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岁月变得悠远而漫长。一年中四季的变更交替,庄稼种下,庄稼收割,青草发芽,青草枯黄,牛羊站在春天的田埂里,夏日的树荫下,秋天的土梁上,冬天的雪野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辘辘车辙和驴牛的蹄子,印刻在大地的每一寸肌肤上。
那些青草的清香,掺杂在亘古不变的风里,吹过田野,树木,房屋,吹进伫立在土地上的一座座村庄里。那些清香,毫不吝啬的挥洒着自己的慷慨,让每一寸空间都充溢甜香和欢欣。
乡下的日子里雨水总是很多,它填满了我所有的记忆。它浇灌着庄稼、树木、青草,它让庄稼由播种到收割,由青翠到金黄,囤肥了粮囤,也喂饱了我和我的爹娘、我的兄弟姐妹们;它让树木绿了黄,青了枯,最终由一根根幼苗长成一棵棵参天大树;让一望无际的田野,如水墨丹青般瞬息万变。
雨水滋养着整个田野,也滋养着我的成长,和所有村庄里的人的成长。
读小学时我走过的最远的路,是从我居住的村庄到我姥爷居住的村庄。站在村外的大路上,父亲曾告诉我,这条紧挨着我家院墙的大路,顺着它一直走下去,就能够走到远方的城里。
城市,是我那时候对外面世界认知的,最朦胧的想象。想象它应该是高高悬挂在半空中,在云雾缥缈处时隐时现,它应该是瑰丽而璀璨的熠熠生辉的样子!
课堂上听老师讲地理课,说上海是个城市。我问:那上海就是在半空中漂浮着的,是吧?!老师慈爱的抚摸着我的头:上海只是个名字!
十岁时我坐在屋檐下,双手托腮,听着屋外淅淅沥沥的秋雨声,努力想象着城市的样子,想象着它是以何种形态和姿势,高高的耸立在遥远的风里,耸立在我家院墙外的大路的尽头。
那时,居住在乡间的大多数人,他们一生围绕着这个村子,或者村外方圆三四里范围内的庄稼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用尽一生的时间,用不停歇的脚,无休无止的丈量着脚下的土地,期盼着有一天,顺着我家院墙外的大路,走向风吹过之外的远方。但是他们往往却是,在走出三四里距离之外,就迷失了方向,他的嗅着青草的气息,雨后泥土的气息,又原地踏步的围着村庄转了个圈,走进了各自的家门。
我七岁时,父亲从南地河沟沿处挖了胶泥土,然后从河沟里挑来河水,用水和匀胶土混合成柔软的泥胎。他弯腰赤背在灼眼的太阳底下,用木板钉了长方形的模子,用铁锨把和匀的泥胎填进模子,然后用铁磨子抹平刮净,扣在地上,一块块土坯就成型了。
三五天后,晾至半干,父亲再把土坯一块一块互相依附着立起来。极大的一块空地上,晒得半干的土坯,整整齐齐的排着队列,在宽敞平整的场地上,井井有条的等候太阳的洗礼。
父亲弯腰的身影,和黄褐色的土坯一起在日头下,冒着嘶嘶汗气,从身体里析出的盐分,在他宽厚的背脊上印染出一幅幅凝重的图画。土坯厚重而庄严,做土坯的泥土,是我脚下的土地里,滋养了我世世代代祖先的粮食和养料。
那年秋季,冷雨弥漫时,我们搬进了新居,父亲再不用在每个下雨的日子,看着他的妻儿们被冰凉的雨水浇灌、淋湿。甚至以后的每个冬天,他的家人们都可以在不漏风的屋子里取暖过冬。父亲也不用再担心,他劳作一年收获的粮食,被雨水冲走或者发芽。
我的母亲坐在炕头上,在昏黄的煤油灯光里纺着棉花。她要把身边高高堆起的一堆棉花,纺成棉线,她右手搅动纺车,左手灵巧的在旋转的纺锭上扯出洁白的棉线。斑驳的墙壁上,投影下她劳作的身影,黑黑的,没有色彩。
秋天过半了,她必须纺出足够的线,织成厚而结实的布匹,给她的丈夫和孩子们,做出足够抵御寒冷冬天的棉衣,她不能让他们在大雪纷飞的冬天里,再把手脚和身体冻坏。她必须得用她那一双粗糙的手掌,帮他们把寒冷阻挡在外面,然后再用她的十根手指,把温暖传给他们。
她不分昼夜、争分夺秒缝制的那些棉衣,暄腾而温热,质朴而暖厚,经纬棉线间飘透着黄土地上青草的芬香,也夹杂着母亲熬红肿的眼睛的灼热。
一年四季被烟熏火燎的房顶上的烟囱,在每一个清晨和傍晚,冒出白色,黑色,或者灰色的炊烟。那些炊烟直直的钻出烟囱,然后打个弯,顺着风的方向飘向远方!
柴草的香味,饭菜的香味,随袅袅炊烟飘往很远的远方。田野里弯腰耕种的身体,闻见这熟悉的气息,一个个直起身来,拍打一下酸疼的腰板,扛起干活的铁锨或者锄头,该下晌了,该吃饭了,该休息了……
冰凉的雨水,在双脚踏进屋门的一刻,又从铅色的云层里坠落下来!
2019.8.30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