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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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树华
谨以此书，献给60年前所有参加过东西湖围垦建场的拓荒者！
——题记
公元1957年11月15日，正当举国上下为武汉长江大桥胜利通车而欢欣鼓舞之时，在武汉市西郊的金银潭，一场声势浩大的围垦工程“战役”正式打响。这场被称为“重大工程”的东西湖围垦，一如当时的《长江日报》社论所说，这是“改造自然改善人民生活的重大措施”，武汉市人民“像战胜1954年特大洪水一样，像支援长江大桥建设一样，来建设好这一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
从破土动工的那一年算起到2021年，东西湖围垦已经整整过去了63年。60年对一个人来说，采用中国古代天干地支纪年法的方式计算，即为一个甲子，也就是说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轮回。这样来看，60年仿佛很长很长，长到了当年参加围垦工程的绝大多数建设者，都已经驾鹤西去与世长辞。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60年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然而，就在这短短的60年间，东西湖人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依靠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让这片沉睡千年的古云梦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
60年来，东西湖人将这片5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先从芦苇丛生、钉螺遍地的荒湖沼泽，变成了膏腴之地的肥沃良田；然后从一个以粮棉油种植为主的国营农场垦区，变成了一个以健康食品、机电制造、现代物流为支柱，以芯片、显示屏、网络安全、大数据、新能源等高新科技产业为主的工业强区，成为武汉市经济发展的“第三极”，跻身全国2020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百强区行列；如今，通过产城融合发展，东西湖已经从荒湖中崛起一座生态新城，由农村变为了城市，成为特大中心城市武汉六个远城区唯一与中心城区无缝对接的新城区。
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华诞之际，作为东西湖“老围垦”的第一代传人，东西湖区调频条幅广播和东西湖区有线电视台的总编辑和创始人之一，也是东西湖沧桑巨变的见证者、建设者和记录者，我怀着无比敬仰之情，此刻十分庄重地翻开东西湖大堤的记忆，检索60年前参加东西湖围垦的数以十万计建设者生命的图谱，感怀他们当年在百里荒原中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动他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付出的青春和汗水，感念他们在围垦工程建设中所积累的最为宝贵财富——“围垦精神”……
一、顶层设计
东西湖，因水而名，因水而兴。但围垦东西湖，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东倚汉口、南抵汉江、西接沦河、北靠府河的东西湖，三面环水。围垦前，受汉江和府河等上游河流泄洪影响，这里每年夏秋两季都是汪洋一片，轻则庄稼颗粒无收，重则堤毁屋塌人亡。即使到了冬春时节，洪水退后也是芦苇丛生，钉螺遍地，民不聊生。
据史料记载，早在清乾隆年间，原隶属孝感县管辖的辛安渡地区民众由钟、严、郭、戴四姓家族牵头，开始合修“兴盛垸”。随后，区域内百姓仿照其做法，先后在汉江、府澴河沿岸及地形较高的地方，也修筑了大量防水围垸，围垸数量最多时达36处。但是，由于这些围垸规模过小，质量偏低，在所向披靡的滔滔洪水面前，大多都不堪一击。
光绪十八年，考入进士继而担任山西徐沟县知县的汉阳县北乡巨龙岗兰图嘴（今东西湖区东山农场巨龙岗）人密昌墀，不仅十分关注东西湖当时的水情、灾情现状，更是以实际行动筹款、雇工修建东西湖大堤，结果工程做到一半就被洪水冲垮，前功尽弃。
