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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以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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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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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你,在一纸时光里

想你,在一纸时光里

    ——怀念我的母亲

              阮以敏

 民国19年(1930)农历9月19日,母亲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其时,她的父亲在古田县西洋村当传道。后从教又从政,当过私立杉洋培英小学校长,县立鹤塘小学教务主任,任过民国时期罗源县民政科长,还是当年罗源县诗社“凤山吟社”社员,母亲从小就是在这样严格的家庭教育和浓郁的文化氛围下长大。

 1950年,母亲从大甲毗源村嫁到了大甲花桥头村阮家。从此,一个旧时代官僚之后、大家闺秀开始肩负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1952年,育有一女的母亲毅然支持父亲考取南平师范学校。从此,一个花样年华的娇娇小姐,转身成为了学习耕作的农村妇女。为了生活,母亲也曾去代课,当了民办教师,在杉洋,在珠洋,在新丰,在大甲等地方,都留有她的足迹,母亲以其睿智,深受学生喜爱,家长敬重。又因为子女拖累,辞了教职,晚年时她还说:“不后悔自己退职,因为我多了一个孩子。”

从懂事起,我们就领教着她的严厉,六个兄弟姐妹从来没有说过半个“不”字。弟弟在门口偷掰了别人家的一个玉米,她也是严词批评,并亲自带着上门赔礼道歉。闲暇时间,她也会给我们讲民间故事,解地方风俗,唱乡土童谣。她对俗语、民谣也是多有研究,可惜都没有总结成文。她从小教导我们兄弟姐妹要“坐如山,吃如虎。”坐着就要稳稳当当、端端正正,不可东倒西歪;吃的时候就要张大嘴巴,像猛虎一般,不能吃得吧唧吧唧响,有碍观瞻。她说:“一天叹九叹,黄金变成炭。”因此,我们面对困难从来不唉声叹气。生活中有时候心酸地想叹一口气,就会想起她的话,马上憋住,深深地吸一口气,轻轻地呼出。

她给我们讲的“百忍得金人”故事,至今记忆犹新。故事说的是一个寒冷冬天,有个乞丐在风雨交加中到一富户人家乞讨,这个乞丐不仅蓬头垢面,而且烂脚腿。东家给了吃的,乞丐说天色已晚无处可去,要借宿其家,东家答应了,但乞丐说要睡东家的床,东家毫无愠色,也答应了。如此,乞丐就在这位东家家里连着吃住了三天,第四天东家去叫乞丐吃饭,没有声响,打开被子一瞧,哪有什么乞丐,就一个金光闪闪的“金人”躺着。母亲就是这样教育我们,遇事要容忍,为人要行善,好人有好报。

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曾陪同母亲去宁德,找亲戚带路去买便宜的咸鱼。夜宿单石碑,天没亮就起床,一大早赶着去买好,坐第一趟班车回家。然后挑着去邻村董洋里挨家挨户换番薯米,就这样赚点差价解决生计。父亲的一点工资养不活一家老小,大姐出嫁的早,十几岁的大哥在生产队劳动只算半个劳力,拿半个劳力工分。

因为祖上都没有留下什么基业,看着渐渐长大的我们兄弟只挤在老屋的一个房间睡觉,母亲咬咬牙,120元卖掉了她最珍爱的蝴蝶牌缝纫机,另外凑了80元,总共200元做首付,买下了细叔公的半座房子。总价1000元钱,还是分期付款,每年200元。虽说是半座房子,但只有两层,曾经是租给别人酿酒的,被温酒的烟薰得黑乎乎的,已经修好的只有两个房间。母亲坚持把原本设计一层三个房间分割成四个部分,前厅一分为二,楼上楼下可做四个厨房。虽然当时还没钱修葺,但将来有钱装修,我们四个兄弟分家时就可以均分,以免财产纠纷。那时候我虽小,但知道那台缝纫机对我们家的重要,兄弟姐妹的衣服破了靠它补,屁股、膝盖、胳膊肘都是缝得密密麻麻、严严实实,比起别人家手工补的好看结实多了。旧衣服改小了弟弟妹妹接着穿,母亲也能亲自操刀。就是做一双鞋垫也靠它呀,我清清楚楚记得母亲做的鞋垫,旧布在里,外表是新的碎布。沿着鞋垫的形状,缝得一圈又一圈,煞是好看。她纳的鞋底也特别厚实,在报纸上画好鞋样,盖上鞋面布依样裁剪,边沿用缝纫机缝好,利用夜晚时光,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纳好。慈母手中线,儿女脚上鞋。那场景,终身难忘。有时候母亲帮街坊邻里缝缝补补,也会收到一些蔬菜、鸡蛋、鸭蛋,正好可以贴补家用。

母亲除了读《圣经》,最经常看的就是一本如字典般大小的中草药书,对着插图去辨认各种各样的植物,因而认得许多青草药,懂得它们的功效,大概是遗传自精通医术的外公吧。

母亲一直期望我有其父之风,外公留给她的唯一遗物,一支美国派克金笔也偷偷地传给了我,那上面还刻有外公的名字。可惜几经搬家,钢笔不知所踪。我也未能如母所愿,有所成就。当年读完初中,虽然成绩优秀,但生产大队没同意推荐我上高中,母亲心急如焚,四处奔波,竭力争取,虽然迟到了一个月,还是让我跨进了大甲中学高一教室。高二迎考的日子,我有时挑灯(煤油灯)夜战,常常是她黎明前到我的房间吹灭灯火,又把我惊醒,挖挖鼻孔,被熏得都是黑的。1979年高考,她不顾惜自己的面子,放下身段,去邻居家为我借了两件夏天穿的衣服,又陪我赴古田城关赶考,借住在她写信联系好的朋友家里。那是我第一次进城,那时候古田城关和大甲之间只有一趟班车往返,都是挤得满满的。我会晕车,是母亲抢个位子,让我坐着,她自己就一直站着,一路颠簸。

