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家

       分家

   ——《画不出的人生》之一

                 桂建明

    1、

父亲是睁着眼去世的。

刚过了元宵节，清晨，天阴沉沉的，吹着小雪。二姐进里屋看父亲，“大哥快来”一声喊，我跟着大哥冲进了里屋。早有预感的大姐从婆家赶来，正好进门，四叔也早早来到，一大家人围到父亲床头。

大哥握着父亲的手，父亲当时已说不出话来，他的眼睛看向我，睁得老大老大。过了一会，我听到一口很长很长的气息从父亲的嘴里吐出，然后就断了气，但眼睛仍是睁着的。“爹——”姐姐们的哭声响起，一家人开始进入丧礼的程序。

我年龄还小，对这些程序不关心。我只关心死是怎么一回事。趁大人们不注意，我摸过父亲的胳膊，用手按了一下，按下一个窟窿，没有反弹起来；我按了一下自己的胳膊，也是一个窟窿，很快弹起来了：父亲确实死了。

村里主事的老人，安排着丧礼的各项事宜，停尸、报丧、吊唁、入殓、火葬、下葬。我被安排穿上了白衣服，戴上了白帽子，鞋子上也包了块白布。入殓的时候，大姐二姐给父亲擦洗身体，我看到，以前身材魁伟的父亲，被病魔折磨得只剩下皮包骨头。

父亲要“死”，秋天大哥陪父亲从省城看病回来，在大人们日常的谈话中，我就听出来了。对父亲的死，我心里早就接受了，甚至没有想掉泪的感觉。但我能听出，吊唁时，谁是真哭，谁是假哭。有个让我喊“姑”的女人，父亲在世时，我从没见过她，但她那天来后哭得特别夸张，像唱戏一样。我跪在人群中，忍不住扑哧一下，低声笑来。二哥用胳膊使劲碰了一下，我吓了一跳，在他紧盯的眼神里，归于沉默。

父亲得的是癌症，而且不止一处，医生给的期限，就是过年前后。年前，大哥的儿子满月了，那天四叔陪着，大哥大嫂抱过儿子来给父亲看，父亲脸上满是欣慰的笑容。

因为父亲的病，一家人都没有过好那个年。我有时守着父亲，有时上小伙伴家玩，孩子眼中总有玩不完的游戏。

2、

父亲的骨灰盒葬在家里的责任田里，其实就是在麦地里挖个很深的坑，用砖砌个空间，将骨灰盒放在里面，封住。上面垒一个土包，就在母亲的坟包旁。

母亲三年前去世的，骨灰盒是后来移到这儿的。

母亲跳井之后，就开始生病的。

母亲跳井的前一天晚上的情形，我还记得。那时我四岁多，刚刚记事。

那是个夏末的晚上，打谷场上开“忆苦思甜”大会，大队干部几个人坐在一排桌子后面，村庄里的大人都带着板凳、杌子坐在场子里，孩子们在边上跑来跑去，玩得不亦乐乎。大队书记让民兵把父亲押到前面，要求父亲揭露日本人的罪恶行径。父亲曾在日本人的厂子里做过工。那里的日本人没有对他不好，父亲又不愿编造。他说出的实话，不时引发哄堂大笑，大会没法进行下去。大队书记恼羞成怒：“你这个狗汉奸！不好好交代是吧？那就把你汉奸老婆揪上来批斗！”两个民兵从场子里把母亲押上去，母亲不愿下跪，一个干部上来抓住她的头发往地下按。批斗就批斗，竟然打我娘，我看见了，血往头上一涌，嗷嗷冲上去要和那人拼命。冲到一半，让一个邻居叔叔抱住了：“这是演着玩的，不是真打。”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跳井了。

亏得一个起得早的村民，他出来打水，看见有人跳井，赶忙喊人。一村庄的人，都往井口赶。熟悉水性的下去，把人救上来，有人按胸，有人嘴对嘴吹气，折腾好一会儿，母亲才呼出一口气，吐了一大摊水。

