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人

我到了该上初中的年纪时，父母亲正在生意的低谷。来面馆吃饭的人少之又少。

面馆里的菜品很单一：素饸饹七元一碗，每多加一元，便可多加一勺肉末，浇盖在淡黄色面条上。一碟凉菜四元，说是一碟，其实是四元的自助，如果愿意，即使“一碟”里的凉菜堆成小山一样高高隆起只要不洒到地上，母亲也是完全允许的，不必加钱。

曾经有段时间，周边的几个村好多人家都要拆迁。上头说要在这里建个旅游景区。家里人万分高兴，觉得苦日子终于到头了，我们的村子也能像电视里那样美轮美奂。

父亲把自己十几年来四处做工挣来的钱都拿了出来，在镇上租了门面，开起了面馆。他向在镇政府当差的同学打听过了，等旅游景区主体工程完工以后，镇里就会变成一个游客集散地。大大小小的旅行团和零散游客们都要在这里住宿吃喝。在民宿和饭馆之间，父亲选择了后者。他觉得若是直接开民宿，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在景区建成之前是不会有人来住宿的；开面馆既可以服务将来的游客，也可以服务建造和维护景区的工人们，实在是一件一举多得、长短期兼顾的好生意。父亲要求，面馆菜品不用多，就以最拿手的饸饹面为主餐。一大碗由白面、豆面、玉茭面混合而成的饸饹既是“特色美食”也是工人们的工作餐，又兼具价廉的特点，定然会广受欢迎的。至于分工，则是擅长做饭的父亲和我的哥哥负责厨房，曾在饭馆打过工的母亲负责饭堂的接待。

父亲的预测是准确的。面馆开起来不久，镇上的翻斗车、厢式车、拉渣土建材的重型卡车渐渐多了起来。许多本地和外乡来的工人也来来往往。平时寂静的小镇一时间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好似大城市的一隅。

那时饸饹面的生意尤其好。一到饭点儿，许多身披迷彩、浑身灰土、手磨老茧的工人就坐在门前的石阶上狼吞虎咽地吃面。母亲经常抱怨人太多了，要租一个大一点的门面，多雇几个人帮忙才好。父亲反驳说，这些日子虽然挣了些钱，但还是不要铺张挥霍的好。孩子们以后上学、结婚，老人们以后患病免不了要花钱的。母亲觉得有理，便不再说什么。

过了几个春秋，我正上五年级，景区已经成型。人们已经可以进到景区里面一睹“古风”建筑的气派了。镇里的店面和民宿渐渐多了起来。亲戚和本家们都说打虎好，打掉了那些“官老爷”；扶贫好，马上咱们乡下人也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了！

只有我的大奶奶唱反调：“扒了祖坟的人也配过城里人的生活么？”这大概是拆迁时，拆了她的土坯房还迁了大爷爷的坟墓的缘故吧。虽补偿了不少钱又住进了新房，大奶奶仍旧怀念着住了一辈子的土坯房和早已去世的老伴。每每见到我的时候，他都会不厌其烦地重复她年轻时候的故事：

“俺年轻的时候啊，给大队养兔子，你大爷爷负责烧砖。他可是个俊俏小子。俺们结婚的时候，正赶上‘拜老爷的日子’，他和俺一起到五谷庙祭拜五谷神老爷，祈求粮食丰收、无病无灾。可没成想，结婚第五年，他就去了……”随后便是一阵低声抽泣。

自从拆了房、迁了坟，抽泣过后都会新加一段词：

“……这帮狗官，当初拆了老祖宗的五谷庙，本就是‘偷坟掘墓’是要‘斩立决’的；现在又扒了俺们的坟，就为了修自己的新‘县衙’。还说什么你们不住，是给五谷神老爷住的。他老人家要是肯升堂，一定先砍了扒祖坟人的狗头！”她口中的‘县衙’就是新建成的“五谷神风景区”的主建筑群。

在父母亲对幸福的漫漫期待里，景区已经持续卖票几个月了，工人们各奔东西，翻斗车、厢式车、重型卡车也都没了踪影。冬日凛冽的风吹过面馆前的石阶，冻得石阶上孤零零的父亲打着寒噤。他呆呆地望着路对面光秃秃的树，用指关节突出的手一把把地抹着脸。

“没事儿的，说不定很快就有旅行团来了。”母亲安慰道。

“老大去打小工多久了？”父亲不回应，只是用低沉的声音问。

“一个多月了，上个月的工钱已经打到卡里了。”

父亲冷冷地“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待到烈日炙烤着大地，树木张开大大的树叶饥渴地吸吮着阳光，永远地结束了小学无聊生活的我终于可以蹲在面馆对面的大树下享受点点光斑带来的乐趣了。街面除了像我一样的孩子的笑声以外，没有一点儿生气。虽说是饭点儿，许多店铺仍旧懒散地拉着卷帘门，有些还贴着“本店转让”的白条子。父亲仍是孤零零地坐在石阶上，等待着大巴车、彩旗、遮阳帽、引导牌、腰间的小喇叭、蹦蹦跳跳的孩子和笑容满面的老人们。

“下个月就回村去吧，老大那边，老板把加班费通通换成了米面油，存的钱撑不了俩月房租的。”母亲说。

“嗯。”

