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师长

阮以敏

不觉间，从教已三十有余，从十八岁毛头小伙，到了两鬓霜花。每当有学生送上尊敬而亲切的问候，总有一股暖流在心中涌动……

闲暇之余，反思人生行程，常常感念当年来到我们山村的一个个师长，他们当中有风华正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还有那些犯了“右倾”错误的大学高材生，以及各种原因被贬到人称“西伯利亚” 偏远山村大甲的老师们。许德鸿老师，陈勤国老师，林宏立老师，林清老师，陈日泉老师，李绪明老师……，虽然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已经渐渐远去，模糊，甚至于消失，但师长们的敬业精神和人格魅力，始终影响、激励、鞭策着我，虽做不到“一日三省”，却也时时反思检点。

读小学时的许德鸿老师，杉洋珠洋人，性格不温不火，说话慢条斯理，老花镜架在鼻尖，时常是从镜片上方滴溜溜地看人。只因一只耳朵残疾，调皮的小屁孩给取了个绰号“没耳鼠”（本地话“许”“鼠”谐音），但同学们对他却是极为敬重与喜爱。他的课大家都聚精会神，一则课讲得好，同学们听的明白；二则他说了：认真听讲有故事听。每节课他都会留下大约10分钟，开讲一段精彩的章回故事。他的确是个讲故事高手，精选的故事，不但情节曲折跌宕起伏，而且讲得如痴如醉引人入胜，以至班上敲钟的同学时常调慢时钟几分钟，故意延时。下课了，有几个跟许老师混得好的同学，还会缠着老师要求继续，但他也常常卖个关子：“下回分解”。于是，大家又期待着他的第二节课。每周半天的劳动课，更是我们的期待，早早开工，完成分配任务，剩下的时间，便是“故事天地”了。偶尔，我们也会约几个小伙伴，在课余、周末央求许老师给我们讲一个，他也都会满足我们强烈的愿望。

五年级毕业班的班主任陈勤国老师，来自福清的下乡知青。小小的个儿，大大的眼睛，长长的辫子，唱歌跳舞样样行。除了教授我们文化课，还组织我们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每天课余及周末时间排练，合唱、快板、话剧、舞蹈……，都是利用一些简单的自制道具，陈老师带领我们在舞台、在田间、在山头宣传表演。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专业文化课要求低，又是“农业学大寨”开展的如火如荼的年代，我们响应号召，“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 ……”（毛泽东语），修水利，整农田，开荒山。一曲：“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旗迎风摆。……干起来干起来，大寨的红花遍地开……”天天传唱，一幕幕场景至今记忆犹新。记得一次我们班去生产队插秧，由于人小，用力不够，插完一丘田，一会儿居然全浮起来了。农民伯伯们说：权当给你们练习罢了。

暑假了，陈老师回了福清老家，我们还没玩了几天，就觉得假期太长了，竟象无头苍蝇，没有目标，而不知所以了。于是，就急切地等待她的回来，假期才过一半，就天天到每日一班车的汽车站观望等待。临近开学的时候，老师真的提前来了，我们兴高采烈地忙着帮助提行李，簇拥着老师一路说说笑笑送到学校宿舍，久别重逢，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虽然那时她尚未成婚，而我却对她有着母亲般亲人样的依恋。是她给了我信心，把我带入知识的殿堂，从此爱上了知识的海洋，毕业时成绩单上写满的全是“优”。多年以后，当我走上三尺讲台，第一次对初中一年级学生讲授魏巍的《我的老师》时，才发觉文中的蔡老师多么像她，文中的“我”，就是真正的我了。

