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三十儿的狗不叫了

在乡下，听见狗叫是正常的。但年三十儿我回到乡下的老家，竟没听到狗的的叫唤，甚是奇怪。

老家是郊区，背靠城市。还未进村，远远听见，鞭炮声，礼炮声，甚至还有“大雷子”、“二踢脚”的声音，像李云龙攻打平安城，砰叭咚啪地响个不停，爆出满满的硫磺味儿。倒是村头的几家超市门口，春联新鲜，灯笼火红，似乎流淌的年味儿。偶见一只土狗悄没声地窜出，低眉顺眼的，见到陌生人也没有像以前那样龇牙咧嘴，更没有狂吠乱叫，而是缩头缩脑地躲开，像无暇顾及似的。

母亲养了一只鹅，还有一只土狗。除了扁阔的喙、突起的瘤，还有粗短的腿、铺张的趾是桔色的外，鹅的通体是白色的，是那种雪白，它见到我进了院子，先是嘎嘎地叫着，挺起长长的脖子，仰起头，瞪着黑豆般的眼，像防贼似的盯着我，尔后翘起秃秃的尾巴，铺展开蒲扇般的翅膀，将蛇一样的脖子伸长，紧贴着地面，厉声叫嚣着，猛地向我发出攻击，那情形和声音，不亚于狗的狂吠。

老家的院子很小，用母亲的话说，没有两拃大。鹅的攻击，令我无处躲避，只好拖着拉杆箱，一边阻挡着，一边大声喊娘。母亲早已听到动静，不等我的“娘”字出口，就听她一边呵斥着白鹅，一边拉来了房门。而那只土狗却挤出门框，跳过门槛，鼓噪地从屋子里窜出，一边察看母亲的脸色，一边呲出尖锐的狗牙，充满敌意地“呜呜”哼着，却没有“汪汪”出来。

白鹅恢复了常态。它“嘎嘎”地叫着，又挺起了长长的脖子，慢条斯理地迈向了白瓷砖墙下。墙壁上嵌着一溜木橛，上面挂着自制的风干鸡、盐水鸭和油亮亮的猪肉，黄澄澄的香肠泛着暧暧脂色……土狗乖巧地夹着尾巴，躲开我直视的目光，低头跑进石榴树下的狗窝里。我见到石榴树的高枝上，还有几枚未被采摘的石榴，干巴巴的，看起来有些孤单，像母亲。而向阳的树干上，崭新的床单、被罩和枕套，还有“晒条”上的崭新棉被，花花绿绿的，像新萌的青草、新绽的花儿，散发出了阳光的味道。

午饭吃得简单，怕错过上坟的时辰。年三十儿上坟，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的，反正我打记事起，每年都要跟着父亲去祖坟烧纸，只是那时的烧纸没有什么概念，只是图着能吃上块点心、吃上瓣苹果。就像村子里的狗，某人谁家要娶媳妇、嫁闺女了，甚至某人谁家的孩儿要过满月，屁颠儿屁颠儿地跑的比吃“海参席”、“五大件”的都快。仿佛，那个时候的狗，是村里社会生活的一分子。而眼下村里新辟的公墓里，上坟的人三五成群、七八个成帮，摆供的、燃香的、焚纸的、磕头的，鞭炮声声，火光冲天，不亚于谁家娶媳妇儿，煞是热闹。村里的狗是喜欢轧热闹的，只是不像以前那样，东寻西嗅，而是是像城里的狗，低眉顺眼的，跟在主人的后面，一副唯恭于诺的样子。

就像多少辈子之前的设定，我如村人一样的动作。燃香，焚纸，磕头，压上三叠坟头纸。要不然，别人会说这家“绝户”，没有后人。这是风俗，不能忽略。有时，风俗的约束力，比村规民约还管用。

母亲的土狗没跟我上坟。回到家时，我见它翘着狗脑袋，支撑着狗耳朵，趴到狗窝里，每有礼花腾空、鞭炮震天，它都哆里哆嗦地缩成一团，然后“呜呜”上几口，似乎把“汪汪”的声词咽了回去。它见到我，无助似地站起来摇首乞尾，不时地后退，不知是不安，还是激动，虽是一副顺从的样子，但看起来有些虚伪。远不如堂屋的墙上，“金狗逢春”年画里的那只狗，眼睛朝上，向着某个空洞的空间，骄傲地张望，伶俐乖巧的，很实在。

天已黑下，昏黄的路灯模糊了“接家堂”的影子。谁都不知道从何年起，村头的“土地庙”，其实就是村里的健身广场，从没见过这里曾经有座庙，但村里人接送“家堂”，都要跑到这里来，像祖先们的“驿站”—— 年三十儿的晚上来这里接“老的少的”，过了初五从这里再把“老的少的”送走。我到的时候，广场上已是火光点点、人影攒动，东一簇、西一撮的都是焚纸的、跪立的、跪拜的光影。一条野狗趴在广场边缘，见到进进出出的人，也不打上一腔，自顾自地低着头，嘴里像是咀嚼着什么。

接回“家堂”是要封门闭户的。而且，还要横上一根“拦门棍”，说是要把孤魂野鬼拦在外头。我不知道这根棍子管不管用，但母亲已经展开了“家堂轴子”—— 像扇子一样折叠的祖先牌位，被“请”来的太祖、高祖、曾祖、祖父、还有我父亲，“享受”着八仙桌上鸡鸭鱼肉、点心瓜果。三只燃烧着的红色蜡烛，爆开了烛花，一朵接着一朵，映着母亲那张爬满皱纹的脸。邻居家燃放的礼炮，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却不知那只狗钻到了哪里。

春晚开始了，热闹的是电视。窗外无限高的夜空里，星星变得硕大而饱满，落寂的院子里，不，应该说是整个村庄，除了午夜时分的一阵轰然之外，声音像濒临灭绝的物种一样奢侈，别说狗的狂吠，就是汪汪也没有。透过窗子再看时，我仿佛看见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