1934年，曾师从密昌墀的汉阳县北乡（今三店农场）乡绅李介侯继承先生遗志，邀请地方知名人士联名呈请湖北省国民政府兴修东西湖大堤。结果也是工程尚未完工，南京政府的16万拨款却用得一干二净。在工程建设进入紧要关头之际，汉江上游超过1919年和1931年水位的洪水，便将已经完工的土方和李介侯的梦想全都化为了泡影。
显然，东西湖人民寄望于过着养尊处优、骄奢淫逸生活的封建王朝，以及腐败透顶、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国民党反动政权，都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1949年共和国诞生后，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者却没有忘记东西湖这个在共和国地图上当时都找不到标识的地方，从1950年开始，便向长江水利委员会发出命令，责成该委员会全面查勘东西湖地区。1952年，长江水利委员会便在多次组织勘查、调研的基础上，拟出一份《东西湖蓄洪垦殖意见书》，首次提出了围垦东西湖的初步意见。
此后，该委员会又反复调查、论证，编制成《东西湖蓄洪垦殖工程》报告，受到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将其列为国家“一五”计划湖北省重点工程。但是，由于当时共和国百废待举，国家需要建设的大型项目太多，此项工程计划因经费紧张被削减而未能实施。
“一五”计划后期，随着全国工业建设的突飞猛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副食品供应不足问题日趋严重，东西湖围垦建场之事也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时任武汉市市长刘惠农一次到北京开会，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会后单独找他说：“武汉市是个大城市，应该搞个大农场，来保障城市的副食品供应。”
在这个大背景下，武汉市委第一次向省委提出了围垦东西湖的设想，并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省长张体学还在初冬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亲自带领武汉市市长刘惠农、省农办主任夏世厚等人，乘木船绕府河、沦河和汉江一周，对东西湖周边的河道进行了现场考察。
为进一步明确围垦东西湖的指导思想，市委、市政府指示武汉市水利局在1957年初写出第一份《东西湖农场建设任务书》上呈湖北省。省农垦厅、水利厅修改定稿后，由农垦厅厅长周季方乘飞机专程送到了北京。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管农垦部工作的王震看到方案后都非常满意，并邀请武汉市市长刘惠农一起商议定下了围垦具体实施意见。当东西湖围垦方案拿到国务院讨论时，周恩来总理十分赞同，说：“这是一项造福于人民的工程嘛！”事后，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还多次通过王震，了解东西湖围垦工程实施和国营农场的建设情况。
武汉，是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全国视察、居住最多的城市。在一次视察武汉时，当得知这里要围垦东西湖，并设想建设一个特大中心城市近郊最大的国营农场群时，一向“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老人家非常高兴地说：“全国城市中有如此大的农场，武汉要算第一了！”
1957年8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东西湖围垦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成为湖北省继1953年荆江分洪工程和1956年汉江杜家台分洪工程之后又一重点水利工程。该项工程国家投资3800万元，其中防洪排渍2000万元，垦荒建场1800万元。1957年，预拨防洪投资500万元，建场投资200万元，纳入国家1958年预算投资1500万元。
二、长堤“会战”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的这一科学论断，在东西湖围垦这项世人瞩目的重大工程建设中也得到了有效印证。
