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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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兴中
我的兄弟是一个代课老师。
他没有进过任何一所专业的师范学校，也没有接受任何形式的师资培训，他没有专门学习过《教有学》《心理学》《教材教法》这些与教师教学密切相关的课程，更没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教师从业必须拥有的《教师资格证》证书。迄今为止，他也就没有获得属于专业教师们所拥有的一切职称职务，也就是说，当老师必须具备的条件她一条也不占。用以前流行的说法，没有户口的人员叫黑市人口，我的兄弟就是一个货正价实的黑市老师，但他却挂着这样一个不尴不尬的身份从事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多个寒暑。
我的兄弟误入教师行业的时间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高中毕业后未能考取大学，而分数仅差那么一点点，我希望他能再补习一年，凭他的用功程度，要想让分数跃上一个小台阶那是十分有可能的。他在我的劝导下又补习了一年，仍然未能如愿进入高考的录取分数线。那个时候，我的弟弟面临了他的第一次人生抉策，要么继续补习冲刺高考跳出农门，要么回乡务农耕田种地。由于我的另外几个弟妹都还在读书，家庭经济十分拮据。我刚参加工作工资又很低，添上又有一弟一妹跟着我在我任教的学校读初中，对他的继续补习我也表示出无能为力。于是他被迫忍痛选择了后者，含泪告别了同学少年，收拾行囊返回家乡，准备继承父辈们改造地球战天斗地的宏伟事业。
苦读了十几年，一点也没有改变自己命运，也没有给家里带来半点荣耀的弟弟，垂头丧气回到那个生了我们养了我们的穷乡僻壤，置办梨耙家什，锄头薅刀和扁担箩筐，全心全意全副武装迎接社会主义新农民的生活。
一次偶然的机会，彻彻底底地改变了我弟弟他以后的人生轨迹。
那个年月，不管城里乡下，教师都极其缺乏，每年少有的几个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大多数都能够留在城里，剩余的几个没关系没后台也能分到乡镇所在地的中小学。广阔天地里的农村学校，是不敢奢望能和这些学校分一杯羹的。遍布高原山岭的农村小学和各个办学点，到处都是民办教师和代课老师的身影，我们村里的小学校也不例外，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全都有几个民办和代课老师来完成。
那一年伟人邓小平带着九十高龄的身体到了南边转了一圈，并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巡讲话，全国上下又掀起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的新高潮。这次改革的春风不仅吹遍了神州大地，而且吹进了我们山村里的每一个旮旯角落。我们寨子里的年轻人们便三五邀约着东进南下海边淘金，我们村小学的几个代课民办老师眼见微薄的工资无法应酬人际交往和养家糊口，放了暑假不久，就随着铺天盖地的民工潮南下广东，另谋生路去了。弟弟找我商量，他也想顺应这个潮流东去浙江发财，在凑足路费准备启程的时候，教育辅导站的站长和中心校的校长来了，跟着来的还有我们村的老支书。他们苦口婆心推心置腹诚心诚意挽留我的兄弟，说他是近几年来我们寨子里出的唯一一个高中毕业生，再加上他的哥哥我在县城里教书，有得天独厚的学习教书的机会，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我的弟弟都该留下来教村里的孩子，他都该留下来为家乡的教育出力。万般无奈之下，我的兄弟只得勉为其难，答应了几个领导，决定留下来把“滥坝小学”这块牌子杠下去。
当他怀着满腹的酸水，打开村小学的大门时，里面的破败大大出乎了弟弟的意料，屋顶窟窿密布，处处开着天窗，地上横七竖八倒着凳子，桌子也是东倒西歪靠着四墙。四面墙壁长期经雨水冲刷，墙皮早已脱落一地，再看地上和靠墙的桌椅，腿脚全都腐朽不堪。我能化腐朽为神奇吗？弟弟此时禁不住扪心自问，但受人之托一定要忠人之事呀！深受传统教育影响的弟弟心想，不管如何，不管有多难，都要硬着头皮撑下去。