母亲活了，可精神崩了，身体也不好了，我七岁那年她就死了。

母亲死后，父亲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不怎么说话，也不见笑。

3、

父亲给日本鬼子做过事？

父亲不像是坏人啊！

有段时间，我一直追着父亲问。父亲被我缠得不行，给我讲了他的故事。

爷爷奶奶在村里开着个小捞纸作坊，用麦秸等生产草纸和黄表纸，生意不死不活，勉强糊口。四个儿子陆续长大，那时中国的乡村很穷，家里养不起这么多人口。爷爷把大儿子留在作坊里帮着干活，其他几个儿子，长到十五六岁，就按当时习俗打发到外面去讨生活，生死有命。

父亲在家排行老二，他和邻村几个差不多大的，相约闯关东。1935年春天，他们步行到了蓬莱，赶上大风，船开不了，等了两天，钱和干粮都所剩不多了。听人说青岛有厂子招工，几个人一商量，别舍近求远了，上青岛吧。到了青岛才知道，招工的是日本人的厂子，有造纸厂，有丝绸厂。出来就是混口饭吃，管他谁的厂子，几个人都报了名。父亲因为在家帮爷爷在纸作坊干过活，选择了造纸厂。父亲懂点造纸，帮厂子提了个建议，得到日本管理方认可，时间不长就当上了小领班。父亲干活踏实负责，七八年后，竟然升到了中层管理岗位，不仅管吃住，还给发工资。父亲不愿说日本人不好，最主要的是日本人救过父亲。1940年的一天，两个工人抬着一桶硫酸路过，其中一人被什么绊了一跤，桶晃了一下，硫酸溅到了父亲腿上。众人把父亲送到医院，紧急治疗，医生说，如找不到特效药，父亲需要截肢。那时正在打仗，药品奇缺，父亲的日本同事，动用自己的个人关系，从日本国内弄来了药，保住了父亲的腿，父亲十分感激。父亲的左腿，有个部位像少了些肉，而且过一段时间就退一次皮。睡在一个被窝中，我好蹭那些在蜕的皮玩。

父亲说，他们家兄弟四个都没有上过学，他虽然懂造纸，但不识字。父亲和日本人朝夕相处，学会了日本话，平时交流的多是厂子里的事，没有见过别人口中杀人放火的日本鬼子，所以说不出日本人的坏来。真实的情况是，那厂子里的日本人一直很照顾他的生活，甚至要介绍日本姑娘和当地的中国姑娘给他成家，但父亲每次都拒绝了，说中国人婚姻大事，都由父母做主。父亲升职后，每年都有余钱往家里寄，但人没回来过。

1945年春天，爷爷不放心父亲一直在外，托人打电报，说给父亲相好了一门亲，即刻回家完婚。和父亲交好的几个日本人，都劝父亲不要回老家结婚，说厂子很快要搬回日本国内，建议父亲跟他们到日本生活。父亲没有同意。拖了几天，日本人见父亲主意坚定，只好放父亲走。日本人给父亲结了工资，另外送了不少钱和东西作为贺礼，还专门派了两个日本兵扛着东西把父亲送到家。

父亲回来盖房结婚，时间不长，日本就投降了。他说，亏得爷爷让他回家，不然可能真就回不来了。父亲说，他吃了不识字的亏，不识字就不知道世道变化，一辈子只活在自己眼前的世界里。在父亲的坚持下，虽然日子艰难，大姐二姐都念了初中，大哥二哥都念了高中，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少有的。

