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改工初期那些事

                                                 胡安鹏

作为中国铁建的前身铁道兵， 算来兵改工也有将近三十七个年头了，对当过铁道兵的人来说，是个永志难忘的大事件。

一九八四年新年伊始，在那次彰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崛起姿态的“百万大裁军”中，把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并入到了铁道部，我们由一名军人成为扛肩章戴大檐帽的铁路基建员工。兵改工初期的那些事，始终萦绕心头，难以忘却。

                                                         一

我们刚脱军装时，平均年龄不足30岁，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充满活力的队伍。

据说，在1983年兵改工前夕，我们还住在青海格尔木的时候，青海省领导听说要把铁道兵并入铁道部迁往内地，很想把我们整建制地留下来充实到公安队伍中去。但军令如山，我们还是按照中央军委的一纸命令，浩浩荡荡地来到山西境内安家落户。

共和国没有忘记，在1984年建国35周年国庆节阅兵式上，由原铁道兵组成的身着白色服装的国旗方队，头擎着鲜红的五星红旗，走在受阅队伍的最前列，接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庄严检阅。那整齐的步伐，那豪迈的激情，那壮观的场景，至今还储存在我们的记忆里，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筑路人的永不消散的军魂。

兵改工后，我们工程段参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山西省境内的南同蒲复线，段部安营在介休县的义安镇。在这个小小的区域内，同时出了两位驰名全国的焦煤大王，一个是山西安泰集团的董事长李安民，一个是挣了钱投资开发山西绵山旅游景区的阎吉英。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发展焦煤的事业刚刚起步，同样当过七年兵的李安民，有着难割难舍的军人情结，他看好我们这支队伍的素质能力，很想让我们参与他们的焦煤实业。段领导也很想与煤老板联手合作把企业做大做强。曾设想着如果有了钱，第一件事就买块地皮盖几栋楼房，让全段职工彻底告别四处奔波、居无定所的生活。在当时能有此设想是既大胆又现实的。但毕竟由于当时的思想观念还比较保守，上级领导也不敢开这个先河，这个想法最终还是没有实现。其实这与今天正在实施的转型发展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如果当时能及时抓住机遇，顺势而为，企业发展的路子可能会更宽更广。

我们段的教导员是一位在上个世纪60年代入伍的江西老表，他政治素质高，演讲口才好，作风务实，善于做思想工作，被职工称为“铁嘴”。在铁路施工非常艰苦、职工思想异常活跃的背景下，没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后盾是稳不住队伍的，特别是当时铁路施工机械化程度不高，大量工作都要靠肩扛背驮手工作业来完成，职工们要把几百上千斤重的水泥轨枕和钢轨从线下抬上路基，一滴滴汗水溻湿衣背、肩上磨起的血迹渗出衣服。有时为了抢工期创高产，要加班加点通宵达旦地大干，有些体质比较弱的职工曾晕倒在工地上。有些职工家属极力地劝说丈夫宁愿回家种地，也不当这个吃苦受累、四处漂泊的铁路工人。那时候职工月收入还不到50元，付出的劳动和得到的报酬根本不成比例，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那股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兵改工初期那几年，我们一个小工程段曾涌现出了三个省部级先进人物，被称为“培养先进典型的摇篮”。

                                                     二

我们这支脱胎于铁道兵的筑路工队伍，其工作性质依然是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风餐露宿，四海为家。“流动、分居、艰苦”，成为我们背负终身越背越沉的“三大包袱”。

兵改工后，我们这些家在农村的职工，都已陆陆续续成家立业，家属们也大都是农家女。我们常年在外修铁路，家属们在家乡种地带孩子孝敬老人，两地分居，彼此难顾，家不兴业难旺，我们在外也是心牵两地，“人在曹营心在汉”。

毕竟是两情难舍，家属们抱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跟随丈夫闯九州”的想法，有的刚结婚就跟着男人出来了，有的趁农闲携儿带女投奔丈夫来了。一时间，小小的工程队便聚集了不少乡音各异、或土或洋的家属和活泼可爱的孩子。不管怎么说，全家人在一起彼此有个照应，心里踏实，虽苦尤甜。