破廊倒壁的村小学教室眼看是用不成了，开学临近，没有教室怎么能安置学生呢？而今眼目下，教师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之前我们村的学校是个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开班的完全小学，如果学生都来齐的话，仅靠我弟弟一个人是难以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的。
为找教室我的弟弟真正做到了煞费苦心，那个年月，我们农村的情况是，人口多房屋少，无论哪一家的住房都不是很宽敞，要想找到一下子安置六个班近二百人的地方那是比登天还难的事，问了十几家，托了无数人，多方寻找丝毫没有结果，毫无他法弟弟只得退而求其次，厚着颜面去求我家附近的左邻右舍，恳请他们腾出平时基本上派不上用词的堂屋暂作教室，我家左邻右舍的当家人们几乎没有一个进过学堂，他们对于没有文化的苦痛有着切肤的感受，同时也为弟弟的诚心办学所感动，急忙召集家里能动手的都来帮忙，搬开了堆积在屋子里的家什杂物，两三天里，邻居们为我的弟弟腾出了三间堂屋。
请老师弟弟到没费多大周折，在弟弟的游说下，那年刚好初中毕业，年龄还小不敢出门打工的表弟堂弟答应过来帮忙，一大难事又在弟弟诚意里化解了。那一年秋天，学校还没有开学，学生还没有返校，弟弟变名正言顺地取得了代课教师和小学校长的双重身份。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看学生是否能够如期报到，看是否能够恢复以前滥坝小学欣欣向荣的景象。
办学伊始，举步维艰，那几年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也还没今天这样的免费教科书，购买教学用品和学生课本都要向学生收取费用。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的农村还很贫穷，没有外出打工，没有外来收入的农民们，辛勤劳作一个春秋寒暑，交了农业税和名目繁多的各类提成之后，一年的收入已经所剩无几。弟弟知道向这样一群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们提前收取孩子们的书学费是一件十分不现实的事，但开学在即，形势万分逼人，一切教学物资需购买，学生课本要预先置备，所有这些都呈燃眉之势。
弟弟找村委帮忙解决，村里也穷的叮当作响，村主任让弟弟自己设法处理，找信用社贷款，信用社主任说资金吃紧，无法为他解决哪怕一分钱的现金。弟弟求贷无门，走投无路之下只得回到家里动员我的老父亲，让他把喂来过年的那头架子猪卖掉，父亲想想也别无他法了，当天正逢赶场，就把猪拉到集市，便宜卖掉，留下十几元钱买了两只猪仔，把剩下的钱甩给我的弟弟后，背着那两只猪儿急急返家，又为下一年过年做准备。
弟弟拿父亲给的钱到新华书店按年级各自买了十几套课本，虽然明知不够分发学生，但能解决一点好一点，余下的只好等到收了书本费后再补买了。
没有黑板，弟弟找到了一个搞建筑工程的村民，向他讨要了几块废弃的支顶用的模板，亲手锯掉边头角脑，把它们钉成方方正正几块，找来邻村专门给人漆老家的漆匠，用土漆把板子漆的油光铮亮，再用钉子钉在邻居们堂屋的板壁上。没有桌子凳子，我的弟弟就动员各家各户拿出闲置的方子扳子，该钉的钉，能搭的搭，高的当桌，矮的为凳，经过一番悉心打理， 三间教室像模像样地呈现在眼前。
开学那天，村里上百个适龄儿童齐来报到，小寨子里顿时挤满了人气，弟弟把他们按年级作好分类，让表弟和堂弟分别把他们带到三个堂屋中间。从那以后的几年里，除了周末，每天从早到晚，在邻居家的堂屋里，在贴着“天地君亲师位”的神龛下面，经常性地传出稚嫩的，整齐的，朗朗的读书声。
学生来了，学校的架子撑起来了，一个村级完小在三间民房的堂屋里开学了。