根据顶层设计方案，东西湖围垦这项宏伟工程共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筑堤，修筑一条包括柏泉山6.015公里山区公路在内，全长59.586公里、顶宽5米、堤顶高程30.5至31米的防汛抗洪大堤，堤外构筑20米宽的防浪台44公里，台上栽种11万株柳树作为防浪林；第二和第三部分为排渍和灌溉工程，主要是修建一座排渍水闸、一座进洪涵管，开挖一条横贯东、西两湖全长达35公里的总干沟。
作为以水稻、渔业生产为主的湖北，冬季的枯水季节应该是各地区劳动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最好时机。然而，当得知在大武汉的西郊要兴建一个规模巨大的综合性现代化的国营农场后，来自孝感专区的武昌、孝感、黄陂、汉阳、汉川、云梦、应城等7县的2.45万民工，黄冈专区的黄冈、红安、蕲春、新洲、阳新、大冶、鄂城、罗田、英山、麻城、浠水11县的2.5万民工，纷纷放下自家的沟渠不挖，淤泥不清，积极报名前来支援。
李双权，一名来自浠水县的21岁的小伙。报名时，村干部告诉他说这次支援东西湖围垦纯属于义务，不开工资，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名字填写在了报名表上。然后，他和其他500多名老乡一起，自带被子、绳子、铁锹等工具，在副县长的带领下来到李家墩工地。
上堤后，李双权及其同伴们的任务是挑土筑堤。尽管小李在浠水当地干农活是一把好手，但上堤后为了赶任务，他把每担100公斤左右的泥土从300米远的距离挑到大堤上，特别是后来大堤增高后形成坡度，人还是有些吃不消。在这种情况下，小李从宣传队的快板中学到了“闪肩挑土法”和“斜肩挑土法”要领，就是“上土要均匀，两头一般重；两手握篦绳，扁担放肩中。”或者是“迅速来启动，步伐要宽松；肩随扁担闪，两腿快如风。”照着这些顺口溜来做，大伙儿们都感觉真的轻松了不少。
围堤期间，如果是晴天还好，要是遇到刮风下雨道路打滑，挑土上堤的确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急中生智，想出了在布鞋外套上草鞋的点子，多少起了点作用。为了完成任务，大家经常是半夜两点就起床，主动挑灯夜战，每天上工12个小时。有段时间，小李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劳动，再加上很长时间没有得到较好的休息，差点得了夜盲症。一天夜里他走着走着，突然就感觉什么都看不见了。后来，他跑到姑嫂树街上，买了点鱼肝油吃了才见好转。
湖北本地群众踊跃参加围垦，地处中原的河南人民也纷纷前来支援。来自开封和商丘两个地区的汝南、兰考、民权、宁陵、柘城、商丘、虞城、夏邑、鹿邑、永城等10个县的7.6万余名青壮年劳动力，在家乡遭受水灾的情况下，毅然把家园自救的工作交给亲友，不远千里乘闷罐火车先后来到东西湖，投身围垦战役。
首批来到武汉的3000名河南民工在汉口大智路火车站下车后，马不停蹄地摸黑冒雨赶到设在府河对岸的黄花涝指挥部。这批民工都是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报名，经过组织挑选后经过批准过来的，热情高、干劲足。他们不顾长途舟车劳顿，克服雨天路滑和水土不适等困难，稍作休整便开赴到工地。
高庙大队四中队民工李友业鞋穿烂了就赤脚上阵，脚被湖草割破血流不止，仍坚持轻伤不下“火线”。他说：“俺来东西湖就是支援围垦的，这点轻伤算不了什么！俺要坚持到底，完成围垦任务，才对得起政府和毛主席。”
“当时我们住的都是大工棚，就是用竹竿交叉搭盖的茅草棚；睡的是大通铺，下面垫的是芦席，几百人住在一个棚子里，蚊虫也多。晚上没有电灯，起夜回来后半天都找不到自己的被窝，有人干脆直接喊同铺伙伴的名字确定位置。有时起夜的人多了，你喊过来，我埋怨过去，一晚上都睡不好。”从河南省夏邑县前来围垦的老职工崔德胜，在谈到围垦的艰苦程度时这样说道。
在自愿参加东西湖围垦工程建设的人群中，还有很多来自武汉市的普通市民。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号召及单位的动员下，除老、弱、病、残、孕者之外，近乎所有成年人都报了名。一时间，江城沸腾，全市奔走相告，“到东西湖参加围垦义务劳动去”成了一句响亮的口号。一时间全市雪片式的请战书、决心书飞到各级政府和组织，函件、电话铃声令工作人员应接不暇。
其中，有一位名叫蓝宾亮的青年学生，60年前他还是武昌（马房山）建筑工程学校的一名中专生，年仅20岁。1957年冬，当他听说要围垦东西湖后马上报了名，并被批准和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另外10名学生一起，成为学校“雄鹰突击队”的一名队员。来到工地后，他接受的任务是为工地搭建工棚，保障围垦大军有“房”可住。
