自从四方招揽才俊，为己所用。这样的时代背景催生了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谋士。他们多拥有过人的才智，靠出卖“点子”安身立命，充当王公贵族可以依赖的智囊。也有一群并以才智见长的人，他们看重名声，讲究气节，以诚待人，以“信”处世，以“义”扬名。一旦得到所用者的赏识、信任和厚待，他们可以“舍生取义”，冒死去从事难度极大并且极其危险的任务——刺杀。
       荆轲，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
     《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荆轲，家世和家境皆不详，只提到他祖上是齐国人，而他自己则出生并且长期生活在卫国。荆轲“好读书学剑”，也常常与人有是非争斗，看来是一个有血气、喜欢四处游历的无业青年。不过这荆轲似乎学识与口才不怎么好。与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他曾经也想靠才学谋得一官半职，便尝试“以术劝卫元君”，但以失败告终。还有一次，他遇到个脾气很躁的人，大概是因为路太窄了，双方互不相让，于是发生了口角。面对对方气势汹汹的叱骂，荆轲终不是对手，竟“嘿然而去”。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口拙，他常常疏于为自己辩解。
       总之，年轻时候的荆轲，似乎生活中的大多数时候都充满了失意。偏偏他又是个很看重自我的人。这样的人，往往敏感，追求完美，一生中最需要、最看重的，大概就是他人的重视和赏识，反过来，对来自他人的重视和赏识，他们也会不计后果、力求完美地去报答。
（二）初到燕国
       荆轲不能在卫国谋生，便动了离开卫国去燕国的念头。而燕国地处中原北隅，与卫国之间还隔着齐国、魏国和赵国等大国。他为何置实力比较强大的齐、魏、赵于不顾，而一心要去东北一角的荒蛮偏僻之地燕国呢？彼时，大国已经是人才济济，让荆轲感到自己跻身的希望渺茫。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让他向往燕国的原因。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的是燕赵之人，多为人慷慨任侠。这是时至当日已然在整个中原达成的共识。历史上的燕地，处于远离中原中心的北陲，民族成分复杂，民风开放，有别于中原内地。《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这样记载，“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言其风尚慷概，竟以家中女眷待往来宾客。《史记?货殖列传》中也说：中山（介于燕赵之间）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推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隋书?地理志》云燕地："悲歌慷慨"，"俗重气侠"，"自古言勇敢者，皆出幽燕"。尤其是燕国太子丹好养侠客，一股侠风和慷慨之风盛行于燕地。这样的颇合风尚很合荆轲的口味，对于几乎走投无路的他，无疑是很大的吸引。
       于是，荆轲风尘仆仆、日夜兼程地赶往燕国。彼时的荆轲，尚还是个岌岌无名之辈，又初到燕国，人地两生，当然不可能受到名士那样的优待。再加上他没有经济来源，连吃住都成了问题，只好每天在街头巷尾流浪度日。就在这一段流浪街头的日子里，他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高渐离。
       高渐离也和荆轲一般，是个地位低下的人，靠在街头击筑（一种乐器）卖艺为生。无所事事的荆轲常常在一旁听高渐离击筑。大概同是天涯沦落人，来到异乡、情绪低迷无绪的荆轲，从高渐离的击筑声中听出了精神上的投契。久之，高渐离也对这个能听懂他心声的人另眼相看，他们成了好朋友。高渐离把卖艺的钱买了酒肉，邀请荆轲一起喝酒吃肉。于是，在蓟城的街头，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两个人：一人击筑，另一人和声而唱，唱到激昂时，泪流满面；又或者，两人坐在街头喝酒吃肉，谈笑风生，好不快活。
       此时的荆轲，就这样一边在街头过着同高渐离相依为命般的日子，一边也结交些豪杰人士，等待成为王公贵族门下宾客的机会。
（三）接受重任
       毕竟荆轲生活在一个乱象纷呈的时代，当下的每天都有残酷的杀戮，未来的每天都危机四伏。所以，所谓的“机会”不久就来了。
       这次荆轲等到的是个大主顾——燕国的第二号人物太子丹。
       此时的太子丹，情绪里埋着一颗愤怒的炸弹。他对什么人什么事如此恨之入骨呢？此人既让他怒气难当，也让他有些无奈和泄气——因为那个人是虎狼之国秦国的一国之君：嬴政。
