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外公

2017年外公去世时，我在出差。他身体一直不大好，没想到那一次真的走到了尽头，我记得当时凌晨六点接到妈妈的电话，心里一阵阵酸痛，为了不影响同事休息，我把头捂进被子里，哭了整整一个多小时直到天大亮，才赶回了家。

从我记事起，我和外公的关系不是太好，因为我觉得他对表弟比对我好，我认为他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记得小学时有一次，我放学后带着几个同学到外婆家玩老师教学生的游戏，表弟也和他的同学在家门口玩拍纸片游戏。正当我玩得高兴时，外公从厨房跑出来冲我说到：“你们小声点讲话！”原本只是一句告诫的话，但由于他是对着我说的，激发出我多年的不满，我脱口而出：“为什么你只说我不说他（表弟），你重男轻女！”只见外公气得发颤，一扭头转身进了厨房。其余的事情我已经印象不深，只是妈妈曾说，外公后来找过她，质问是不是她教我说的，因为当时我不过7、8岁，他不相信我会说出这种话，妈妈说，我哪教过你，你把我害惨了，他一个月没跟我说过话。

不知是因为这件事，还是我的学习成绩渐渐和表弟拉出差距，而且越来越大，外公对我的态度好了很多，起点是在我三年级期末考前他答应我只要拿到“三好学生”就给我买一辆自行车。要知道，当时的小学生能拥有一辆自行车是多么值得炫耀的事情！我卖力地复习和考试，散学典礼后，我拿着“三好学生”的奖状兴冲冲地跑去找外公，第二天，我得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

也在那一年，语文老师把我的一篇作文推荐到县小学生作文期刊，我拿着平身的处女发表作和3块钱的稿费去给外公看，外公很高兴，他给我讲了自己的一些过去。

外公出生在广南县五珠乡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高中时，更被家里送到昆明昆华中学（昆明市一中）读书，在那里，他结识了他一生的灵魂导师闻一多先生。闻先生当时是外公的国文老师，他讲课生动有趣，简单易懂，为了补贴家用，闻先生还利用空余时间刻私章挣钱，外公得知后特地请闻先生给自己刻了一枚珍藏起来。由于对闻先生的敬仰，也因为时任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第四支队三十五团团长的亲叔叔杨宇屏的带动，外公参加了游击队，当时还是毛头小子的他也算为解放云南做了一丁点贡献。外公的地主家庭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也在文革时期给他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是他的身体，以至于离休后，我时时见他打针吃药，药物伴随了外公离休后至去世的近20年时光。

那天临走前，外公送了我一本《闻一多传》，至今仍包着书皮珍藏在我的书柜里。外公去世后，我征得外婆的同意，把闻先生给外公刻的那枚私章与此书收藏在了一起。

我上大学后，外公的身体更差了。记得有一次放假去看望他，他躺在床上，随手撕下装药的纸盒盖，在上面写了几个字递给我，没有说话。我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学习学习再学习”七个字，后来我用这张小纸片做了好久的书签。

外公曾经跟我提过一个要求，让我帮他写自传。我知道在外人看来，我只不过作文水平稍好一点点，但我的外公把我看做一个很厉害的人，居然放心把自己一生的经历交给我。我很忐忑，我平时不过写一些小报道和散文而已，从没接触过这么深度的东西，但我居然答应下来，并且我没有做到，因为外公去世前，我没有用心拿出时间和他交谈过，我失信了，这成为我对外公最大的愧疚。更令我自责的一件事是，外公去世前一段时间，我家不远处开了一家现场烤制的绿豆饼店，我尝过，想着外公会喜欢，下次去看他带一些过去，可我总是忘记，也许是根本没放在心上，直至他去世都没有尝到那家的绿豆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