直到我们兄弟姐妹长大,一个个走出了小山村,母亲才恢复了旧有的大气与自豪,挺直了腰杆,抬起了头,于是又高兴地在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穿梭帮忙。后来她随二姐把户口也迁到了南平,在南平住了十多年时间,还有两个弟弟在一起,掌管着一个大家庭。我有几次去南平过年,她都要带上我去四鹤街道的胜利街采购,提着大袋小袋,鸡鸭鱼肉,备足年货。

晚年的母亲回到大甲老家居住,平日邻里之间串串门,家门口种种菜,后来翻不动地了,都是叫大哥来翻好,她专门负责浇水、浇粪,管理,收成。每个星期天是必定要去教堂做礼拜的,有时候她也上台主讲,总是很认真地提前备好课。有到古田、南平,如果是礼拜天,她一定去教堂听讲,并且做好笔记,回来整理,然后回老家主讲。

2008年12月12日我回乡看望母亲,发现她在灶台前一脸茫然地拿着一勺水要倒电饭锅,我一看电饭锅的内锅还没有放进去,却把菜刀放在电饭锅里,我忙问她:“你这是做什么呀?”她回答说:“煮饭给你大哥吃。”这是她第一次轻微脑梗,神智虽不清,但依然记得要给儿子做饭。接来古田我家,请了医生来看,挂了几天瓶,马上就好转了。住了一个月,她便吵着要回家,她说:“70不过夜,80不出门。我都马上80的人了啊,要早点回去。”

80岁大寿那年,我们兄弟姐妹带着晚辈们回老家给她老人家拜寿。大年三十,忙前忙后的母亲端着一大锅炖猪肉,被门槛绊倒,造成了肩胛骨折,从此身体状况就开始走下坡了。这之后的又一次摔倒,造成腰椎压缩性骨折,我们包车把她送到县医院,由于年纪大,医生建议保守治疗,不做手术,几个月后她奇迹般地站起来了,原来我们私下还以为她从此会卧床不起。但毕竟年事已高,只能是偶尔到门前屋后走走。我曾在一篇抒写故乡情怀的散文《巍巍院后山》写道:“从前回故乡,她总是依依不舍送我到桥头。后来啊,迈不动双腿,她只能送我到门口。再后来,躺在床上的她,只能挥挥孱弱的手,轻声说再见!”表达母亲对我们的关怀,和我们对母亲的爱恋。

母亲也关心国家大事,每天看电视新闻,从中央台新闻联播到古田电视台新闻。有一次我回老家看她,她问我:“最近怎么都没有看到你上古田电视了?”原来她是如此关注着我的行踪,那些年我组织开展一些大型教研活动,偶尔有露面,讲几句话,她便特别上心了。假如她还活着,看到我今天能更多地在屏幕上露露脸,那该多好,她会多高兴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不辜负期望,就是为了告慰母亲在天之灵。

母亲喜欢打麻将,但她从未去外面打过,都是逢年过节大家回来了,摆上一桌热闹热闹。我一般不参与,只是偶尔观战,如今想来多希望还能陪她打打麻将,正是子欲孝而亲不在了。她一生多数时间都是在老家,然后就是南平,去过最大的地方就是省城福州,假如人生可以重来,我一定带她去她喜欢的大城市走走。

母亲第二次患脑梗就严重了,右手右腿瘫痪,大嫂把她从大甲护送到古田县医院,我们陪她住院治疗了一个月,然后在我家住了半年。她一直要我们送她回老家,不愿意老死他乡。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留她过一个年,我心里明白她己时日无多,这样的机会也许就这一次了,风烛残年的老人,风一吹就灭了。大年初二,我们就专车把她送回老家。在我家期间,我还专门学了几首她最喜爱的基督教歌曲,下班回家陪她唱。坐在轮椅上的她迟缓而轻声地哼着,唱着唱着我每每潸然泪下,曾经那么漂亮大气、充满活力的母亲,犹如一颗老树,就这样渐渐地枯萎了。晚上时间,她有时睡不着,也会要我扶起来坐着,跟我聊天,谈曾经的过往,从娇娇小姐到农妇,又到教师,再回归家庭主妇。她很知足,人生无憾。我们兄弟姐妹给她的零花钱都攒着,定期存在农村信用社。后来请保姆、买公墓、办丧事都是花她自己攒下来的钱。回家以后的母亲一直卧床不起,大哥大嫂忙不过来,我们为她请了一个保姆,在外地的兄弟姐妹也轮流回去陪伴,晴好的日子,推着轮椅,让她多看看家乡的一草一木,看看熟悉的街坊邻里。

2015年的夏天,卧床整一年的母亲真的走了,离开了真爱着的我们。头一天我回老家,在她的房间打地铺,陪她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晚。根据她的遗愿,我们把父亲留给母亲的唯一一枚金戒指送给了保姆,感谢她半年来的精心照顾。我们在城郊选择了一处依山傍水的公墓,把父亲母亲合葬。

感谢母亲,她教育了我养成良好的习惯;感谢母亲,她激励了我面对困难不气馁;感谢母亲,她的文化底蕴深深地熏陶了我。母爱之光,永驻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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