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时候

                                               胡安鹏

记忆是细密的筛子，一些幸福的时光，顺利的经历往往会淡忘，而那些难熬的日子、坎坷的路境却凝固成了深埋心底、永难忘却的歌，不时地低吟浅唱。

  我们小时候是在国家最困难的年代度过的，由于普遍缺乏营养和知识的滋补，我们那代人无论从身体发育还是知识结构，与其他年龄层次的人相比，有着明显的缺陷。

  我们家兄弟多、年龄小，只有父母亲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分的粮食不够吃，一年要短半年粮。每到青黄不接的春季要掺些豆腐馇、发霉的红薯干和粗糠烂菜才能勉强裹腹，很少吃上荤腥。那时最盼望的就是过节，每到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即使家里再穷，父母亲也要想方设法熬顿肉、买斤月饼、包上顿把两顿饺子。平时不年不节或着没有稀客光临谁要提吃肉，是要挨巴掌的，因此说“为了肉，挨顿揍”。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肚肠里缺少油水，饿得快、馋得慌。冬天的晚上，我常跟着哥哥带着手电筒到茅屋檐下、搭在树叉上的红薯秧里捕麻雀，回家在火里烧一烧就吃，味道特别香。有年夏季，驻地部队医院的采购员不慎将一笼子鸡放飞，在村外的庄稼地里成了一群无主的“野鸡”，夜里还能听到大地里雄鸡的报晓声。有一天，我和三哥天不明就循声去逮鸡，在露水很重的包谷地里钻了半天时间，终于抓住了一只足有三四斤重的瘸腿芦花公鸡，身上被包谷叶子刮拉得尽是红血印子。回到家，母亲用青辣椒炒了一锅鸡肉，全家人像是过年似的，左邻右舍都跟着拉馋。

那时侯不仅吃不饱，穿戴也十分简朴。春秋之间，天气和暖，作为小孩光着屁股也能过，一到冬天可就遭罪了，棉衣棉裤连内衣都没有，洗澡又少，虱子结成疙瘩，前襟上脏得可以“打铁”，就连上课时都痒的左拧右搓，连课都听不进去；一双布底棉鞋是母亲一针一线做的，没有个替换，不到半冬就磨绽了，母亲几乎每天在油灯下用大针脚缝缀，但顶不了多少用，就像一条张嘴的鳄鱼吞噬着寒冷和泥雪，脚跟常常皴裂得鲜血直流。有一回让我跟着奶奶到亲戚家看媳妇，我嫌棉衣破旧，哭着闹着要新的，被父亲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归打，父母也想好看，在山里的集市上买了一块深蓝底上印着圆形白菊花的粗布，母亲连夜给我做了一件又肥又大的棉袄，穿起来手架撒着像个企鹅，小孩是长材，母亲向来做衣服都留有余地，起码能穿它几年。

我们老家缺煤少柴，没有烧火炕的习惯。冬天天气寒冷，父亲就在屋的角落里给我们打地铺，用土坯砌个边，里边放上麦草、豆秸之类的柴草，上边压上一领席子，就一床薄被子，连个褥子都没有。每到夜里，北风吹着落了叶子的树梢，发出嘶鸣般的尖叫，老鼠在铺底下做着响声，我们全然不顾，心里十分满足和安适。那时没有电灯，为了节省煤油，油灯只点一会儿就得吹灭。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望着黢黑的屋顶想这想那，渐渐进入梦乡，梦的最多最美的事就是又吃又喝。夏季来临，我们睡的地方就更随便了，傍晚就在院子里铺上苫子和席，在大人们的谈天说地声中进入梦乡。有时和小伙伴们跟着大人到村外的大路边或打麦场上去睡，望着天上的星星，听着周围的虫鸣，那情景，至今难忘。

我们读书的地方是简陋的村办小学，记得课桌是用土坯支起来的长条台子，坐的小方凳是从家里自带的。教我们的老师连初中尚未毕业，号称“白字先生”。一些错白字灌输在我们的第一记忆里，至今还闹着笑话；讲历史课时，有的学生问他《清明上河图》中那么多人在干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那还用问，都是些挑挑的、挑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呗，你们真笨。”我们放学后还要帮着家里干活，记得我刚有粪箕子高就割草、拾粪、拣柴禾。夏天放学早，在夕阳西下的黄昏，到地里割草回来喂猪喂羊，还把草卖到生产队里喂牛，最多能卖一至两角钱，可以买学习用具，花二分钱买一块用糖精水冻成的冰糕吃。干完活后就在院落里的石台上做作业，劳累过后的轻松，脑子特别清醒，心里特别平静，一些出色的作文和难题就是在那时侯写出来或解出来的。当时正处于“文革”的高峰期，可读的书籍不多，主要靠听有点私塾底子的老人说些古书、父老乡亲讲的民间故事来弥补知识的匮乏。越是文化封闭、信息枯竭，求知的欲望就越强，对古往今来、现实中发生的事件总是过耳不忘，记忆犹新。

每当向孩子们讲起我们童年时的经历，孩子们总像听传奇故事，感到新奇和不解。就是那个时期缺吃少穿、艰苦无比的生活经历，才赋予我们勤俭朴素、随遇而安、淡泊名利的平静心态；才在我们羸弱的肌体内添加了不少钙质，以至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因为坎坷曲折而停下艰难探索的脚步，始终保持着虽然缓慢但却勇往直前昂扬向上的人生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