父亲虽说给日本人做过事，但当年只是为了糊口，手上没有沾上中国人的血，加上三叔是抗日烈士，每次运动，父亲虽受到波及，但总有许多人为父亲说好话。

4、

父亲说，亏了他三弟，不然他的下场会很惨。

我三叔是八路军战士。村里的小伙伴吵架，如果有人骂我“你爹是汉奸”，我都理直气壮地回一句“我叔是八路”，对方就没词了。

父亲走了三年后，三叔也到了出门讨生活的年纪。三叔也是和邻村的小伙伴结伴走的，这次他们的目标是去济南，到大城市做工。半路上，他们遇到一个教书先生。在教书先生的引导下，他们几个一块投入了抗日队伍，保家卫国打鬼子。三叔走后与家中一直无音讯相通，他的事父亲语焉不详，只知道三叔在八路军的队伍里进步很快，成了一名小队长，在一次大扫荡中壮烈牺牲，解放后被确认为抗日烈士。三叔的姓名刻在纪念碑上，爷爷奶奶早过世了，大爷、父亲、四叔都成了光荣的烈士家属。

大爷解放后不久就生病去世了。沾了三叔光的，还有四叔。

三叔走后两年，四叔也出门了。正值兵荒马乱的岁月，鲁中大地上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穷苦，吃不饱肚子是普遍现象。他们那一班半大不小的，听说当兵能吃饱饭，都想去当兵。在比较了国军、八路、伪军的伙食后，几个人一致选择加入伪军。四叔当时年纪最小，打不了仗，被派到炊事班打下手。日本投降后，伪军摇身一变成了国军，四叔成了国民党兵。

1948年秋，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部队每天都有逃兵。四叔那时已经是炊事班长了，但他一直在琢磨逃走：不逃打仗是死，逃跑被抓回来是死，但万一逃脱了，就有一线生机。一个早晨，四叔领着两个炊事兵上部队驻地边的农村大集上买菜。像往常一样，买完菜，四叔让两个炊事兵等着，他去上个厕所。两个炊事兵等了好久不见四叔回，猜四叔逃了，赶紧回去汇报。四叔乘人不注意，早藏到离大集不算远的一处芦苇里，他知道部队一定会派兵追。果然，时间不长，马蹄声急，一支小分队沿着大路往远处追去。又过了好一会儿，马蹄声回来了，向驻地而去。因为逃兵太多，部队找不到，也就不再理会。确认没人再追，四叔卸下步枪上的刺刀藏在身上防身，把步枪扔到芦苇丛中。军服太显眼，四叔找到一处无人的农户家，换了人家晒的衣服，留了一点钱，藏了衣服，便往老家的方向走。

四叔的刺刀我玩过，据说是日军给伪军配的“三八大盖”上的，特别锋利，又黑又亮，从不生锈。

我那时着迷于听故事，四叔给我讲过一段他逃回的路上过国军路卡的经历。他远远看到一处路卡，想撤身已来不及。当时抓逃兵抓得紧，一退反而容易被盯住。惊慌间，天无绝人之路，路边村里过来一个结婚送亲的队伍，四叔加入到队伍中，从人家肩上扛过一个担子，混过了路卡。

四叔虽然当过伪军、国军，但只是炊事员，而且还是国军的逃兵，又是烈属，所以他的历史，没人再追究过。解放后，四叔是大队里的饲养员。那时饲养员是个肥差，大队里养着二三十头牲口，牲口干大活需要补充豆渣、豆饼等杂粮。在最困难的岁月，这些可以给人充饥，甚至能救命。那些年，四叔没少接济我家。

5、

父亲去世后，大队副支书张叔来我家，在四叔的见证下，给我们三兄弟分家。

大姐早出嫁了，二姐找好了人家，因为父亲的病拖了些时日，这时也出门走了。

我还小，对分家不感兴趣。

父亲当年藏在柜子中没来得及花的国民党时期的银元、纸币，被大哥二哥小时候偷出来当玩具玩，那时早就没有了。父亲懂点技术，大集体时一直在大队的厂子里干活，收入很低，靠休息时走村串巷给人补锅修农具，赚点零钱补贴家用。父亲结婚时置办的那些老式家具，破四旧时被抬到了大队部，之后陆续不知去向。大队部里仅剩下一张八仙桌，大哥盖房结婚时，领着几个小伙子强行搬到了新房中。父亲生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