没想到的是，38年后蓝宾亮出任了武汉新世界康居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一职，在自己曾经搭建工棚的地方着手规划和建设了常青花园社区这个全市最大的安居工程。不过，蓝宾亮说他在东西湖围垦期间参加义务劳动的这段经历很少给人谈过，甚至连他的母亲都不知道。但他的心里一直都有一种感觉，60年前的那一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而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那一代人热血青春的见证。
三、工地特写
围垦，固然是改善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措施，也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一大壮举，但完成围垦工程是需要一定付出和代价的。
根据顶层设计方案，东西湖围垦这项宏伟工程共包括筑堤、排渍、灌溉和建场垦荒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的筑堤就是要修筑一条全长59.586公里、顶宽5米、堤顶高程30.5至31米的防汛抗洪大堤，堤外构筑20米宽的防浪台44公里，台上栽种11万株柳树作为防浪林。仅此一项，便可窥见工程量之大，任务之艰巨了。
寒冬腊月，激情燃烧；茫茫荒原，战斗正酣。在以张公堤三金潭为起点至新沟接汉江干堤近60公里的战线上，来自湖北、河南两省28个县的民工和武汉军民组成的义务劳动大军达12万人之众。大家团结协作，拼搏友爱，无私奉献，乐观向上，将东西湖围垦这一壮举写在了我们这座城市的纪念碑上，融入到百里长堤永恒的记忆之中。
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武汉驻军部队义务劳动大军指挥长郑大林，率领80多位将校级别的军官来到工地后，本来上级批准老将们每天只须劳动四个小时，可是他们从来就没有计算过工作的时间。郑大林副司令员说：“这算啥？这比爬雪山、过草地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就是凭着这股子革命干劲，将军们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50多口养鱼池的开挖任务。
参战期间，将军们其他民工一样驻扎在三金潭工地，而且还把自己的一顶大帐篷让给了外来的民工，自己则依靠割芦苇、搭茅草棚，打地铺而居。这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八年浴血抗战的老将们，曾经为共和国的诞生不知流过多少血负过多少伤，但在人民的面前他们是如此谦卑，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上又是如此的不遗余力！
他们在完成开挖鱼塘的任务后，又用11天的时间在污泥水滩中修筑了一条2公里长的碎石公路。修路过程中，由于工具不足，将军们就用手挖淤泥肩扛泥土。他们中有的脚被冰块割破，有的旧伤复发，却没有一个人提出离开“火线”。庆功会上，人们全都把感激与敬仰的目光投向这些将军们，并一致同意将这条道路命名为“将军路”。
在围堤工地上，驻孝感第六十七中学的学员格外引人瞩目。他们大部分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的战斗英雄。其中，就有特级战斗英雄、全国人大代表赵毛臣。这批学员不仅在战场上是勇猛杀敌的英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都是劳动能手，他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提前并超额103.3%完成了任务。
英雄的壮举和精神，鼓舞并激励着整个围垦工地上的建设者。虽然挑土筑堤的日子又苦又累，但大家心底总是踏实的，感觉这一天自己又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一份贡献。因此，每天完工以后，很多队员们都要去看一看工效榜，看是否完成了任务，看谁得了红旗。
