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故乡

任树华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

如果说出生地是第一故乡、长期生活过的地方是第二故乡的话，那么我从小到大生活了近18个春秋的第二故乡，仿佛一夜之间突然从视线中“消失”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随着共和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河南省商丘地区的10县7.2万民工在党中央的一声号令下，顶着冬季凌冽的寒风千里迢迢赶到华中腹地的“大武汉”西郊，与来自湖北省黄岗、孝感两地的2万多名民工一道，用不到5个月的时间筑起一条百里防汛抗洪大堤，打响了将东西湖区建成武汉副食品基地的“第一枪”。

我22岁的父亲，就是这只支援围垦大军中的一员。

1958年5月围堤基本结束后，大部分民工按计划分批撤回老家，我的父亲和小部分民工被留下继续参加垦荒建设，其家属随后赶来并一起被转为农场职工。就这样，尚不足三个月大的我，被母亲抱着来到东西湖，与父亲团聚。

我们母子到来时，农场建场工作刚刚完成。我们村（其实就是芦席工棚集中点）隶属于原粮棉三场，后更名辛安渡农场，是东西湖区最偏远的农场之一。因为村里人都是围垦过来的老职工及其家属，后来被定名为“豫迁村”。

建场初期，由于条件艰苦，前来围堤的民工都是在简陋的芦席工棚里起居；而家属到来后，被安排在好一点的牛棚中居住。因为牛棚数量不多，一间牛棚要安排两户合住，但两家两张不大的铺板床搁好后，“屋”里想再放口锅烧火做饭都很困难。好在，那个时候有集体食堂蒸钵饭，有“大锅饭”吃也不用自家开伙。

虽然母亲千辛万苦地把我带到了东西湖，但却让她自己和我都吃尽了苦头。

当年白手起家的农场建设再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我们“村”不仅没有幼儿园，甚至连饭都吃不饱。母亲每天出工之前，都得先用厚厚的棉被把我围在床上，等放工后才能回家给我喂奶，4个小时左右不吃不喝我饿得不行“哭晕”多少次不说，她自己的奶也因胀得厉害发生脓肿做了两次手术。

尽管那年头粮食不足，但有些叔叔、大爷们在食堂买饭看到我后，除了想摸摸我嫩滑的小脸蛋，或者要我叫他们一声“干爹”外，还从自己都不够吃的碗里拨一口饭给我。干爹陈文德自家开伙后，每年过年都叫干娘王文英千方百计地包上带有肉馅的饺子，大年初一风雨无阻地把我接到他家里吃上一顿，直到我上了中学。其实，他们家有5个孩子，比我家更穷。

“文革”开始后，母亲因为外公家成分划得高受人歧视，就连我也被很多同龄人改叫“地主羔子”，甚至不知什么原因都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了。在这种情况下，村里根正苗红最有学问的“老三届”知识分子刘须光，从嫂夫人苗秀珍那里得知其宝贝儿子很喜欢我，不顾风言风语毅然把孩子送到我的名下做“干儿”，“明目张胆”的为我们家站台。

刚满16岁的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指导员刘新泉看我年龄小、个头矮、身材瘦，先把我安排在稻场每天做晒谷收棉的活，冬季别人挖沟上水利就让我去放鸭子，说白了就是尽量不让我出体力。第二年，我向指导员请示把我安排到排里去锻炼，年底队委会研究认为我表现突出，竟然把我推送为农场劳动模范，成为参加表彰大会年龄最小的劳模，这让我们村一同毕业的数十名同学很是嫉妒恨。

粉碎“四人帮”那年，原粮种场与辛安渡农场合并，父母借支援湖区建设的契机，将我们全家从豫迁村搬到了与107国道一路之隔的沙家台老二队，从此告别了居住近18年的第二故乡。其实我也知道村里已经传出风声，有位村干部不能接受我这个所谓非“根正苗红”的子弟当劳模，宣称“会飞不要带膀的！”父母决定离开豫迁村，也是想给我们兄妹4个孩子寻找一个好的发展平台。

后来，作为家中长子的我率先离开了沙家台老二队，并有幸通过自己的努力走进了新闻队伍的行列；再后来，我们兄妹胜利“会师”吴家山，并将父母也接到了一起。退休后，为享受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天伦之乐，我在市中心距女儿家“一碗汤”的地方置业落户。

尽管搬离了豫迁村，但我逢年过节还是在一趟不拉地去看望干爹、干娘及亲家须光大哥、大嫂，人不能忘恩哪！但自从二老病故，亲家到吴家山照看孙子后，我再去豫迁村的次数确实也越来越少了。

然而，作为在东西湖本土成长起来的新闻工作者，近30年的记者职业生涯让我亲身经历、见证和记录了我脚下的这块热土，自围垦建场60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巨变。我也深知我的第二故乡豫迁村，伴随全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一定会旧貌换新颜，但几年未见后，我故乡的“脱胎换骨”还是让我大吃了一惊！