按照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各年级各班必须开齐开足各科课程，如何按计划和要求去安排各年级的教学，是最让弟弟尤为头疼的事。总共才三个教室三名教师，有六个年级，既要让学生学到东西，又要让老师得到休息，如何才能做到两头兼顾，这是困扰着我的兄弟的一个二难选题，终日苦思没有丝毫结果，只得求答案于村里干过教书这一行的老前辈。老前辈说道，这有何难?解放初期，教师奇缺，那时他一个人上两个班三个班是最寻常不过的事了，他告诉我弟弟说，采用复式班的教学模式，一切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吗？
一语点醒梦中人，但弟弟对复式班这种模式是听也没有听过见也没有见过，并不知道该如何操作，看来也只有虚心向老前辈请教了！一番献茶敬烟之后，老前辈得到尊重后倾囊相授，把复试教学的一切要诀都全盘传给了我的兄弟。
我的兄弟在老前辈出讨得了具体的方法，并认真领悟各个环节的教学要领，压在心上的大石头终于落了下来，落到了实地。回到了家里，找来了堂弟和表弟，把复式教学的方式方法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个遍，并对教学作了用心的设计和精心安排，方案终于出来了，接下来的是早已消失多年的复式教学模式又在这个山村小学里复活了。
有了解决教学难题的方法，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如何提高升学率又成了弟弟每天必须放在心上，终日必须思考的问题。那个年月，各级各类学校都统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质量的学校就不是好学校，没有升学率就是误人子弟，就是图财害命。”在我们这个山旮旯里，父老乡亲们也同样固执地认为，你能让他的孩子考上好一点的初中，你就是好老师，否则的话你屁都不是一个。
为了能够做一个让乡亲们放心，各级领导认为合格的老师，我的弟弟抽了一个周末赶来县城，拿走了我在师专学过的《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等专业课本，临回之前还一再托付我，要我在县城的里给他收集各种资料和各科考试试题，到了这种地步，我看得出来，我的兄弟开始用心当一个老师了。那一年，我不知道我的弟弟用些什么方法，在全镇学校期末统考的时候，他所任教的五六年级，成绩居然在片区内名列前茅，当其他老师向他竖起大拇指，问他是这样做到的时，他却淡淡地说：“当你给低年级上课时，是在给高年级的同学复习巩固学过的知识，，当你给高年级的学生上课时，同时也是在给低年级的学生传授更深的知识和道理，你说这样的课堂教学，学生的成绩能差吗？”
转眼间日历又翻过了三百六十页，秋天又一次来到，我的弟弟收获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回教育果实，他所教的第一届小学毕业生，就有五个考取了县城初中，这才是一个仅有十几个学生的班级呀！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惊奇，不得不让人为兄弟的成功欢呼雀跃。乡邻们也开始对我的兄弟另眼相看了。
我的兄弟在堂屋教室里咬紧牙吧坚守了三年，三年里送走了三届小学毕业生，每一届都已不低的成绩进入了他们报考的学校，虽然这些学生进入的是临近我们村的外地区所办的中学，但也足以让我的兄弟扬名立万。他的学生进入中学后，中学的老师都这样评价他的学生：能吃苦，好学习，肯钻研，悟性好。当中学的老师们了解到这些学生都是来自一个山村小学，是一个代课老师教出来的时，那些老师不得不为之感叹。几年以后，弟弟开始有点名气了，通过学生们在学校的表现宣扬，邻县六枝那边的老师也知道了我的弟弟：在山的那边，有一个堂屋小学，名字叫做滥坝小学，有一个代课老师，名字叫做任兴富。
我的兄弟三年的心血并没有白费，通过父老乡亲们的口耳相传，通过他的学生的实力证明，方圆几十里，邻近十几个村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附近有一个代课老师，是个很会教书的人。
一时间嫌学校简陋到六枝条件好的学校就读的娃娃回来了，家长外出打工带走的孩子也回来了。狭窄的堂屋里人气激增，虽然可喜可贺，但三间堂屋再也容纳不下归来的孩子。为了更好地安置这些学生，我的兄弟又只好四处求人另寻教学场所。