有一段时间，东西湖围垦大堤上流行一种竞赛，就是争夺“红布标”。这种“红布标”呈长方形，比香烟盒子稍微大一点儿。布标的四边用黄线缝过，中间用黄油漆写着“生龙活虎”四个大字。“红布标”是流动性的，作用就是奖励在围堤过程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的人，看谁每天挑土跑得最快，担数最多。谁得了第一名谁就夺得“红布标”，并可将其佩戴在左胸上以示光荣。如果第二天能够保持第一，“红布标”就还可以继续佩戴，否则就由新夺得者拥有。这种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仅有效地促进了东西湖大堤工程建设进度，也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拓荒者艰苦创业、勇于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
在浠水县指挥所第二中队，前来支援围垦的汪冈乡青年民工饶四儿，自己挖土、自己装框、自己挑运，连续战斗12个小时，曾创造了在40米的斜坡运距上一人完成土方13.19立方米的惊人业绩，超过定额316.7%，创围堤全线单人单日工效最高记录。
在饶四儿的带动下，浠水县第三中队的89名突击队员也不甘示弱，每天劳动12个半小时，完成土方513.71立方米（包括挖、上、踩等），每人平均5.77立方米，每人平均合4.95个标工，也创下了全线中队最高记录，比原定效率提高了一倍多。
李双权和他的队友的经历，只是整个围垦大军的一个缩影。其实这个冬天，整个大堤上的12万围垦人员都是在抢晴天、战雨天、冒风雪、顶严寒中度过的。为了赶在洪水到来之前完成围堤任务，他们甚至连当年的春节也都没有休息。
浠水民工王方松就是战斗在这百里大堤中的普通一员，但所不同的是，老王这是第二次参加东西湖围垦，第一次是在民国二十三年，也就是乡绅李介侯1934年邀请地方知名人士联名呈请湖北省国民政府兴修汉城垸的那次。不过，王老两次参加东西湖围垦不仅仅只是时代不同，而且目的也完全不尽相同：第一次是卖工，目的是为了填饱肚子活命；第二次则是支援，目的是为围垦做贡献。上工后，50岁的王方松挑的土要起箢子系，别人挑两担，他要跑三担。有的年轻人看他这么拼命地干，给他开玩笑说：“您这是要我们送尸回去呀！”
正是有了无数李双权、饶四儿、王方松式的平民英雄苦干、实干精神，这才有了东西湖百里长堤如“飞龙卧江”，在短短的四个多月就横亘在汉江、汉北河、沦河、府河之上，有了将军路段9公里处的“东西湖大堤纪念碑”，有了近代60多年来大堤内80余万百姓安居乐业的生产和生活，有了保卫华中特大中心城市大武汉西北部的最后一道铜墙铁壁，有了今天的武汉乃至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东西湖区。
这恰好也印证了当年东西湖围堤工程开工之时《湖北日报》发表的社论所说：“东西湖的围垦工程以及这些国营农场的兴建，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的。”“东西湖的围垦工程和12个农场全部建成后，将为武汉市生产大量的工业原料和副食品，并且将为国家创造财富、积累资金。”《湖北日报》的评论，后来全都变成了现实。
其实，东西湖围垦成功意义在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之下，才能实现先民几千年来的夙愿，才能完成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想做而又做不了的事情，才能体现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
东西湖千军万马的围堤“大会战”虽然已经成为60年前的一段历史，但是围垦所留下的“艰苦创业、敢于拼搏、团结协作、乐观向上、积极奉献、务实创新”的“围垦精神”，更是成为了东西湖后来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以至于让东西湖区在短短的60年就发生了如此之大的沧桑巨变。
于是，当我在东西湖大堤纪念碑前，目睹碑座正面镶嵌的围垦大军取土筑堤火热劳动场景的汉白玉浮雕时，禁不住的热泪会模糊双眼，同时心中感慨万千。我相信这座纪念碑的竖起，应该不仅仅只是对东西湖围垦这段历史的缅怀和纪念，更是对“围垦精神”这座无形丰碑的传承与光大。
虽然，当年那些围垦的民工及参加义务劳动的机关干部、人民解放军官兵、企业的工人、校园的学生等，大多数人今天都已经离别我们远去，他们中甚至很多人都没有留下一张自己的照片。但是，六十年来他们像蒲公英一般开过美丽的花朵之后，将带有“围垦精神”基因的种子撒满了东西湖这片肥沃的土地，并且都已经生根、开花、结果。
2021年6月10日写于汉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