       说起来，太子丹和嬴政早先还有些交情。早些年，两人都曾在异国他乡身为人质。嬴政的父亲子楚当初在赵国做人质，认识了商人吕不韦，吕不韦将自己的一个姬妾送给子楚，后来，子楚的儿子嬴政就在赵国出生了。而太子丹也被送到赵国做人质。二人在患难中结识，彼此也有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心，相互间也能善待对方。后来，子楚回到秦国继承了王位。又过了三年，秦王病死，嬴政继位成为秦王。在秦国灭韩之前，太子丹又被质于秦国。凭着旧时的交好，太子丹向嬴政提出了归国的愿望，不料嬴政不仅断然拒绝，还对太子丹出言嘲讽，让太子丹深感屈辱，仇恨就在那时结下。
       对于秦王的傲慢，太子丹一直怀恨在心，后来终于设法逃回燕国。即便回国后，还不能对自己受到的怠慢释然，无时无刻不想着报仇雪恨。无奈秦国不是一般的强大，他的燕国远远不是对手。于是太子丹只好把仇恨埋在心里，大量豢养宾客门人，等待机会。
       就在太子丹为自己的私仇而将嬴政恨得咬牙切齿的时候，燕国也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局势。秦灭六国的计划已然在实施中，秦军一路挥师东向，已经吃掉了韩魏两个大国。随着天然屏障的轰然倒塌，周边若干国家纷纷暴露在秦军的铁蹄之下。燕国也笼罩在灭顶之灾随时到来的恐惧中。
       太子丹依然沉浸在因私愤而燃烧起来的仇恨中。此刻，他只希望有个神通广大的人潜到嬴政身边，一刀结果了这个无情无义的暴君的性命，这样一来，既报了他的仇，又能够将燕国的危情化为无形。
       或者，即便不能要了嬴政的命，能有个像曹沫那样的勇士去教训他一番也好。曹沫是春秋时期鲁庄公手下一位智谋双全的勇士。在鲁庄公同春秋霸主齐桓公的会盟上，曹沫拿着一把匕首劫持了齐桓公，逼着他归还了侵占的鲁国领土。曹沫不畏强齐，靠一把匕首替鲁国夺回了失去的国土，这个故事后来成为传世美谈。太子丹想起这个故事，在心里不无希望地期盼着自己也能得到曹沫这样的勇士。可惜自己门下供养的一大批宾客，竟没有一位像曹沫那样能够担当大任。
       这时候，又从秦国来了一位逃命之人——一位叫樊于期的秦军将领因得罪了秦王，逃到了燕国。按说现在秦国正伺机寻找下一个攻打对象，在这个关头，燕国接纳秦国出逃的罪人，这无疑是引火烧身。但太子丹不管这个。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对他来说，樊于期同秦王嬴政结仇，就完全成了与自己同仇敌忾的盟友，这个叛逃秦将的到来，竟让太子丹在心理上莫名地有了一丝支撑力。他不顾太傅鞠武苦口婆心的规劝，一心要收留这个被仇敌通缉追捕的逃犯。
       另一边，太子丹加紧了寻找义士刺秦的努力。太傅鞠武得知了他的计划，劝他从长计议，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媾於单于，结交盟国，共同抗秦。这时的太子丹，刺杀秦王的心情已经如离弦之箭，收不住了。鞠武没有办法说服太子丹，便推荐了著名的隐士田光为他出谋划策。
       太子丹亲自上门，拜见了田光，并把自己的意图透露给了田光。田光深知自己对于这样一件大事力不能及，就向太子丹推荐了一位义士。就这样，来自卫国的荆轲最终走进了燕国的历史，并且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太子丹私下积极地筹谋着刺秦事宜。按说这是一件关乎国家安危的大事，作为太子，应当禀告燕王和朝廷，众人共同商议出一个可行策略。可是他知道自己的计划太冒险，燕王和朝廷官员们都怵于秦国的威力，一定会百般阻挠、阻挡他的行动计划，并且一旦走漏风声，将永无机会。于是，一切计划都在暗中进行。见到荆轲后，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荆轲身上，奉之上宾，舍以豪宅，伴以美女，出以宝马香车，千般求全，万般迎合。
       荆轲这样的人，过去一直在社会的底层挣扎着求生，平生只有出身同样卑下的高渐离、狗屠之属与之来往，对人情世故有很深的感触和体会，故而很容易为他人的善待所感动。一个混迹街头的流民，陡然间得到燕国第二号人物太子丹的垂青和厚遇，自然是感动到无以复加。可以说，太子丹对荆轲的期待——“士为知己者死”，已经实现了一半。
       但荆轲也并非不知轻重的轻浮莽撞之人。当太子丹把刺秦的计划向他和盘托出，他深知面临秦王这样的对手，太子丹的计划毫无胜算，没有可行性，于是如实地向太子丹坦诚自己能力不足，不能胜任。但禁不住太子丹的软磨硬缠、苦苦相求，荆轲不得已地应承下了这桩棘手的差事。
       可以说，荆轲之刺秦，是在很大的心理矛盾中，硬着头皮答应、硬着头皮准备、出发和实施的。他面临的不是一般人，是威震四方、骁勇无比、如虎狼般凶猛的秦王，而他，既无出众的谋略之才，又无盖世武功。这是一件以卵击石、自不量力的事。但他在太子丹那里享受到别人难以企及的厚遇，若不答应太子丹的请求，日后将何以立身？逃避和退缩不是他的风格。只能一心一意在这条不归路上走下去了。
（四）赴秦行刺
       中原的局势每一天都在变化。秦国大将王翦已率大军攻破了燕国赖以倚仗的屏障赵国，俘虏了赵王。然后秦军一路向北，逼近了赵国的北疆。一旦秦军突破赵国北疆，下一个暴露在秦军铁蹄之下的，便是燕国。
