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蓓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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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年很久了。想过年，想年的味道。想年还没来时，来不及穿上的那一身新衣服。想母亲忙里忙外的身影，牛粪火将家中发黑的铁锅烧的滚烫，母亲站在锅前不停翻搅着已炸至金黄的麻花、麻叶，离母亲不远的身后，我们兴致勃勃地学着母亲的样子挫着手中的油面，有模有样的把一根根已成型的麻花整齐的码放在案板上，而麻叶却不那么好做，母亲先是把活好的油面擀成薄薄的面皮，撒上芝麻，把面皮用刀切成大小一致的长方形小片，再用刀在面的中间豁一个小口，用手将两边的面向反方向一挽，一个成型的麻叶便做好了，上锅一炸金黄薄脆的麻叶咬一口除了油香和芝麻香，剩下的便是嘎嘣嘎嘣的脆响声了，这是母亲带着儿时记忆的吃食，她怀念这口味道，即使远嫁玉树，这样的美食也被她从遥远的山村带到了千里之外。
母亲是陕西人，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外公去失的早，外婆独自一人扶养着家中四个孩子，日子过得极其艰苦，但即使在艰苦的条件下，每逢过年外婆也要大大方方的拿出一些白面活上油，象征性的炸出一两盘麻叶，孩子们尝个鲜后，外婆便小心翼翼的把麻叶拾在放馍馍的笼里，高高的吊在屋顶的梁上，只有来客人来时才会拿出来，让客人们解解馋、赶赶年味，等客人走了外婆又赶紧连皮带渣的将剩余的麻叶放起来，生怕被馋嘴的孩子们偷吃了去。外婆是好客的，也是好面子的，“年”对外婆来说，即便是个“关”，也要带点荤腥油气，一方面图个吉利，另一方面，不能让亲戚朋友看了笑话。其实，话说回来，那个年代家家户户谁又不是如此哪？贫穷是致命的根，国家穷，老百姓也富不到那去，即便是条件好一点的人家，那装麻叶的盘子也总是被主人的手抖了又抖的往盘子里盛上浅浅的一层，最怕是哪个不知事的孩子一不留神就吃个精光，主人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只能借着和客人聊天的机会，佯装着看不见的空盘子，心虚地打发客人的时间，而麻叶却再也难盛一盘了。
苦难的日子令人铭记，放开肚子吃饱麻叶是母亲儿时过年的愿望，也是人们对吃饱饭、对富裕的渴望，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国家富强了、老百姓的日子富裕了，但用麻叶招待客人依然是陕西农村的过年习俗，一盘盘的麻叶、果糖早早摆放在桌子上等待乡亲们走走串串、唠唠家常，麻叶也不再是什么稀奇的吃食，好像我们青海人家每逢过节都有的散子一样，有了不觉得稀奇，但没有，又似乎少了点年味。
其实，把吃食藏起来，不光是母亲那个年代才有的特色，我小时候母亲也喜欢把提前备好的年货“藏起来”，那是90年代初的玉树，我们的国家还处在计划经济之下，交通不便，新鲜的食材更难以运到遥远的玉树，但父亲是个司机，他总能比别人好带回一些新鲜的果蔬来，比如：橘子、核桃、糖之类的东西。年关至，母亲总会“藏”起来一些食物，留给年用，可贪吃的我那等到过年啊，无论母亲把好吃的藏到哪，我总能想方设法找到，于是母亲便趁我不注意，随时转移被我发现的食物，我和母亲也常常因为藏食、找食而斗智斗勇。记得有一回，母亲把准备过年的橘子藏在了一口高压锅里，东找西找的我却怎么找也找不到橘子的隐匿之处，“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我，硬是坐在牛粪房里，冥思苦想了好久，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灵光乍现的我忽然一下子盯住了眼前的高压锅，并毫不犹豫地扭开了盖子，一锅金灿灿的橘子随即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欣喜若狂的拿出橘子来和姐姐分享，母亲只能哭笑不得的认输，直到现在母亲还常常提起此事，说我不愧是属老鼠的，什么都能找到。我哪？我为此事得意，直到现在。