林清老师，儒雅而中气十足的数学老师，讲课声音会穿墙透壁，隔壁班同学都能听清其讲授内容。记得读初二时，一次数学单元测试，同学们都交卷走了，我还在为一道题抓耳挠腮，绞尽脑汁，写了改，改了写，放学的铃声都响过了，林老师却静静地坐在旁边，充满长辈的关爱，耐心地等待我答完题。他的慈祥、忍耐、宽厚、勤勉，一直让我敬重。他是1948年参加革命的老前辈，还是我从教后的第一任校长，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备课、上课，如何做好班主任，当一名合格的好老师。一个冬天的晚上，几个顽皮的寄宿生溜出学校去看电视，林老师带着我们和生管老师在校门口蹲守，学生们也鬼得很，翻墙而入，摸黑上床，假装睡了。但林老师自有妙招揪出：打着手电筒，摸摸他们的脚，冰凉冰凉的就是了。林老师平反后，调到古田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校长，一直干到离休。

李绪明校长兼授毕业班政治课，我念高一时，他刚刚调任十三中校长，而我因家庭成分等原因，迟到了一个月才踏进校门。从生产大队到人民公社，从科任教师到学校校长，都是在母亲的努力奔走下，才得以如愿，因此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格外珍惜。高二下文理分科时，因上学期被分到了所谓的“快班”，于是报了理科（当年初、高中都是两年制），为此李绪明校长还专门约我谈话，分析我的学科优劣，动员鼓励我改报文科，还说语文科林宏立老师很不高兴。当时，作为一名毕业班学生，能得到校长的关怀指点还沾沾自喜而倍感幸福。他虽然不是政教科班毕业，但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却颇有钻研，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他的课通俗易懂，政治科高考成绩都是遥遥领先。学校管理更是卓有成效，1979年高考，十三中一炮而红，就一个毕业班，20多人高考，考上了10人。其他的同学报考中专，也是成绩斐然。新学年开始，邻近乡镇甚至城关学子纷纷慕名而来插班寄读或补习。两年后，李校长就被上级提任市重点中学古田三中校长。我虽然在考前的最后一个学期改读文科，最终只考了个中文专科，但在上线率只有6％的1979年，在我们小小的山村，仿佛是中了个“举人”，而声名遐迩了。

福建师大毕业的高材生林宏立老师，一生坎坷，艰难曲折，从罗源县被“下放”到我们山村，长期夫妻分居两地，顾不上家庭和孩子的教育培养。1978年的某一天，收到了福建师大邮寄的“右派”平反通知书，兴奋不已，即刻拿到班上展示，看他高声朗读时，已是热泪盈眶。我在读初二时参演过学校编排的一部话剧，是个学生代表。后来学校个别领导要查我的“路线问题”，只因林老师一句:“小孩子知道什么？”而作罢，他是感同身受啊！

在我们山村，林老师有着极高声誉，国学功底深厚，从来是穿着整洁得体，夹着一本教科书，从来不带教案，备课直接写在书本上。拿着一个小小的铁盒子装满粉笔，板书工工整整，讲课声音洪亮，声调抑扬顿挫，充满了夫子味。每节课必定提问到我，正因此，在那个年代，其他科目的课本可以不看，但基本上头天晚上都要翻翻语文书，浏览一遍课文，虽然不知道思考什么问题，但也算预习一下，遇到不懂的字词，查查父亲送我的四角号码字典，也因此养成了至今喜欢阅读的好习惯。从初中到高中，每次布置两三道作文题任选，我都是一鼓作气全写，写作文对于我，是乐趣之一，成了展示自我的平台。文章也时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一篇《我的家》，清清楚楚记的得了98分。那个年代没有书读，更没钱买书，公社文化站仅有的几本书都看过了一遍，哪有什么名著可读，以至于常常是去翻找家族长辈“文革”前语文课本阅读。去看《毛泽东选集》，因为那里面的注释有历史故事。父亲从学校带回的一套《水浒传》，不知看了多少遍。平生第一次学到的唐诗宋词，是林老师用课前导入的方式写在黑板上，抄回去后用软笔工工整整重新抄写，贴满了自己的小房间，时时背诵。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一直激励着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让我明白了爱的伟大。从教后，林老师的教学风格，甚至于语言、字体对我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林老师后来调到宁德师范学校任教，调离大甲时，送我一张半身黑白照以留念。几年后，当我去宁德看望他时，他依然不改慷慨激昂的性格，临别时，又送我一张在师范学校门口的全身照，我一直收藏在影集里，作为珍贵的纪念。时至今日，我还常常为不知消息未能送别林老师最后一程而抱憾。