由于存款见底，新工作还没有着落，祖父身体欠佳，我又要上初中，我哥哥不久又面临结婚，“五座大山”压着我的父亲使他更显苍老了。见到父亲整天愁眉苦脸，祖父便提议，拿出自己和祖母每月在大队领的养老金，送我去省城里的大爸家里寄宿，养老金则用作抚养费。

“慢慢找生活吧。把宝儿送省城去，他还小，别叫他跟着俺们受苦，他大爸家条件好，孩子已经上了大学，能照顾好宝儿的，俺们还有地种，闹不了饥荒的。”祖父朦胧、沙哑的声音回荡在父亲耳边。

“嗯。”父亲低沉的回应宣告着从乡下人变成城里人梦想的结束。

而我，则有幸从“乡下人”变成“城里人”了。

大爸起初也只是乡下人，作为家里的老大，承担着全家人的希望辗转念书。祖父四处奔波做工，祖母也四处揽着针线活。父亲早早承担了家里大部分家务，省吃俭用供给大爸上了大学，自己则初中毕业就回家务农做工了。大爸也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老师们都希望他能继续攻读研究生，但当时家里实在拿不出高达一千四百元的学费。大爸很失落。在他看来，是贫穷阻止了他继续求学；是贫穷阻止了他迈向更好的生活。他向我祖父要了两百元，独自一人到省城“致富”去了。

我以前是和父母亲一起来过省城的，去过几个有名的景点，但从来没长期居住过。

大爸和大妈对我是友好的。他们在一个十平米左右的房间里单独给我支起一张床，若是做功课就到餐桌上去做。与父亲不同，大爸是从不要求“写好字”的，对成绩也从不过问，更不会因学校里的事情打骂我。

不过，他对“好奇心”是极其恼火的，

“不准动那个柜子，走开！”

“不准到卧室去，走开！”

“不准拿那个杯子，走开！”

……

我本以为大爸会像父亲那样说“滚”字，或许是因为他是城里人的缘故吧，“走”总比“滚”更礼貌、更贴切，更显出城里人文化水平高。

大爸在给我零花钱方面是极其大方的，全然不是父亲那种犹犹豫豫的样子。我告诉他学校里一餐饭要六元，三餐都要在学校里吃的。

“是吗？那可太好了。给，这是一个月的零花钱。”说着便掏出六百元来。

“要是二哥知道了怎么办呢？”大妈担心地问。

“就说是宝儿的房租钱吧。他那间屋本来是要装个榻榻米作茶室的。”

我数学虽差，但账还是会算的。可我怎么算都是大爸多给了我六十元，想来这多出来的钱可以买文具，与我有利，便不再追究了。

初中生活仍旧是格外无聊。我渐渐有了“乡愁”，经常会呆坐在小屋里望着窗外总是不圆满的月亮。

无聊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我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大爸和大妈吵起架来。

“……他硬要去，我又有什么办法！”大妈声音很少这般洪亮。

“……乡下人活的是面子，他能懂得么……就给他三千……要不想认我这个爸，就别再回家，也别再跟家里要钱了！”大爸的声音时高时低。躺在小屋里的我很难听得明白，所能理解的仅仅是堂兄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至于为什么乡下人活的是面子，我是至今也理解不了的。

当我上初二下半学期的时候，生活才多了些许色彩。那时我情窦初开，交了女朋友了，每天晚上都要发“晚安”给她看。

这天发过“晚安”，大爸卧室那紧闭的推拉门后面传来了大妈的哭声。

“……没了房子，我……儿子……怎么办……”一阵阵顿挫的抽泣声渐渐变成绵延的号咷传进我的耳朵。

“我又有什么办法？银行不肯给钱了！”虽是隔了一扇紧闭的推拉门和一大段空间，大爸的声音却格外清晰。

“……还不是因为你……透支了信用……说好的一年能挣二十万呢……我把给儿子结婚的彩礼钱都搭进去了……”

一年能挣二十万！这个数字着实令我眼界大开，这些钱能买下多少碗加了肉末的饸饹啊！到底是城里人，只有城里人才配得上这样的阔绰。猛然间，自己心里许许多多的梦想都可以实现了。首要的便是跟阔绰的大爸多要些钱，给女朋友买一支进口钢笔和一整盒高级墨水。但听着大妈的哭泣声，我不禁疑惑：大爸这样有本事，即使银行不肯给钱，他不是一样可以衣食无忧么？又何必让大妈负担着堂兄的彩礼钱，害她哭得这样撕心裂肺？

初二结束时，一件如晴天霹雳般的大事发生了：父母来省城要接我回乡下去了。我没告诉长辈们女朋友的事，只是一个劲儿的哭闹。大爸大妈也显露出伤心的样子，仿佛我的存在是对他们的生活有重要意义的。而我的父亲，一改往常见我哭闹就发火的习惯，只是阴着脸默默地站着。

“转学的事情已经联系好了，你们放心吧。”见大家伤心，母亲安慰道。

坐上返乡的火车，我呆呆地望着窗外流动的绿色，想着再也见不到的女朋友的面庞。

“怕吃苦么？”父亲轻声问我。

“老师说可以给他办助学金的。”见我呆呆地不出声，母亲回应道。

“嗯。”

就在这一声“嗯”的余音中，我短暂的城里人生活，结束了。

二〇二四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