分田到户后，庄稼地每人一份，简单。所谓分家，其实就是分房子分债。

大哥结婚的房子，是父亲刚生病时，四叔帮忙张罗盖起来的。三间大屋和两间偏房的土坯，都是四叔一个人砌的，没花一分钱。屋顶用麦秸，也不用花钱。墙基是用炉渣和石灰夯实的，很牢固。那时盖房子，村民互相帮忙，花钱只在屋顶的木梁和钉子等必须购买的材料及人工吃饭上。大哥高中毕业，老师说考的成绩能上省师范，可惜卡在政审关上，回来在大队的厂子里干会计，收入也不算高。那时高中生在农村吃香，大队里只有两个高中毕业生，大哥是其中之一。厂长就是大队的副支书张叔，张叔是父亲生前好友。分家前，大哥和张叔早商量好了：他的婚房分给未成年的小弟我，父亲的老宅分给刚从高中肄业的二哥，大哥一家先住在我名下的房子中，以后等着大队给宅基地再盖房子；债由大哥自己一人扛着；我成人之前跟着大哥生活。大哥怕大嫂不同意，所以由大队干部和四叔出面，签了分家协议，三兄弟各拿一份。

分家协议签好，旧宅子归二哥住，大哥领着我回新宅子。大嫂见了分家协议，当场就翻脸了，坚决要和大哥离婚。孩子还在襁褓中，大哥当然不同意离婚，他说自己计划好了，准备出门打工，多挣钱，早些还债盖新房子。

6、

年前我11岁，读初一上学期，年后没人给学费，我自然没再去学校。

大哥打工出远门了，大嫂带着孩子和我在家。

大嫂的娘家离县城近点，开着一个炸油条的小作坊。有天她把孩子送回娘家，回来学娘家炸油条卖。大嫂炸油条，我帮着烧火。炸了一堆油条，本村庄里人那时都还挺穷，买的人很少。大嫂把油条放到篮子中，我们用大板车拉着，到附近村庄去卖。没现钱，村民可用麦子换油条。到半下午，油条卖了还不到一半，天就下起了雨。躲过雨，我们往家赶。雨后的道路特别泥泞，大板车的轮子沾满了泥，大嫂在前面用绳子拉，我在后面推，特别费劲。很快，那轮子就不转了，被人硬拖着走。大嫂累了一身汗，我力气小，只能干着急。两人停在半道上，看着天色一点点地暗下去，大嫂哭了。好不容易盼来两个回村的大人，一块帮着，才把大板车推回去。从此，大嫂断了炸油条的念头。

除了上责任田安排农活，大嫂都带着孩子在娘家，每次一走五六天，多时六七天。

大嫂不在家时，怕丢东西，把正屋上了锁，我被安排到偏屋去睡。偏屋两间，比正屋矮，一间是厨房，一间是杂物间。杂物间柴火垛边上，两个凳子支张旧门板当床，我就睡上面。大哥的婚房不在村中间，而是在村边，靠着大路。据说大队书记和父亲有过节，所以批宅基地时，大队书记安排的是最不好的地段。大路对过不算远，就是邻庄的墓地。最让人想起来害怕的，是新宅刚盖好时，门前公路上压死过一个人。那天阴沉沉的，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把一个上城里干活的木匠撞死了，车轮碾过那木匠的头，头压扁了，死状极惨。我跟着村里人看热闹，看到自行车上载着的木匠工具散落一地。