除了吃，过年自然要穿新衣服、贴对联、放鞭炮。年三十那天，父亲会拿出一百元的钞票，拓印在一沓沓黄色的烧纸上，带着我们跪在离家门口不远的岔路口，给先人们送点纸钱，母亲总会念叨着让先人们收钱，并保佑我们平平安安，待纸钱烧完后父亲会洒酒、点烟，让我们磕头、作揖。那个时候年幼的我虽然不懂得追思慎远的意义，但也保持着孩童般的敬畏。而后，父亲会点燃一串鞭炮，指挥我们迎门神、贴对联、挂灯笼，只有狗被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吓得失去生气躲在窝里不敢出来，而欢欢喜喜的我们在屋外跑着、跳着，新衣服的兜里装满了糖和瓜子，忙着准备年夜饭的母亲，再也不用藏着掖着那些食物了，她满脸微笑的看着我们吃了一颗又一颗糖，并时不时将正在拌着的凉菜，塞到我们嘴里。每到这个时候母亲就不允许我们帮忙了，她总是目光柔和地说：“玩去吧，别把衣服弄脏了。”
我们兴高采烈地跑开，理所应当的放肆。因为“年”，母亲是和蔼可亲的，即使我们不小心打碎了碗或者碟子，她也赶忙说一句：“碎碎(岁岁)平安。”好像本应淘气受到的惩罚，统统都被豁免。
待到吃年夜饭时，父母亲总会聊聊过去的生活，展望来年更好的日子，为了讨要年钱，我们也会跪下给他们磕头，5元或10元的新崭崭的压岁钱便会挨个发到我们手中。没有饮料，但母亲允许我们喝香槟（很便宜的那种香槟，现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了），我们同样为他们送去年的祝福，年就这样在团聚的祝福声中开始了。
到了12点，那噼啪作响的鞭炮声更是不约而同的从四面八方的角角落落里响起，那炮把天炸的通红，不绝于耳的炮声更像是要把天炸个窟窿，我们兴奋地窜来跳去，母亲害怕炮伤到我们的耳朵，时不时地企图帮我们捂住，但父亲却总是把绑着棍子的鞭炮递给我们，我们便用力甩着棍子上的鞭炮，好像真的要吓跑“年”这个怪兽一样。
姐姐是个胆大的主，她总是把拆散了的鞭炮捏在手里，像男孩一样一手拿炮，一手拿根点燃的香，只那么轻轻地一点，炮眼子就发出“刺啦啦”的响声，赶着炮眼子的声响，迅速把炮往天上一扔，那炮便在空中炸响了，我没有这样的胆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得意洋洋的扔了一个又一个，有时她也会故意把那炮扔向我，我便一边尖叫着一边跑开了。一次，姐姐问我，敢不敢直接让炮在手里爆炸，我慌忙摆手，嘴里喊着“不行，不行。”但为时已晚，只听“啪”的一声，姐姐捏炮的手指便被炸出血来，幸亏那炮威力极小极小，手也只是炸破了点皮，没有造成大的伤害。如今，每每谈及此事，我依然觉得她 “二”的要命，但孩子们却像是听了一件疯狂有趣的故事。对于我和姐姐来说，那是童年的记忆，年的记忆。
如今的我们，在党的带领下，跨越了贫穷、步入了小康，国家富强，民族强大，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孩子们个个也变的“精贵”起来，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他们越来越少的体会到物质匮乏和稀缺是怎样的一种感觉，而过年家家户户放鞭炮的习俗，也已经随着时代的演变和生态环保的需要，逐渐淡化在年的习俗里，成为散落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记忆中美丽而遥远的故事，如繁星点点耐人寻味。在感慨的同时，我也深知人类必将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而历史的天空也必将记录下很多关于年的不寻常的记忆，在精神世界里它是不朽的。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我和姐姐决定各自就地过年，父母亲欣然理解，经过2020年的春节，我们深知，团圆更大的意义是国泰民安、是健康顺遂。
尽管我的内心依然会有一些小小的失落，也会时常钻进老日子里的年味里，怀念起玉树的家——怀念我们的老院子、那只狗、那张门前倒着的“福”字以及大街小巷的春联、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人们站立街头讨价还价的声音，并不止一次的潜入旧时光里偷偷吸允年的味道，但更多是学着母亲的样子用美丽的心情，清扫房屋、置办年货，准备好孩子们的新衣，迎接崭新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