       燕国这边，太子丹与荆轲也在加紧刺秦的谋划。
       即便是胸无成竹，应该说，荆轲的前期策划是非常冷静和周密的。他向太子丹建议，假意把燕国的膏腴之地——督亢进献秦王，如此，便可以获得拿着地图接近秦王的机会。这是行刺的关键一步。为了进一步取信于秦王，他还亲自上门对樊于期进行了一番大义凛然的劝说。樊于期被说服，最终自杀以奉上自己的人头。此外，太子丹还给荆轲配置了一位帮手，那就是令燕国人魂飞魄散的杀人魔王秦舞阳。按照太子丹的原计划，在荆轲和秦舞阳接近亲王、取得秦王的信任后，刺杀这一环节主要由秦舞阳实施。
       但荆轲并没有看上秦舞阳——这个年轻人太缺乏阅历，太鲁莽。虽然也杀过人，但那只不过是在街头逞能行凶、欺软怕恶罢了，这与面对拥有千军万马的秦王是没法相比的。但荆轲没有向太子丹说出自己的疑虑，而是暗地里自己出面联系了一位在阅历、胆识和武力上都让他放心的搭档。
       眼下，万事俱备，只等那位搭档一来，任务便可启动。太子丹对荆轲的打算不知情，见荆轲迟迟不动身，以为他因害怕而犹豫或反悔，便不快地催促起来。荆轲见太子丹怀疑自己的忠心，心里又急又气，便放弃了等待，就带着准备好的地图、一把淬了毒液的匕首、樊于期的人头，和秦舞阳一起准备上路。
       后来的一幕，堪称历史的经典，即便是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也保留着非常清晰的悲剧画面感，也被诸多文学作品和文学形式演绎了千百遍——这就是易水送行。秋风萧瑟，易水默默地散发着悲凉的寒意。来送行的知情人都身着白衣——这身打扮，虽然是送别之人以示庄重肃穆，但也可以理解为哀悼出征的勇士。这是一场没有再见的壮别。没有人指望这次行动能够成功——若有幸能够成功，那简直就是万分之一的偶然。就连荆轲自己，也唱出了“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他明白，自己走的是一条有去无回的不归路，但他不能反悔。言出必行、受人之恩忠人之事，是他立身的原则。
       最后的结局，都如同他出发前隐约的担忧那样一一变成现实。
       虽然他们获得了接近秦王的机会，但秦舞阳果然被秦王的威风吓破了胆。不得已之下，刺杀的任务便只能由荆轲一人来实施。但荆轲的武功确实很糟，一番混乱之后，不仅秦王毫发无损，荆轲反被回过神来的秦王砍了八刀，最后被赶上殿来护驾的侍卫一阵乱砍，体无完肤，死状极惨。
（五）尾声
       荆轲刺秦，不仅劳而无功，还丢了性命，最终引来了秦王对燕国的痛恨与疯狂报复。“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成河”。燕国遭到了秦国铁蹄的践踏，举国为之屠戮。但荆轲并没有因为给燕国引来了灭顶之灾而留下骂名。相反，荆轲成为了历史上的英雄，成为了举世景仰的义士。乱世之中，剑客刺客无数，唯有荆轲以光彩照人的形象显扬其名。荆轲作为一个失败的刺客，受到的敬重甚至超过了那些成功的刺客，比如专诸、要离、豫让，甚至还有一时名传四方的聂政。
       对于荆轲之刺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也过表达过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在《刺客列传》的末尾，司马迁评价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岂妄也哉！”言其知恩图报，“舍生取义”，这是就其个人的信、义而言。但在传记的字里行间，司马迁本人对于刺秦一事，则又有远见，这是借太傅鞠武苦心规劝太子丹的一番话表达出来的：“夫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後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此所谓‘资怨而助祸’矣。夫以鸿毛燎於炉炭之上，必无事矣。且以雕鸷之秦，行怨暴之怒，岂足道哉！”这番话把太子丹的的私愤和刺秦计划放在国家安危的大局下审视，其言辞大义凛然，其态度褒贬自见。
       但民间显然并不这么看。老百姓只看到秦国连年强兵黩武，蚕食四方。“天下苦秦久矣！”天下人虽然害怕，心里也恨不得对秦王“得而诛之”。暴虐的强秦，几乎得罪了全天下，百姓心中充满怨恨，却毫无办法。而荆轲不畏强暴，敢于以只身之勇，报天下之仇。老百姓也许会忘了替篡位的公子光刺杀吴王僚的专诸，忘了为报答智伯之恩而刺杀赵襄子的豫让，忘了替吴王阖闾刺杀公子庆忌的要离，但不会忘了刺杀秦王的荆轲。
       千百年间，不管世道怎么变化，人世间的生命价值观念怎么变化，荆轲刺秦的细枝末节被时间过滤，一股贯穿历史的精神保留了下来。天下人根据自己对于“信”“义”的理解，创造了一个理想的、悲壮的荆轲形象，突出了他身上的感人品质。千百年后，荆轲这个形象，既有荆轲本人留下的成分，更有天下人怀着共同的期待而创造出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