恰好有一个村民家在村口的马路边修得了一栋小楼，还没有装修入住，正好房主人从外地回来。弟弟听说后急忙上门求租，房主人不待弟弟把学校面临的困境说完，就慷慨地说，如果你租去做其它事情，我还有点舍不得，因为这房子修好我还没有住过，但你是租去办学校，这是好事，不要说还给一点钱，就是一分钱不给，我也无所谓。你们拿去凑合着用吧！我的弟弟兴喜若狂，高兴万分。当下就和房主人签下了租赁协议。房主人免情不免义象征性地收了一点点租金。我们村的小学得以顺利搬迁。那一年上面分来了几个师范毕业生，有了教师有了教室，教学上再也用不着复式了，我的弟弟找人在小楼前焊接竖起一根旗杆，周一周五例行着升降旗仪式，一个村级完小像模像样地出现在村民们的眼里，山寨里时不时又响起稚声稚气高唱国歌的声音。
直到此时我的兄弟仍然是一个代课老师，仍然兼任着小学校长，仍然担任着小学六年级的所有课程。
在租借来的教室里又站了几年讲台，我弟弟的学生有考取大学的了。澳门回归那一年，我在暑期里回家看望父母，正好赶上几个考取大学的孩子在家里摆谢师宴，我恰逢其会被他们的家长强拉去喝酒，酒席摆好后，那些孩子恭恭敬敬地把我的弟弟请到了上席，打躬作揖用最淳朴的方式感谢他们的老师。孩子们都说，现在不时兴磕头了，如果兴的话，他们要磕不知多少个头才能表达他们对老师的谢意，因为这几个孩子是我们山村里近十年来考取的第一批大学生。同样是老师的我，也教了十几年的书了，十几年间里也曾有不少学生考取大学，但我还从未享受过这样的待遇，此情此景，我只有羡慕嫉妒但没有恨，想起我兄弟代课教师的身份，心里又涌出一股辛酸和苦辣的潮水。
转眼到了“两基攻坚战”的时候，为了让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进入学校，我的弟弟又开始紧张忙碌起来。白天在三尺讲台完成各项教育教学任务，晚上走家窜户进行文化户口普查，周末汇总各类卡表簿册上交上报。一年里几乎没有休息日，也没有节假日，这个阶段他既顾不了家庭事务，也顾不了田里农活。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候公办教师的工资待遇直线上升，我的弟弟还领着微薄的代课教师补助，他所做的工作却几倍于有的公办老师。
总日连轴转的他借来县城出差的机会跑到我这儿来倾吐苦水，他说他受不了啦！他再也不想干这倒霉的代课老师了，趁年轻，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做，积蓄点供孩子上学为自己养老的资金。我的弟弟发了一通牢骚后，又急着赶晚班车回去，生怕耽搁了学校的工作。
过了几天，我在城里给他找了一份工资还算靠谱的工作，打电话让他来，他却说学生们离不开他，老师们相信他，领导信任他，两基攻坚还没有完，他不能离开。我在电话里大声吼道，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真是烂泥巴糊不上墙。我的弟弟一声不吭放下电话，我拿他毫无办法，只得为他的前程暗暗担忧。后来我所托的人问起，你的兄弟为啥不来，我没好气地回答，别管他了，让他当他那一辈子也看不到希望的代课教师去吧！
时间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那几年，学校工作更加繁重，小到一个数据的核实落实，大到近年来一到六年级学生的各种去向，跑各个中学要就读回执，白天爬山涉水东奔西跑，疲于穿梭在各个中学，夜来回到家里连更晓夜通宵达旦核对汇总。不管如何，上面要求做到的，我的弟弟一点也不含糊全都做到了，即便是那些一时无法落实清楚的资料，也在上面专门做资料的相关人员的指导下如期完成。
这几年里，沾两基普九的光，上级相关部门拨来了资金，在我们村最平坦最宽敞的田坝里修建了学校，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从选址划地到建成竣工，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村十几年打了无数次报告也没有办成的事，居然一年之内全办到了。