阳春三月，区作协组织骨干会员周末到豫迁村采风，退休后帮助女儿带孩子的我接到通知后，一大早从市内赶到吴家山与“大部队”会合，然后驱车沿107国道一路向西向目的地驶去。

坐在车中，我极力搜索着记忆中的故乡：那是一个背靠十三支沟、坐北朝南而建的村庄，村内最多时曾居住过210多户人家，1200余人。全村东西宽有200米、南北长约300米，占地面积近6万平方公尺。房屋建设均为低矮窄小的红砖红瓦小排房，每三栋一排，每栋大约12户人家，从北到南依次排列。村内最高的标志性建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建设的一座抽取地下水的水塔，高度略高于三层楼的房子。不过，这座唯一的公益性设施没有用上几年就成了摆设，因为没有经过净化处理的地下水也并不好喝。在看似整齐划一的排房中间，横七竖八地堆满了每家每户的柴堆，中间或夹杂着私搭乱盖苍蝇横飞的简易厕所。全村既没有一条规范的排污沟，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路，每逢雨季，稀泥随时都有可能漫过脚上的深筒胶鞋。

在小时候的印象中，我们村虽然相距吴家山只有大约30公里，但感觉那绝对是一个很远很远甚至是遥不可及的地方，更谈不上进城了。记得第一次看到107国道，虽然路宽超个车都压得路基上的黄土“冒烟”，路面跟现在的碎石路也强不了多少，但觉得那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路了。

可是今天的回故乡之路，别说驱车在被改造成双向6车道、路基宽度有32米、设计车速每小时可达80公里的107国道上，就连转向我们村的场级公路“东垦路”，平坦的沥青路面比很多地方的高速公路都还要平整、舒适三分。

显然，从豫迁村到107国道这段2公里长，每每遇到雨季一个小时也走不到头，坐牛车都会被陷车3次以上的泥泞道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沥青路，区交通部门还在这条路上开通了吴家山至辛安渡农场的区间公交车H86路，而且在豫迁村的村口还设有车站，村民无论是去农场还是到吴家山，出行都很是方便。

这次回故乡一路的所见所闻，感觉“消失”的远不止是107国道至豫迁村的这条土路。这不，车窗外被命名为“东垦路”的沿途一望无际的蔬菜塑料大棚设施农业，也完全覆盖了我16岁高中毕业后，曾参与种植过的大片大片的水稻、棉花等农作物；而豫迁村村旁那条我们小时候光着屁股在里面洗澡的排灌沟，更是被硬化节水的U型水泥渠所替代。

在我看来，故乡变化最大的，莫过于环境和住房了。且不说围垦建场时我的父辈们曾经居住过的芦席工棚和牛棚成了传说，就是60年代中期农场自建砖瓦厂后，用自己烧制的红砖大瓦建造的一栋栋“军营式”排房，也只能在历史资料中查看了。

全区加快小康社会建设步伐后，农场在动员村民自行无偿拆除违建房屋、障碍物等180余处，修建东西水泥道路10条、过路涵9处、公厕6座、公共娱乐室1座的基础上，从2016年开始，又对全村数十栋179户村民住了近半个世纪的“军营式”排房，采取村民自建，农垦、区级、场级三级补贴的办法，改建成了一家一户的二间三层小别墅。对于这么一大片的独栋别墅群，如果不知情者突然碰到，一定会认为这是闯入了一个富人区，或者是进入了哪个一线大都市。

是的，东西湖区就是一座从荒湖中崛起的生态新城，而且已经成为武汉市6个远城区中唯一与中心城区完成无缝融接的新城区。我记忆中的故乡在伴随全区生态新城的崛起不见了踪影，其实是通过凤凰涅槃一般得到了重生，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由矮穷丑长成了高富帅！

诚然，这次再回豫迁村，我记忆中的故乡固然是不见了，但这些陈旧、脏乱、贫穷与落后的消失，不正是我们共产党人一直都要抛弃、粉碎和消灭的吗？而“吃喝不愁，电灯电话；出门有车，楼上楼下”的美好生活，不也正是我们的第一代“老围垦”和第二代、第三代乃至子孙后代都要终生追求和努力奋斗去实现的终极目标吗？

东西湖，从一片沉睡千年的荒湖沼泽到肥沃富饶的膏腴之地，再从一个农垦大区变成一个工业强区，现在又从农村变成一座崭新的生态新城，数十万湖乡儿女终于过上了好日子。试想，这种难度和跨度如此之大的巨人“三级跳”，如果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之下，如果没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保证，在如此短暂的一个甲子之年，谁敢想象在哪一个国度能够成为现实呢？

是呀，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的东西湖千真万确地发生了如此地覆天翻的沧桑巨变！而我的第二故乡豫迁村之变，正是全区变化的一个缩影。

我虔诚地双膝跪地、双手合十，为我“消失”了的故乡深深地祝福！

2021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