工程队的住房大都是“人”字型的简易房，家属房是在单身职工宿舍的后面再加盖一排，大概有十来个单间，每个房间也就十三四平米的样子，以备临时来队家属你来我往地轮流住一住。没想到这些家属可没有“临时观念”，而是越住越恋，打起了“持久战”，深深地扎下了“根”。随着来队家属的不断增多，住房问题显得十分紧张，有的不得不到附近村庄老乡家租房住。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有的职工联合工友乡友，利用工余时间捡来砖瓦石块和棍棒，贴着山墙围墙自己建起了房子。由于他们常年在工地上摸爬滚打，不乏建筑上的能工巧匠，他们把一些三尖四棱不成边角的砖石衬砌得平平整整的，上面架上棍棒苫上秸秆压上油毛毡，最上面再抹上水泥镇上砖头和片石，一间崭新的家属房就建成了。有的职工家属为打工挣钱补贴家用，还从老家带来亲戚帮着带孩子做饭照看家，晚上只好用布帘子隔开同居一室，如果是小姨子和姐夫也同住在一个房间里，还会招来“闲话”，成为聊天时诙谐的话题，这个当姐夫的也只是憨憨地笑笑：“就这么一间小房子，能有什么办法嘞。”

来自农村的家属改不掉见土下种、春种秋收的习性，把房前屋后长满蒿草的荒地开垦出来，适时种上各类菜蔬和庄稼，还养起了鸡鸭鹅狗。工地上机声隆隆，家属院里鸡鸣犬吠，使宁静的大山顿然喧嚣热闹起来。有个大报社的记者来段里采访，一大早就被女人们的说笑声聒醒，他专门采访了这些随遇而安，不惧艰苦，无怨无悔，支持丈夫筑路事业的家属们，并以《铁路工地上的‘吉普赛部落’》为题写了一篇通讯，在《工人日报》上登了出来，曾引起不小的反响。

后来，随着企业人勤业旺发展壮大，在后方基地建起了住宅楼，职工们也论资排辈地陆续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每当回忆起那段漂泊不定但充满欢乐的艰苦岁月，依然感到温馨难忘。

                                                          三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是当年评价筑路工的一句“顺口溜”，这句话曾经使我们既充满自豪又心怀忧虑。我们这代人四海为家，筑路天涯，吃苦受累，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但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他们应该比我们更有素质更有出息才行，这是各级领导的共识，也是职工们的殷切期望。因此在安家设营时，特别重视职工子女上学的问题，工地附近有学校的就联系插班，如没有学校就和当地教育部门联系自己办学，有的工地小学还免费吸收当地上不起学的孩子入学，深受驻地老乡的好评。

那一年，我们在南方革命老区修铁路，工程指挥部设在一个偏远的镇子上，我在段部负责文秘工作及对外联络。安营扎寨工作尚未结束，教导员就让我联系子女就近入学事宜。那时候人民生活尚不富裕，但社会清明，民风淳朴，诚实可信。清泉镇联中建在山脚下，一道泉水从学校背后的山崖上披挂下来，铮铮淙淙从学校门前绕过。校长一听说我是来联系孩子上学事宜的，便满口答应，他们十分感激为他们修建致富路、开放路、幸福路，让开学后带着孩子来校报到。

有个食堂管理员比别人多长了个心眼，在开学的前两天提着食用油、罐头等礼品找到校长，要求把女儿安插在好班。开学那天，其他孩子都分到了普通班，唯独他的女儿被安排在了培优班。段领导问明了情况后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一帮子家属也团团围上来，不依不饶，劈头盖脸地数落他：“唵，你真有本事，拿着公家的东西走‘门子’给自己办事，是谁给你的权利，唵。”心直口快的山东媳妇喝斥他；“好意思，就你家的娃儿金贵，整天没事干净想些歪主意，如果你真的有本事，就把所有的娃儿都安排在好班呀，大家说是不是。”泼辣的四川婆娘毫不客气……你一句我一句，呛的他很狼狈并当面道歉。他第二天一早来到学校，硬是要求把自己的女儿调到了普通班，平息了大家的不满情绪。