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里的那些事

记得6岁时我就上了老“孤岛”驻地的友林小学，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教我的李乃荣老师。自己对这段小学经历没多少记忆，只记得有李勇、顾丽娥和一位姓丁的同学。李勇在班里学习很好，那时我们在一起练“大仿”，这一毛笔基础至今受益。读完三年级时，因个头不高，家长怕我受“欺负”就让留了一级。期间，正值母亲到县粮局参加学习班，我临时随母去了县城驻地的双河小学借读，在那读完了三年级一个学期的课程。开始与同学们有点陌生，没有过多的交流，后又结识了活泼机灵乳名叫莱阳的同学，我们在一起读完了初高中。1973年3月，刚上五年级不久，全家就搬到了新县城。印象70年代的县城驻地是西双河，东西只有一条街(路)，当时流传着“一条路、一盏灯，一个喇叭全县听，转一圈还不到3分钟”的民言，虽说有点夸张，但也基本反映了那个年代的真实历史写照。记得不久随母亲去学校报到，当时接待我们的是齐长增老师（后成为校领导），于是我就进人了县一中（时称五七红校）小学学习。从此认识了像娄金华、蔡波、丁志坤等一些伴随我一起成长学习的“发小”同学，建立了纯真的同学情谊。入学认识的第一位老师是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韩建华。他教我们语文，生动形象，同学们都爱听他讲的课。

那时正值全国在教育界掀起了“学黄帅、反潮流”运动。记得1973年末，我还上小学五年级。有一天学校给我们宣读《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一篇文章《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上面刊登了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反对“师道尊严”的日记和来信，并加长篇编者按语。一时间，黄帅成了小学生“反潮流”的好榜样，接着便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教育革命。这就是“文革”后期的“学黄帅反潮流”事件。记不请我们学校是怎么发起的，让学生纷纷给老师提意见，写大小字报，或者张贴纸条。好像一夜之间校园里就铺天盖地的贴满了大字报，基本上都是反“师道尊严”的。黄帅事件后，师生关系发生了很微妙的改变，老师开始变得小心弈弈的，唯恐出错被贴大字报，既使碰到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的学生也不敢管了。学生变得胆大起来了，无所畏惧，再没有了一往在老师跟前的毕恭毕敬和敬畏感了。与此同时，在高年级里还发起了学习“白卷英雄”张铁生运动。因辽宁考生张铁生在1973年高考中，几乎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信而得到当时“四人帮”的赏识，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期的风云人物。不过这些轰动一时的运动很短，也就一年的时间。为此，小学学期也延长了半年，到1974年6月才毕业，后来学年期一直延续至今，改变了过去“年初入学、年底毕业”的学年模式。

我的初中班主任是孙敏老师，本来是教英语的，因未开设却教了语文。她是一位和谒可亲的女老师，敏捷的思维、渊博的学识及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初中阶段，学校根据当时教育形势发展，建起了校办厂（镀锌厂和混凝土厂）。我们学生开始实行“半劳半读”轮流制模式，一周参加劳动，一周上课学习。其间还发生了间趣事，有次我们几个同学趁劳动期间到学校后面菜地里摸瓜。被后勤人员发现后，我就抱着摘来的冬瓜飞奔，当跑到一处飘有一层浮土的卫生池时，心想能一步迈过去，结果噗嚓一下掉到了里边……。于是赶快到学校东面的河沟里清洗，这事弄得我哭笑不得，那几位同学也哄然大笑。记得那时我们都很厌学， 也不正经学习只是应付作业而已。全班学生总是轮抄一个叫郭颖农同学的作业。他因出身不好，家教严格，平时学习很好，初中时就自学了高中课程。就是这样一位优秀学生，未能允许上高中，初中毕业就下乡当了知青。在艰苦的劳动之余，继续坚持自学，恢复高考制度后的1977年，考试分数很高，但因政审未被录取。直到第2年政审条件有所放宽，尽管又考了高分，才勉强被北镇师专数学系录取。毕业后被分回母校（垦利一中）任教，高级教师现已退休。现在看起来，政治有时决定着一大批人们的命运，时势人生，耐人寻味。再就那个年代，男同学与女同学很少说话与交流。有一趣事，记得初中时，我与个头也不高的‘’小黑妮‘’郑爱云同桌，我俩就在桌中间用粉笔划线为界，“互不侵犯”。因我好动，进出频繁，无奈坐在里面的我，有时就钻桌子底出来。这在多年后成了同学们笑谈的话题。

时值1975年11月，我们在学校还经历了一场全国性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记得周校长和政治老师大讲特讲，开展师生大讨论，写心得文章。利用晚自习时间，校领导深入学生中间谈心，统一思想，武装政治头脑。这也是文革末期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到了高中阶段，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中央提出“抓纲治国、拨乱反正”新政，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们的学习才步入正轨，全面恢复全天上课。我们78届高中就2个班，我在1班，班主任是翟吉未老师。他是60年代大学毕业生，平易近人，教我们数学，平时又要管理着我们班。他写的字很漂亮，时称“吉未体”，我经常模仿他的字，至今我的字还是他那种‘’字形‘’。记得安排我与娄金华同学负责班里的黑板报，我写字，他画图，使整个版面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誉。语文老师王星元，也是2班的班主任。他讲课很幽默、风趣，同学们都爱听。临近高考又分了文理班，我报了学理。由于初中文化基础底子没打好，上高中学起来就很“吃力”了，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记得分班后，从省外来了个一位叫王军的女同学插班，学习很好，我们大家都愿与她交流，有时还让她帮着指导一下。1978年报考志愿时，大学本专科与中专只能选择其一。我们县直的这帮同学，觉得凭借非农业户口身份可以分配工作。当时都还“瞧不起”中专学校，都报了大学。结果高考成绩公布后，我们大都名落孙山。全年级唯独“发小”娄金华同学考上了本科院校莱阳农学院（今青岛农业大学），我们都赞叹不已。他毕业后留校任了教，经过努力，又考上了研究生深造。由于家庭原因，他又回到了东营工作，现任市农科院领导，我与他一直保持着联络。当时那些农业户口的同学，为了出路，坚持复课，转年陆续又有李善庆、李学春、郑秋梅好几位同学考上了中专。这时我已下乡当了知青，根本没有再复课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