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以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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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以敏
身处上海大都市数日，常常听到的都是江东吴语，细细的、软软的、轻轻的，听是好听，就是听不懂，除了“侬”与“阿拉”。每日行走在大街小巷，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年轻时曾经在古田县城郊的西山读书两年，悄悄地很努力地模仿学习古田城关地区方言，当时只是想摆脱被嘲笑“乡下人”的阴影，那个年代城乡差别很大，城里人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当面跟着你说似像非像的“土话”，令人啼笑皆非。后来到了城关方言区工作，日常更多地使用城关方言交流，讲得相对还行，但还是带有些许大东地区老家方言腔调。不过时代不同了，大家都没有了过去那种歧视的眼光。那些真正老城关人也已经被蜂拥进城的“乡下人”同化，只剩下名义上的1958年从千年古城淹没搬迁而来的“旧城人”。
古田方言从大的区域划分，就是大东地区和小东地区。但大东地区的鹤塘镇西洋村以西和卓洋乡，其方言已经基本接近城关地区方言。老家大甲与蕉城区毗邻，方言也与之接近，就连对农作物的称呼也多是一样。比如“土豆”、“玉米”，城关地区方言叫“番仔薯”、“金豆”，老家方言叫“马铃薯”、“番豆”，与蕉城区叫法一样。其实这“马铃薯”“玉米”都是外来物种，叫“番”什么还是挺有道理的。过去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大小东地区方言叫法却截然相反，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随了宁德去了。难怪老家的上一辈人说“去县”（去县城），是专指去宁德县，不是说去古田县。就是现在老家人买套房也是去宁德，很少去古田城关买，除非必需。
每次遇上老家人在一起，总是自然而然变调讲起家乡话，看到对方讲夹杂着家乡方言的城关话，听着反而别扭，没了那种亲切感。这次休假到上海，本想借机组织一次熟悉的古田人小聚，目的只有一个：一起说说家乡话。遗憾的是在自己组建的“古田人在上海”微信群里发出消息后，响应者不多，有人回古田了，有人旅游去了，有人家里忙走不开，只好留待以后再说吧，还有的是时间与机会。倒是不期而遇一位师专时期的古田女同学汪逢仙，她的女儿、女婿原来在北京某高校工作，现在女婿先“转战”上海，手机发个位置，居然就住在附近，于是两家人就一起吃餐饭，叙叙旧，聊聊天。住在青浦的高中同学阮养进兄昨天来电，邀我过去玩玩。我说：“我在浦东，上海的最东边。你在青浦，上海的最西边。还是算了吧，天气炎热，坐地铁要将近两个小时，开学后回古田见面更方便。”
有人说：没有了方言，就像没有了回家的路。是啊，方言带着浓浓的乡愁，是说不明、道不尽的。但随着城镇化推进，人口不断流动，越来越多的下一辈都远离了故土，这种方言乡音也终将“无可奈何花落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