村小搬到了宽敞明亮的教室来，窗户是宽大的，教室是标准的，学生数量也是前所未有的。学校里的老师除了我的弟弟以外，全部都是从正规的师范院校毕业分来的，那一年我的弟弟仍然担任着小学校长，尽心尽力地当着他的小学校长，认认真真地完成着各项普九相关工作。也就是在那一年，我的弟弟到镇上参加普九工作会议，回来时天色已晚，适逢天空下起了大雨，天黑路滑，他一不小心摔了一个筋斗，弄折了颈椎。我去看他时，他正打着牵引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身子不能动嘴却在不停地动，念叨的是他的工作和他的学生。看到他的惨状，我心里翻涌着无限悲哀，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他一心恋着学校和学生，村里年龄和他相仿的，知识能力远不如他的，现在通过打工赚钱，大多数已住上宽敞漂亮的小洋楼，他依然寒酸地过着代课教师的生活，终日愁着口中食身上衣，他究竟图的个啥啊？
我的弟弟出院后，继续回到了他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做他的代课老师。不久，不只什么原因，教育局让弟弟们这类人续签了合同，改变了对他们的称呼，叫什么支教自愿者。我们县也开始理直气壮地向外届宣称，他们已经解决了全部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的问题，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在我们县的教育体系里已不复存在。虽然已不叫代课教师，但我的弟弟还是顶着代课教师的头衔站立在三尺讲台上，准确地说，他依然是一个以农民的身份干着教师职业的特殊人物。
上至各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中至和我的弟共过事的同仁，下至他教过的学生和众父老乡亲，他们对我的兄弟的评价是：我的兄弟是一个兢兢业业做事，勤勤恳恳做人的老师，他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贡献给了家乡的教育，时至今日，我们寨子里能考出几十个大学生，我的弟弟功不可没。
当他教过的学生们在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过着优裕生活时候，我的弟弟仍然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地辛勤耕耘着。看过电视里播放的《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的人们说，我的兄弟所做的和做到的，比起那些在银屏现身的老师们也丝毫不逊一点颜色！我也曾听说过县里评什么敬业模范道德标兵时，也有人把他的名字报了上去，到最后却声息全无。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感到失落。但我知道我的弟弟是上天无意间洒在穷乡僻壤的一粒种子，他顽强地汲取了在片土地的精华，结出了累累硕果之后，又毫无保留地把它奉还了在片土地。
去年我随同县电视台的记者到我们村小学对我的弟弟进行了专访，眼前的景象让我十分惊讶，那曾经热闹非凡的场景不见了，一栋十个教室的教学楼里，只剩下我的弟弟和两个公办教师苦守着十几个低年级的学生，我问为啥才有这么几个学生，回答说上面搞连片教学，高年级的学生全都寄宿去了。
县电视台以《大山里最后一个代课教师》为题报道了我的弟弟的事迹，弟弟在电视里的形象显得有点苍老，想起他从二十岁开始代课，至今已二十五年了，在他人生最美好的二十五年里，他把它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我们的山村教育。
今天，我们的山村小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我们县的教育史册上彻彻底底地消失了，我的弟弟作为最后一个代课老师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走下了他为之奋斗的三尺讲台，无着无落的他才真正体会到失去教书育人机会的苦痛，他得到的只是上面一句，没有政策，我们也无能为力，回家去呆着吧，该干啥干啥去，没有书教了的弟弟大病了一场，卧床一月有余。我无法安慰他，只得尽量想办法找事情给他做，恰好有一私立学校需要老师，我帮他联系，工资虽然少点，但总比他当代课教师强。不管如何，能继续上课，就是医治弟弟病痛的灵丹妙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