每当一个人的夜晚，我都是和衣而睡。一点点动静，就让我惊惧。我把门插好，用好几根木棍抵住，身边放着一把镰刀，准备随时与坏人、豺狼、鬼怪作斗争。

那些个晚上，我经常做两个梦。一个是关于老宅子的梦。梦里，我脚一蹬跳到老宅的东屋上，俯瞰整个院子，有时看到父亲推着自行车进院子，自行车前后放着他做铁桶和修理农具的家伙什儿，有时看到母亲在喂猪，或是跑到前院的小菜地里浇水。梦的最后，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梦，父母早不在了，但心里不愿从梦中醒来，但还是醒了。另一个，是关于飞翔的梦，我飘在半空中，无着无落，无依无靠，有时飘到悬崖边上，一把抓住岩壁，无力上去，下面就是深渊，特别无助，最后在惊恐中醒来：幸好只是个梦。

7、

一个人在家，早上起来，我用面粉和水，下到沸水里，做面疙瘩吃。别的我也不会做。白天，同龄的孩子基本都在上学，我无所事事。以前的课本都被我翻烂了，便出门找一班比我稍大的失学孩子玩。

中午和晚上，有时我自己回来再做一碗面疙瘩吃，有时玩伴的父母会留我一块吃饭，有时村里的老奶奶会送点他们家做的煎饼、咸菜等。大姐不放心我，隔一段会来看我，看我时都会带些东西给我吃。

那些日子特别难熬，我盼望着快快长大。

有天上午，我正在和小伙伴在打谷场上玩抛石子砸树干，看谁砸得准。听到一个村民喊：“王长才，你老师找你！”王长才是我的大名，小名是王小明。

我向家跑去，在村道上，看见几个村民围着初一班主任张老师，在说着什么。走近了，他们说的大体意思，就是跟张老师解释我家的情况。张老师一脸怜悯地看着我：“这孩子学习这么好，可惜了。”

本以为有什么好事，失望了三秒，我又去找小伙伴玩。

8、

这样混了几个月，一次大嫂回娘家，留了6个窝头给我。我注意到厨房的面粉袋子空了，整袋的，在正房里但门锁着，便在心里琢磨着怎么节省着吃。

第一天上午和下午各吃了一个窝头，剩下4个，我不知道这次大嫂哪天回来，必须主动想办法。二哥上市里学开车，不在家，四叔家可去蹭一天，但我最先想到的，还是最好的玩伴。玩伴叫李贵，比我大一岁，他学习不好，是自己不愿意上学的。那天我早上没有吃东西，上午去找他，拿出看家本领陪他玩，就为赖在他家蹭饭，蹭了中饭蹭晚饭。

不能总在一家，容易招人烦。第三天上午，我到四叔家找大哥玩。大哥比我大四岁，有时出门干活有时在家，他和四叔一样待我很亲，但四婶人冷淡，蹭一天就好。

第四天又吃了两个窝头。

第五天早上起来，看着剩下两个窝头，我不敢吃了。

阳光很好，我坐在院子里，用镰刀把玉米杆削成细条，插个大帆船。制作这个玩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心里在想，玩，可以忘了肚子饿。

两层楼的大帆船插到一半，肚子就咕咕直叫。我进屋看了一眼窝窝头，努力忍着没吃。中午时候，村里中医家的小脚老奶奶提着个篮子，颤颤巍巍进了院子，她远远地喊：“小明，吃饭了吗？”“没。”两行眼泪不争气地涌了出来。“奶奶给你拿吃的了。”小篮子里好丰盛，两个馒头、一块煎饼、一碟炒菜、几小块咸萝卜、几棵小葱，够我吃一天了。

第六天，救星来了。大姐见我碗里只剩下大半块窝头，问我这几天怎么过的。我简单说了下，她便抹开了眼泪。等我吃完了两个她带来的白面大馒头，她下了决心：“走，上大姐家。”

捡了几件衣服，我们要走时，大姐问：“分家协议在哪？”我掀开床单，拿出一本杂志，那张纸就夹在杂志里，当时大哥让我收好。大姐收好协议，我拿着杂志，就出了门。

出村前，大姐去跟四叔打了个招呼，说出嫁的姑娘本不该管娘家的事，但小弟没人管，她只能带走了。四叔点点头，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