毕业于福州大学无线电专业的陈日泉老师，身材高大，一脸严肃。一声咳嗽，方圆百米，鸦雀无声。业务精湛，教学水平堪称一流，数学、物理都是顶呱呱。多难的习题，到了他手，三下五除二都能迎刃而解。虽然只教授我们班高二上学期数学、物理课，但他的专业、威严，令我敬畏。大甲一批山村学子都得益于他的教诲，考上了大中专学校。其后他调古田三中任教务主任，后在校长任上调回长乐。上世纪90年代末，母校古田十三中仅有的四届高中（1978-1981）同学办了个聚会，作为组织者之一，我还专车赴省城福州接他。在大甲，师生们欢聚一堂，抚今追昔，喜从中来，感也从中来。

教授政治和历史的，是寡言少语有点忧郁的陈宏华老师。也是来自福清，毕业于华侨大学，性格极好，刻写得一手工工整整的宋体字，我从教后，创办并主编校刊《山花》，是他一直帮助我排版、刻写蜡纸和印刷。小小校刊，也曾影响了一批爱好文学的莘莘学子，学生和我们一起采写简讯，创作诗歌、散文，还创作歌词、歌曲等。每天晚上，我们住校的老师都会集中在二楼楼梯口看电视（12吋黑白的），他的大头儿子总是躲在电视橱底下，反看着我们“喜怒哀乐”，竟也是妙趣横生。只有电视做广告的时候才从橱底下钻出来，盯着荧屏看得聚精会神。

丁世松老师，来自古田城关，“上山下乡”插队我们花桥头村，是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子，教授我们体育课，很受女生欢迎。笛子吹的极好，课余时间还教我们制作笛子，几个心灵手巧的同学做了一支又一支。于是，校园里课间、课后时常充满了一片笛声，尽管此伏彼起，呜呜咽咽，不成曲调，但给平淡的校园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调与乐趣。那时的老师们都支持我们课余的各种活动，从不干预，自由自在。

扎着羊角辫的张鸣老师，也还是来自福清的知青。教地理，讲话从来轻声细语，不温不火，教导学生可谓诲人不倦。从七大洲到四大洋，从东半球到西半球，南极到北极……。我们知道了，原来地理也是如此神奇，世界是如此之大，地球真的是圆的，不是靠几根柱子撑起来的。成为同事后，每每看到小夫妻斗嘴，都是关起门来再说，从未见过大嗓门。也曾拉长耳朵，想听个究竟，但只见叽叽咕咕声，听不出道道，他们实在是中国夫妻生活的典范。也许是喜欢女孩或家乡风俗习惯，生了个男孩，常常给扎个羊角辫，穿条花裙子，我们也时常逗他玩。而今想来，大约也届不惑之年了吧？

李一汀老师，这位来自邻近乡村杉洋宝桥的青年，身上充满农村人的纯真、憨厚与质朴，一边教我们文科班数学，一边自己复习迎考，工作之余，还要回家耕作农田。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和我们一起走进了大学的课堂。后来又回到了我们母校十三中任校长，一起共事了多年。我们时常沐浴一缕晚霞，一起漫步在乡间小道、田野，交流思想，探讨人生，谈古论今，志趣相投。不论工作还是生活，他都如兄长般关照。教导我为人子、为人师、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友，做一个对事业、对家庭、对社会负责任的男人，真的是亦师亦长，让我感念不已。其调任三中校长后，借着全国“两基”（ 基本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简称）的东风，全面改变了校园破旧面貌，为创省三级达标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古田三中的校园布局规划，他是功不可没的。几年前，往宝桥村探望，退休后的他俨然已融入乡土，回归本色，豁达超脱，充满了生活睿智。

岁月匆匆，真情永驻。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愿重新编排剧本，让一幕幕喜剧重演、重演、再重演！

写于教师节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